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市場的競爭激烈程度往往遠超美國。美國的汽車製造商數量屈指可數，而中國有100多家電動汽車製造商在拚命爭奪市場份額。中國的太陽能組件製造商數量之多，以至於產量高出全球需求的50%。大約100家中國鋰電池製造商生產的電池總量高出全球需求的25%。
雖然這迫使中國的製造商們創新，但也導致了價格戰、虧損和壞賬，這正逐漸演變為嚴峻問題。
中國正在走向通貨緊縮，這種價格螺旋式下降的問題往往帶來災難性後果，曾在20世紀90年代導致日本經濟陷入長期低迷。中國的領導人將這個問題歸咎於所謂“內卷”，也就是無序的國內競爭。他們試圖通過行政手段迫使企業維持價格穩定，並指示地方政府削減補貼來遏製這種現象。
這些措施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它們充其量隻是對中國更深層問題的臨時補救措施。中國的經濟增長嚴重依賴投資，而不是消費支出，這導致產能嚴重過剩，不僅在國內壓縮了利潤，還在海外引發了貿易戰。
中國對“內卷”一詞的關注可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該詞出現在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的著作中，他提出理由說，印度尼西亞無法養活自己，是因為該國的人口增長速度超過了農業生產力提高的速度。格爾茨用人類學術語“內卷”來描述這種惡性循環，指的是一種不能適應變化的文化模式。他的分析在中國引起了共鳴，那時，這個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正麵臨著養活人民的困難。
疫情期間，這個詞在中國流行開來，年輕人用“內卷”來描述他們在經濟停滯時代感受到的生存壓力。2020年，一名清華大學學生在夜裏一邊騎自行車、一邊把筆記本電腦放在車把上工作的視頻在網上廣為流傳。在接下來的一年裏，與“內卷”有關的帖子的閱讀量超過了10億次。
起初，中國年齡更大的評論人士對“內卷”這個概念不以為然，稱那是西方資本主義的症狀。後來，到2024年時，中國的製造商們大量出現虧損，以極低價格出口國內滯銷商品，以至於美國和歐洲不得不用加征關稅來阻止這些商品的湧入。中國官員認為，問題的根源不是中國的經濟體製。問題的根源在於破壞性的或“內卷式”的國內競爭。2024年7月，中國最高權力機構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把治理“內卷式”惡性競爭作為首要任務來抓。政府在五個月後召開的中央政經濟工作會議上承諾“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
這個表述方式對中國政府來說至關重要。美國和歐洲一直批評中國用導致西方競爭對手破產的價格出口本國製造業的過剩產品。通過把其努力重新包裝為應對“內卷”而非化解產能過剩，中國政府可以強調，這樣做不是屈服於西方壓力。中國一個駐外使館的發言人曾把西方壓力描述為“赤裸裸的經濟脅迫和霸道霸淩”。
在美國，通過減少產量、收回信貸以及讓公司破產，市場能解決供應過剩的問題。中國則倚重政府和中共的調控手段。監管機構按照傳統治理方式行事，約談汽車製造商、銀行經理、水泥生產商以及電商平台等，警告他們不要過度降價。官員們正在計劃組建一個多晶矽企業聯盟，試圖緩解太陽能產品價格戰問題，同時，政府也在修訂價格監管規定，以防止被官方媒體《環球時報》稱為“瘋狂式”的競爭。中央政府還向地方政府官員們發出信號，叫他們不要為虧損的地方企業提供幫助，這是一項長期經濟政策的重大改變，地方官員們曾把自己的政治生涯建立在扶植當地企業上。
這類幹預措施往往收效短暫。今年7月，中國的投資支出速降，市場研究公司龍洲經訊認為，這可能是“反內卷”努力的結果。如果這個趨勢無限期持續下去的話，中國經濟會出現崩塌。政府必然會在危機爆發前調整政策。
導致供應過剩的長期政策依然未被觸動。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標準仍聚焦於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這反過來意味著必須維持地方企業的運轉，以確保穩定的就業和稅收。
大約十年前，中國政府發動過一場類似的運動以減少鋼鐵供應過剩。鋼鐵廠大張旗鼓地停產了高爐，有時甚至為了上電視新聞而把高爐炸毀。被選擇停產的高爐通常是老舊設施，而地方政府則繼續為建設更現代化的設施提供補貼。最終鋼鐵產量不降反升，美國也為抑製鋼鐵進口提高了關稅。
中國當前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政治運動，而是擴大國內支出，這才能反過來將更多的過剩供應消化掉。西方國家的官員和一些中國經濟學家提出這個建議已有多年，但中國始終抗拒這樣做。私人消費約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40%，相比之下，美國的私人消費約占GDP的69%，在製造業強國德國，私人消費約占GDP的53%。消費不足的部分原因是中國家庭大量存錢，以彌補薄弱的社會保障體係。
關於如何刺激中國消費支出的建議並不少，從降低所得稅到提高養老金和醫保覆蓋率，再到出售地方國企並向全省居民分配股權等均有探討。
到目前為止，中國僅有限改善了社會保障係統，政府對削弱國家對經濟的控製、讓消費者起更大作用持謹慎態度。幾乎沒有理由認為這種情況會改變。中國很可能會通過“反內卷”運動得過且過，寄希望於他國（甚至是對中國商品征收高額關稅的美國）進口中國產品，來化解本國的過剩商品。
這種模式可能已難以繼續驅動經濟增長。風險在於中國將步日本後塵，陷入難以輕易脫身的長期停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