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正經曆著一個尖銳、持久、深刻而又根深蒂固的憤怒時代。源頭是特朗普，矛頭直指美國。
掌握著世界有史以來最強大軍事力量的特朗普，多次宣布要在吞並加拿大之前削弱加拿大經濟。就我所見，美國人似乎並不把這種可能當回事，盡管上周他已著手行動，對加拿大加征35%的關稅。
這一突如其來、愚蠢至極的對加拿大主權的威脅，正在重構加拿大人的生活。
隨著美國從親手建立的全球秩序中退卻，世界各國正在重新製定優先事項，調整國內機構，因此也在重塑國家認同。到2027年，日本的軍費將在五年內增長60%。德國也在重新軍事化，盡管很難找到願意服役的士兵，幾代人被灌輸的反戰觀念仍在延續。
巴西已經開始用人民幣與中國進行貿易，從而找到了一種完全繞開美國的途徑。
這些都是對國家存在方式和身份認同的劇烈改變。但也許沒有任何地方的變化比加拿大更深刻。
麵對美國的威脅，加拿大正經曆史上最大規模的民族主義浪潮，比上世紀60年代的民族主義更為強烈。當時，加拿大身份的形成和傳播依靠的是書籍、音樂、國家廣播公司CBC，以及官方的雙語和多元文化政策。但與此同時，加拿大在經濟和軍事上不斷融入美國。
如今，安大略省已經禁止銷售所有美國酒類產品。超過三分之二的加拿大人表示，今年會減少購買美國的食品雜貨。加拿大人前往美國的旅行仍在急劇下降，雖然這可能與政治抵製關係不大，而更多是因為美國已經非常明確地表明，外國人在其境內可能會被拘留，甚至遭遇暴力，而無從申訴。
兩國邊境兩側的人，都希望這種經濟對立隻是暫時的（畢竟波本威士忌無可替代）。但特朗普的第二個任期揭示了一個更持久的事實：美國已不再是一個遵守協議的國家。
特朗普違背了他在第一任期親自達成的協議。與這樣的人做生意，隻能是迫不得已。
根據二月份的一項民調，91%的加拿大人希望在貿易上減少對美國的依賴。
問題在於，如何與美國脫鉤，以及這會有多痛苦。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在贏得聯邦大選後的勝利演講中宣布：“我們與美國的舊關係——一種以持續加深的融合為基礎的關係——已經結束。由美國主導的全球自由貿易體係——一個加拿大自二戰以來依賴的體係，雖然不完美，但幾十年來一直為國家帶來繁榮——已經結束。”
這種背離美國的態度並不僅僅是自由黨的立場。
2006年至2015年擔任總理的保守黨重要人物斯蒂芬·哈珀近日在中西部立法會議（一個美加立法者的跨境會議）上表示：“我可以說，我可能是加拿大曆史上最親美的總理。”
隨後他承認，他已建議現任自由黨政府盡快實現多元化，“我們絕不能再讓自己處於會被這樣威脅的境地。”
7月中旬，加拿大運往亞洲的首批液化天然氣抵達韓國。中國正在購買加拿大的原油，而不是美國的。
這就是加拿大的未來。
除了貿易，吞並的說法才是最深刻改變加拿大人自我認知的因素。加拿大軍隊幾乎完全是為了履行對盟友的承諾而設計的。因此，加軍規模小而精，僅有七萬多人。真正保衛本國邊境，從來不是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
我理解，美國人或許會覺得吞並的可能性太過離奇，不值得認真看待。但美國已經證明了有能力實現最離奇的可能。
一年前，美國海軍陸戰隊被部署到洛杉磯，配合那些不總是表明身份的蒙麵特工，這一想法還會被視為反烏托邦小說。
美國的座右銘已從“我們信仰上帝”變成了“沒有真相，一切皆可為”。
當一個國家從民主倒退時，入侵鄰國往往正是獨裁領導人用來暫停本國法律的借口。問問烏克蘭人就知道了。
如果特朗普真的打算競選第三個任期，那麽在北部邊境製造一場“緊急事件”，正是可能需要用來暫停憲政規範的那類借口。
麵對這種威脅，加拿大國內正在討論兩種方案。
第一是核武器。第二是全民防禦。這後一種，是芬蘭麵對俄羅斯時的生存之道。俄羅斯是個規模遠大於芬蘭的鄰國，時常因無能的政府而崩潰，又以帝國主義野心向外擴張。
加拿大在全球危機和世界大戰中一直有征兵的傳統，但並不是一個以軍事為樂的國家。但加拿大人的心態正在改變，這種轉變不僅是經濟或政治的，也是文化上的。
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加拿大精英階層因與美國的融合而受益——與美軍並肩作戰的狙擊手，在美國實驗室工作的科學家，為紐約出版物撰稿的作家，在好萊塢成名的演員。
就連卡尼在2023年擔任金融新聞與數據巨頭彭博董事會主席時，仍是這種融合的象征。
隨著美國逐一瓦解精英機構，這種向往的紐帶正在消失。問題已不再是如何停止與美國的比較，而是如何擺脫被美國掌控的命運。前總理特魯多曾把加拿大稱為“後民族國家”，認為加拿大身份，應讓位於克服曆史罪惡和各種模糊的道德姿態。這種幻想已經結束。
在多項調查中，壓倒性多數受訪者認為，加拿大獨特性的首要來源是多元文化。在一個陷入愚蠢且讓人貧困的仇恨中的世界，這正是加拿大獨特的國家特質。
即便在新冠疫情之後，因未能為新移民建設足夠的基礎設施而縮減了移民規模，加拿大依然擁有世界上最高的入籍率之一。這個國家一直是多元的，始終包容多種語言、民族和族群。不同之間的妥協是加拿大曆史的勝利，而這種勝利似乎值得為之而戰。
如今加拿大陷入一種雙重現實。
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59%的加拿大人認為美國是最大的威脅，同時有55%的加拿大人認為美國是最重要的盟友。這既是不可持續的矛盾，也是可能在可預見未來定義這個國家的現實。
加拿大與美國分裂，美國與自身分裂，加美關係正懸在這種裂縫之上。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一直是20世紀60年代加拿大民族主義的終極象征，也是美國反烏托邦的偉大先知之一。她在播客《Gloves Off》中談到加拿大如何應對來自美國的新威脅時對我說：“第一，仇恨所有美國人是愚蠢的。這太傻了，因為他們中有一半會同意你的看法”，而且“現在甚至有不少人已經開始後悔自己的選擇。”
加拿大和美國的很多人都希望，這種新的敵意能隨著特朗普政府的結束而消失。
緬因州州長珍妮特·米爾斯近期訪問新斯科舍時說：“我無法替我們的總統為這些言論辯解。他說這些話，並不是代表我們。”
但事實是，特朗普確實代表他們。現任美國駐加拿大大使皮特·霍克斯特拉，就是那種被派去疏遠某個國家的人。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美國國務院不得不為他發表的冒犯言論道歉，而這些言論他一度還否認過。
他還說，加拿大人“刻薄而討厭”。這種人說出的侮辱，反而成了加拿大的榮譽勳章。
但真正崩壞的並不僅是總統職位，而是美國整個製度。從加拿大的角度看，美國的左派正在進行舉行投降儀式。無論多麽富有或特權顯赫的美國機構，似乎都不願為民主價值作出哪怕最小的犧牲。
如果總統是托尼·索普拉諾，那麽那些懇求加拿大遊客回訪的民主黨州長就是卡梅拉（編注，托尼·索普拉諾和卡梅拉都是美劇《黑道家族》裏的主要角色，托尼是黑幫老大，卡梅拉是托尼的妻子，她在道德上經常搖擺，一方麵享受黑幫帶來的富裕生活，另一方麵又對托尼的行為表示不滿，但最終依然維持現狀。所以這位加拿大作者還是用了一個美劇的典故）。他們咂嘴表示不滿，卻無法相信有人會質疑他們在努力和稀泥時的“體麵”。
在這個新世界中，加拿大遠非無能為力。
我們受過教育，也足智多謀。但我們從未像現在這樣孤立無援。當前的國家自我定義，與過去的民族主義不同，將是更廣泛的連接，而不是視野的收縮。我們要證明多元文化是可行的，證明一個開放社會依然可能存在，並且不會自我吞噬，在自由派與保守派之間的分歧雖真實且根深蒂固，卻不會惡化成暴力與仇恨。
加拿大還必須成為全球民主國家的紐帶，從台灣、韓國，經由北美，延伸到波蘭和烏克蘭。
特朗普的第二個任期，讓加拿大的經曆就像一個青少年被虐待成性的父親趕出家門。我們必須迅速成長，而且不能回頭。
我們現在的選擇，將永遠決定我們的國家性格。
憤怒是有用的情緒，但隻能作為出發點。我們必須認識到，從現在起，我們的力量隻能來自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