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佳因《好東西》二封影後被熱議,到底是獎運還是實力?

宋佳為什麽能打敗詠梅？在舒適區表演的《好東西》為什麽讓她“二封”影後？

喧囂過後，或許可以靜下來好好討論這些圍繞宋佳的爭論。

宋佳到底能不能拿影後？從藝術的角度看，這本是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但這場爭論背後，實際反映的是行業問題。

01 “雙黃蛋”也挺好？

不少觀眾認為，宋佳在《好東西》裏的表演不如《出走的決心》中的詠梅，更何況此次是“二封”。

雖然這種說法並未得到證實，但在很多觀眾心中，影後獎會“卡二封”，即對已經拿過獎的女演員來說，再想拿獎會更加艱難。

而今年，在有頭號強勁對手詠梅的前提下，宋佳“二封影後”了，爭論由此而來。

一些觀眾開始往前追溯，發現宋佳獎運一直不錯，能經常打敗熱門競爭對手，爆冷獲獎。

如2012年，她憑借電視劇《懸崖》拿到了白玉蘭最佳女演員，打敗了《甄嬛傳》中的孫儷。而孫儷則在第二年憑借《辣媽正傳》拿到了該獎項，這次獲獎被很多觀眾解讀為對《甄嬛傳》的“補償”。

在《好東西》之前，2013年的宋佳憑借電影《蕭紅》第一次拿到最佳女演員獎，打敗同年《一代宗師》中幾乎橫掃表演獎的章子怡，以及《萬箭穿心》中的顏丙燕。

那一年，章子怡未出席頒獎典禮。上台領獎時，宋佳用“餡餅砸身上了”形容自己的驚喜與意外。

多次爆冷獲獎曆史被重提，把宋佳推向了更大的爭議。



宋佳表演真的不如詠梅嗎？或許看上去是的。

《好東西》本質是都市喜劇，它整體風格是現代的、輕鬆的、生活化的、日常的，這要求表演也需要自然、生活化，所以演員仿佛隻是在“演自己”。

尤其對於已經拿過最佳女演員獎的宋佳來說，這種風格的表演似乎更顯得不具備突破性。

同時，這種風格也導致《好東西》缺乏具有強戲劇張力的衝突戲、爆發戲。

而觀眾往往更容易被那些外放的、充滿爆發力的、有明顯“演技高光時刻”的表演所打動、震撼，如哭戲、咆哮、獨角戲、反差形象、軀體變形等等。

比如辛芷蕾在《日掛中天》中的最後一場車站爆發戲，相信看過電影的觀眾都會印象深刻，那一幕也被用作了電影主海報。

“很多人會認為《好東西》裏的角色沒有表演難度，主人公沒有經曆特別大的挫折，也不是一位苦難中的女性，似乎跟過往能拿獎的女性形象、表演難度不一樣。”文學策劃小李總結道。

恰好詠梅在《出走的決心》中的表演就是後者，一位從苦難中逃離的女性角色，擁有更豐富的表演空間。

《出走的決心》本身也有更多能彰顯演技的衝突戲。比如在丈夫的百般打壓與指責中，女主角李紅拿刀刺向了自己；電影後半段，忍了大半輩子的李紅終於在壓抑中爆發，有一段長台詞戲。



所以，宋佳的表演真的不如詠梅嗎？或許也不能這麽說。

至少在《好東西》中，宋佳貢獻了非常契合電影氣質的表演，自然、輕盈、生活化。在拿獎之前，針對宋佳演技的批評並不常見。

當然，更樸素的底層邏輯是“文無第一”。

拿到過最多奧斯卡表演獎提名的“梅姨”梅麗爾·斯特裏普，從不認同外界給她的所謂“當世最傑出女演員”的稱號，“這搞得好像體育比賽似的。藝術效果和美學評斷不該受製於簡單的評分……人們因為個人的經曆而對一部電影、一首歌，或者一首詩有共鳴，給演員評分也是同樣的道理。”

更何況，在很多時候，行業獎本身也並非單純針對演技的評判，而是演技、角色、劇本、時機乃至行業風向共同作用的結果。

給宋佳的頒獎詞中，第一句話就是“以輕盈富有層次的演技，在都市生活中勾勒出當代女性的精神圖景。”或許可以認為，獎項賦予的不僅僅是宋佳的表演，也是王鐵梅這一女性形象——“都市生活中的當代女性”。

實際上，無論是《好東西》獲獎還是《好東西》的演員獲獎，這恰恰反映出了一種進步性。



從這個角度看，小李覺得“雙黃蛋”也是不錯的選擇。

“《好東西》本身就是一個新的東西，《出走的決心》是跟‘舊東西’決裂的電影。我覺得雙黃蛋也挺好，告別舊的、擁抱新的，兩個女性形象一起交相輝映。”小李說。

02 循環

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辛芷蕾的威尼斯影後、入圍東京電影節的白百何也陷入過輿論風暴。

在輿論風暴中，“運作”一次被頻繁提及，比如有網友覺得，東京電影節背後存在人際關係網絡，評委之間互相認識，評委和入圍影片的主創之間也有過合作。

這或許並非所謂“運作”，反而體現了行業資源的集中趨勢。

比如張藝謀執導的《驚蟄無聲》，演員陣容包括易烊千璽、朱一龍、宋佳、張譯、楊冪、劉詩詩。意料之中，情理之中——張藝謀作為業內最頭部的導演，執導的必然是行業最頭部的項目，而能參與頭部項目的，也必然是頭部演員。

這通常又會導致另一種循環，即頭部項目永遠被熟悉的頭部演員把持，所以沈騰、雷佳音這種級別的演員，在全年最大的春節檔，經常會有多部電影上映。

類似的情況在近幾年越來越常見，因為行業正處於陣痛期，投資趨向保守、謹慎，也傾向押注已經獲得市場驗證的演員。宋佳也是在主演過7.2億的《好東西》後，才加入的《驚蟄無聲》。

現實就是，新鮮血液的注入就會變得越來越困難。觀眾看到的不僅是同一批麵孔在不同影片中登場、在不同盛典領獎，也是創作生態的日趨單一。之前就有業內文學策劃向搜狐娛樂透露，如今國內99%的影視公司不會扶持新導演。



另一方麵，近期圍繞電影的話題與討論，實際也反映了觀眾的深層次需求。近期的電影市場尤為體現這一點，很多在專業圈層獲得認可的作品，越來越難在更廣闊的市場引發共鳴。

如舒淇的《女孩》，入圍威尼斯電影節主競賽單元、拿到釜山電影節最佳導演獎，最終票房不到五百萬；讓辛芷蕾拿到威尼斯影後並刷屏熱搜的《日掛中天》，累計票房兩千萬出頭。

2018年，賈樟柯入圍戛納主競賽的《江湖兒女》，尚能拿到近七千萬票房；去年，賈樟柯同樣入圍戛納主競賽單元的《風流一代》，票房近一千萬出頭。



對於宋佳來說，承受超過其表演本身的批評，確實算得上“無妄之災”。

但這場風波更像是一個窗口，反映了電影產業在發展中所麵臨的某些共同議題——如何在藝術性與大眾性之間尋求平衡？如何在保證市場的同時鼓勵創新與多樣性？這些問題或許更值得被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