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阿富汗後，哈迪亞的每一天依然過得膽戰心驚。昔日的炮火與血肉橫飛的記憶並未隨邊境線遠去，它們像無聲的幽靈，時刻縈繞心頭。

去年，關於她的報道《一個阿富汗女人的來信》曾經在國內引起巨量的關注，時隔一年，她帶來了好消息，她的新書出版了。

新周刊輾轉聯係上了哈迪亞。同為女性和記者的我，想聽聽她逃出阿富汗後的經曆。在她的講述中，我感受到阿富汗女性生命裏並非隻有壓迫，還有鮮活的生命力、值得追尋的愛情和理想，正如她所說，“這些地方的女性也曾有過沒有被槍口對準的日日夜夜”。

寫作，是她唯一能抓住的浮木。她堅持記錄這荒謬的一切。

先從一些假設開始。

假如你出生於1990年，你恰好性別為女。

你出生、成長，最後成家立業的地方叫阿富汗。你的母親依靠戰事來記年份，這裏的人們似乎已經對槍聲、爆炸聲和戰鬥直升機巡邏的聲音習以為常，孩子們會以半燒毀的物品為玩具。

某一段時間裏，似乎出現了一些裂口。你抓住了機會，畢業於阿富汗最好的大學，可以在政府工作，也可以在大學教書。

但是有一天，這一切都改變了。男性可以“合法擁有”多位妻子，但絕大部分女性卻失去了工作，變成男性從屬的財產，是生育的工具。你甚至不能在公共場合自由行走。你不得不逃跑。

現在是午夜，淩晨一點十四分，你在一張橙色的塑料小桌上開始給我回信。與其說是桌子，不如說是一張兒童坐的小板凳，勉強放下一個筆記本電腦。

你叫哈迪亞·海達裏。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們的故事。

《使女的故事》，

就是阿富汗女性的故事

這是哈迪亞日常寫作的空間，逼仄、孤寂，每一個字都寫得如履薄冰。

她說自己口幹舌燥，後頸隱隱作痛，但起身泡茶又擔心會打斷思路。此前連續三天都是陰雨天氣，暴雨引發的洪水還導致了停電，Wi-Fi斷了，移動電源也支撐不了兩小時，哈迪亞三天都無法下筆。

逃到巴基斯坦後，哈迪亞一家三口在這棟樓裏住了八個月。從外麵看，它像是一片廢墟，但公寓的內部還算過得去，客廳裏三扇棕色的門分別通向廚房、浴室和陽台。

哈迪亞很喜歡看窗外。但這總是讓她的丈夫感到害怕，丈夫會提醒妻子“不要盯著人看太久”。

隻是哈迪亞忍不住，她尤其喜歡觀察住在樓下的一個巴基斯坦家庭——他們住在一所單間公寓裏，經營著一家小商店，靠賣氣球、口香糖和其他兒童小商品謀生。“他們的生活讓我著迷。”哈迪亞說。

恢複供電後，哈迪亞發現手機已經24小時沒連網了，這讓身在阿富汗的家人十分焦灼。他們的擔心並非毫無緣由，今年1月以來，巴基斯坦警方一直試圖驅逐阿富汗難民，有時即便對方持有有效簽證，也會直接把他們送進遣返營。

因此，每當哈迪亞失聯，家人就會提心吊膽。

盡管生活朝不保夕，但哈迪亞一直在堅持寫作。在全球首版的新書《一個阿富汗女人的來信》小說集中，她用18個故事敘述了阿富汗女性如同被命運擺布的玩偶般的一生。哈迪亞告訴我，故事裏出現的女性都源於她認識的人——她親眼見證了那些活生生的現實，也是阿富汗人民所熟知的日常。

哈迪亞寫作的小桌子。（圖/受訪者提供）

在哈迪亞看來，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小說《使女的故事》就是以阿富汗等穆斯林社會的女性生活為藍本，其相似之處觸目驚心。

在阿富汗，女性分娩後被問的第一個問題永遠是“男孩還是女孩”。若是男孩，產婦能獲得些許認可；若是女孩，她會被催促盡快懷上兒子。有些家庭為了生兒子，可以接連誕下甚至十個女兒。女性始終承受著生兒子的壓力，被夫家視為延續男性血脈的生育機器。

在現行政策中，一夫多妻製還受到鼓勵：一位阿富汗男性可以娶四名妻子，並讓她們同住一個屋簷下。哈迪亞認識一個家庭，三名年輕女性嫁給同一男子同居，每個人每年都被要求生育。她們的生活被一個男人控製，沒有人可以違抗命令。

在書中，哈迪亞還寫到一個“家庭妓院”。一位叫賽塔拉的女孩被一紙偽造的婚約騙婚，嫁過去後才發現丈夫靠娶妻建立了妓院，強迫妻子接客維持生計，導致賽塔拉的身體被摧殘致子宮脫垂。但即便案件被提交到法庭，這個男人卻辯護得滴水不漏，最終也沒有被定罪。

和瑪格麗特筆下的使女不同，阿富汗女性不是被視為國家財產，而是被當作男性財產——無論社會地位等級的高低，任何階層的阿富汗男性，都覺得自己有權主宰女性的人生。

等待援助的阿富汗女性。（圖/受訪者提供）

哈迪亞寫到一位司機，曾在乘客麵前吹噓他的“壯舉”，說他曾“救助”一位正在私奔的姑娘，將她送回了娘家，還打了她一耳光。後來，那個姑娘嫁了人，生了六個孩子，司機炫耀道：“她家人每次見到我都感激得不得了，簡直要給我敬禮啊！”

記錄這些女性的命運很痛苦，但寫作拯救了哈迪亞。她通常在想家的夜晚寫作。有時候，這種思鄉之情發生在遭遇特定事件後——有一次，塔利班成員攔下哈迪亞夫婦，因為哈迪亞沒有佩戴他們喜歡的頭巾，順帶警告了她丈夫。還有一次，在塔哈爾省和喀布爾市之間的公路上，在60名巴士乘客中，塔利班成員隻盤問了哈迪亞夫婦。

隻有寫作，能刻錄她見證的曆史。2022年兒子出生後，哈迪亞通常在晚上先把他哄睡著，再靠在枕頭上寫半小時或一小時。那時候沒有桌子可以坐，她就把筆記本電腦放在膝蓋上。“無論何時何地，筆記本電腦都是我的重要工具，我總是小心翼翼，擔心弄丟它。這就像一種逃避或解脫——我會在Word文檔的空白頁中找到避風港。”

哈迪亞·海達裏著

內克佩·艾哈邁德·莫尼爾譯

有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5-08

被迫回到籠中的“金絲雀”們

阿富汗的戰爭從未真正停息。

在哈迪亞的童年時代，母親總是以當年可怕的戰事來推算日子：當哈迪亞6個月大時，火箭彈襲擊了他們的村莊，一家人被迫逃難；10歲時回到家鄉，發現商店、房屋、學校都被縱火焚燒，到處都是黑色的煙霧。

阿富汗人似乎已經對槍聲、爆炸聲和戰鬥直升機巡邏的聲音習以為常，孩子們會以半燒毀的物品為玩具。但哈迪亞從未對這一切麻木，直至現在看到直升機依然感到恐懼。

盡管戰爭如影隨形，但哈迪亞覺得，真正讓女性生活倒退的並非戰爭，而是強加在女性身上的傳統重擔與嚴苛教條。“早在戰火降臨之前，阿富汗女性就因傳統飽受創傷。以現政府為例，它推行與自身意識形態相契合的宗教教義，實質上是在用部落文化強加於女性——既剝奪她們受教育的權利，又限製其工作自由。”

阿富汗首都喀布爾陷落後，哈迪亞將那些失去工作、隻能待在家的女性比喻為“被迫回到籠中的金絲雀”。哪怕聲音甜美、麵容明麗，但徹底失去了自由，麵臨著被擺布、被圈養的命運。即便有一天被放出籠子，也可能被調皮的孩子抓住，或被持槍的獵人射殺。

一位有20年教學經曆的女教師告訴哈迪亞，“要知道我們的痛苦，就去燒一隻蠍子吧。”

阿富汗農村婦女聚集在一起開會。（圖/受訪者提供）

哈迪亞認為，阿富汗當權者對女性的限製深深植根於傳統。自成立以來，阿富汗一直是父權社會，女性教育並不受重視——以哈迪亞母親為例，她隻比哈迪亞大17歲，卻完全不識字。母親來自偏遠農村地區，僅有的學習是附近清真寺資助的宗教學校課程。在17歲成為母親後，她就是全職主婦，隻負責家務和生育。

一些不幸的阿富汗女性還會遭遇“榮譽處決”慘劇。這是一種以“維護家族榮譽”為名對女性施加的私刑，執行者多為父親、兄弟、丈夫等男性家屬。

今年5月，一位女性同鄉聯係到哈迪亞，她說她的女兒被謀殺了，而凶手正是女婿。她的女兒先是被嚴重刺傷，再被澆汽油焚燒。進一步調查後，哈迪亞發現了更令人不安的細節：丈夫聲稱是因為妻子“背叛”而行凶。

殺人之後，凶手逃亡了，當局沒有抓到他。凶手逍遙法外，唯有這位痛苦的母親不斷追問為何女兒遭此慘劇。

但讓哈迪亞驚歎的是，盡管不斷被物化、控製和羞辱，阿富汗女性仍在努力拯救自己。

譬如，哈迪亞和身邊的女性從未為消遣而旅行，在阿富汗，女性出遠門通常是因為緊急疾病不得不輾轉多個城市求醫。但即便看到世界各地的女性自由地全球飛行，她們也從未感到強烈的渴望或嫉妒。這也是哈迪亞在阿富汗女性身上看到的美好品質——麵對無數障礙與資源匱乏，她們從未喪失精神力量，始終堅韌地活著。

阿富汗女性的人生也不是隻有苦難。

哈迪亞認識一個女孩，她成長於群山環抱、溝壑縱橫的偏遠村莊，那裏連汽車都無法通行，但她依然到很遠的女子學校求學，堅持完成學業。還有一位女性，在經曆三段失敗婚姻後，四個孩子都留在了兩任前夫家中。雖然屢次崩潰，但她從未被擊垮，最後憑努力成為一名女警，在工作中重獲尊嚴。

正如哈迪亞在自序中所寫：除了戰爭和破壞之外，人們還必須有其他東西來介紹自己。

政變之後，盡管阿富汗女孩的未來籠罩在不確定性之中，但一切難以預料。政府不允許女孩接受中學及以上的教育，但這些女孩正通過在線平台、家庭學校和地下學校上課，努力學習技能。

她們拒絕放棄。

在阿富汗村莊的一所地下學校，學生們正在考試。（圖/受訪者提供）

轉瞬即逝的女性主義

比起此刻正處於學齡的阿富汗女孩，哈迪亞或許是幸運的。

回憶在阿富汗的歲月，她最美好的一天就是高考放榜那一日。那天恰逢春分日，也是當地的諾魯孜節，哈迪亞以287分（滿分360）的成績被第一誌願——喀布爾大學經濟學專業錄取。

這是哈迪亞經過三四年努力備考的成果。父母為此操辦了慶祝宴席，街坊鄰居都前來祝賀。

雖然哈迪亞的家境並不富裕，但六姐妹和四兄弟自幼被父親告誡：讀書是唯一的出路。13歲那年，哈迪亞報名參加了英語班，父親堅定支持；後來準備攻讀碩士時，父親仍不斷鼓勵她，說若她能成功入學，將是他和家族的驕傲。

在哈迪亞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女性出門學習和工作並不罕見。她在阿富汗東北部一個小鎮長大，那裏的女性多從事教師職業，或參與援助組織、在診所擔任護士和疫苗接種員。在2005至2009年間，小鎮上幾乎每個女孩都夢想成為教師、醫生或護士。

盡管有些家庭存在限製，但總體而言，過去二十年間，女性始終活躍於各個領域當中。

2020年，哈迪亞和同事在慶生。（圖/受訪者提供）

2010至2020年是阿富汗女性的黃金時期。當時，每個政府部門都設有專門的性別平等部門，重點關注女性員工的地位與需求。在公開招考中，若女性與男性同場競技，還會有多項扶持政策——比如在競爭激烈的崗位考試中，女性可額外獲得5分加分。

在哈迪亞回憶中，這是真正充滿希望的年代——女性可擔任政府高官，比如部長、局長、國會議員。政府廣泛提升女性意識，建立安全屋、法律支持，女性也可公開談論和要求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在社交媒體發出倡導與抗議。

許多人的婚姻也可基於自主選擇。雖然在阿富汗，人們通常喜歡女孩早婚，但當女性在社會、工作和教育領域蓬勃發展時，許多人舒適地生活到30甚至35歲仍絲毫沒有感受到婚嫁壓力，哈迪亞自身也一直到30歲才訂婚。

然而這一切，在政變之後轉瞬即逝。

哈迪亞對2021年8月15日那天有著創傷性記憶。當時在政府部門工作的她，突然收到消息說塔利班已經進入喀布爾，共和國政府即將倒台。和其他女同事一起，哈迪亞哭著離開了，隻帶走了筆記本電腦、U盤和一本《包法利夫人》。她悲傷地走在街頭上，被恐慌壓得喘不過氣來。

被迫穿上罩袍的哈迪亞。（圖/受訪者提供）

哈迪亞失業了大半年，一直到2022年5月才在一所私立大學找到一份教授工作。但一個學期快結束時，大家又收到大學將對女性關閉的消息，隻留了最後一天讓學生們前來完成期末的秋季考試。

那天是周三。姑娘們哭著參加考試，情緒崩潰到極點，而哈迪亞因為壓力過大，決定不去學校，待在家裏通過手機跟進。“那天任何細微的聲響都讓我驚恐——敲門聲、窗外駛過的汽車聲，都讓我心裏發毛。”哈迪亞回憶。

一想到其他女性可能再也上不了大學，她感到更加窒息。迄今，哈迪亞所有的女性親屬仍在阿富汗，大家都在倒數這段日子何時能結束。在哈迪亞的六姐妹中，唯有三妹保留了正當工作——在家鄉附近的診所當護士。塔利班執政時期，隻有女醫生、護士等醫療工作可以讓女性參與。

其他幾位姐妹，要麽在地下女子學校當兼職教師，要麽因為禁令接連失業——四妹擁有文學學士學曆，仍無法找到一份被公開允許的工作。更小的兩位妹妹還在念小學，但當局隻允許5到11歲的女性接受小學教育。那意味著，很快就有親妹妹麵臨失學。

哈迪亞和女性親屬們。（圖/受訪者提供）

還有一位在司法係統工作的嫂子，過去四年一直失業在家。她丈夫移民美國後，四年間都沒能成功將家人接過去，讓她倍感煎熬。哈迪亞隻能安慰她說，未來她的兩個兒子會記得她是位英雄母親——在艱難時期從未喪失意誌、悉心撫育他們的母親。

如今，很多16、17歲的女孩被父母安排出嫁，父母給出的理由通常是中學和大學都關閉了：“女孩還能做什麽呢？”這一切甚至可以不經女方同意，在阿富汗傳統家庭，家長可以通過舉辦宗教儀式並宣讀結婚誓言，讓兩個年輕人“成婚”，誓言宣讀過後兩人就是合法夫妻。

一些男性公民也提出抗議，認為中學和大學不應該對女性關閉，但最終被關進了監獄。

盡管前路渺茫，但阿富汗的民眾仍堅信這些限製終將解除。“阿富汗從未有過能持續數十年的穩定政府，因此，人們普遍認為限製女性的政權不會長久。女性失去了工作機會，即便仍在工作的也是通過隱秘方式在暗處謀生。但當我與姐妹們交談時，我們總在談論未來——如何實現夢想和其他憧憬。”哈迪亞說。

重建坍塌的生活

2024年10月5日，哈迪亞和丈夫、兒子成功逃到了巴基斯坦。逃出阿富汗時，她哽咽不已。盡管家鄉苦難深重，她仍不舍得告別那片土地。

自離開邊境線的那刻起，哈迪亞就變得畏首畏尾。最初幾天，她待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所有事物都讓她心驚膽戰，連電梯都不敢坐，生怕被困在裏麵。有天晚上，丈夫外出了，哈迪亞點了一份披薩，連送餐員都讓她渾身發怵。

這或許是過去三年留給她的陰影——在阿富汗的時候，自己的影子都會讓她心生恐懼。

但生活必須重建。在去巴基斯坦之前，哈迪亞與一家叫Zan Times的媒體談妥，11月1日正式入職擔任記者兼撰稿人，以換取400美元的薪水。

這是哈迪亞一家目前唯一穩定的收入。丈夫也在四處求職，雖然他擁有喀布爾大學管理政策碩士學位，但在巴基斯坦很難找到月薪超過200美元的崗位，目前隻能做一些記者的工作，同時在阿富汗一所女子網絡大學擔任誌願教師，沒有固定收入。

2024年，哈迪亞一家。（圖/受訪者提供）

一家人先在伊斯蘭堡生活了四個月，日子過得捉襟見肘，後來決定搬到生活成本更低的卡拉奇市。靠著哈迪亞的400美元工資及親友援助，一家人總算能勉強維持日常開銷。

哈迪亞把這形容為一段“平淡無奇，但必須保持耐心”的日子。每天醒來，她先照顧孩子，接著洗碗、掃地、洗衣服和準備早餐，之後便坐在電腦前。除了新聞工作，她還在一所阿富汗地下女子學校做誌願者，處理學校的報告、教師的電話，並在他們需要時給予幫助。

現在唯一的消遣就是和丈夫、兒子出門散步。但哈迪亞無法真正從中獲得放鬆，因為巴基斯坦警察視阿富汗難民為累贅。在伊斯蘭堡的時候，警方兩次前來檢查他們的簽證，他們粗暴的態度讓哈迪亞感到無力。

在哈迪亞看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在女性文化方麵並無本質區別。唯一的差異在於，這裏的女性可以進入大學並參與職場，但兩國女性都清楚，最終話語權還是掌握在男性手中。

哈迪亞居住的公寓後麵有條堆放垃圾的幹涸河流，人們將垃圾傾倒其中。有時候，哈迪亞會看到婦女們在垃圾堆裏翻找食物殘渣，這讓她感到心酸，“這些國家何時才能關心到他們的女性？”

在一些隻奉行嚴苛教義的宗教團體眼中，女性不僅被視作弱小的二等公民，同時也被認為會引誘男性墮落。“從伊斯蘭堡前往卡拉奇的途中，我們與幾位男士同行，他們對我丈夫說：‘我們將尊夫人視為姐妹，請放鬆。’這種怪異的話語非但沒讓我安心，反而令人毛骨悚然。”

和哈迪亞一樣，不少阿富汗女性穿越國境，逃到了這裏。一位31歲的女性在三年前帶著兩個兒子和丈夫在此定居，經營一家售賣傳統阿富汗美食的小店。

今年她成功獲得了移民的案件編號，不再是鬱鬱寡歡的姑娘，更加勤勉地工作並學習英語。還有一位立誌成為醫生的姑娘，因為家境貧寒無力支付私立學校的學費，便請哈迪亞教她英語，如今已學習了一個月。

她們經曆著相似的遭遇，但每個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在命運的廢墟中重建生活。

喀布爾的一所家庭學校，許多女性在這裏學習。（圖/受訪者提供）

跨越國境的girls help girls

按照原計劃，哈迪亞原打算先到巴基斯坦待一年，再想辦法前往加拿大，但過程比預想中要艱難。

《一個阿富汗女人的來信》是一個始料未及的變量。這篇發布在公眾號“正麵連接”的文章得到大量轉載，哈迪亞用稿費支付了在巴基斯坦第一個月的房租。

很快，一位叫安琪的中國出版編輯也聯係上了她。安琪佩服哈迪亞的勇氣，在被禁錮的環境中還如此努力地發出自己的聲音，因此邀請她就過往的經曆寫一本書，讓更多人看到當下阿富汗女性的真實生活。

這個提議讓哈迪亞十分興奮，兩人在女性議題上產生共鳴。哈迪亞覺得，世界任何角落的女性都能深刻理解彼此。這種共同理念迅速推進了合作，哈迪亞很快就交了稿——近四五年間，她持續在寫作，早已積攢了一本作品集。她從未想過這些故事可以發表，隻是靠寫作來紓解自己的痛苦。

多次溝通下來，安琪覺得哈迪亞正如她筆下的女性人物一樣，盡管生活充滿艱難險阻，但依然保持積極樂觀，“你不會覺得對方是一個病懨懨、對生活失去了希望的人。”

哈迪亞和孩子的合照。（圖/受訪者提供）

一直到簽完合同，安琪都覺得進展很順利。但當她給哈迪亞打款時，問題就接踵而來：

第一次，安琪用公司的賬戶匯款，結果輾轉了半個多月後，這筆錢就被打回來了，因為哈迪亞不在阿富汗，提供的是哥哥的賬戶，但中轉的銀行反饋說收款人在某個“禁令名單”裏。

後來，安琪嚐試用個人途徑打款，哈迪亞也換成了她丈夫的賬戶。這一次終於成功了，但因為境外匯款有限額，安琪隻能先給她轉一部分應急——哈迪亞的確非常缺錢。

過了一段時間，安琪通知哈迪亞，準備次日給她匯尾款，卻收到哈迪亞緊急的消息：巴基斯坦警方正在伊斯蘭堡挨家挨戶搜查，要驅逐阿富汗難民，他們一家當天正準備逃到別的城市去。但哈迪亞很需要這一筆錢，所以決定在伊斯蘭堡多待一天，等拿到錢再走。

想到一家三口冒著被遣返的危險在等她，安琪很焦灼，擔心他們就因為多等了這一天而遭遇不測——在一個女性獨自出遠門都不被允許的國度，很難想象被遣返的後果；但如果他們到了別的城市，這錢又未必能匯出去。

萬幸的是，次日安琪還是成功把尾款匯出去了，哈迪亞一家也順利離開了伊斯蘭堡，終是虛驚一場。

圖書出版進入正軌後，安琪發現找譯者也是一個難題。哈迪亞全稿都是用波斯文寫作，在中國，精通波斯語的學者大多集中在體製或高校，但輾轉數回都沒有找到合適的譯者。最終，安琪是在小紅書上誤打誤撞找到了一位阿富汗人：內克佩·艾哈邁德·莫尼爾。

他在中國生活了8年，畢業於太原理工大學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和江南大學工商管理專業，精通漢語、波斯語、英語。身為阿富汗人，莫尼爾能更精準地傳達哈迪亞想要表達的內容，彌補了中阿兩國文化差異上的巨大鴻溝。

合作達成後，哈迪亞給安琪發了一封郵件，上麵寫道：和你合作，就像是拯救我的生命和未來。她此前的收入微薄，僅夠糊口，但依靠這本書的版稅，哈迪亞終於湊齊了所需金額，成功啟動了加拿大的移民流程。

哈迪亞給安琪寫的信。（圖/受訪者提供）

安琪說，這或許是她作為一位普通編輯不可多得的高光時刻，也實現了她職業生涯中一點小小的英雄主義。

安琪暢想著，如果有一天能邀請哈迪亞來中國，她一定會去機場接她，給她一個深深的擁抱。她還想帶哈迪亞逛一逛北京，吃一吃涮肉。

唯一的遺憾是，在書籍最終發行前兩周，哈迪亞64歲的父親在家突發心髒病離世。他一向愛看書，曾為女兒即將出書的消息欣喜若狂，自2024年底起就不斷追問這本書何時能出版，好奇中國讀者會作何反應，卻不幸在今年的7月23日突然病發，送到醫院時已經與世長辭。

哈迪亞為之歎惋。“我把此書獻給他的靈魂。若他尚在人世，一定會比我還欣喜。”

直到現在，哈迪亞仍未收到這本首版自中國的新書。她沒有電話，住所也經常變動，每一天都不確定第二天會在哪。安琪曾想過拜托一位準備去巴基斯坦攀岩的朋友捎帶一本過去，終因路線太複雜而擱置。

今年5月，哈迪亞成功申請了加拿大難民身份。因申請人數量眾多，負責此案的律師告訴她，要做好在巴基斯坦至少再住一年，甚至可能長達兩年的心理準備。

但哈迪亞滿懷希望。她想，如果能順利到達加拿大，她就能更自由地寫作。“寫作對我來說是一場抗爭，和壓製、抹殺、忽視、持續暴力的鬥爭。”她很高興自己能為數百萬在阿富汗深陷困境、不願被遺忘的女性發聲。

哈迪亞在家中寫作。（圖/受訪者提供）

持續書寫的阿富汗女性，也不止哈迪亞一個。2021年8月後，許多女性開始通過寫作抗議新局勢，從女性視角記錄曆史。那些曾享有盛譽的女性作家、記者和詩人，開始在異國他鄉發表作品。而在阿富汗境內，仍有女孩以筆名寫作，從事新聞工作，創作詩歌、小說和短篇故事。

如今，哈迪亞繼續書寫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女性尋求庇護的故事，還在創作一部移民女性遭遇家庭暴力的短篇小說集。她還想繼續學業，對新聞和女性研究感興趣，希望有機會就在加拿大重啟學業。

在《一個阿富汗女人的來信》這本書的最後，哈迪亞以一個女作家的小說結尾。在這個故事中，一位女性被丈夫嘲諷“就是個寫字的，根本不是什麽好人，根本‘不幹淨’”。

在阿富汗，女性外出工作或上學會被一些人視為“違背”伊斯蘭教義中的“女性貞潔觀”，混社會就是“不幹淨”，或因與陌生男子共處一室而被貼上“不稱職女性”的標簽。

哈迪亞說不清，這到底是其他女性的故事，還是她自己的故事。或許書中所有的阿富汗女性，都是她的生命映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