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vesh Chitrakar/Reuters
一種新的反抗視覺語法正在南亞和東南亞的廣闊地域上書寫，實時直播給全球觀眾。
這些難以忘懷的畫麵呈現的不是職業革命者，而是被逼入絕境的普通年輕人。畫麵中：抗議者在斯裏蘭卡總統逃亡後躺在他的華蓋床上，歡快的人群洗劫孟加拉國的總理官邸，尼泊爾的議會大廈被付之一炬。對Z世代成員來說，這是一個出自內心的反抗語言，他們沒有任何可失去的東西。
不滿的年輕亞洲人推翻或動搖了當權者，這已在去年的孟加拉國、2022年的斯裏蘭卡，以及幾周前的印度尼西亞和尼泊爾發生。這種情況正在如此大的範圍裏發生不是偶然的。這些都是全球有組織左翼和進步運動衰退的結果。
在所有這些國家中，社會契約都已被某些共同因素打破：大規模的青年失業、精英階層的腐敗和壓製、經濟危機，以及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但在亞洲各地和亞洲以外的地方，傳統上本會倡導這些事業的進步運動已支離破碎、言語不清或勢力單薄，不能讓其在Z世代麵前擁有可靠的替代地位。
憤怒的年輕人迅速衝進這個缺口，他們除了智能手機之外一無所有。社交媒體足以協調組織起街頭抗議，但缺乏能清晰闡述意識形態的領導者來將憤怒轉化為革命後的願景。這是“阿拉伯之春”的再現，隻是這次是在亞洲。
通貨膨脹飆升導致斯裏蘭卡無法償還國際債務，讓數百萬人買不起食物、燃料和藥品之後，拉賈帕克薩家族對該國的統治突然崩潰。孟加拉國的高青年失業率、以及被視為有利於執政黨人民聯盟的支持者的就業配額製度導致了該黨的垮台。在印度尼西亞，通貨膨脹、不平等，以及在批評者看來侵蝕了勞工權利和環境保護的就業法點燃了一根慢慢燃燒的導火索，並在上個月引發了暴力事件。本月在尼泊爾，類似的問題加在一起，引發了抗議者與警方的致命衝突，導致總理辭職和持續的權力空白。
爆發後的憤怒徑直指向那些被抗議者們指責挖空了他們未來的象征：議會大廈、總統官邸，以及政客們的家宅。
這些運動通過數字團結逐漸匯聚成形。社交媒體並不隻是極右翼的回音室和無盡兩極化的領域。大量Z世代青年也被在網絡上發聲的正當反建製、反腐敗情緒所吸引。隻不過——尤其在這一地區——自由主義政治的萎靡狀態使得這些年輕人缺乏一股統一的力量。
在印尼，左翼力量在蘇哈托總統1967至1998年的統治下被清洗，至今未能真正恢複。在尼泊爾，曾與已被廢除的君主製度作戰的毛派叛軍進入政壇後，也淪為他們曾誓言鏟除的腐敗與剝削體係的一部分。左翼在斯裏蘭卡被民族沙文主義吞噬，在孟加拉國則基本衰落成為邊緣群體。
十多年前，Twitter推動了阿拉伯之春；如今，在亞洲，起推動作用的是Instagram和TikTok。
Z世代常被貶低為心理脆弱、不願冒險，說他們的世界觀和注意力被60秒的Instagram短視頻所扭曲。但南亞和東南亞的抗議運動恰恰證明了相反的事實。這一代人並非脫離現實世界，社交媒體也未讓他們遠離政治參與。相反，它已成為他們最有力的武器。
人們走上亞洲各國首都街頭時，並不是一開始就縱火燒毀紀念碑。抗議演變為暴力大多是對國家暴力的回應，這種暴力激起了更廣泛的動員和在網絡與街頭上的激進化。這對年輕人來說是一種政治教育：他們被迫將目光從最初的經濟援助或政治改革訴求擴大到對國家暴力追責，進而全麵審視整個壓迫體製。
在尼泊爾，街頭的年輕人起初還帶著一絲天真。一位加德滿都的朋友告訴我，和平抗議者原本打算在遊行後清理垃圾，甚至還討論要設立食品攤位來為同誌們提供餐食。這種節慶般的純真氛圍隻有在警察向試圖進入議會的抗議者開槍後才轉向暴力。
國家暴力也是斯裏蘭卡和孟加拉國抗議活動的轉折點。在印尼，當年輕的外賣員阿凡·庫爾尼亞萬在一次警察鎮壓中被裝甲車碾壓致死後，抗議迅速在全國蔓延。同樣地，2010年，突尼斯人穆罕默德·布阿齊齊因小販攤被查扣而自焚，該事件引發的浪潮席卷了整個阿拉伯世界。
旨在遏製動蕩的網絡審查隻會適得其反。在尼泊爾，像#nepobaby（#二代）這樣的標簽在網上瘋傳，揭露了精英階層的裙帶關係和腐敗行為。政權將這種網絡批評視為生存威脅。當他們關閉社交媒體平台，試圖壓製公眾的表達，反而把年輕人推上了街壘。國家掌控敘事、甩鍋敵人或虛構的“境外勢力”的本能過去未能阻止阿拉伯年輕人，如今也無法阻止亞洲的年輕人。
阿拉伯之春從希望走向崩潰的最終軌跡是對未來可能走向的一個深刻警示。推動亞洲抗議的那些深層條件依然存在。如果沒有可信的左翼或進步力量來疏導憤怒，混亂的陰影將愈發逼近——憤怒、軍事政變、宗派暴力。
但這一次似乎有所不同。亞洲的Z世代並不把數字動員當作政治的附屬品，而是政治本身。他們目睹了早前運動的失敗，如今正從零開始構建屬於自己的體係——去中心化、靈活、極具衝擊力。
他們正在找到自己的聲音。掌權者若視而不見，將為此付出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