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患有抑鬱症的女孩娟娟家中，作家梁鴻目睹一場爆發：母親不斷用“你肯定會再要錢”“肯定會沉迷遊戲”刺激女兒，12歲的娟娟突然暴怒，大吼著“閉上你的嘴！”前一天，女孩剛因為割腕被送到醫院。
梁鴻是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也是一位作家。她的作品“梁莊三部曲”都是關於當代中國的豐富麵相。近幾年，她將目光轉向家庭關係與青少年心理健康領域。
兩年多時間裏，梁鴻走訪了北京海澱、濱海市（化名）與丹縣（化名）——分別代表大城市精英教育、沿海中等家庭與縣鄉留守家庭的樣本，深入目睹了親子間的衝突與創傷。
有公益心理谘詢師告訴梁鴻，暑假是就診高峰，父母期望用三五千元，解決孩子的情緒問題，好讓他們九月按時上學。他們並非想理解、接納一個完整的人，而是急於修複出了故障的產品。“這樣的孩子不可能好。”谘詢師說。
這種傷害，與更深層的社會觀念同頻共振。一個少年曾在課堂反駁老師“不好好學習就得送外賣”的告誡：“憑什麽看不起人家送外賣的？”——這句話質問的不僅是老師，更是一種被習以為常的、將人分等級的社會話語。這類話語無處不在，塑造父母的焦慮，也壓垮孩子的身心。
走進孩子的世界後，她發現了一個令人心碎的真相：“生病”的孩子在崩潰前，曾無數次發出求救信號，卻常被忽略、誤解。大人們疲於應對“出了問題”的孩子，卻從未學會識別“正在呼救”的孩子。
梁鴻意識到青少年心理問題早已超越個體困境，成為一代人的集體症結。寫作過程中，梁鴻生了兩場大病。她沒有找到可以解答一切的答案，但得到了更為謙卑的共識：“媽媽，你要學習。”
信號
一把菜刀，幾聲尖叫，一輛呼嘯而來的救護車。
幾個成年人闖進家門，把16歲的雅雅按在地上，綁上束縛帶，押到市精神衛生中心。幾分鍾前，雅雅當著媽媽和一位阿姨的麵，衝進廚房拿起刀亂揮，把兩個大人嚇得尖叫。
那是2022年8月。作家梁鴻在新書《要有光》記錄了這個夜晚。從2022年開始，她著手準備這本關於青少年心理問題的書。
梁鴻也是一位母親，前幾年，為了全身心照顧孩子，她一直沒再寫書。在這期間，她發現與孩子之間的交流是錯位的。因為與孩子的爭吵，她陷入了迷茫與痛苦。這是她啟動寫作項目，走進數十個家庭內部的起點。
最初，梁鴻在網上發布征集，雅雅是第一個回應的。梁鴻前往她的家鄉濱海市，見到這個中分短發、皮膚微黑、長著娃娃臉、笑起來有兩個酒窩的女孩。
雅雅的異常出現在高一。她從小是“別人家的孩子”，學習自覺，成績優秀。媽媽總說對她沒要求，但雅雅能識別出媽媽聽到別人誇獎時臉上的驕傲。她早早讀懂了成年人的規則：必須優秀，必須被關注。
這種自我要求，在進入濱海市最好的高中後崩塌了。這裏匯聚著“怪物一樣無所不能”的尖子生。雅雅成績一度滑到中遊。高一分科後，她考到班級第一，卻更焦慮。課堂測試時，同桌翻麵寫字的聲音都讓她緊張得手心出汗。
她開始抗拒上學，被媽媽直接定義為“叛逆”：“學校為什麽不去，有老虎嗎？”
雅雅一哭，媽媽哭得更厲害。為了陪雅雅，媽媽向單位請假，被領導批評後，她告訴女兒：“因為你，我的工作都快沒了。”焦慮就這樣傳遞給了孩子。
爸爸則認為哭是恥辱，看到娘倆的樣子，他有時摔門而出，在街上散步，不肯回家；有時指責妻子的教育完全失敗。2022年4月，雅雅被確診為中度抑鬱、中度焦慮。爸爸突然在她麵前跪下磕頭，叫喊：“你快點好，我們都受不了了。”
雅雅每一次求救，都被更大的壓力覆蓋。她吃了三個月藥，狀況沒有好轉。連續兩三天，她躺在床上一動不動。
媽媽請一位阿姨來幫忙勸她。兩人坐在床邊，媽媽一個勁哭，阿姨一個勁勸：“你媽媽多不容易，你要堅強，不能太脆弱。”雅雅覺得自己像被圍觀的猴子，既抵觸又煩躁。藥物讓她腦子模糊，終於在那晚爆發。
也是通過雅雅，梁鴻認識了另一個女孩敏敏。她今年17歲，從2020年開始休學。剛認識時，敏敏喜歡一個人待著，但獲得一個孩子的信任並不難，梁鴻請她吃午飯、買點心分著吃，在她麵前做一個不會評判她的成年人。隻過去了五天，敏敏就給梁鴻帶了自己親手做的蛋糕和一束花。這讓梁鴻感到：“大人的放鬆、接納，孩子都能意識到。”
敏敏跟梁鴻講述了自己休學的經過。2020年，父母送她到濱海一所知名的超級中學上初一。學生每天六點半到教室，去食堂要小跑，以最快的速度扒飯，有點空閑時間，就要拿出學校發的小本子背知識點。
敏敏受不了，試圖在教室大叫、割脈、喝洗衣液反抗。但正鬧離婚的父母，唯有麵對她時立場一致，他們認為敏敏過去太自由了。
在一個返校的周日下午，敏敏帶上所有零花錢，借故去路邊上廁所，讓爸爸停車，然後繞過廁所後牆，沿田野小路狂奔。爸爸報了警，逃跑6小時後，最終在路邊找到了她。
剛過10個月，父母又安排她複學。聽到她說“暫時還不想上學”，爸爸踹壞了兩扇門，拿門框往她身上砸。開學前晚，敏敏吞下89粒從網上買來的藥。因為惡心、耳鳴太難忍受，最後一刻，她撥通爸爸的電話。被發現時，她已經無法動彈，也說不了話。醫生說，再晚半小時，人就沒了。
出院那天，敏敏走幾步就頭暈。但爸爸堅持讓她自己走到停車場。逃學、休學、自殺，被他簡單地歸為“玩手機玩的”。 敏敏的聲音被徹底忽略：“不是我玩遊戲導致我不想上學，而是我不想活了。”
但爸爸還不忘諷刺她：“你不是想死嗎？怎麽最後給我打電話？”
敏敏說話時，喜歡用手撩撥額前的頭發。露出手臂上淺白色、雜亂的傷疤。五六年級時，爸媽鬧離婚，媽媽幾乎每天都會找理由打她、罵她，哪怕僅僅是衣服沒疊好。有一次，她正跟爸爸通著電話，媽媽扯著她的頭發往牆上撞。敏敏渴望爸爸能護著她，沒想到，他隻是說了一句，“你們娘倆自己的事自己先解決”，然後掛斷了電話。他認為妻子打孩子是打給自己看，所以他不吭聲。講述這段往事時，敏敏平靜得像是在講別人的故事，反倒是梁鴻忍不住落淚。
“我們的愛有那麽純粹嗎？”
雅雅在精神衛生中心住了20多天。出院後，她仍害怕考試，醫生介紹她去一個藏在老舊小區的特殊補習班。雙減後，那裏的補習業務基本停止。留下的學生不到10個，都是受情緒困擾的孩子。
梁鴻在補習班認識了負責人阿叔，他也是一位心理谘詢師。關於家長，他的觀點極具挑釁意味：“與其把時間給家長，不如全花在孩子身上。他們愚昧、頑固，不可能改變。”這常激怒前來求助的父母：“我們還不夠苦嗎？省吃儉用，拋棄工作和社交，對孩子百依百順，還要怎樣？”
“你內心的觀念不改變，做多少努力都無效。”阿叔以更大的聲音反擊。
梁鴻一開始也不理解他，阿叔實地家訪、去學校旁聽，都會帶上梁鴻。她得以從第三方視角，窺見那些如阿叔所說的頑固和“無可救藥”。
他們曾一起去當地一所私立中學，見一個有多動症傾向的六年級孩子小正。
他會在課堂上爬來爬去，飛紙飛機。班上的孩子幾乎都挨過他的打。其他家長聯合起來，逼他的母親給小正辦退學。
阿叔勸小正媽，帶孩子到正規大醫院檢查，接受個性化教育。在班裏被孤立，會演變成心理隔離，產生抗拒、怨恨，最終可能形成反社會心理。小正媽有時哭，有時小聲辯解，但始終不為所動。談話半個小時，阿叔也崩潰了。
她的執拗源於家庭壓力。小正的爺爺是博士生導師，奶奶是高級工程師。她曾是保險銷售員，與丈夫的婚姻，一開始就遭到反對，夫家嫌她“出身低，配不上高知家庭，教不好孩子”。她的生育也被視作陰謀，想用孩子爭財產。一旦小正被送特殊學校，意味著她教育失敗，這剛好坐實了公婆的偏見，她會失去公婆的經濟支持，甚至可能失去監護權。
在補習班待久了，梁鴻對阿叔漸漸改觀。他那些激烈、專斷的話語，或許隻為砸碎家長那層“自我犧牲、自我感動”的堅硬外殼，逼人們直視內裏：“我們的愛，真的有那麽純粹嗎？”
2024年，一個叫小夏的女孩回來看阿叔。當初被爸媽帶來時她才13歲，患有狂躁症，她的情緒不受控，會打人、罵人，在地上打滾，甚至要跳樓。父母對阿叔撒謊，聲稱“百分百沒有打過孩子”。但小夏很小就遭受家暴，有一次，爸爸在酒吧發現她抽煙、喝酒，當眾把她掀倒在地，用腳踩她的頭。見到父親，她就驚恐發作，渾身發抖、尖叫，癱軟在地。
父親疲於應付，告訴妻子：“我們再要一個孩子，這個養廢了。”他們把小夏送進了精神病院。
是阿叔說服小夏父母，把她從精神衛生中心接出來，在補習班住了近一年。阿叔給她做心理治療，陪她吃飯、聊天、帶她出去玩。小夏也遵守約定，在班裏不抽煙，不說髒話，不隨便離開。2019年，她考上普通高中，後來被一所大專院校錄取，學習旅遊管理。
梁鴻在飯局上見到小夏。她剛在一家旅遊公司轉正，策劃過多個旺季新項目。老板欣賞她，讓她當分店店長。她父親聽聞後，立馬懷疑公司不靠譜，否則為什麽器重小夏？這麽多年過去，父親仍覺得自己沒有任何問題。
豐麗是補習班的老師，跟阿叔共事12年。對於家長，她比阿叔更悲觀。她告訴梁鴻，這裏沒有任何家長能做到包容、耐心和真誠。孩子一旦成為差生，家長的愛就變得非常有限。
豐麗說，她在這裏見證了人性的複雜和黑暗，顛覆了她對父愛、母愛的理解。孩子已經在跳樓、自殘，他們還在糾結，“為什麽不聽我的話？我明明是為了你好。”
背叛
在濱海市之外，梁鴻還走訪了北京海澱區的家庭。她跟蹤的三個家庭，三位母親彼此是閨蜜，三個孩子年齡相仿。那裏充斥一種近乎集體無意識的教育焦慮。
沈春讀高中的兒子作文總會丟掉20多分。他拿出一篇滿分作文問沈春：“你真覺得這個好嗎？不覺得很假嗎？”沈春打心底認同兒子，那篇文章匠氣、空洞，遠不如兒子寫的靈動、有思想。她從曆史係畢業，從小帶孩子讀經典，教他何為好文學、好思想。可一進高中，卻隻能反過來要求他：“你寫的是不錯，但你不合規範。”她背離了自己曾教給孩子的價值。
2024年高考放榜後，沈春大哭了一場，兒子沒考上清北，讓她覺得沒完成母親的責任。手機塞滿兩百多條親朋問候，她一周沒回。
孩子也被失敗感吞沒，不想見同學，提出到國外讀書。國際學校老師和兒子聊完後，對沈春說：“你的孩子很好，他沒有任何問題，真正有問題的是你，你全身傳遞出的信息就是焦慮。”
©視覺中國
與之相比，沈春的朋友文莉，不給兒子李風報課外班，由著孩子放學後瘋玩到飯點回家。丈夫是國家級研究所研究員，但對兒子要求很低，隻要健康成長，將來幹什麽都無所謂。
但意外的是，三個孩子中，李風的厭學最為徹底。2023年，高二的李風宣布，不管是高中、職高還是大專，他不想再去任何學校。
除此之外，他對任何事都沒看法。梁鴻試圖跟李風溝通，拉近大家的距離。但發現怎麽也無法成功，孩子吝嗇表達自己的情感。
“喜歡吃什麽，阿姨要請你好好吃一頓。”
“都行。”李風答。
“阿姨感覺你幾乎從沒有表達過你的觀點。”
“就是沒什麽可說的。”
“你媽的行為，或者你爸媽的關係對你造成傷害了嗎？”
“就還好。”
“李風是天生的情感淡漠者嗎？”梁鴻忍不住想，但他當然不是天生就這樣。在李風小時候，梁鴻就認識了文莉一家。他那時是個活潑的孩子，夏天爬山，冬天在野湖裏溜冰，摔倒了就大笑著爬起來。
在2024年元旦，梁鴻參與了三個家庭的聚會。在這次聚會上，她發現問題的症結可能還在父母身上。
“他肯定知道，我就是看不起他，”在長城腳下別墅裏，文莉說出深藏於心的想法：“我就是不喜歡弱者，哪怕是我兒子。”
文莉長得漂亮，出身知識分子家庭。她崇拜知識，崇拜強者。年輕時，她放棄很多條件好的男性，選擇年齡更大、相貌一般的丈夫，就是因為他是留美博士，擁有過人學術成就。表麵上，她不雞娃，可以接受孩子普通，但本質上，她無法改變深層次價值觀。
這種內心剖析過於殘酷，但文莉至少願意袒露出來。梁鴻問她：“這些可以寫嗎？”文莉回答：“可以。”
她身上有一般父母的共性，區別可能隻在於文莉願意將之講出來。梁鴻說，“當孩子考試不好，不如別人時，我們都會蔑視孩子。但我們把它隱藏起來了。稍微反省一下自己，就會發現，我們或許都是文莉。”
成績不好的學生，在學校也得不到關注。班主任說，他一學期也沒聽李風說過幾句話，他勸過李風退學，“天天坐在班裏，把自己都給坐壞了”。梁鴻將這形容為“懸置狀態”，李風被懸在一個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地方，成為被忽略的透明人。
李風的被忽略，是一種係統性的被拋棄。父母是最主要執行者，並且是執行得最堅決的一環。家長非但沒保護孩子，反而成了係統的共謀。
在三個家庭中，陳清畫是典型“海澱媽媽”。兒子吳用三歲後，周末就幾乎被各種培訓班占滿。
2020年年底，吳用被診斷出重度焦慮、重度抑鬱。即便需要服藥，周末的競賽班也沒有停。他跟媽媽反複爭吵，才終於在兩年後，被允許暫時休學。
2023年夏天，休學半年多後，陳清畫又想讓孩子出國讀書，催他製定學習計劃，報托福班。即使她清楚兒子有問題，但很難控製自己。吳用情況稍稍好轉，她就忍不住想推他一把，讓他走更遠。
吳用跟她大吵三次，邊哭邊喊，歇斯底裏，他告訴媽媽，自己一想到考試就窒息、渾身顫抖。
一位精神科醫生告訴梁鴻：“那些自我發展較好，自我意識較強的孩子，發病率往往較高，因為他們能意識到自己要做個什麽樣的人，追求什麽樣的生活。一旦發現自己天天上學是在學習沒用的東西，就會非常痛苦。”
2024年冬夜，母子倆展開一場長達八九小時的對話。吳用袒露母親做法對他的傷害。他感到，自己被整個家庭拋棄。父母讓他過早暴露在教育創傷下，“我最大的背棄感來自哪裏？你對我根本沒有情感共鳴”。如果媽媽能共情他，發自內心接受他休學，得到父母的情感支持，他或許並不會真的走到休學那一步。
但媽媽沒有做到，相反，在他最需要休息時，陳清畫動用所有關係，找各種私立、公立學校。媽媽對著他哭，說“你不上學，媽媽就是失敗的。”
但在吳用眼裏，這種哭泣是表演傷心，並試圖讓孩子屈服，那是對自己“絕對的、巨大的背叛”。
這個未成年的孩子，能用一種哲學性的語言解釋他的傷痛：“媽媽，你得繼續學習。你得知道人類創傷的複雜性和必然性。我的創傷是整個社會和整個文明的創傷，與存在和時間相關，不是簡單的海澱區青少年的創傷，並不是可療愈的東西。”
帶著創傷前行
梁鴻說，直到書寫完，她也很難為中國家庭提供具體的方案。“因為現象太龐雜了，涉及的問題太多了。”
在丹縣精神衛生中心，梁鴻遇見過一個患精神分裂症的留守少年。醫生說，如果出院，需要有人監管，督促他吃藥，嗬護他的情緒。但63歲的爺爺不懂這些，他認為最要緊的，是讓少年趕緊相親成家。
這常讓她深感無力。但也是在孩子身上，梁鴻看到了力量。雅雅帶著梁鴻去她家，看她媽媽擺在客廳角落的那張沙發床。雅雅說，媽媽喜歡以“受害者”自居。她讓女兒睡主臥，次臥和雙人床留給丈夫，自己則擠在這裏，塑造受苦、忍讓形象，好讓別人看到她的委屈。
©視覺中國
雅雅也會分析爸爸的行為。比如，爸爸討厭看見母女倆哭，是因為，作為男人，他認為袒露真心、情緒流露是羞恥的，會影響他的權威。他從農村一路打拚到城市，當上單位領導，但內心依然自卑。她的父母沉浸在各自世界裏，既表演，又互相埋怨。
梁鴻問雅雅，為什麽願意敞開自己，把經曆說出來。雅雅回答道：“如果我的故事能夠給別人帶來一點啟發，那就非常棒了。”
這些孩子重塑了梁鴻對青少年的看法：“我們真的太小看我們的孩子了。”他們遠比成人所想象的更清醒、更有洞察，也更有力量——哪怕自己正處在情緒漩渦中。
濱海市心理谘詢師張殊也發現這一點。她告訴梁鴻，在診室遇到的很多孩子，悟性比父母好得多，也能把父母看得非常清楚。“父母這一代才是空心病人，能掙來錢，能獲得一定社會地位就非常滿足。但青少年完全不一樣，孩子想的是，我為什麽要活著，怎樣活著更有意義。”
2025年7月，雅雅考上了一所香港的大學，第一時間給梁鴻發來錄取通知書的照片。
敏敏升入了高中。她試圖理解媽媽以前的家暴，一方麵，媽媽婚姻並不幸福，一方麵也是受外婆影響，外婆打外公時，直接抄起椅子往他身上砸。
她談到父母失敗的婚姻。媽媽是為忤逆外婆才和爸爸在一起。而爸爸婚後出軌初戀，是因為他們本就是被長輩硬生生拆散的。“他們其實也很慘，就像一個小男孩和一個小女孩，有時甚至還沒我成熟。”
“她在給父母的行為尋找合理性，而不是一味抱怨。這讓我們這些大人多麽羞愧？”梁鴻感歎道。
梁鴻曾經問敏敏，自己能不能約她的媽媽聊聊。敏敏拒絕了：“你見她也無效，她如果知道，會很生氣。”梁鴻意識到，孩子在往前走，但“她媽媽可能沒有成長。”
敏敏帶著梁鴻在海岸線散步。過去，她在海邊一待就是一整天，再撿些小螺、小蟹帶回家。她告訴梁鴻，用這種方法讓自己忘掉內心的情緒。
真正走出來的，往往是孩子。他們接受了創傷的存在，並決定帶著破碎的內心繼續前行。
今年，阿叔打電話告訴梁鴻，有個把自己關在家裏兩年的學生，已到補習班來了。梁鴻特地回去一趟，見到了那個少年。少年頭發很長，衣服很髒，因長期不洗澡，身上有異味。但補習班老師在陪他玩遊戲，緊緊挨著他。
這也讓梁鴻篤信她的看法，連一個生病的孩子，都有走出去的欲望。生命本身渴望成長，渴望開闊的未來。所謂“躺平”，不過是因為他們被困住了。而大人能做的，就是一點點把孩子從廢墟中帶出來。
七月回訪，梁鴻去了李風的家。他們家新養了一隻小貓。以往跟他待在一起，梁鴻從沒在他臉上看到任何表情，歡樂、悲哀、憤怒都沒有。但麵對貓的時候，他臉上的冷淡化開了，流露出一絲溫柔。那一瞬間，梁鴻有些感動，她終於看到了一個生命原本應該有的鮮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