被砸後50個月，李建利右邊身體仍然不能活動，雙腿隻能慢慢走上100米，“砸日本車，那不都是中國人的血汗？”他說。
2016年11月9日下午，西安明城牆內的中心醫院。老舊的住院部樓上，45號床的病人李建利，正拖著殘疾的半邊身子，在樓道裏緩慢挪動著腳步。
自從2012年的9月15日下午，被一名叫蔡洋的“愛國青年”用摩托車U型鎖砸穿了顱骨，今年55歲的李建利，已在同一間病房裏度過了四年零兩個月。
50個月，新的頭皮長了上來，彌合了被用鈦合金補上的頭頂，但看起來還是坑坑窪窪的，稀疏的頭發也掩蓋不住。嚴重的後遺症奪走了李建利過去的強壯與靈活。經過兩次開顱手術，他的右邊身體，至今仍不能活動， 右手指合攏如“雞爪”狀，無法抓握。
每天六點，李建利在附近報時鍾樓裏傳來的“東方紅”樂曲聲中醒來。妻子王菊玲照顧他洗漱，吃飯，再去康複室。每天，妻子要幫他做兩、三個小時的康複訓練：戴特製的手套，但隻有偶爾能夠成功，大多時候，戴不上手套，他沮喪到想哭。
如今，李建利能自己慢慢走上100米。他常在樓道裏扶著牆移動，周圍病人的情況都清楚。不久前，隔壁的“47床”死了，他心裏難過了很久。另一張床上躺著一個在2008年汶川“512”地震中受重傷的年輕人。李建利和他們聊天，緩解心頭的鬱悶。大多數時候，他都關緊病房的門，仿佛這樣就能把生死無常、病痛呻吟和藥水味兒都關在外麵。
但每天門都會被推開，護士會送來醫藥費單據。到11月9日這天，單子上的費用已達80萬7168.97元。醫院並沒有直接催要醫藥費，據說“政府會管”。但政府代蔡洋賠償的50萬，3個月前才剛剛打到賬上，藥也從那個時候被停了。
病房的窗外總是灰蒙蒙的。李建利偷偷在水杯裏養了三棵綠植，放陽台上，鬱悶時會看一看。 “就這樣熬著吧，”王菊玲說。他們不知道什麽時候才能離開這裏。
下崗開出租，終於熬出了輛豐田卡羅拉
2012年9月15日，對李建利來說，是一生的“劫數”。在他看來，這一年一直“不太平”。
當年4月，中國和日本關於釣魚島的爭端開始升級。7月，日本政府稱要在年內將釣魚島國有化；8月，香港保釣人士在釣魚島登島，被日本警方拘捕；9月10日，日本政府正式購買釣魚島……這一切，在中國的政府和民間，都激起強烈抗議。報紙上連篇累牘的報導，不斷渲染的氣氛，使得愈臨近日本侵華戰爭開端81周年的9月18日，氣氛愈加緊張。在北京、深圳等大城市，開始爆發反日遊行。
即便如此，李建利從來沒有想到，一直“很愛國”的他，會倒在“愛國青年”反日遊行隊伍的圍攻之中，頭骨被砸穿，他在完全昏迷之前的最後一個意識，是看到妻子掏出一張被血浸透了的人民幣，遞給送他到醫院的出租車司機。司機拒絕了，吼著：救人要緊！
李建利是土生土長的西安市民。1961年出生，家在城牆內一條老巷，巷邊都是上了年歲的國槐，平靜安詳。在李建利的記憶中，除了“文化大革命”、1989年六四運動那些特殊的時刻，這座城市一直是平靜的，直到2012年的9月15日——這一天，內地有50多個城市發生反日遊行，多地遊行演化成騷亂，西安是其中最為激烈的一個城市。
“這是咱中國產的車，天津一汽的，不行你們看標誌……”“以後我們不開日係車了，好嗎，求求你們……”
這一年，李建利51歲。之前他是西安市蓮湖區一家集體企業的工人，1993年前後，集體企業改製，還不滿40歲的他和妻子“響應國家號召，為國分憂”，雙雙下崗。之後，他們幾乎一無所有。
為了生存， 他和妻子開起了租車。他們湊了所有的錢，在1994年買了一輛白色“夏利”。 這個心靈手巧的男人，愛車，喜歡鑽研，曾把一輛出租車的發動機拆下來，自己組裝，他此後的命運，也似乎一直和車有關。
開出租車的那幾年，為了省錢，夫妻倆不雇司機，丈夫夜班，妻子白班，風裏來雨裏去。1990年代的西安，治安不好，搶劫出租車司機的事情常常發生。李建利兩口子都被劫過。王菊玲到現在還記得，一把冰涼的刀抵住自己的脖子，她把身上所有的錢都交了出來，最終逃過一劫。
就這樣幹了五六年，日子極為辛苦，但終於攢下了點錢。2000年前後，夫妻倆都不願意再這麽辛苦下去，就賣掉出租車，和4S店合作，幫人辦理二手車的中介手續等。李建利對車熟悉，兩口子人又勤快，利用過去的人脈，生意不錯，一年能有10多萬的收入，生活漸漸好了起來。
2011年，他們終於擁有了自己的第一輛車。李建利精心挑選了一輛豐田卡羅拉，天津一汽產的，省油，實惠，他們很滿意。和當年賺下第一桶金的夏利一樣，這車是白色的，亮亮堂堂。夫妻倆商量著該給大兒子籌辦婚事了，婚期就定在2012年底。
“這是咱中國產的車，不信你們看標誌”
2012年夏天， 李建利夫婦幫兒子裝修婚房，天天跑建材市場 。9月15日這天，裝修基本完成了，他們去西安北郊的建材市場買燈。
一早出門，他們就聽說當天有遊行，但沒太往心裏去。李建利想，遊行都在市中心，建材市場在城郊，另外，遊行半天也就該結束了。買完燈，夫妻倆和兒子兒媳吃了午飯，開車回家。到了環城西路，離家也就兩三公裏的地方，卻發現遊行還沒結束。
他們被包圍了。
前麵是輛五菱麵包車，後麵是輛“獵豹”，李建利夫妻倆的豐田卡羅拉在中間，白亮耀眼，三輛車的前後方都擠滿了黑壓壓的人群，很多都是血氣方剛的小夥子，拎著木棍、磚頭等等。
李建利的車陷在人群中無法動彈，路中有隔離柵欄，他沒法掉頭，隻好慌忙下車，給圍攏在車旁邊的人解釋：這是咱中國產的車，天津一汽的，不行你們看標誌……妻子也給那些年輕人忙不迭解釋著：以後我們不開日係車了，好嗎，求求你們……
哀求沒用。有人開始砸車的擋風玻璃了。
4年後，李建利說：我被砸倒的路旁邊，就是治安局的辦公樓。
李建利拉住一個壯小夥（事後才知道他叫蔡洋），帶他到車後邊，專門讓他看車的標誌，可包圍者們壓根聽不進去。李建利從一個砸車者（事後知道叫尋建奎）手裏搶來一塊磚，想著自衛。此時，看到蔡洋又要砸車，李建利拿起磚就拍了下去，一瞬間，蔡洋的頭流血了，李建利心裏立即就怕了，把磚扔到了地上。沒想到，此時的蔡洋，掄起手裏的U型鎖，朝李建利頭上砸了下來：一下、兩下、三下、四下……李建利癱倒在了車跟前，血混合著白色的腦漿從頭頂噴了出來。
妻子王菊玲大哭著，尖利地呼叫著，周圍的人全都在拍照。有攝像頭拍下了這一幕。
有人幫助王菊玲，終於攔了一輛出租車，她拿了一大卷衛生紙，捂住丈夫的頭頂，血汩汩地從她手縫中間冒著。車到環城西路北段內的玉祥門，執勤的交警見狀，讓警車開道把他們送到了醫院。
到玉祥門之前，李建利夫婦一直沒有見到警察。4年後，李建利說：我被砸倒的路旁邊，就是治安局的辦公樓。
“愛國”砸了李建利，洗劫了西安城
砸斷了李建利人生的“915”，也讓西安這座古城遭遇了一場以愛國為名的洗劫。當天在西安城區內的多條主幹道上，都發生了打砸搶事件。
在南二環，一位年輕的母親帶孩子去公園時，被呼喊著反日口號的人們包圍。她跪在地上哀求，也未能阻止心愛的車被砸 。在一些地方，有遊行者翻過圍牆，進入停車場，打砸、掀翻那些日係品牌的車輛。
在市中心的鍾鼓樓，東西南北四條大街上，擠滿了黑壓壓的人群。 鍾樓飯店內有兩位日本客人受到圍攻，武警出動保護日本客人，並和人群發生衝突。
在城市的其它地方，打砸搶的行為沒有得到警方的有效製止。一位目擊者在微博上直播他看到的情景：陝西省政府外的西華門附近，山葵、索尼店被一夥人砸毀，連門口的矮樹都被拔起來扔在地上。另一位目擊者播報：一位女士因為車被砸，急暈過去。外麵有救護人員抬著擔架進來，結果擔架被沒收，救護人員被打跑。一些人在路邊搜尋身著日本品牌服飾和拿著日本品牌相機的人，一名外國遊客的“尼康單反相機”被砸。一位大學男生，因為身穿川久保玲的針織衫，被人扒光了衣服，隻剩一條內褲……
而在西起玉祥門的蓮湖路，一夥人把一家已經關了門的4S店鐵門撬開，店主跪在玻璃渣上哀求，因為一位回族老人出手相救，施暴者才悻悻離開……
“畢竟群眾是表達愛國熱情，這中間的度不好把握，”有不具名的西安警察在“9.15”之後這樣對媒體表示。
下午4點多，李建利被送往醫院時，暴力還沒有停止。西安本地一家草根信息網站“在西安”（網站、微博、微信已在內地被封），於當天接到上千條目擊者和受害者的信息。
9月15日當夜11點半，手術結束，李建利還在病房裏和死神搏鬥。
9月16日，西安本地的媒體無一字報導這場騷亂，但發布了 西安市公安局“堅決製止非法集會、遊行示威”的公告。警方開始控製事態，在西安城牆的各個城門口，派駐了武警把門 。城區內處於戒嚴狀態。10月2日，蔡洋被捕。
10月8日，西安的兩位市民——江雪和王天定，向西安警方提交了“信息公開”申請，要求公布有關“915”當天的公共信息。他們沒有得到回應。
但警方沒有否認，在“9.15”當天的西安，麵對打砸搶的現場，麵對騷亂的人群，他們基本保持了沉默。“畢竟群眾是表達愛國熱情，這中間的度不好把握，”有不具名的西安警察在“9.15”之後這樣對媒體表示。
李家4天撤訴，警察駐守病房兩年
李建利保住了性命，9月18日從重症監護轉入普通病房。“915”事發後，輿論洶湧，10月11日，李建利的家人向西安蓮湖區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狀告西安市公安局行政不作為，並索賠損失。
但僅4天，這場訴訟就被瓦解了。
王菊玲回憶，“915”之後那段時間，來了很多記者，警方開始應對各路試圖進入醫院采訪的記者。“一直有警察在這裏，白天晚上。他們也辛苦。晚上就睡在樓道上，”王菊玲說，有一次，來了一位記者，自稱是韓國的。剛說兩句話，就被警察請出去了。還有一次來了一位美國記者，但連門都沒有進來。
10月14日到15日，警方與李家洽商了一天半，李家獲得了6萬多元的補償——已支付的醫療費用，15日下午，在警方的陪同下，王菊玲去蓮湖區法院要回了訴狀。對此，李家的解釋是，公安局說服他們，讓他們相信政府，“我們隻好相信政府。”他們也為兩個孩子擔心，擔心“和政府對著幹沒有好處”。
李家撤訴，警方並未撤離病房。按照王菊玲的說法，這種狀況一直持續了兩年，到2014年8、9月。人們也漸漸忘記了他們。
“就這樣熬著吧，”王菊玲說。他們不知道什麽時候才能離開這裏。
2013年11月，“915”發生一年後，蔡洋被法院判處十年有期徒刑。判決認定，由蔡洋賠償李建利的醫療費等52萬餘元。但這顯然無法實現。 蔡洋家在河南農村，在西安打工，本身就極貧窮， 根本不可能拿出這麽多錢來。
警方承諾政府可以代蔡洋完成這個賠償——這也說服了李建利家人撤訴。但直到2016年8月，這個承諾才得到履行。不久前，蓮湖區法院將50萬元打到了李建利家的賬上。
王菊玲說，從8月份拿到“補償”開始，醫院裏的藥也停了。如今，他們想回家，但又不敢輕易出院。李建利失去了工作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需要人終身照顧。她也擔心他發生其它的並發症。出了院，將來的日子，漫長得讓人發愁。但是老在醫院裏，也不是個滋味。
“砸日本車，燒日本貨，那不都是中國人的血汗？”
在蔡洋被判刑之前，2013年7月，西安的四個區級法院，宣判了9起關於“915”打砸的案件。其中打砸了4輛日係車的一名被告人王剛，被以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1年零10個月。另外有11人被分別判刑。但大多數參與打砸者，已很難得到追懲。
四年過去了，“915”帶給城市和人的傷痛還在繼續。文化程度是高中畢業的李建利，之前很少關注日本。2012年9月15日之後，他開始關注和日本有關的新聞。“我在電視上看到，很多人去買日本馬桶蓋，結果還是中國產的。”
“我們這代人經曆過文革。我就擔心呢，哪天暴徒闖到家裏了怎麽辦？”
他有時想，中國人真是“極端得很，也狹隘得很”。“砸日本車，燒日本貨，那不都是中國人的血汗？日本沒有一點損失。”但同時他覺得，自己這輩子都不會去日本了，畢竟，招來這麽大的災難，還是和日本有關。
李建利的弟弟在醫院上班，每天來看哥哥。他是個爽朗的中年人：“我不恨日本人，都是人啊。可我現在也不會買日貨了。”弟弟把電視換成了“康佳”，空調也用“美的”。“我們這代人經曆過文革。我就擔心呢，哪天暴徒闖到家裏了怎麽辦？”前一陣子，定居在日本的表妹要給他一輛自行車，明明知道質量好，他也沒敢要，“怕惹禍”。
52歲的王菊玲，學曆是初中肄業。在醫院的日子讓她鬱鬱寡歡。這4年裏，除了兩個兒子都結了婚，抱了孫孫，王菊玲沒有什麽高興的事情。“反正我還是恨日本人。他們不搶釣魚島，不就沒這回事了？”和很多她這個年齡段的人一樣，她的信息來源是看看微信朋友圈，發一些養生的東西。也看看電視，看看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