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蹤2小時才報警，北京男童為何死於雲南大理?

2025年8月9日，一名來自北京的8歲自閉症男孩在大理蒼山參加“獨立營”時走失。經過幾日搜救，8月13日，救援人員在大理鎮清碧溪北側山澗發現該男孩屍體。大理官方發布聲明稱，排除外力損傷致死，初步排除刑事案件可能。

經《中國新聞周刊》確認，該男童參加的獨立營有特殊性，該活動由一家名為“明日之光”的機構組織，該組織主要針對自閉症兒童進行日常照料和訓練，從去年年中開始運營。然而，據媒體公開報道，該運營公司成立於2025年1月，注冊經營範圍為家政服務。

暑假是大理研學高峰期，該事件引發了社會對兒童戶外活動安全及研學機構資質的廣泛關注。有研學從業者透露，受此次事件影響，短短一周時間，已有十多位家長申請退費，明確表示不想讓孩子參加大理的研學活動。

大理，因兼具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和豐富的民族文化，成為開展研學活動的理想目的地。近年來，這個被城市中產家庭視為“新教育試驗田”的地方，研學呈現爆發式發展態勢。然而，隱患越來越無法被忽視。一位接近大理官方的人士表示，上述機構屬於“新生事物”，涉及教育、文旅、家政多個交叉領域，在管理和監管上存在難點。



AI插畫/adan

貼近大自然，每月學費過萬

從2024年7月開始，林寧就帶著孩子來到“書院”。林寧的孩子剛滿6歲，成為“書院”第一批接收的孩子。第一批孩子一共有6個，年齡相仿，大多從兩三歲起確診自閉症。

林寧提到，“書院”是家長們的稱呼，該機構名字是“明日之光”。最初的運營者是一名自閉症兒童的父親，當時這位運營者告知家長，“書院”的前期投入由自己承擔，後期運營費用由家長們共擔。不過，“書院”剛剛運營一個月，資金鏈就出現斷裂。

他回憶，當時這位運營者欠了老師、做飯的阿姨共十多萬元工資。後續的負責人“天叔”，提出了“明日之光個案定製”課程，還帶來了資金。林寧提到，這部分資金都是由“天叔”的朋友通過社會捐贈方式籌集的。林寧曾經幫助該機構義務記賬，較為清楚該機構的運營情況。

“天叔”同樣是一名自閉症兒童的父親，他稱自己曾經“迷茫又迷信”，最終靠家庭的努力讓孩子好轉。“天叔”的個人公眾號中詳細介紹了他對自閉症兒童的治療理念和課程規劃：“在自閉症這個看似牢不可破的城堡下鑿出一個洞，力所能及地幫助他人”，因此，“越是小齡階段，越要堅決果斷”。

此次遇難男童王一凱的父親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起初，在小紅書上關注到“天叔”對自閉症兒童的治療理念。今年5月，他陪孩子來到大理，在“明日之光”試聽了課程後，就決定讓孩子的姥姥和姥爺帶著孩子駐紮在這裏，陪孩子參營，一般是白天送到機構，晚上接回住處。

“在大理的兩個月，孩子適應情況還不錯。”王一凱父親提到，這是孩子第一次離開北京治療，此前曾帶孩子嚐試多家機構，取得一定效果，但是孩子的發展到了一個瓶頸期，看到“天叔”關於“自然療愈”的理念，並且孩子喜歡大自然，喜歡有山有水的地方，想要通過環境的改變讓孩子進步。

然而，此次孩子走失就是在戶外活動中。“天叔”在其個人公眾號中，介紹了主要課程體係，由自然戶外、生活社交與室內課程組成，其中“自然戶外”就是指在大理自然環境下的戶外運動路線，老師以專業體育老師和退伍軍人為主，並明確提到，為了保障安全，老師配比“1:1”。

在公開報道中，男孩走失當天上午，參加爬山活動的共有7名兒童，年齡為6—8歲，同行老師有4人。王一凱父親也向《中國新聞周刊》確認了該消息，由4名日常照料孩子的老師帶著孩子們爬山。他了解到，當天爬山線路與往常有所不同，日常爬山路線大約為2100米，當天卻改為2400米。

“孩子最後一次在隊伍照片中出現是在當天上午9點50分左右，直到11點左右老師發現孩子不見了，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麽事目前也不清楚，4名老師並不知曉孩子準確的走失時間和地點。”在孩子走失後，該機構在當天下午1點43分才報警以及通知家長。



（視頻截圖）“明日之光”的宣傳海報、遇難的男孩

王一凱父親提到，最開始試課時，一般都是n+2（孩子的數量會比老師多出2個）的師資配比，但孩子出事當天沒有達到這個比例。林寧的孩子此前在該機構上課時，一般都是上午參加戶外活動，活動一般以爬山為主，有時還會到洱海邊活動。“一般師資配比都是4—5個老師，帶6—8個孩子。”

“為了節省開支，上午戶外活動沒辦法做到1比1 的師資配比，隻有下午在室內開展藝術、閱讀等課程時才能做到。”林寧提到，該機構共有20名左右的老師，每個月工資在4000元左右，教師工資是該機構的主要開支。他表示，每個月孩子的費用是13000元左右。然而，“機構每個月都要虧損幾萬元，運營壓力很大”。

同樣在大理創辦自閉症兒童服務機構的葛南曾考慮過與“天叔”合作，但因理念有差別，最終分道揚鑣。他的機構每月向每個孩子收費5000元，服務方式是每天在洱海邊指導家長帶孩子活動，比如爬山、騎車等。

葛南試圖改善的核心問題是“親子關係”，讓家長陪著孩子來到大理，食宿自理，通過改善戶外活動，增進親子關係，讓孩子進步。“有家長來大理跟我一起訓練孩子，一周就掌握了精髓，這種情況就不需要長期在大理待著。”

“自然療愈”遍地開花

“大理的山水很美，但是怎麽利用，讓自閉症兒童有所進步，需要大家一起探索。”葛南提道。

在“明日之光”的宣傳海報中，引用的宣傳語是“破壁大理、明日之光”，海報的背景則是一片綠野青山。實際上，大部分家長不遠千裏，來到大理，就是想讓孩子生活在更好的自然環境中。

大理的研學熱，並非這一兩年發展起來的。源頭在於十年前甚至更早，深植於一群尋求“另一種可能”的家長們的教育探索中。

“其實，最早家長們都是做創新教育的，以開幼兒園和學校為主，並不是做研學。”蔣瑞回憶道。她與許多早期投身大理創新教育的家長一樣，最初的動力源於自己孩子的需求。為了逃離大城市日益激烈的“雞娃內卷”，他們來到大理，希望為孩子尋找一個更貼近自然、更尊重個性的成長環境。

這些早期教育機構，大多規模很小，帶著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它們更像一個社群，而非商業公司，教育理念遠重於商業盈利。王芳是最早一批在大理創辦特殊兒童服務機構的家長，她表示，最初也是因為找不到能接納孩子的學校，才“無奈”來到大理創辦機構。這些“先行者”，試圖培育大理這塊“新教育試驗田”，因此也吸引著越來越多懷揣相似教育理念的家庭。

教育形式的改變發生在2021年前後，研學的形式越來越熱門。蔣瑞觀察到，新冠疫情阻斷了許多家庭的出境計劃，家長的目光轉向國內，而大理憑借其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和早已營造出的創新教育氛圍，承接住了這波巨大的需求。

“2021年，我們第一次做夏令營，意外走紅。”這股熱潮之下，大理的研學市場呈現爆發式增長。首先是從業者數量激增，“連民宿老板都能拉個團隊做研學”；其次是產品形態越來越豐富，從傳統的幼兒園和小學教育，迅速演變為五花八門的“研學營”“夏令營”。

當下研學細分種類越來越多，戶外類、曆史類、非遺類等層出不窮。如何定義研學？兒童研學機構創始人高莉解釋，一般以某個活動主題為出發點，帶著知識點開展有深度的玩樂。“這與傳統的戶外活動不同，不是純玩，在玩的過程中，要給兒童講解知識點，延展性很強。”

“現在遍地開花的結果，其實是這麽多年來，從各所創新教育學校出來單幹的人共同塑造了這個市場。”蔣瑞說。大理獨特的自然與人文資源，為這些研學營提供了取之不盡的素材，尤其是蒼山洱海，幾乎成了所有自然教育和戶外探索類研學營的“標配”。

在這股熱潮中，一個特殊的群體——特殊兒童家庭，也將希望的目光投向了大理。對於許多自閉症、多動症孩子的家長而言，大城市缺少自然環境，無法提供給孩子所需環境，大理似乎提供了一種完美的解決方案。

“自然療愈”的理念，聽起來就吸引人。高莉認識的家長，為了去大理參加一些森林雙語幼兒園的活動，要排隊兩年搶名額，在她看來，“這是不可思議的”。

高莉對“自然療愈”的爆火並不認可。她認為，自然療愈，就是聽著高大上而已。“任何人在大自然麵前都會很舒暢，這和聽歌就開心是一個道理。”此外，她還指出，自然解壓主要針對的是正常孩子，“說白了就是帶孩子在戶外玩一玩”，自閉症兒童肯定不能隨便被丟到大自然的。

當然，“大自然對自閉症兒童肯定是有一定幫助的”。王芳通過多年從業的經驗發現，這些特殊兒童家庭的需求是真實且迫切的。然而，也正是這種迫切的希望，有時會讓他們在選擇機構時，忽視了背後潛藏的風險，甚至願意相信一些聽起來過於美好的承諾。

王一凱所在的機構，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獲得了家長們的信任。他的走失遇難，如同一道裂痕，撕開了這個“烏托邦”的美好想象。

戶外研學引發爭議

“天叔”一直試圖以自身經曆來影響家長。他的孩子已經十多歲，小時候被確認為自閉症兒童，經過他的培養，已經正常讀到六年級，並成為一名學霸。

林寧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對所有自閉症兒童的父母來說，十分具有說服力。因為大部分自閉症兒童自小缺乏自理能力，在六七歲時連吃飯穿衣、日常活動都有不小的困難，家長們都迫切想要改善孩子的情況。

林寧介紹，對自閉症兒童來說，日常的跳繩、拍球等戶外運動都有困難。爬山對孩子來說難度相對小，並且能夠鍛煉孩子的能力，“在爬山的過程中，孩子可能遇到樹枝擋路等情況，通過解決這些‘難題’來動手動腦”。

他提到，蒼山這條路線對於機構來說非常熟悉，沒聽說出現過什麽問題。但是這次事件後，他給孩子選擇機構將會把安全作為第一考慮因素。

“為了緩解入不敷出的情況，這家機構已經在籌備新的項目了，是研學方向的。”林寧透露，“明日之光”負責人一直在想辦法解決機構運營困境，“沒想到出了這個事”。

蔣瑞創辦的研學機構最開始運營時，曾經接收過一名特殊兒童，當時蔣瑞要求該兒童的家長全程跟營，並且配備了“影子老師（一對一服務兒童的老師）”。不過事後她發現，照顧這樣一名兒童是非常消耗人力的事情，並且孩子也很難融入群體中，最讓她擔心的還是安全問題。“孩子意識不到危險，這對我們來說也很難處理。”

“我們基本上沒有太多室內課程，都是戶外活動。”蔣瑞還提到，幾年的課程開發經驗讓他們提供的產品越來越多樣，還開展了專業的探險活動。在探險教育係列中，由國內頭部的探險家親自帶領孩子探險，比如探洞，一般6—10歲的孩子可以參與。然而，蔣瑞發現，這種活動一般都是老生參加，新生不太會參加，“因為聽上去比較嚇人”。

蔣瑞解釋，探險和冒險是不一樣的。“我們傳達給孩子和家長的理念是，我們不是冒險，冒險是沒有任何準備和基礎的行為，這是不被允許的。但我們做好所有準備是可以進行探險的，去年為給老師申請探險培訓證書，就花了十多萬元對老師進行培訓。”

“冒險是對生命的不尊重。”雲南研學實踐教育研究院副院長武誌斌長期關注研學行業，他向《中國新聞周刊》表達了對行業的擔憂。“這個行業涉及未成年人，未成年人需要特殊保護，安全是重中之重，然而現在風險顯而易見。”

他強調，大理研學的獨特性，有可能會放大這種風險。“很多新大理人來到大理後，有可能造就更複雜的業態。”以自閉症兒童的“自然療愈”為例，從廣義上可以歸為研學，但不少從業者並不同意，認為這不嚴謹。爭議背後，往往意味著不同形式的服務有相似之處。

蔣瑞運營的研學機構在當地有一定的知名度，暑假在大理會有不間斷的幾期研學營。受此次大理走失男孩事件的影響，已經感受到了家長的恐慌情緒，他透露：“最近有十多名家長選擇退費，似乎要把戶外研學‘一刀切’否定一樣。”

此次事件還暴露出研學市場的種種監管問題。多位行業人士對《中國新聞周刊》提到，近日，大理官方部門加大管理力度，排除安全隱患和風險，並告知機構減少戶外活動。

監管“盲區”

在研學行業，這次事件引發了很大的爭議。研學營，這個橫跨教育、文旅、托管甚至康複領域的“跨界產物”，陷入了“誰都能管，誰都管不了”的尷尬境地。

“研學這個事情，要界定它到底是校外培訓機構，還是旅行社的旅遊業務，抑或是家政服務和托管服務。”上述接近大理官方的人士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一語道出了監管的核心難題。

監管的模糊，直接導致了行業的準入門檻極低。媒體調查發現，許多研學機構並未取得旅行社資質，而是通過掛靠的方式運營，更有甚者，例如此次涉事的機構，其工商注冊主體竟是“家政公司”。

蔣瑞透露，辦旅行社資質需要繳納20萬元押金，並且很長時間內無法返還，不少從業者就是為了規避這一點選擇掛靠。低門檻意味著從業人員的資質良莠不齊，許多帶隊老師缺乏專業的戶外探險、緊急救護等關鍵技能。

在國際規定中，如果要帶特殊兒童進行戶外活動，老師與學生的配比至少應為1:1，且必須有嚴格的流程和預案。很顯然，很多機構遠未達到這個標準。這樣一來，市場就會變形：課程設計天馬行空，安全保障卻漏洞百出，最終導致風險如影隨形。

在大理，這樣的情況並不少見，甚至當下擁有較好自然稟賦的旅遊勝地都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武誌斌提到，研學主要是文旅+教育的跨界業態，不過文旅和教育具有不同屬性，教育是社會公共服務產品，更強調公益性，在法律層麵監管更嚴格。文旅是屬於市場化的產業，更強調收益，有市場需求，就會有人來滿足。

“我們稱上述交易為‘意思自治’，買家和賣家往往是一個願意買一個願意賣。特別是這種特殊兒童的服務，看似建立在更強的信任紐帶之上，但是一發生問題就會發現目前相關法律法規尚不完善。”武誌斌分析。

近年來，國家層麵已注意到研學行業的亂象，並開始推動從“並軌”管理向“雙軌”管理的轉變。今年5月，文化和旅遊部發布三項研學旅遊行業標準，武誌斌指出，這意味著教育部門和文旅部門將“各歸其位”，前者負責校內實踐教育的公益屬性，後者則主導研學旅遊的市場化發展。

然而，對於大理這樣存量巨大、形態多樣的市場，新規如何落地，新興事物如何界定，仍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一個推薦性的行業標準，距離成為具有強製約束力的法律法規，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在幾位受訪者看來，此次事件或許能夠倒逼所有相關方停下腳步，重新審視行業的初心與底線。當專業精神成為從業者的共識，當家長的選擇回歸理性與審慎，“教育的理想”可能才會行穩致遠。

高莉建議，家長想讓孩子參與獨立營，一定要充分審查學校和老師的資質，仔細了解每天的活動表，最好要進行實地考察。“特殊兒童需要專業人士看管照顧，特別小的孩子不建議交由資質不明的機構照顧，家長必須親自參與。一旦遇到不專業的團隊和不負責的機構，就有可能發生安全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