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周在維珍尼亞（Virginia）發生的事件，標誌著總統特朗普將聯邦執法機關變成個人壓迫與報複工具的新階段。他正在破壞美國司法體係的核心承諾：法律的公平與平等執行。

周四晚間，特朗普挑選的東區聯邦檢察哈利根（Lindsey Halligan）對前聯邦調查局局長科米（James Comey）提出極具爭議的指控。這項起訴發生在特朗普臨時任命她後僅四天，且距離相關指控的追訴時效到期僅幾日。

特朗普選擇哈利根，是因她願意服從。他曾在科米案件及另一案件中，被拒絕提出指控的前任檢察官西伯特（Erik Siebert）被迫離職。西伯特及其團隊花了數月調查，認定沒有起訴理由。特朗普隨後在社交媒體宣稱科米“罪有應得”，並表示哈利根將以前任“覺醒”檢察官不敢的方式進行起訴。

早在本周之前，特朗普已逾越司法行政中的多條重要界線。他競選時承諾追訴敵人，並任命忠於自己的官員，對總統不喜歡的人展開調查。這些行動本身就足以成為過去五十年最大執法醜聞的開端，但現在他更進一步，不僅下令調查，還操控調查結果。

他已取消法律盲目執行的假象。正如曆代暴君，他迫害自己視為敵人的人，幾乎沒有其他理由，隻憑政治權力。這令人聯想到舊時王權理念“L’état, c’est moi”（我即國家）。

美國建國者正是意識到這種危險。在《獨立宣言》中，他們譴責英王以“假借罪行”起訴美國人。後來，他們的後代建立了令世界羨慕的法律體係。

雖然曆史上也曾出現司法偏差，例如紅色恐慌期間或對民權領袖的監控，但水門事件後，美國迎來新的司法時代。曆任總統明智地賦予司法部更高獨立性。司法部長與其下屬檢察官建立了獨立文化，並有內部規範支撐，使司法部官員無論黨派如何都引以為傲。過去半世紀，司法部以公正著稱。

這一體係在曆次考驗中仍保持穩定。近二十年前，時任總統布什（George W. Bush）因政治原因解雇九名聯邦檢察官，引發國會施壓迫使司法部長岡薩雷斯（Alberto Gonzales）辭職。雖然其罪行遠不及特朗普，但原則清晰：將聯邦檢察官變成政治打手，將使司法部長喪失職位。

特朗普正在拆解這個體係。他任命親信掌握高位，要求檢察官將意識形態和忠誠置於法律之上，若敢指出指控站不住腳就被撤換。他利用最薄弱的借口指揮對敵人的起訴，正在撕裂支撐國家的基本公平理念。

對科米的打擊帶有個人色彩。特朗普因八年前科米拒絕效忠他，反而展開2016年俄羅斯幹預選舉的刑事調查而心生怨恨。特朗普長期指控科米非法向媒體泄密，並向國會撒謊，但前任檢察官西伯特認為證據不足。

最新起訴書極短且薄弱，指控科米在2020年向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提供虛假陳述，以及在同一證詞中阻撓國會程序。哈利根尋求的第三項虛假陳述罪遭大陪審團拒絕。科米一再否認誤導參議院。

科米隻是特朗普敵人清單上的一人。特朗普還要求起訴紐約司法部長詹姆斯（Letitia James），及領導特朗普第一次彈劾案的加州參議員希夫（Adam Schiff）。他以虛構房貸申報為理由，試圖將對方定罪，甚至曾指示賓州檢察官對前中央情報局局長布倫南（John Brennan）起訴，也要求調查索羅斯（George Soros）的開放社會基金會。

特朗普盟友的辯解毫無說服力。他們聲稱特朗普與司法部長邦迪（Pam Bondi）的作為不比拜登司法部對特朗普的起訴更糟。當時指控涉及2021年1月6日首府暴亂及試圖推翻2020年大選，以及從白宮帶走敏感文件。這種比擬錯誤，因為當時有確鑿證據，現今對象卻尚無。

獨立司法體係的破壞隻是特朗普濫用總統權力的一種方式。部分共和黨國會議員在其他濫權問題上表達關切，如德州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批評聯邦通信委員會主席布卡爾（Brendan Carr）禁止占美金梅（Jimmy Kimmel）上節目是“極度危險”；肯塔基參議員保羅（Rand Paul）譴責加勒比海銷毀船隻等行為。不過，幾乎沒有共和黨人針對特朗普操控檢察權表達過實質行動。由於他們掌控國會，唯有行使調查聽證與傳票權，才能向美國人民示警，特朗普正威脅社會秩序。

濫用羈押權力在自由社會尤其可怖。美國已進入一個危險的新不義時期。

以上翻譯內容取自《紐約時報》之公開報導，僅為華語讀者提供主流媒體之新聞論述、社會輿論及文化觀點等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