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保衛戰”：戰線在重組，火力正升級…

文 ｜ 郭英劍（中國人民大學全民閱讀教育研究院院長）

5月22日，美國國土安全部宣布撤銷哈佛大學招收國際學生的資質，甚至要求目前在哈佛大學學習的國際學生立刻轉學，否則將失去在美國的合法身份。消息一出，震驚全球學界。

作為全世界最具影響力的高校，哈佛大學的國際學生比例約占學生總數的1/4，其對全球學術共同體的象征意義不言自明。該事件不僅引發了哈佛師生的抗議，更在全球掀起了一場關於大學使命、國家治理與全球知識秩序的深層討論。

在我看來，該事件的轟動效應之大，堪稱新世紀以來全球教育界最劇烈的一次震蕩。

權力、知識與文化的碰撞

此次事件並非完全令人意外。它其實是2024年底哈佛遭遇美國國會嚴格審查事件的延續。當時，哈佛因對校內反猶言論的處理方式而遭到美國國會審查，最終導致其黑人女校長克勞丁·蓋伊辭職。對於外界而言，該事件似乎是因言論危機引發的一次校方管理失誤，但若僅以“處理不當”或“反猶爭議”歸結這一係列事態，無疑低估了它背後的深層結構。

在我看來，該事件不僅是一所大學的公關災難和一場觀念之爭，更是一場蔓延至權力核心、牽動國家意識形態的文化戰爭。它展現了美國社會在高等教育、政治權力與文化信仰之間激烈的碰撞與撕裂。

過去幾十年中，哈佛大學及其同類精英學府因其自由主義立場、社會正義話語和多元包容政策，逐漸成為美國保守派眼中的“文化堡壘”。這場以“反猶”為由發動的攻勢，在很大程度上是保守力量對精英教育體係長期不滿的一次集中爆發。哈佛與美國執政者之戰，是一次知識權威、政治忠誠、文化立場的全麵交鋒。

我們需要思考的不僅是哈佛“處理反猶是否得當”，還有“哈佛為何成為靶子”，以及“誰有權決定大學價值”。在極化的政治氣候中，大學還能否保有對知識的自由探索及對社會的深度反思？相信所有人都看得出，美國政府此次重拳出擊哈佛極具象征意義。正如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諾姆在受訪時所說，這是對美國其他大學的警告，所有大學都應好自為之，盡快整頓。

為此，我將這次哈佛的抗爭以及美國學界乃至全球高等教育界對其的聲援稱之為“哈佛保衛戰”，因為它事實上是一場關於大學自由、學術自治與製度尊嚴的堅守與抗爭。

從意識形態對立到製度性重塑

事實上，美國特朗普政府對於哈佛的極限施壓，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就開始了。

在美國，高等教育領域已成為日益激烈的意識形態爭奪之地。2017年，首次當選美國總統的特朗普就頻繁對以哈佛為代表的常春藤盟校發起批評乃至政治性攻擊。這些批評與攻擊並非零散事件，而是構成了一場具有結構性意圖的文化戰爭。特朗普政府通過話語、政策、財政和監管手段，持續對美國高等教育施加壓力，意圖“糾正”大學被指“過於自由派化”的價值導向，並試圖借此重塑大學與國家、大學與資本、大學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首先，初期攻勢是從話語建構開始到政策威脅（2017—2020）。特朗普頻繁抨擊美國高等教育機構，指責大學“扼殺言論自由”“壓製保守派聲音”，並要求接受美國聯邦資金的大學必須保障“言論自由”。

其次，號召美國國會對哈佛進行製度審查。再度步入總統競選期的特朗普以“反猶主義”“校園暴力”“招生不公”為由，重新炮轟哈佛大學，並掀起新一輪針對高等教育的全麵攻勢。在他的推動下，舉行了一場對哈佛的政策與製度進行審查的聽證會。會上，多位美國國會議員質問哈佛、賓夕法尼亞大學等高校在處理親巴抗議與校園騷亂中的“不作為”，並質疑大學在DEI（多元、公平與包容）政策上的“歧視性逆向傾斜”。

最後，動用行政命令凍結哈佛的美國聯邦政府撥款、剝奪其招收國際學生的資格。特朗普就任美國第47屆總統後不久，美國教育部與財政部便啟動了對哈佛的聯邦撥款項目審查，凍結其約23億美元的多年期撥款計劃及6000萬美元的科研合同。緊隨其後，特朗普公開威脅取消哈佛的稅收減免資格，並對其校友捐贈施壓。該階段的攻勢不再僅僅是話語建構，而是啟動實質性懲罰機製。

應該說，上述美國政府的行為反映了教育自主的結構性危機——大學自由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戰。

特朗普政府的這些連續進攻並非單一現象，而是反映出一場結構性的政治重組正在加速進行。傳統上，美國大學享有“製度性自主”，即在招生、教學、研究與價值引導上的獨立空間。但隨著美國政府將財政審查、價值裁判與社會壓力作為工具，其“教育自主”遭遇前所未有的係統性挑戰。這場挑戰的根源不僅在於資金鏈的脆弱性，更在於大學治理模式的脆弱性。當高校必須在道義與生存之間作出選擇時，原本以“中立”自居的象牙塔已難以維係學術自由與製度穩定的雙重理想。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隨著“大學是否仍是社會公共利益的一部分”的討論越發激烈，大學的合法性正被置於持續的政治博弈中。從特朗普的“文化戰”策略來看，大學不再隻是一個教育機構，而是被建構為價值鬥爭中的敵對陣營。這直接將大學從“社會公益”轉化為“階層工具”的象征性陣地。

在此背景下，哈佛的財政危機不是孤例，而是象征性揭示了大學自由精神正麵臨“財政-政治-輿論”三重夾擊的現實。在後真相時代，當“言論自由”被用來打壓“自由表達”，當“公共財政”被用於懲罰“政治不正確”，大學如何重新確立其使命與邊界，成為“哈佛保衛戰”之後的更大命題。

哈佛的回應與高教聯盟的集體反應

在特朗普政府采取審查與資金凍結手段之初，哈佛並未立刻作出強烈反應，而是采取了相對克製、審慎的態度，試圖通過內部磋商與法律評估以緩解局勢。對於指控中涉及的“校園反猶太主義”和“招生歧視”等問題，哈佛的初步回應僅停留在對校園價值觀的重複申明與製度的辯護上。但當美國財政部宣布凍結其多年期撥款與合同，並威脅取消其稅收優惠資格後，哈佛終於意識到這不是一場對單一事件的審查，而是針對其製度、文化與自治精神的全麵進攻。

哈佛的轉變是顯著且有力的。

今年3月，校方正式對美國財政部提起聯邦訴訟，指控其以政治動機幹預學術機構的財政與治理。這標誌著哈佛從單一學校利益的防守，轉向為整個高等教育係統爭取製度正義與公共信任的主動出擊。更關鍵的是，這場訴訟並不是象征性抵抗，而是明確聚焦於政府通過財政杠杆手段控製大學意識形態與辦學自主的危險趨勢。

哈佛的起訴很快引發全美高教界的廣泛聲援，很多高校公開譴責美國聯邦政府。在此過程中，我們看到美國高等教育係統在危機中的“聯合意識”開始顯現。過去數年，由於在很多議題上的分歧，美國高校之間並不總能保持一致的價值立場。但此次哈佛的遭遇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麵鏡子，反映出美國整個高教係統普遍存在的脆弱性——當一所標杆性大學都無法免於政治與財政的雙重操控時，其他大學的製度安全亦岌岌可危。因此，這種“製度自保機製”不僅是同聲援助的情感共鳴，更是在現實邏輯推動下的理性選擇。

更關鍵的是，這場聯合反擊彰顯出大學在麵對權力幹預時的一種“後危機反思機製”。不少高校在支持哈佛的同時，開始重新審視自身內部治理結構與輿情管理機製，試圖在保持大學開放性與自由性的同時，強化公共溝通、完善危機應對。這不僅有助於提升公眾對大學的信任，也為高校麵對類似壓力提供了製度與道義的預備方案。

應該說，哈佛的反抗不再是一所精英高校的孤軍奮戰，而是一場製度性反擊的信號彈。在這場圍繞資金、治理與意識形態展開的文化戰爭中，美國高教界顯然意識到，它們若不形成共識並采取集體行動，不僅將失去財政支持，更將喪失獨立性與公共信譽。

司法審判：地方法院的關鍵判決

在哈佛大學與聯邦政府對抗的同時，一場司法審判悄然展開。

5月22日,失去招收國際生資質的哈佛迅速向法院提起訴訟，表示政府試圖抹去哈佛1/4的學生群體，即對大學及其使命有重大貢獻的國際學生。哈佛校長加伯在公開信中寫道：“這項撤銷措施是政府一連串報複哈佛的行動之一，因為我們拒絕放棄學術自主，亦拒絕接受聯邦政府對我們課程、教職員及學生的非法控製。”

一天後，美國馬薩諸塞州波士頓聯邦法院地方法官巴羅斯裁定，聯邦政府不得執行其一天前發布的命令。巴羅斯批準了一項臨時限製令，裁定如果美國國土安全部的命令生效，哈佛將遭受“立即且無法彌補的損害”。

此次判決呈現的憲政邏輯，正是在當下文化戰爭語境下，為美國大學自治劃定的一道製度紅線。它不僅回應了哈佛的法理主張，也象征性地為其他高校提供了防禦性先例。盡管該案很有可能被上訴至聯邦上訴法院，甚至最高法院，但地方法院的初步判決已然發揮了重要的“司法護欄”功能，即在政權更替與社會分裂的風暴中，維係學術共同體最後的製度性安全區。

當然，判決的意義不止於支持哈佛，更在於重申美國高教係統賴以生存的製度底線，即大學必須擁有自主判斷政治與學術邊界的權力。這場審判不僅是一起技術層麵的行政法判例，更是一次象征性的製度正名。它向所有觀察者傳遞出明確信號——哪怕文化戰已燒至象牙塔深處，憲政法律仍是高校得以安身立命的最後屏障。

自由派與保守派的世紀對峙

自上世紀下半葉以來，美國社會就陷入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文化戰爭”。

這場戰爭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60年代的新左派運動與保守主義複興之間的衝突。是時，自由派推動的民權運動、反戰思潮與女性主義等激進議題，使美國社會發生了劇烈的文化裂變。同時，保守力量也開始反擊，將“回歸傳統價值”塑造成政治口號，開啟了長達數十年的文化對峙。作為思想與價值的生產地，大學自然成為了“主戰場”。

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保守派就將高校描繪為“自由派意識形態溫床”，指責其容忍“政治正確”，打壓保守意見，縱容學術左傾、逆向歧視與“身份政治”的膨脹。

新世紀後，隨著社交媒體的擴張與輿論分裂加劇，“覺醒主義”成為保守派最新的攻擊對象。“覺醒”原是少數族裔對社會不公的自我警醒，但近年來逐漸泛化為自由派對種族、性別等議題的敏感激進立場。

在此語境下，“反覺醒”浪潮應運而生。2020年5月，美國黑人喬治·弗洛伊德被捕後被白人警察“跪殺”事件引發了全美大規模抗議。此後，美國高校紛紛加強DEI措施，但這些舉措卻成為保守派眼中“逆向歧視”“思想灌輸”的象征。

哈佛大學前校長蓋伊的下台正是“文化戰爭”的一次集中爆發，並標誌著保守派在“反覺醒”運動中的階段性勝利。長期以來，保守派深感自身在學界、媒體、藝術等“文化高地”上失勢，進而提出要“奪回話語權”。這一戰略不僅包括政治議題設定與輿論引導，還包括對高校資金、治理、課程的直接幹預。

蓋伊事件之後，保守派政客進一步發起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等高校的調查。可以說，一場“由下至上”的文化攻勢正轉變為“由上而下”的體製性重塑。它不再停留在輿論領域，而是通過預算、評估、問責等手段，直接改寫高校治理邏輯。

但這場戰爭並非簡單的自由派失敗、保守派勝利。蓋伊辭職後，學界、媒體乃至部分政治人物迅速反彈，批評這是“反智主義對大學自治的攻擊”。可以說，哈佛事件不僅揭示了大學的脆弱，也激發了更廣泛的公共反思：大學是否應淪為政治角力的附庸？學術自由與言論邊界應由誰設定？大學能否仍作為自由社會的最後堡壘？

當然，這場文化戰爭的火焰尚未熄滅，其戰線正在重組，火力正在升級。哈佛所經曆的不僅是一次危機，更是一場深刻的製度性轉向。在這場漫長對峙中，大學既不能退縮於象牙塔的避風港，也不能輕易投降於權力的指令書。自由與責任、自治與反思，仍是當下大學在文化戰爭中必須麵對的雙重命題。

總之，哈佛的此次抗爭是一場危機，也是一麵鏡子，照見了當代大學在政治、文化與社會變遷中的困境與堅守。這場危機提醒人們，大學不能滿足於內部循環的“象牙塔式”自我陶醉，必須走向社會，回應關切，發出理性的聲音，承擔建設性的責任。大學精神不僅要在論文中表達，更要在公共生活中顯現。

正如曆史上的許多大學危機最終成為其文化重塑的契機，今天的哈佛保衛戰亦應成為全球高教界自我更新的轉折點。人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唯有堅持自由精神，並以此為起點不斷革新，才能使大學繼續成為文明的燈塔、人類理性的堡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