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被誤讀的關鍵詞: 清華教授揭示"內卷"的真正代價與出路

【導讀】近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市場監管總局發布《關於治理價格無序競爭 維護良好市場價格秩序的公告》，指出無序競爭會造成各種負麵影響，不利於國民經濟健康發展。自去年下半年以來，防止和破除“內卷式”競爭，已成為我國經濟治理的重要任務。

近日，文化縱橫圍繞反“內卷”、提振內需等關鍵經濟議題，采訪了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崔之元教授。崔之元認為，“內卷”的實質是產能過剩，且我國在“新質生產力”領域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也出現了產能過剩、“內卷式”競爭的現象；而從近期經濟數據看，反“內卷”政策已經初見成效。另一方麵，長期來看，提振內需，重回高速增長軌道，是中國經濟治理更重要的任務。對此，崔之元指出，近期關於投資驅動還是消費驅動的爭論存在誤區，二者之間的關係是互補的；中國政府近年來推動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構建完整的內需體係”也不是相互對立的，而是需要用不斷的製度創新和技術創新來突破供給約束和需求約束。另外，目前，我們“擴大內需”的主要政策是“以舊換新”和“消費券”，但這兩者都不如增加居民收入來得切實。為此，崔之元建議，在初次分配領域可以推廣華為的員工持股和利潤分享計劃；在再分配領域，則應以更大的力度建設健全社會福利體係。

本文為文化縱橫原創訪談，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文化縱橫：近兩年，“內卷”越來越成為大家描述中國經濟所存在問題的熱詞，您認為中國的一些產業是否陷入了所謂的“內卷”？從曆史的和比較的視野來看，其他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是否發生過類似的“內卷”現象？

崔之元：2025年9月16日出版的《求是》雜誌發表了習近平主席的重要文章《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其中把克服“內卷”作為建立國內大市場的頭等大事：“第一，著力整治企業低價無序競爭亂象。內卷重災區，要依法依規有效治理。更好發揮行業協會自律作用，引導企業提升產品品質。推動落後產能有序退出”。我認為，“內卷”的實質是產能過剩，因為在供不應求的情況下，很難想像企業會競相降價，惡性競爭。習主席明確指出了“發揮行業協會自律作用”，“推動落後產能有序退出”。這有助於我們理解今年8月以來一些行業克服“內卷”的舉措。例如，中國多晶矽（太陽能電池板的關鍵原料）企業決定建立行業基金來削減三分之一產能，目前該行業的產能利用率僅有40%，產能已經是全世界需求的2倍。近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市場監管總局發布《關於治理價格無序競爭 維護良好市場價格秩序的公告》，其中指出：“對價格無序競爭問題突出的重點行業，行業協會等有關機構在國家發展改革委、市場監管總局和行業主管部門指導下，可以調研評估行業平均成本，為經營者合理定價提供參考。”

實際上，2024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將防止“內卷式”惡性競爭寫入會議通報。2025年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研究“十五五”規劃的會議，再次提及“依法依規治理企業無序競爭，推進重點行業產能治理”。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2025年1—8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僅增長0.5%，可見，中央的反“內卷”政策已經初見成效，因為在2024年全年這一數據是3.2%。初看比較令人吃驚的是，在和“新質生產力”比較相關或相近的領域，固定資產投資的同比增長反而為負或僅僅小幅正增長，如“電氣機械和器材製造業”增長是－8.8%，“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增長是－0.1%，“專用設備製造業”的正增長也僅為1.6%。但仔細想，這也不難理解，關鍵是要看到我國在“新質生產力”領域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各級政府鼓勵相關企業迅猛發展造成的產能過剩，是可以並存的，互相不矛盾。

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2025年8月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統計數據報告》，和國家統計局固定資產投資報告顯示的下降趨勢是一致的：“8月末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餘額占同期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的61.2%，同比低1.2個百分點；對實體經濟發放的外幣貸款折合人民幣餘額占比0.3%，同比低0.1個百分點；委托貸款餘額占比2.6%，同比低0.2個百分點；信托貸款餘額占比1%，同比低0.1個百分點；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餘額占比0.5%，同比低0.1個百分點；企業債券餘額占比7.7%，同比低0.4個百分點；政府債券餘額占比21.1%，同比高2.2個百分點；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餘額占比2.8%，同比低0.1個百分點。”也就是說，除了政府債券外，其它所有貸款均為負增長。

從曆史的和比較的視野來看，其他國家當然也發生過類似的“內卷化惡性競爭”。《凱恩斯全集》第19卷所收論文的重點之一就是“反惡性競爭”，特別是應對1920年代煤炭和棉花這兩個英國傳統出口行業的“內卷”。在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的時代，西方還沒有建立“福利國家”，勞動人民的消費能力很低，因此馬克思極端重視“生產過剩”。他甚至說：“工人階級中貧苦階層和產業後備軍越大，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越多。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資本論》第一卷）

文化縱橫：這幾年中國經濟增速不如預期，而學界關於如何才能拉動經濟重回快速增長軌道有不同觀點，其中，尤其以堅持投資驅動還是轉向消費驅動的爭論最為激烈。您怎麽看待這一爭論？

崔之元：把投資驅動和消費驅動作為替代政策選擇的兩分法，是錯誤的。現代宏觀經濟學可以說是凱恩斯創立的，後來芝加哥大學的盧卡斯等雖然反對凱恩斯，但對其宏觀經濟學基本概念框架並不否定。翻開任何一本教科書，都可以讀到“總需求 = 消費 + 投資 + 政府支出 + 淨出口”，也就是說，“擴大內需”所對應的“總需求”包括了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兩者不是替代關係，而是互補關係。

我曾在《清華金融評論》2022年第3期發表《新三位一體：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雙循環和共同富裕》一文，主要論述了投資驅動和消費驅動的互補，以及從收入分配改革角度理解“共同富裕”。 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昂格爾（Roberto Unger，巴西人）在2019年出版的《知識經濟》一書，對我們理解中國2008—2025年宏觀經濟政策演變有所啟發。他在擔任巴西盧拉總統的戰略事務部長期間曾和我國國務委員戴秉國一起策劃了首次“金磚五國”峰會。昂格爾認為，經濟增長需要不斷突破供給約束和需求約束。但打破這兩類約束的過程既是“不連續”的（discontinuous），又是“不自主”的（heteronomous）。“不連續”是指突破一個供給或需求約束並不自發保證還能突破下一個約束。以需求約束為例：美國2007—2008年 次貸危機前的家庭債務擴張，未嚐不是突破需求約束的一種方法，但它不自動保證達到突破需求約束的下一個方法（例如，通過累進所得稅和社會公共支出來擴大需求）。“不自主”是指需求擴張和供給擴張之間沒有自發的對應關係。例如，即便需求擴張從家庭債務轉到了累進所得稅和社會公共支出，也並不能保證供給可以自發地從沒有技術創新轉到有技術創新。

凱恩斯已經注意到供給擴張不能自動創造需求擴張。在1936年出版的劃時代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凱恩斯深刻批判了所謂“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的“薩伊定律”。1939年，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法譯本序言中，凱恩斯甚至用一句話概括自己的學說：“在生產理論上徹底和薩伊定律決裂，在利率理論上回到孟德斯鳩”。

但昂格爾強調，凱恩斯沒有注意到需求擴張也不能自動創造供給擴張，因此凱恩斯的理論並非“通論”，而仍然是特例。從這一視角，我們可以把中國決策層2015年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解為認識到2008年以來的需求擴張（即為了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推出的4萬億刺激計劃）並不能自動帶來供給擴張；而2020年“雙循環”新戰略裏的“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係”，則是認識到2015年以來的供給側改革也不能自動帶來需求擴張。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構建完整的內需體係”不是相互對立的，而是需要用不斷的製度創新和技術創新來突破供給約束和需求約束。具體到目前的宏觀政策，我們可以明顯看到消費驅動和投資驅動的雙管齊下。例如，在促進消費方麵，中國政府最近宣布，2025年1月1日起出生的3周歲以下兒童，每年發放3600元，連續發放至3周歲。同時，今年7月起，山東作為全國3個養老補貼省級試點之一，對超過60歲的中度以上失能老人，每月以“民政通”App發放電子消費券，居家上門服務每月可抵扣500元，入住養老機構每月可抵扣800元。而在促進投資方麵，我國政府近期推出的最大項目是2025年7月19日在西藏林芝啟動的雅魯藏布江下遊水電工程。

文化縱橫：今年以來，國內輿論場上圍繞社保問題發生多次討論熱潮。參考自身的現實國情和西方福利國家的經驗教訓，中國的社會福利體係未來應該怎麽走？

崔之元：目前，我們“擴大內需”的主要政策是“以舊換新”和“消費券”。但這兩者都不如增加居民收入來得切實。2007年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報告即已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但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盛鬆成等人最近的研究，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中國顯著低於發達國家，甚至其他大型發展中國家。2022年我國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為GDP的60.8%，比日本（70.3%）、德國（69.5%）低10個百分點左右，比美國（84.9%）低20個百分點以上。【2024年中國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為43.15%，這一比例與2022年的60.8%（基於資金流量表口徑）存在顯著差異，原因是統計口徑不同。2024年的43.15%是基於入戶調查口徑，僅反映現金收入部分。】

提高居民收入，可以從“華為模式普遍化”入手。1990年，華為首次提出員工持股的概念，當時職工參股的價格為每股10元，華為稅後利潤的15%作為股權分紅。2001年，華為推出“虛擬受限股”改革，此類“虛擬股票”享有一定分紅權和股價升值權，但不能轉讓和出售，離職時即失效。2008年，華為進一步給所有工齡一年以上的職工配股，每股4.04元，如果員工沒有足夠現金購買股票，華為以公司名義向銀行提供擔保，讓職工得以貸款購買股票。2013年，華為又實施了“時間單位計劃”（Time-Based Unit Plan，TUP），這是一項對中外職工都適用的利潤分享計劃，以5年為一個周期。華為的這一製度安排，屬於“初次分配”，但顯然不能用籠統的“靠市場”來解釋。正如《哈佛商學評論》的一篇文章認為，華為選擇員工持股和利潤分享，是任正非的公平和效率相統一的理念所致。

在提高勞動者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例這第一件大事之外，切實“擴大內需”所需要做的第二件大事，是通過“再分配”去吃“福利國家的免費午餐”。

“福利國家”是“免費午餐”的重要理論，是加州大學著名經濟學家彼德·林德特在《增長的公共性》（Growing Public）一書中提出的。彼德·林德特的多國數據研究發現，一個國家在1880—2000年間的社會轉移支付（退休金、失業救濟金、醫保和住房保障等補貼措施）和該國經濟增長之間沒有大的負相關性，越是發達國家，社會福利就越發達。這說明“福利國家”是潛在的“免費午餐”，即高達GDP的25%—35%的社會轉移支付並沒有降低經濟增長率，反而促進了經濟增長。與這一趨勢相反，盛鬆成等人的研究發現，“2000年以來，我國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比重持續低於居民部門占初次分配收入比重，這反映出我國再分配的調節不夠合理，且居民部門轉移支付支出大於收入，致使再分配後居民部門的收入比重反而低於初次分配時”。

也許正是因為我國建立“福利國家”的進程與成為經濟大國的進程不夠同步，最近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和中國證監會原主席郭樹清都提出農民養老金過低問題（平均每月260元）。郭樹清說：“可否考慮，統籌基本養老保險改革和國資國企改革，在做實專業化法治化承接機製前提下，劃撥更高比例國有資本充實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根據憲法和法律規定，國家自然資源和國有企業資產屬於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主要用於促進經濟發展、社會建設和民生保障。黨中央、國務院上世紀90年代就作出決策，動用外匯儲備收益和劃撥國有資產補充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超過2800億元，作為戰略儲備資產，並於2000年成立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負責管理運營。到目前為止國家社保基金戰略儲備已達到約3萬億元。2017年，國務院發文明確劃撥中央和地方國有及國有控股大中型企業和金融機構10%的國有股權充實社保基金，到去年底已合計劃撥3.3萬億元。在做好建賬建製工作的同時，建議未來進一步提高劃撥比例、增加劃撥規模，分期分批、依法依規實施操作，並設立專門的全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投資公司負責專業化運營管理。這麽做可以獲取多方麵的重大效益：宣示強大的改革行動決心；緩解人民群眾對老年生活的擔憂；實現安全穩健較好收益；有效解決國企產權模糊和股權虛置問題；為專業高效運營國有資本提供引領和示範，等等。”

彼德·林德特認為，“福利國家是免費午餐”的謎底在於，累退的消費稅（增值稅是消費稅的一種）和普遍主義（較少對福利接受者的資格審查）的社會公共支出的政治結合：前者提高了政府的征稅效率，後者則以社會支出的普遍增加抵消前者的累退性。增值稅之所以是累退的，核心原因在於：低收入者承擔的稅負占其收入的比例反而高於高收入者。盡管增值稅名義上是“統一的比例稅率”（中國以13%為標準檔），但由於消費占收入比重隨收入上升而下降，導致其實際稅負分布呈“倒金字塔”狀。因此，累退的增值稅需要用普遍化的公共支出來增加合法性。2024年全國人大通過的《增值稅法》將於202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這可以成為給累退性增值稅注入普遍性社會公共支出的合法性的改革契機。

文化縱橫：除了國內因素，國際因素對中國經濟發展也有著重大影響。其中，最受關注的無疑是中美關係，您怎麽看待中美經貿關係的發展前景？特朗普開始第二任期後，中美之間已經進行了四輪貿易談判，但形勢反複多變，如果中美關係短時間內無法實現較大突破，拓展與發展中國家的經貿關係是否是一條可行的出路？

崔之元：當前國內外輿論的焦點，是中美貿易衝突給雙方及全球經濟增長帶來的負麵影響。這點是無疑的，我們當然要堅決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但我們還應該看到，中美之間和平的體製競爭對人類進步也有著積極的意義。

與此同時，根據中華民族淵遠流長的“王道”傳統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偉理想，我們認識到必須讓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分享中國高速發展的紅利。我們近幾年專門在上海舉辦進口博覽會，就是一個和世界分享中國高速發展的紅利的例子，說明我們已經認識到長期的大額貿易順差（特別是存在大量出口補貼和出口退稅的情況下）不利於其它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獨立工業發展。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盧鋒教授的研究發現，2024年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發起的貿易調查數量已經超過了發達國家：2024年中國共麵臨198起WTO貿易救濟調查，其中117起由發展中國家發起，占比近六成，顯著超過了發達國家發起的數量。這一趨勢打破了公眾普遍認為針對中國的貿易爭端主要源於發達國家的傳統認知，顯示出中國出口順差在中高端、新興行業以及傳統和較低端行業都在快速增加，從而引發了包括發展中國家在內的更廣泛的貿易緊張關係。值得欣慰的是，中國正在調整這種過度依賴出口的發展模式。

商務部於2025年9月24日召開新聞吹風會，由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李成鋼介紹中國關於世貿組織特殊和差別待遇問題有關情況。李成鋼指出，當地時間9月23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出席第80屆聯合國大會相關活動時向全世界莊嚴宣示，中國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在世貿組織當前和未來談判中，將不尋求新的特殊和差別待遇。雖然中國並未放棄在WTO中的“發展中國家地位”，但中國主動放棄了對發展中國家的一些貿易優惠。這體現了中國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主動開放國內市場的原則立場。與之相配合，2025年9月26日，商務部、工業和信息化部、海關總署、市場監管總局四部門決定對純電動乘用車實施出口許可證管理，這是我國主動限製出口的重大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