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他穀大學的槍聲讓查理·柯克之死迅速占據了各大新聞媒體的頭條，另一則同樣自大學校園傳出的消息則悄然湮沒無聞了。9月9日，得州農工大學的兒童文學教授梅麗莎·麥考爾（Melissa McCoul）被開除，原因是其在授課過程中與一位立場相左的學生發生了口頭爭執：麥考爾在課上言及性別、性取向與跨性別議題，一名學生卻隨即發言抗議，表示教授的言論“違背了特朗普總統的行政命令”，因此她“不確定在課堂講授這些內容是否合法”。這段口頭交鋒被視頻錄下，前一天的9月8日突然在社交媒體上迅速傳播，在一眾共和黨的政客和官員的口誅筆伐下，得州農工大學校長在短短一天內便宣布開除涉事教授，還同步解除了英文係主任及文理學院院長——即涉事教授的直管領導——的行政職務。
不過，這則新聞熱度有限也情有可原，因為短短一周內教授突然就成了一個“高危職業”：同在得克薩斯，麥考爾被開除的次日，得州州立大學曆史係副教授托馬斯·埃特爾（Thomas Alter）被該校開除，原因也是網上流傳的一段視頻觸碰了“政治紅線”，其中埃特爾在一場美國左翼人士組織的“革命社會主義大會”上發表了一段質疑美國體製、呼籲成立一個社會主義政黨的演說。隨後，貫穿查理·柯克頸部的那顆子彈射向了更多教職人員，在以副總統萬斯為代表的共和黨高官的號召下，全美各地許多學校都開始了對本校人員社交媒體發言的審查，據NBC新聞統計，截至刺殺三天後的9月13號就有超過12名教授或教師因涉及柯克的“不恰當言論”而被開除，還有更多教育工作者因類似事由而被調查、處分乃至停職。
因言獲罪絕非罕見，實際上在為開除麥考爾叫好、大肆抨擊DEI的保守派敘事中，所謂“政治正確”“取消文化”同樣也破壞了言論自由的共識，讓一些人僅因言論便丟掉飯碗；而高校的學術自由也向來不保護政治敏感言論，就在近兩年間，許多大學教職人員在巴以衝突的回響中因被指有“反猶主義”傾向而失業下崗，更不必說曆史上麥卡錫主義等政治迫害的公案了。但在筆者看來，上文種種事件所代表的新一輪高校開除潮，實則展現出一種更微妙、對社會和政治秩序而言也更危險的模式，即頂層的國家權力與底層的政治動員交織在一起，共同施壓乃至打擊政治異己。換言之，如果說某一名人因爭議言論而遭到輿論口誅筆伐的“取消文化”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牽涉大量沒有組織的個人或網絡用戶的去中心化的集體行動，而巴以衝突後以“反猶主義”為名召開的一係列國會聽證會和正式調查則是另一種自上而下的、利用國家機器來發動的中心化的政治運動，那麽麥考爾、埃特爾、還有最近那些因涉柯克言論而丟掉飯碗的教職人員所麵對的就是這兩股力量的結合——我願稱之為“保守革命”。
當課堂爭執變成政治事件
讓梅麗莎·麥考爾丟掉教職的那份視頻本身沒頭沒尾。這份明顯是學生用手機臨時起意錄製的視頻一開頭，麥考爾隻是簡單提及了“性別（gender）”“性向（sexuality）”等詞句，就遭到了拍攝者“我不確定這些內容是否合法”的質疑，接下來便是兩人各執一詞的口頭爭執，觀看者僅能通過對話內容推測出這位教授先前可能有一些爭議發言。同時，這次課堂上的交鋒也並非立即引發了軒然大波：據疑似知情的網友（豆瓣ID：BeatGen）透露，麥考爾與學生的爭執實際上發生在五月底到八月初的夏季學期期間，起初這位學生隻是找到了得州農工大學的校領導，但校方拒絕了學生將麥考爾開除的訴求，事後流出的另一段日期不明的視頻也顯示在一場早先的會談中，校長馬克·威爾什三世（Mark Welsh III）親自告訴這名學生開除“將不會發生（is not happening）”。
威爾什是德高望重的退役軍人，2012至2016年間一度官拜美國空軍參謀長、軍銜四星上將，但他接下來的做法顯然與人們對軍人鐵骨錚錚、不畏強權的普遍印象大相徑庭。9月8日，共和黨籍的得州眾議院議員布萊恩·哈裏森（Brian Harrison）不知如何看到了學生拍攝的爭執過程，突然在社交媒體上轉發了這份視頻，並配文表示他將提請州政府和聯邦政府介入調查，隨後包括得州州長格雷格·阿伯特（Greg Abbott）和分管民權司的助理司法部長哈爾米特·迪隆（Harmeet Dhillon）在內的一眾共和黨高官也紛紛在網上表態，斥責得州農工大學縱容“DEI文化”“跨性別主義”的傳播。大人物們的介入才真正引發了輿論關注，哈裏森發布的視頻在半天內便得到了上萬次轉發，此事迅速衝上平台熱搜。當天晚上，校長威爾什通過學校官號發表聲明，以“授課內容與正式發布的課程描述有悖”為由，宣布立即解除英文係主任及文理學院院長的行政職務。
上述知情網友在講述事件時提到，早在視頻廣泛傳播之前，得州州政府就給得州農工大學下達了要麽開除涉事、要麽校長本人離職的通牒，9月8日的處理是威爾什與州政府談判了一個月的初步共識，即由主管的行政領導承擔責任，來換取保留涉事教授的教職。但顯而易見的是，當哈裏森這類得州本地政客在網上挑起輿論並煽動民憤、還引來遠在華盛頓的聯邦高官關注之後，他們便不可能再滿足於保全教授這種各退一步的處理方式。最終，四星上將也在接連不斷的壓力下屈服，選擇了做出除犧牲自己外的一切犧牲：9月9日，在一封更長的正式聲明中，威爾什宣布開除梅麗莎·麥考爾教授。
政治左右大學管理絕非新事，但麥考爾的犧牲呈現出一種先前少有的模式。曆史上，從上個世紀麥卡錫主義迫害有左翼傾向的高校教職人員，到近年來巴以衝突後衍生出對所謂校園“反猶主義”的審查與打擊，雖然美國政府屢屢下場清算了一大批學者、職工乃至校領導，但這些政治運動的鮮明特征卻是“自上而下”：例如今年三月，特朗普政府通過教育部向以哥倫比亞大學為代表的全美數十所高校下達最後通牒，成立“聯邦打擊反猶主義專項工作組”，以大幅削減聯邦政府的資助及合同為要挾，勒令這些學校肅清被認為是“反猶主義”的校內活動；又例如2023至2024年美國國會陸續傳喚了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等諸多頂尖高校的校長，要求他們在聽證會上回應關於校內反猶主義的指控，間接點燃了2024年年中全美校園抗議的導火索。在這些案例中，執政黨和政府對高校校方直接施壓，利用一些公開、正式且中心化的公權力首先迫使校方接受當局的政治議程，再由學校管理層在校內執行落實。
公平起見，需要強調通過公權力向大學施加政治幹預並非保守派的專利。Hill and Jones (2017)的實證研究發現，自由派鼓勵學校促進種族平權的手段更加簡單而直接——砸錢。該研究指出，在民主黨執政的州內，非裔和拉丁裔美國人占比較高的中小學平均將多獲得人均1093美元的教育撥款，非裔拉丁裔占比較高的高等院校則平均多獲746美元，而這一研究還並未考慮如今頻遭保守派指責的以科研經費的形式給特定學科或領域提供的物質激勵。可想而知，藍州的學校管理層自然有更強的動力在招生與管理上擁抱“積極平權”的政策。
另一些政治議程則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塑造著高校。大學為“政治正確”而做出的改變提供了一些典型的例子：約翰·卡爾霍恩（John Calhoun）是美國內戰前的著名政治家，曾在1825至1832年間任副總統，但近年來，卡爾霍恩生前為奴隸製辯護的立場成為了眾矢之的，麵臨著本校學生乃至社會力量的不滿情緒，耶魯大學於2017年將該校“卡爾霍恩學院”改名為“格蕾絲·霍普學院”，克萊門森大學則在2020年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浪潮中將卡爾霍恩的名字從該校的榮譽學院移除。相似地，即便所謂“取消文化”正當與否尚無定論，但在這類案例中，大學麵臨來自公眾或社會團體自發、臨時且去中心化的施壓，進而選擇處分乃至解職爭議纏身的教職人員以撇清幹係，同樣屬於“自下而上”的政治幹預：例如2018年，俄亥俄州肖尼州立大學的哲學係教授尼古拉斯·梅裏韋瑟（Nicholas Meriwether）因在課堂上拒絕使用一位跨性別學生的性別代詞，被該生舉報後遭到了本地民權團體的譴責，最終校方決定處分這位教授，後者在長達四年的官司後才與學校達成和解，獲賠40萬美元。
然而，在麥考爾一案上，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兩種政治壓力恰恰結合在了一起。通常而言，公權力為了佯裝公正，往往避免直接對一些具體的人事安排或管理措施提出指示；而民間輿論雖然沒有顧慮而可以指名道姓地提出批評，但人的注意力持續的時間往往相當有限，一些象征性的調整便可疏解矛盾。但梅麗莎·麥考爾教授卻同時麵臨著本校學生的直接對峙、網民的咄咄逼人以及從當地到聯邦政府各級政客和官員的逐層施壓。倘若沒有敢於當麵質疑教授並全程錄像的那位學生，共和黨政客們即便厭惡這類授課內容卻也無從下手，隻能像萬斯那樣高喊“大學即敵人”的口號；而倘若沒有各級大小官員的下場介入，一小撮激進學生恐怕也沒有讓院係乃至整個學校屈服的巨大能量。威爾什和校方起先通過有限讓步以換取和解的斡旋努力，敵不過事端曝光後社交媒體上的口誅筆伐，而親自介入的州長與司法部也絕非冷處理所能安撫的對象。上下兩種壓力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共謀關係：底層激進分子的自發行動為公權力的介入提供了抓手，而頂層公權力的認可乃至助威則為激進分子們提供了物質力量。
於是，官方與民眾共同討伐下的得州農工大學滿盤皆輸，老將威爾什丟了麵子，學院院長和係主任被變相降職，麥考爾教授則丟了飯碗，更多的教職人員則人人自危——美國大學教授協會本月的最新調查顯示，約四分之一的得州受訪者表示正在考慮離開得州前往其他地方尋找教職，而剩餘受訪者中還有五分之一表示他們也不打算長期留在高校工作。隻有煽動民意以謀取政治資本的投機政客、還有那些真心認為自己對“跨性別主義”的討伐是一項偉大事業的強硬分子才在大贏特贏。
作為政治陣地的高等教育
在幾個月前的文章中，筆者提出：
無論在學術研究還是政治表達上，一些觀點總是比另一些觀點更自由，過去如此，今天亦然。
所謂學術自由或高校獨立這些抽象的概念，對大學而言首先是一份與當局談判交涉中的籌碼，其次它們更關乎大學作為機構的聲譽和自主地位，而非某些個人或群體的政治權利。高校當然不是象牙塔，高度產業化的大學不僅像企業那樣產生了組織認同、以維護自身的運作和利益為首要考慮，名牌大學還往往與政商精英的社會網絡緊密綁定在一起，教書育人本身很多時候並不是目的，而淪為了實現大學的組織利益與再生產精英網絡的手段——這便是為什麽美國名校總是在招生時希望學生在簡曆中證明自己的“領導力”，但當學生真的發揮“領導力”並動員同學抗議校方政策或社會議題時，大學的回應卻成了紀律處分。
因此，麥考爾一案以及本屆美國政府連同其支持者對高校、高等教育乃至一些科研領域的幹預，不應被理解為一種針對學術自由的粗暴打壓。半年前聚光燈下的哈佛大學所進行的“據理力爭”，不過是強調該校已然采取措施遏製反猶主義、當局“無視了哈佛的努力” ，實則變相承認了倘若高校未能做到某些要求，政府便有權實施政治幹預；而如今威爾什和得州農工大學校方在爭議伊始便打算象征性讓步，從未堅決主張教授在授課表達上享有什麽神聖不容侵犯的權利而否認那位學生提出的指控，教職人員的自由更像是某種可以放到秤上、與對手打算施加的懲罰相互砍價的籌碼，整起事件截至目前隻有麥考爾本人打算用法律途徑來維護自己的權利。
無獨有偶，因左翼言論而被得州州立大學開除的托馬斯·埃特爾一案同樣證明了這個觀點。也在9月8日，一位自媒體博主發布了一段來自前一天在線上進行的“革命社會主義大會”的錄屏，視頻中埃特爾向其他參會者反問道，“在缺乏組織的情況下，怎麽可能有人能推翻世界曆史上最嗜血、最逐利、最瘋狂的政治組織——美國呢？”這段發言被解讀為“煽動暴力”，同樣迅速得到了一眾保守派網民和共和黨政客的關注與轉發。9月10日，麵臨口誅筆伐的得州州立大學宣布開除埃特爾。如果說在麥考爾案中，校方審查教授授課時的表述尚能屬於監管課程質量的範疇，那麽埃特爾在課堂以外的一段從來無意傳授給學生的發言，就絕不可能在大學的管轄範圍之內了。美國的法律係統對因“煽動暴力”而不享有言論自由的情況有著相對明確的界定，例如1969年布蘭登伯格訴俄亥俄州案中，最高法院確立隻有“煽動他人立即實施違法行為”的煽動性言論才不享有言論自由的保護，埃特爾的言論僅是提到了“推翻（overthrow）”一詞卻並未呼籲任何人去落實這一點，更何況大學本就不是司法機構，無權裁定一位教職人員在校園以外、與教學事務完全無關的發言是否應當受到懲罰。
換言之，學術自由並非焦點，我們所觀察到的一係列政治權力介入高校管理的行為，更像是一場保守派與自由派圍繞著高等教育展開的文化戰爭，雙方的目的絕非遏製或保護學術自由抑或是什麽群體的權利，而是爭奪對高等教育係統的政治控製。
圖：2016、2020、2024年美國總統選舉中，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群體對兩黨的支持率（來源：Pew Research Center）
過去，大學往往被視為美國自由派和民主黨的陣地，被特朗普和萬斯視作眼中釘的“多元，平等，包容”的所謂DEI文化確實是許多大學融入授課和學生管理中的理念，這一事實也讓民主黨收益頗豐。眾所周知，美國的選舉政治一直存在著“教育效應”，即受過大學教育的選民更有可能傾向民主黨，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數據顯示，在2016、2020和2024的最近三次總統選舉中，民主黨在大學文憑持有者中的得票率分別領先共和黨21、24、16個百分點。然而有趣的是，更細致的學術研究揭露了一個更微妙的情況：Marshall (2019)在通過工具變量排除了所謂“幸存者偏差”等內生性問題後，發現高中階段的學生每多接受一年教育，其支持民主黨的概率就下降了15個百分點，這是因為一個人接受教育的年限越久，平均而言將來的收入就越高，進而更有可能同情共和黨減稅和削減公共開支的政策主張。將這一發現與高學曆選民更經常投給民主黨的事實並列考慮，或許可以推測：既然在隻考慮物質條件的情況下，更長的受教育年限會通過影響收入導致對民主黨的支持降低、對共和黨的支持提升，那麽高等教育階段一定存在著一些非物質的因素扭轉了這種效果，而這種因素說不定就是保守派們所指摘的占據大學的DEI文化或什麽類似的意識形態呢？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高等教育同樣被視作國家機器的一部分。身為意大利共產黨的創始人和早期領袖之一的安東尼奧·葛蘭西提出，即便經濟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築，但學校、教會、大眾傳媒這類上層建築中的文化機構同樣發揮著維持統治的作用，它們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市民社會的思想和文化、推廣有利於統治集團的觀念和意識，這就是所謂的“文化霸權”。在此基礎上，法國共產黨的思想家路易·阿爾都塞又將此類文化和社會機構同軍警等暴力機器區分開來，將前者統稱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其主要功能就是在全社會推廣並維持一種有利於統治集團的意識形態，他還舉例學校中“處罰、開除、選拔等方法”正是規訓教師和學生的具體手段。阿爾都塞進一步指出，這些文化機構不僅是政治鬥爭中勝者所能掌握的獎品，其本身就是政治鬥爭的場所，即便某一個統治集團新近掌握了政權，他們卻仍需在這些文化機構中同舊日的統治集團持續鬥爭、以肅清後者殘存和潛在的影響，否則新的統治者對國家權力的掌握就不會牢固。
這些視角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如今美國高校紛爭的框架。即便特朗普及其盟友在選舉中重掌權柄，但2020年的功敗垂成曆曆在目，而在價值觀上與民主黨更接近的高等教育係統還源源不斷地培養著下一代政治對手，更不必說近年間因巴以衝突而起的校園抗議還時刻提醒統治者們篤定正義的年輕人是近乎不可能馴化的。所以，當條件允許時，統治集團自然會動用手中的一切資源和可以利用的一切事端，來試圖在文化和教育陣線上貫徹其統治，既要通過直接的手段讓不同政見知識分子及其同情者噤聲，也圖謀徹底改造高校的思想狀況、讓這些意識形態機器為我所用。用葛蘭西的比喻來說，這就是一場“陣地戰”。
一場“保守革命”
特朗普及其盟友正在對高等教育係統的爭奪中占據上風，而麥考爾案、埃特爾案以及查理·柯克遇刺後對教職人員社交媒體評論的大審查是一個決定性時刻。
即便當時半年前的進攻更加強勢——無論是教育部動用官方權力的正式調查，還是削減撥款的真金白銀的威脅，但這些照章辦事的手段總是需要更久才能生效。曾經成為校園抗議風暴中心的哥倫比亞大學，直到今年7月中旬才與聯邦政府達成和解，此時已經離示威學生發動占領運動已過去了一年零三個月，離政府威脅裁撤撥款已過去了四個多月。有時這些正式手段還會適得其反：在教育部調查組的要求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於9月初向當局提交了一份包含160名“疑有反猶主義言行”的教授和學生的名單，其中就有該校著名的左翼女權主義學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但此舉反而給一向敢於直言的巴特勒帶來了大量公開發聲的機會，她正好利用媒體曝光頻頻批評伯克利校方、特朗普政府及以色列在加沙的戰爭。
當地時間2025年9月8日，美國華盛頓特區，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聖經博物館舉行的宗教自由委員會會議上發表講話。視覺中國 圖
在麥考爾案中，學生與涉事教授的直接衝突給保守派政客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介入機會，畢竟他們極少有機會一字一句地將教授在課堂內的言論放到聚光燈下審理。另一方麵，政客和官員們的下場顯然也鼓舞了那些本就在尋找機會大展身手的保守派的激進學生和自媒體博主們，為他們的冒險行徑提供了背書。正如上文所述，這兩種“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力量一拍即合，官方發動的政治運動與民間自發的集體行動形成共謀，讓整起事件幹脆利落地迎來了保守派一邊倒的勝利。緊隨其後的埃特爾事件中，得州州立大學校方在短短兩天內便屈從於一位自媒體博主發起的聲討，也很難不讓人猜測該校是否正是吸取了起初還試圖斡旋的得州農工大學的教訓，盡快認栽以防止事件發酵、演變為地方到中央各級官員的重重施壓。
再之後，9月10日查理·柯克遇刺後，這種“上下結合”的政治鬥爭模式在全美鋪開。起初，一些保守派學生、網民和自媒體博主隻是零星自發地舉報那些在他們看來發表了有辱死者的言論的人，這些曝光推文通常隨即會獲得若幹大小政治人物的轉發聲援，但如此對高校的清算依舊十分高效：上文提及的在“黑人的命也是命”中迅速響應輿論、將本校一所學院更名的克萊門森大學，這回則在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共和黨組織的官方賬號發了一條“從克萊門森撤資”的簡短推文後次日，就迅速宣布將一名涉嫌發布涉及柯克的“不合適”內容的教授停職調查；密西西比大學則更是開除了一名僅是在社交媒體上轉發了“不考慮他人感受的評論”的教職人員。到本文寫作時，這場肅清高等教育係統的全民運動更進一步：9月15日，副總統萬斯在電視講話上公開號召人們檢舉揭發那些為查理·柯克之死辯護乃至慶祝的人——用他本人的話來說，“揭發他們，老天，揭發給他們的雇主（Call them out, and hell, call their employer）！”
這種公權力與群眾運動主動相互結合、以打擊異己並鞏固政權的高效模式，不妨稱之為“保守革命”。當然，我們不必以陰謀論的方式指認出一個別出心裁的馴服高校乃至改造美國社會的驚世密謀；實際恰恰相反，這場政治風波的執行者們很可能動機各不相同、自行其是，將梅麗莎·麥考爾的爭議視頻掛上社交媒體的布萊恩·哈裏森是體製下層的州議員，很可能隻是想借機炒作自己、謀取更多政治資本罷了；而將埃特爾的發言錄屏並曝光的那位自媒體博主，倘若不是為了博取流量，大抵也隻是自發實踐其政治信念而已。正如美國政治學家西達·斯考切波對革命這一現象的著名論斷，革命往往不是某一團夥精心設計的結果，而是政治形勢與社會條件發展到一定情況時不可避免的產物。顛覆舊製度的“經典”革命如此，旨在重塑美國社會的保守革命也是如此，我們可以從頂層與底層政治兩個視角來理解這點：
通常印象中，保守派精英往往厭惡變革、推崇秩序與穩定，而與群眾運動高度自發、不易控製的特點並不兼容，但特朗普時代與更“傳統”的保守派產生了兩個重要區別：首先，如今的美國保守派絕非隻是像“保守”一詞的字麵含義那樣，僅關注延續並保護現存的秩序，而是主張主動積極地推動改變，以矯正那些被認為是錯誤的進步、整治先前因政治對手的錯誤政策而出現的亂象，例如在高校問題上，這種敘事便強調要扭轉在教育中根深蒂固的所謂“DEI文化”；其次，特朗普及其政治盟友已屢屢體會到傳統政治模式的掣肘，無論是2020年的連任失敗還是高校問題上今年早些常規手段所麵臨的阻力，他們反而時常嚐到放手發動支持者、通過特定敘事動員群眾倒逼政治體製遵循其意願的甜頭。關注高層政治的分析評論也早就發現，特朗普第二任期中，早已排除了許多在第一任期時還關係融洽或分享權力的共和黨建製派政客，如今其權力核心充斥著更年輕、缺乏傳統政治履曆、也更忠於特朗普本人的一批政治新人，他們更敢於挑戰常規政治體製、積極推進其改造美國社會的議程，在運用社交媒體以鼓動輿論和支持者的工作上也更得心應手。
在基層，美國社會也早已做好了迎接風暴的鋪墊。自2008年奧巴馬的競選團隊廣泛運用社交媒體以爭取支持以來，政客獲得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向支持者們重複、強勢地輸出觀點，而社交媒體的信息繭房也讓黨派支持者們愈發抱團，而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正是這一趨勢的集大成者，上次金融危機以降的“大衰退”也緩慢但持續地使社會承壓。 “政治極化”成為了美國政治學界的一門顯學，無數學者和論文都在討論兩黨支持者愈發成為兩個世界觀截然不同、難以相互理解和溝通的對壘陣營，這種政治熱忱自然也會在大選日以外的日常生活裏影響人們的行為：早在十年前，Iyengar and Westwood (2014)就通過隨機試驗，發現某一黨派的支持者會在篩選求職者簡曆這類與政治無關的活動上沒有依據地歧視另一個黨派的支持者，其程度甚至重於一般更受重視的種族歧視。可以說，熱心於政治的那部分美國民眾早已做好了參與政治動員的準備，時刻準備著將他們對本黨的熱情與對政敵的厭惡投入到身邊的具體事務中。
在2024年特朗普勝選前，就有媒體用“保守革命”一詞來形容他的第二次入主白宮，但這一用法往往側重於“革命”一詞政權更迭的這層含義；而筆者所希望強調的是，我們所目睹的更像是一場小小的“社會革命”，即不僅僅是頂層的政治機構成功易手，就連那些通常不被認為涉及政治的文化和社會機構也成為了這場保守革命的對象。在高校問題上，從目前的發展來看，美國的執政者們似乎並不滿足於贏得一場大選、通過一些製裁DEI或“覺醒文化”的行政命令與法案，而是要進一步抓住某些爭議事件的時機，讓政府對大學的戰爭轉變為一場發動群眾來挑戰教育建製的運動，以圖將這個統計學意義上源源不斷地培養自由派和民主黨支持者的意識形態陣地據為己有。所幸，目前這種政治運動也似乎僅止步於將爭議人士排除出高校，而並未上升到對涉事教職人員的人身權利，所以接下來值得留心觀察的動向正是這場運動會如何演變：首發於紅州大學的“保守革命”會向那些更負名望、自由派也更根深蒂固的高校蔓延嗎？這種“上下合謀”的政治模式會從高校治理延伸至其他領域中嗎？以及最重要的，支持者們的政治動員會超出保守派政治精英們的掌控，進而走向不可預料的方向嗎？筆者並不認為一切都會愈演愈烈，但畢竟，本屆美國政府的任期才隻過了五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