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發在大西洋月刊，作者伊德裏斯·卡倫是《大西洋月刊》的特約撰稿人。他曾任《經濟學人》華盛頓分社社長。他撰寫有關美國政治、政策和經濟的文章。
在7月的一份白皮書中，三位經濟學家預測，美國幾十年來的趨勢將出現重大轉變：到2025年，離開美國的外籍人口將可能首次超過進入美國的人數。布魯金斯學會的溫迪·埃德爾伯格表示，過去三個月裏，特朗普政府的強硬政策已經使淨移民水平比預期更低。學生簽證的數量也低於此前預測。
9月，美國國土安全部誇耀說，自從特朗普重返白宮以來，已驅逐40萬人，是拜登政府時期驅逐速度的三倍多。在國會和“大美麗法案”的支持下，還有數十億美元可用於進一步移民執法。
不少人幹脆選擇主動離境，以避免被強製遣返。
美國是否已經實現“淨零移民”，短期內還無法確定，但白宮已開始宣告勝利。8月，特朗普在Truth Social上寫道：“承諾兌現。50年來首次出現負淨移民！”
事實上，數據可能還低估了現實。如果美國在2025年出現負淨移民，並在2026年延續這一趨勢，這將可能是近一個世紀以來首次出現人口淨流出。
對於“美國優先”的堅定支持者來說，這一趨勢象征著回歸往昔的黃金時代。8月，特朗普的副幕僚長斯蒂芬·米勒在X平台寫道：“在經濟、文化、軍事方麵，移民是淨負值。人口增長完全來自家庭生育。”
不過，根據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米勒的說法顯然站不住腳。二戰後的幾十年間，雖然淨移民水平相比20世紀初埃利斯島移民時代 （這是指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大批歐洲移民通過紐約港的埃利斯島入境美國的那段時期，通常大致是從1892年埃利斯島移民站啟用到1954年關閉之間，尤其是1890年代到1920年代是移民高峰）時期要低，但仍然是正值。
根據人口普查數據，美國曆史上唯一一次淨移民為負的十年是在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
過去十年裏，本土主義在政治上已足以兩次將特朗普送入白宮，也可能將淨移民降到零，甚至保持一段時間。如果真的發生，美國將不僅麵臨經濟增長放緩，還會因人口萎縮而日漸收縮。
而認為這樣一來，本土出生的美國人會因此變得更好，也是站不住腳的。美國曆史早就驗證過這一點。
美國曆史上曾有過多次本土主義情緒高漲的時期，背後的不滿始終如一。
1921年，當時的當選副總統柯立芝在《好管家》雜誌上發表文章，題為《這是誰的國家？》。當時，美國的外籍出生人口比例為13%，接近曆史最高點。社會上對來自東歐和南歐移民的恐慌情緒高漲。
柯立芝寫道：“我們的國家不能再被視為垃圾傾倒地。”
他不僅警告道道德和文化的衰敗，還警告經濟危機：“未能融合的外來兒童威脅著我們的孩子，心懷破壞意圖的外來工人威脅著我們的工業。”
去掉明確的優生學色彩，並簡化語言，柯立芝的觀點與特朗普的言論如出一轍。
1923年，哈丁因心髒病去世後，柯立芝繼任總統。他在首次國會演講中表示：“美國必須保持美國的樣子。”次年，他簽署《約翰遜-裏德法案》，終結了美國的開放移民時代。法案設定了嚴格的移民配額，優先北歐國家，幾乎完全禁止亞洲和非洲移民。這些嚴苛的限製措施持續了40年。
美國曆史上對移民的敵意呈現出一種大致循環：當外籍出生人口比例上升、美國本土人口感受到經濟不安時，反移民情緒就會高漲。隨著限製措施生效，一些移民返回原國，而留下者的後代逐步融入社會後，這種情緒又會緩和。
這種曆史循環不僅是一種未來預測的參考，也提供了實際數據來判斷本土工人是否真的從減少移民中受益。大蕭條時期，在農場、肉類加工廠和鐵路工作的墨西哥工人被指責讓美國人陷入貧困。政府采取行動，遣返或勸返超過40萬名墨西哥裔工人，其中不少是美國公民。
經濟學家Jongkwan Lee、喬瓦尼·佩裏和瓦西爾·亞瑟諾夫研究發現，那些墨西哥裔人口遣返率較高的地區，當地美國人的就業和工資反而更差，略低於其他地區。
上世紀60年代，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逐步取消了“布拉塞羅計劃”，這個計劃曾允許數百萬季節性墨西哥勞工赴美務農。一項發表於《美國經濟評論》的研究表明，取消計劃並未顯著提高本土工人的工資或就業率，農場反而通過機械化來應對勞動力短缺。
類似的結果也出現在過去針對無證移民的清除行動中，也正是當前政府的主要目標。
2008年，國土安全部啟動“安全社區”計劃，檢查所有被捕人員的移民身份。計劃在四年間逐步推行，使經濟學家能夠分析對地方勞動力市場的影響。2023年，《勞動經濟學期刊》發表的一項研究發現，無證工人的數量確實減少了，但就業效果卻事與願違：計劃導致本國男性公民的失業率略有上升，工資沒有改善。
另一項研究指出，無證工人被驅逐後，建築業就業長期下降，導致房屋建設減少，房價上升。
這些發現可能聽起來有些矛盾。按理說，勞動力減少後，工資應會上漲，因為雇主要在更少的工人中競爭。但現實中，情況並非如此簡單。
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家邁克爾·克萊門斯說：“在白宮某些人心中，有一個卡通版的經濟模型，認為即使每年強行驅逐100萬人，美國的商業活動也能維持原狀。”
在農業、製造業等資本密集型行業，雇主可以選擇投資設備，而不是雇傭本土工人。一旦工資上漲，一些人還會因為成本上升而放棄創業。
這些衝擊會波及整個經濟。低技能工人往往與高技能、高收入工人互為補充。比如，保姆數量驟減將如何影響白領工作，或家庭護理人員短缺會對家庭經濟造成怎樣的打擊。
根據估算，美國目前有830萬無證工人。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一項研究指出，如果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內真的驅逐所有這些人，美國此前預測的經濟增長將被完全抵消。
正因為如此，加上高昂的執行成本，特朗普不太可能真的這樣做。
目前的遣返行動，對工資的影響與移民限製派的預期相反，但影響也不足以讓特朗普和盟友承擔直接的政治代價。即使整體經濟效應是負麵的，一些好處也會落到一個具有重要政治影響力的群體身上：美國本土出生的工薪階層男性。
類似於特朗普的貿易保護政策，雖然整體對經濟不利，卻能使某些特定群體受益。按照這種邏輯，本土男性將因勞動力短缺而被動或主動地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同時受更嚴格的福利政策（如最近通過的醫療補助工時要求）推動，開始工作。
傳統基金會的西蒙·漢金森說：“我常說，日本人也吃飯吧？他們也要收莊稼，可他們並沒有幾百萬低薪農業工人。”
他還說：“匈牙利也是一樣。發達國家並非不能在沒有無限廉價勞工的情況下運轉，隻是更難。”
像匈牙利、日本這些排斥移民的國家，在另一層意義上也許同樣具有代表性：人口正在減少。如果未來五年美國的移民保持接近零的狀態，也將麵臨相同的命運。
基礎的數學非常清晰。美國本土出生女性的平均生育率目前約為每人1.5個孩子，遠低於維持人口更替所需的2.1。而這一比率短期內幾乎沒有回升的跡象。盡管在美外籍女性的生育率較高，大約為1.8，但即便如此，從長期看也仍將導致人口下降。
上個月，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發布分析稱，如果沒有移民，美國人口可能會在2031年開始萎縮。
有人認為，政府激勵可以逆轉這一即將到來的人口下降，特朗普還自稱是“受精總統”。但其他國家在推動生育方麵的嚐試無一成功。
韓國多年來試圖提高生育率，提供生育補貼、慷慨的育兒假，甚至為有孩子的家庭提供優惠貸款利率。然而其生育率仍維持在每名女性0.75個孩子的低水平，遠低於替代水平。
但即便假設美國真能設立出一種有效的鼓勵生育政策，這些孩子也要至少16年後才能進入勞動力市場。在這期間，陣痛不可避免。從2013年至今，本土出生的適齡勞動力數量一直停滯不前，預計也不會很快恢複增長。
美國一直以來都是人口擴張型國家，從未經曆過年複一年的人口萎縮。如果真的發生，國內生產總值將減少，因為人口減少意味著整體經濟收縮。
從長期看，如果特朗普政府成功限製合法和高技能移民，並通過削減科研經費迫使大學就範，那麽科技和生物醫學進步也將放緩。
而人口萎縮帶來的另一個問題將迅速顯現：福利項目的財政壓力將更加沉重。
目前，美國每位社會保障領取者僅對應2.7名工作者，而1990年時是3.4名。這個比例的下降意味著社會保障計劃正走向破產。由於當前工人的繳納不足以覆蓋養老金，專門彌補缺口的信托基金正在被迅速消耗。
社會保障管理局估算，即便每年保持至少120萬的淨移民，到2033年這個信托基金也將耗盡，屆時養老金將被立即削減約23%。如果工人數量進一步減少，美國福利體係陷入危機的日子也將提前到來。
盡管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移民有益，但移民在政治上仍是極其敏感的話題。特朗普政府所描繪的“美國下一次黃金時代”，即通過減少移民提高工資、降低失業、減少犯罪，這在他的支持者心中，就是文化威脅遠比經濟因素更重要。
核心問題仍然是柯立芝當年的那句話：“美國必須保持美國的樣子。”
類似的情緒在國際上也普遍存在。包括日本和韓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寧願在經濟和人口上萎縮，也不願接受大量永久移民。2016年，投票支持英國脫歐的選民中，很多人就是因對東歐等新歐盟成員國的移民感到焦慮。
彼時的民調顯示，很多支持脫歐的人，視為“英國重新控製邊境和移民的最佳機會”。
脫歐後，英國保守黨曾試圖通過限製非法入境者（如乘小船跨海者）來控製淨移民，但未能成功，最終導致政黨迅速衰敗。右翼政黨改革黨（由奈傑爾·法拉奇領導）持更激進立場，主張廢除永久合法居留製度（相當於美國終止綠卡製度），在全國民調中大幅領先。
脫歐已近十年，盡管造成了經濟傷害，英國社會圍繞移民的對立卻仍未解決。
美國也有可能深陷這樣一場漫長的移民限製鬥爭。極少數人甚至借用歐洲的“血統與土地”理論，聲稱美國理應隻屬於“傳統美國人”或歐洲裔人口。
不過，民調顯示，真正讓普通美國人對移民政治產生抵觸的，是他們對移民“失控”的強烈印象。
在這一點上，特朗普是正確的：拜登政府在任內，無論是否有意，都引發了極端的移民激增。從2021年到2024年，美國境內新增移民人數達680萬，其中大多數為無證移民，占同期人口增長的85%。
這一規模與曆史上移民高峰期相當，例如1840年代的愛爾蘭大饑荒和歐洲革命期間。
這一波湧入使得外籍出生人口占比達15.8%，超過1924年柯立芝簽署《約翰遜-裏德法案》前的水平，創下美國曆史新高。這些變化並非國會政策辯論的結果，而是由於無法應對數百萬借庇護之名進入美國的移民所致，因為這種方式可以讓他們在等待期間被釋放到美國境內。
自政府更迭以來，美國南部邊境的非法移民幾乎停止。今年2月至8月，美國邊境巡邏隊報告的南部邊境移民遭遇數為73,667人，僅為2024年同期逾百萬人的7%。連接哥倫比亞和巴拿馬、曾是中美洲移民北上的重要通道達連峽穀，如今也已幾乎無人穿越。
盡管拜登任內非法移民的大量進入，美國經濟整體上吸收得相當順利（這甚至可能是美國經濟增長高於歐洲的原因之一），但邊境管理的失敗對哈裏斯造成了毀滅性打擊。
未來民主黨候選人若想贏得大選，可能必須與拜登-哈裏斯時期的記錄劃清界限，但黨內的壓力可能不允許他們這麽做。早在2019年民主黨總統初選辯論中，10位參選人被問到是否支持為無證移民提供政府醫療保障，全體舉手支持。這樣的畫麵很難被公眾遺忘。
然而，美國迫切需要有說服力的聲音來倡導有序、可控的移民政策。如果美國出現持續的移民淨流出，將陷入嚴重困境。減少現有勞動力不僅不是增長與通脹之間的權衡，反而對兩者都不利。
特朗普政府限製合法高技能移民的做法（例如對H-1B簽證項目征收10萬美元附加費）表明，他理想中的移民製度並非基於甄選，而是收縮。
樂觀主義者或許會希望，隨著部分移民離開、其他人逐步融入社會，美國選民將恢複對移民的包容態度。也許選民會反感特朗普的強硬手段，移民政治將變得更為平靜。
但一個更悲觀的曆史觀察者可能會擔心，這將開啟另一個長達40年的封閉時期，從這個總統任期開始，一直延續至可能是萬斯執政的年代，美國的大門將幾乎徹底關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