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就要實行“強製社保”:根據最高法司法解釋,任何“不繳社保”約定都屬無效,無論雙方協商還是勞動者單方承諾。茲事體大,需要認真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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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餐飲店老板發的視頻,下麵有幾千條留言,其中一條留言說“這是危機的開始。”我朋友圈有篇文章刷屏了,題為《門口的包子鋪要關門了》。
“強製社保”表麵看是保護勞動者權益,但事情不會那麽簡單,政策初衷恐怕也令人生疑,讓人想起三個月前“騎手社保風波”中那句“是騎手需要社保,還是社保需要騎手”。
我知道,有人會說:全世界社保都是強製繳納,這有什麽問題?以前可以鑽空子,現在把漏洞補上了,這有什麽不對?
這個是好問題,所以問題不在強製,而在於社保製度本身。關於中國社保製度,尤其是養老金製度的問題,我過去談了很多,但在“強製社保”麵前,最值得談的“中國社保繳存比例過高”,這是一個非常重要,同時又被大眾忽略的問題。
首先要說中國社保的存繳比例非常高。以前我也不知道,到了加拿大,一比較才發現中國社保繳存比例高得離譜。以養老保險為例,加拿大雇主和員工分別5.95%,合計11.9%,加拿大隔壁的美國是分別6.2%,合計12.4%,中國是企業16%員工8%,合計24%,是兩個發達國家的兩倍。加上其他“四險”,以及具有中國特色的“公積金”,接近甚至超過50%,放到全世界,即便跟北歐高福利國家比,也是一個高得嚇人的比例。
由此帶來了一係列嚴重的社會後果,下麵我分五點來談,姑且名之“五宗罪”。
第一宗罪:造成企業的沉重負擔
這個負擔有多重?正如開頭的案例所說,它可以讓一家企業關門。這不是誇張的說法,早在2016年,財稅專家李煒光就提出了“死亡稅負”一說,直指中國企業稅負太重,對利潤率不夠高的企業就意味著死亡。當時很搞笑,國家稅務總局轉載文章反駁,說中國企業稅負並不高,但李煒光說的“死亡稅負”不是指各種企業稅,而是指社保。社保也可以視為一種稅,李煒光原話:“勞務稅即五險一金,2016年中國總稅率68%,其中48.8%是勞務稅,而世界平均水平僅為16.3%,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在會計記賬上,五險一金當作職工福利,但它其實是作為企業的一個稅費。”
之前我讓DeepSeek算過,假設營收一億,利潤三千萬,工資成本40%,中國加拿大企業稅負各自多少?
看到了吧,如果不算社保,中加企業稅負差不多,一旦加上社保,中企是加企的差不多兩倍,其中社保是加拿大的3.17倍,加上公積金是3.8倍。老老實實交社保可以把一家企業交倒閉,就在於此——把上麵的利潤改成10%(很多企業還沒有達到這個利潤率),馬上就虧本了。
社保負擔如此之重,一個企業怎麽生存?國家的經濟怎麽發展?它不僅僅是老板操心的事情,也與普通人休戚相關,正如開頭那篇《門口的包子鋪要關門了》一文中說的,包子鋪關門,5個夥計自然也就失業了,即便以後繼續,老板也會考慮多雇傭退休老人,因為這樣不用交社保。
第二宗罪:造成普通人的沉重負擔
社保除了企業要承擔,員工也要承擔相應的一部分,這是其一。
但不僅於此,社保的高存繳比例還體現在體製內。單就養老保險而言,體製內除了基本養老保險單位16%加個人8%之外,還有職業年金單位8%個人4%,兩者合計高達36%,這是一個全世界都少有的高存繳比例。此外還有具有中國特色的公積金,與企業一般按下限各5%繳納不同,體製內一般按上限各12%繳納,合計24%,僅此兩項,就達60%。不要忘了,體製內並不直接創造財富,這些都是由納稅人承擔。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國企也有額外企業年金,比如大家熟知的銀行石油電信等壟斷行業,消費者對定價沒有發言權,也沒有更多選擇,本質上也可以視為一種稅,姑且可稱之為“國企稅”。所以,國企畸高的繳存比例,是由普通消費者承擔。
概言之,社保的高繳存比對體製內是優厚的福利,對體製外是沉重的負擔,而前者的福利正是後者的負擔。你可以這麽認為,這樣的製度設計就是為體製內量身定製的。
第三宗罪:扭曲了勞動力市場
這點就不需要展開說了,人人都明白。為什麽這些年大家拚了命也要進體製內?因為體製內福利好啊。最大的福利就是前麵說的高存繳比例的養老保險、職業年金和公積金。
這已經扭曲到了什麽程度?今年高考錄取,公費師範生和公安警校的錄取分數甚至超過了985/211院校,大家想進體製內已經瘋狂到了何等程度?
這是多麽不正常的現象?要知道,真正創造財富,真正有競爭力的是民營企業啊。還記得體製內搶著“下海”的年代嗎?那才是中國經濟最有活力的時候。現在,再沒人想“下海”,都在想著“上岸”。
我們不能責怪普通人短視、沒有冒險精神,這背後是製度的指揮棒在起作用,是民營企業沉重的社保負擔VS體製內優厚的福利待遇,最直接的根源是過高的社保繳存比例。
第四宗罪:造成了代際不公
這是前段時間非常火的一條視頻《加班回到家,我交的社保在翩翩起舞》,點進去看,留言有1.2萬條。
另外一篇火爆全網的文章叫《爺爺每多活一天就能給家裏帶來566元的收入》:爺爺一個月退休金17000元,是全家的經濟支柱,所以全家都把爺爺當成寶好生伺候。
這樣的內容以前也有,但今年特別多,特別容易火,已經成為非常普遍的社會情緒。很多上班族的工資收入還沒有退休老人的退休金高,你讓他們心理怎麽平衡?而且不能把這歸結為“嫉妒”,最令人難以平複的還在於:這些退休老人高昂的養老金正是由辛苦上班收入微薄的在職年輕人負擔的。上麵那句“我交的社保在翩翩起舞”是非常準確的,因為中國的養老製度是“現收現付”。
同樣,這也是拜過高的社保繳存比例所賜。
第五宗罪:阻礙了製度改進
《加班回到家,我交的社保在翩翩起舞》下麵有一條點讚很高的留言是這樣的:“父母那一輩交公糧養他們,現在我們交社保養他們。”這句話太精準了,一句話概括了這幾十年中國的養老製度現實。
我之前寫過,中國養老製度是中國作為身份社會最顯著的體現,根據城鄉之間和體製內外,劃分成了體製內-企業職工-農民三種身份,不同身份適用不同的製度設計,最終結果天差地別,三種人的養老收入比:1:15:30。這在全世界都是極其罕見的。
而我之所以說上一句話特別精準,不僅在於善於概括,而且還指出另外一個現實:最慘的兩代人往往是一家人。一代是50後60後的農村老人,基礎養老金不到200元,一代是80後90後從農村進城的青壯年,他們背負房貸,養育孩子,一邊交著高存繳比例的社保養著城裏的老人,一邊還要從有限的收入中省錢接濟農村的父母。
中國的社保製度,尤其是養老製度,很多年前就在喊“降高擴中拔低”,現實情況是絕對差距越來越大。養老製度作為一個福利製度,本意應該是縮小貧富差距,但現實適得其反,反而拉大了貧富差距:中國不同階層的退休收入比在職收入的差距更大。這方麵我過去已經談得非常多了,這裏就不再贅述,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看最下麵的係列文章合集。
而高存繳比例同樣難辭其咎,正是因為過高的存繳比例,導致中國養老三根支柱中的“基礎養老保險”一隻獨大,隻此一項,就讓體製內退休人員的養老金替代率普遍達到了80%以上,甚至超過100%(高於北歐高福利國家水平)。所以,降低繳存比例,降低替代率是改進中國養老製度非常關鍵的一環,也就是說,應該先降低存繳比,再來嚴格執行。很多人覺得你怎麽可以“虎口奪食”?但這是製度改進的必由之路,繞不過去的。
姑且談這五點,實際上社保高存繳比的弊端遠不止五點。
說完“五宗罪”,再說“強製社保”。現在回答開頭那個問題了:全世界社保都是強製繳納,為什麽中國“強製社保”就有問題?——因為製度不合理,所以強製才有問題,製度執行越嚴格,問題越嚴重。
“鑽空子”一般意義上不是一個好詞,但在麵對一個有問題的製度的時候,這並不是一件壞事:有灰色地帶,才有騰挪空間。但現在空間一點點被堵死了:先是2019年之後,社保從人社部門改由稅務部門征收,之前企業還可以按最低標準繳納社保,之後這個空子被堵上了;9月1日開始執行的“強製社保”,又堵住了雇主與員工自主商議的空子。可以說,這是最後一個空子,從此以後,中國社保製度的弊端將被放到最大。
如果存繳比例沒那麽高,如果不是現收現付,如果養老金不是那麽懸殊,哪怕任何一個“如果”成立,“強製社保”都沒那麽可怕——但是,沒有“如果”。我正在看見:池塘裏的水越來越淺了,抽水機抽得越來越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