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轉移：後疫情時代，就業市場主導權已從勞動者手中迅速回歸至雇主一方，求職者重新陷入被動。
算法軍備競賽：招聘演變為求職者AI與雇主AI的對抗，自動化篩選、AI麵試成為常態，過程非人化且效率低下。
“工作不安全感”蔓延：比失業率更嚴重的是普遍的工作不安全感，即便是高薪的專業管理階層也感到職位朝不保夕。
求職成“羞辱儀式”：漫長的流程、混亂的指令、AI的冷漠篩選，讓求職過程充滿挫敗感，嚴重損害求職者尊嚴與自信。
“NPC”的覺醒：當被長期剝奪基本所需的人們終將不再滿足於配角身份時，會起身重新定義遊戲規則。
在後疫情時代，美國就業市場的主導權迅速轉向了雇主。雖然宏觀經濟數據看起來很亮眼，但在算法和人工智能全麵介入的今天，求職者卻陷入了一場漫長而令人沮喪的“數字煉獄”。
招聘流程越來越自動化，求職者不得不與企業的算法係統展開一場“軍備競賽”。這種變化不僅讓普通員工壓力倍增，就連過去相對穩定的專業和管理崗位，也開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
表麵上的經濟繁榮與人們真實的焦慮形成了鮮明對比，這種落差正在削弱美國公眾對現有體製的信任。
機器之間的“軍備競賽”
早在2024年秋天，紐約居民大衛就隱約覺得不對勁了。身邊所有人，從摯友或親人再到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好像都在求職路上掙紮。新聞裏總說經濟一片火熱，除了通脹有點煩人，可現實是，找份工作動輒就得花上四個月、八個月，甚至拖到14個月。
在當前的就業環境中，就算你有些人脈，也未必管用。一位朋友氣得直接發給大衛截圖，HR的郵件裏，居然連她的名字都搞錯了。“這哪是招聘，簡直就是一場‘羞辱儀式’！”朋友吐槽道。
但更常見的折磨是：一個招聘流程能拖上四五個月，Zoom群麵至少五輪，每輪還隔著好幾周；招聘方的要求朝令夕改，甚至還有不給報酬的“技能測試”，一做就得花掉一整天。
這一切混亂的背後，是一場由AI掀起的、怪異的“軍備競賽”。
對求職者而言，現在寫求職信可以用Claude代筆，在領英上看到招聘職位可以“一鍵申請”（EasyApply），這使得人們能夠以敷衍、半自動化的方式申請工作，輕鬆得像是給海麵扔下一把沙子。數據顯示，領英平台上的求職申請量每年上漲45%，每分鍾能湧進1.1萬份。
麵對潮水般湧來的求職申請，企業那頭也被這陣勢嚇到了，轉頭就用自動化工具“反擊”。於是，戰場上就出現了這樣的奇觀：招聘方利用AI篩選簡曆、用聊天機器人負責初麵、遊戲化測試考求職者的反應、還有各種預防作弊的古怪麵試……所有這一切，都為了防著求職者在屏幕後麵偷偷問ChatGPT。
大衛自己，也被卷進了這場遊戲。當時，他的伴侶正在找工作；而一次突如其來的健康預警，也讓他對自己一直單幹的狀態產生了動搖。於是，他也加入了求職大軍。
不忙工作和幫伴侶改簡曆的時候，大衛就試圖搞明白：這世界到底怎麽了？他翻看智庫報告和政府數據，也泡在《Laid Off》這樣的社群裏。他在Reddit板塊、TikTok和各式求職論壇裏，看到無數和他一樣迷茫的人。
有人抱怨發出去的消息永遠“已讀不回”；有人計算著存款，說再半年找不到工作房子就沒了；有人因長期失業導致抑鬱，伴侶最終選擇離開；有人不得不申請失業救濟，從有房一族變成和年邁父母擠在一起，每天隻能對著領英發呆。
經濟安全感的瓦解
整個世界，仿佛割裂成了兩半—— 一頭是新聞裏漂亮的經濟數據，另一頭，是無數個“大衛”在真實世界裏感到的挫敗與無力。
故事的這一邊，是冰冷的宏觀數據：全美約有740萬失業人口，失業率在2025年8月微升至4.3%。雖然仍處於低位，卻已比2023年的3.4%爬升了一截。
而另一邊，是某些群體更為真實的困境：
非洲裔的失業率高達7.5%，年輕人則接近10.5%。紐約市今年上半年的新增就業崗位竟不足1000個，這個數字在去年還是6.5萬個。全美範圍內的職位空缺與求職者比例持續惡化，每個人的機會都在變少。
更令人揪心的是時間。截至2025年8月，近190萬美國人已找工作超過半年時間。而在紐約等大多數州，失業救濟金最多也隻能領六個月。
然而，在耶魯大學教授伊恩·夏皮羅看來，真正的症結並非失業率。他認為，“工作不安全感”才是那個長期被忽視的真正問題。他將其定義為：你無法確定自己能否在現有崗位上穩定地待下去，並獲得成長。
夏皮羅指出，如今年輕人一生可能換12到15份工作。過去十多年，美國職場的穩定性早已瓦解。“有工作，一切安好”的表象，會在你失業並隨之失去醫保和其他保障時，瞬間崩塌。
夏皮羅展示的數據揭示了一個更深刻的社會斷層：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頂層1%的富人財富飆升，而底層90%的人的工資卻幾十年停滯不前。“過去主要是中年人有工作不安全感，”他說，“但現在，每個人都感受到了。”
這些數字背後，是統計方法難以捕捉的灰色現實。那些冒著雨送外賣、幫人遛狗，同時仍在尋找全職工作的人，在官方數據裏被算作“已就業”。但他們未必感到快樂或安穩，更不會認為自己“不在求職狀態”。
這種彌漫的不安全感，早已不再局限於藍領階層，它正悄然滲入那些曾經高薪、穩定、光鮮的專業管理崗位。對許多人而言，工作所承諾的不僅是薪水，更是身份、意義和向上的階梯。而今，這個承諾正在鬆動，一整代職場人不得不麵對一個全新的、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
就像參加“不信仰的宗教儀式”
當一個人做了所有“正確”的事——經營人脈、打磨簡曆、刷遍領英，卻依然收不到回音時，是什麽感受？
看看大衛的故事。
這位35歲的項目經理每天清晨在布魯克林醒來，喝完咖啡、服下治療注意力不集中的藥物後，就開始投簡曆。他給自己定的底線是每天至少投五份。“多投一份就多一線希望”，這是他堅持的唯一信念。
大衛曾供職於紐約知名文化機構，擁有紮實的技術和項目管理經驗。但過去兩個月投出的200份簡曆，全部石沉大海，他沒有收到任何麵試邀請。
“沒投的工作肯定不會要我，投了的也幾乎沒戲。”大衛苦笑著說，“但這個‘幾乎’，就是支撐我每天點擊發送的理由。這就像參加一個我不信仰的宗教儀式。”
幾公裏外，一家全國性非營利組織的招聘負責人亞曆山德拉正麵對另一番景象。
她發布的兩個中級職位收到數百份申請，其中四成連基本要求都沒滿足——缺少求職信、沒有寫作樣本或者漏交指定材料。更讓她詫異的是，幾乎沒人會在麵試後發感謝信了。
她懷疑，湧入她係統的海量平庸和不完整的申請，背後正是AI驅動的“廣撒網”和“一鍵申請”工具。“現在的人是把所有機會都試一遍，看哪個能中。”她發現，AI輔助的海投工具讓求職變成了一場數字遊戲，“結果就是我得花更多時間篩選。”
亞曆山德拉對求職者的痛苦表示同情，她自己也經曆了噩夢般的14個月求職才獲得現在的工作。但她也觀察到：當職場失去傳幫帶，當人脈網絡斷裂，那些約定俗成的職業禮儀正在崩塌。
“年輕人對形式越來越不在意。”她無奈地說，“他們覺得世界都快燒毀了，誰還在乎客套？”
這場求職遊戲裏，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受害者。雇主在簡曆海洋裏撈不到真金，求職者在自動化篩選裏失去聲音。當最基本的職場禮儀都成為奢侈品，或許我們該思考：究竟是哪一環先斷了鏈？
當自信被求職一點點磨去
在美國找工作最諷刺的地方在於：公司總說要找“自信、合群、善於合作”的人，但整個求職過程越拖越久，正在不斷消磨求職者的自信和友善。
37歲的保羅對此深有體會。一年前，他從科技公司辭職，想回歸疫情前從事的活動策劃行業。如今他靠接零活維持生計，仍在尋找穩定工作。“最難受的是自信被一點點掏空，”他說，“每次和朋友聚會或者約會，都要解釋自己為什麽還在待業。”
長期求職會放大一個人原有的脆弱，無論是種族、性別還是身體狀況，都會受到影響。作為黑人，保羅在白人主導的領域求職時感受尤其複雜。在這個強調“男性應該成為經濟支柱”的社會裏，長期失業更讓他倍感壓力。
這種狀態會蠶食人的自我價值感，引發令人窒息的焦慮，讓人逐漸對體製、對未來、甚至對自己失去信心。它會逐漸讓人多疑，在不知不覺中將其他人視為競爭對手。已有研究充分證實長期失業帶來的精神健康影響：長期求職者普遍會陷入焦慮、抑鬱中，既要麵對真實的困境，又要承受無形的社會歧視。
大衛講起第一次被AI麵試官篩選的經曆，語氣裏滿是無奈。那個語音識別軟件像審訊犯人一樣評估他是否夠格進入下一輪。“太不尊重人了，”他說，“我寧願參加招聘會，至少能和人真實交流。”
相比之下，27歲的阿努裏瑪顯得冷靜許多。今年春天被非營利組織解雇時，盡管明知她即將要做手術，HR特意選在她的醫保續約前幾天通知她。“我沒時間難過，”她說，“最麻煩的是醫保斷了。好在失業金和零工讓我還能維持生活。”
對像阿努裏瑪這樣的Z世代來說，“努力就有回報”更像是個童話。“在紐約，隻有認識人才能找到工作，”她堅信，“否則你的簡曆隻是海投中的一份，沒人在意。”她完全不用AI工具求職，也隻申請真正感興趣且有人脈關係的職位。
“我被解雇時，我的兩個室友也被解雇了。感覺每個人都在掙紮。”雖然青年失業率上升讓阿努裏瑪感到不安，但她相信同齡人不會孤立無援。“我們和失業的朋友一起投簡曆，共享資源，互相支援。”
這些求職者總結出一些生存法則：不要獨自麵對求職壓力；記住被拒是體製問題，不是你的錯；相信隻需要一個肯定的答複；培養工作之外的興趣；學會向關心你的人求助。
在這些信條的支持下，保羅通過健身重拾自信，大衛和朋友搞起了攝影項目，阿努裏瑪則在DJ事業中找到寄托。這些個體努力確實能緩解焦慮，但所有人都清楚：當結構性問題迫使人人自救時，再積極的心態也隻是一劑止痛藥。
“大辭職潮”撞上“算力潮”
疫情曾短暫地改寫了職場規則。在那些特殊的日子裏，許多白領和知識工作者意外地獲得了數十年來未曾有過的議價能力。“大辭職潮”席卷職場，簽約獎金水漲船高，遠程工作成為可爭取的權利籌碼。
那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時刻：員工話語權提升，社交媒體上的道德呼聲高漲，Slack和Twitter讓集體發聲變得容易。然而，這場權力的重新分配隻是曇花一現。進入2025年，在經濟波動和政治不確定的背景下，權力的天平已悄然擺回資方一端。
這種權力轉移並非溫和的過渡。當前，青年群體的失業率顯著上升，22至27歲年輕人的失業率已達7.4%，黑人女性成為失業人群中增長最快的群體之一。財務安全感的缺失正在蔓延：2025年7月的調查顯示，41%的Z世代幾乎每月都入不敷出，僅22%的人認為自己財務穩定。
人工智能雖未引發大規模失業潮，但已開始侵蝕法律、金融、科技等領域的初級崗位。曾經相對安穩的白領階層、科技工作者和專業管理人員，也開始感受到經濟不確定性的寒意。
與以往的經濟下行不同，這次的特點在於：從招聘到解雇的每個環節，都越來越多地被算法和自動化係統所覆蓋。這些係統無法理解人類生活的複雜性與微妙之處。曾經維係職場的人際網絡（傳遞著技藝、經驗與互助精神），如今已被冰冷的數字循環取代。
在這個新係統中，勞動者向那些終將限製他們、監視他們，甚至最終取代他們的係統輸入提示詞。就像有人形容的那樣，求職變成了一場沒有信仰的儀式，“就像在試圖讓自己的機器人與對方的機器人對話”，或是“試圖撬開世界上最愚蠢的鎖”。
這種機製讓人深切感受到：勞資關係雖從未完美，但原本應有的協作精神，正被削弱至破裂的邊緣。
覺醒的“NPC”：從背景板到主角
我們似乎活在了平行世界裏。一邊是股市在AI概念推動下持續攀升，另一邊是就業市場的停滯與衰退風險。正如經濟分析師凱拉·斯坎倫所觀察到的，宏觀數據正在講述兩個完全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故事。
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我們得到的，遠少於應得的。曾經讓人安心的“穩定工作”不過是個幻覺。在這個時代，沒有真正的“鐵飯碗”。
曆史總是驚人地相似。經濟困頓的年輕一代，往往成為社會變革的火山口。從鍍金時代到經濟大蕭條，再到去工業化浪潮，每個動蕩時期都見證了相似的循環：工人階層在絕望中覺醒，繼而推動社會改革與製度重塑。
20世紀所有重要的勞動者權益——工會組織、社會保障、公務員保護、周末休息——都不是誰的恩賜，而是由那些拒絕承認“是我不夠努力”的人們共同爭取而來的。他們從自我懷疑中掙脫，意識到自己是一個被係統辜負的龐大群體。
如今，精英階層熱衷於將普通人比作遊戲中的“NPC”（非玩家角色）——沒有獨立思考能力，如同溫順的羊群。但曆史告訴我們：當大多數人被長期剝奪基本所需時，總會有足夠多的人拒絕繼續扮演背景角色。他們不會永遠滿足於在別人設計的遊戲裏當配角，而是選擇起身加入，重新定義規則。
因為真正推動曆史前進的，從來不是那些自以為是的“玩家”，而是無數個被當作背景板的普通人，在某個時刻決定：是時候為自己撰寫劇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