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臨近年關，勞動者討薪的話題再次成為公眾焦點。1月7日，大型連鎖月子中心“愛家”猝然倒閉，旗下67家門店一夜之間關停，上千名月嫂走上討薪之路；自1月13日起，200餘名江西南昌建築工人連續三日滯留城管局，隻為討回被拖欠的多達500萬元巨額欠薪；1月20日，武漢百佳婦產醫院員工因醫院倒閉數月工資未發，選擇以跳樓表達絕望……經濟下行的危機如漣漪般擴散，沒有一個行業能夠完全幸免；首當其衝的，依然是位於社會底層的勞動者。攜帶著2024年的無解難題步入2025年，正是勞動者生存困境的真實寫照。
如同絕大多數與勞動者相關的新聞一樣，我們很難在國內媒體和平台上看到這些維權事件的詳細報道，更難以得知事情最終如何收尾。事件被描述成偶發的、個別的，抗爭的聲音迅速被刪除、遏製，是我們更熟悉的景象，而通報式後續也正成為一種常態。
2024年6月，冷藏車事件中，8名大齡女工在往返工作途中慘死運輸車內，這一悲劇曾撥動大眾心弦，引發輿論震動。在12月發布的調查報告中，官方將其定性為“企業未落實責任、駕駛員違法違規、屬地監管不到位的生產安全責任事故”，並將問題歸結為“駕駛員安全和法律意識淡薄”。最終，事件以駕駛員被批捕、涉事公司及相關行政人員被處理告終。而這起事故所暴露的村鎮女性零工困境，再一次被有意無意地忽視和回避。
2024年11月，無錫職業學校學生無差別傷人致多人死亡，通報上藍底白字的文字，則僅指認該學生“考試不合格未拿到畢業證書”“對實習工資不滿”。隨後，無錫法院在12月17日匆匆宣判其死刑，並在2025年1月20日執行。至此，事件以極其迅速的司法流程畫上句號。他為何走向如此極端的道路？未見任何深度挖掘和反省。職校學生長期以來遭受的實習剝削、社會資源的缺失，亦在事件中被全盤省略。
然而，事件的全貌並非永遠無法窺見。在耐心的追蹤和梳理之後，那些被隱藏的真相終會浮現。本期年度特刊，我們選取了幾類年度焦點事件——拚多多前員工反擊競業限製，比亞迪巴西工廠被控“奴隸勞動”，規培生以生命對抗“吃人”的製度，以及搬廠集體維權的實踐，通過追蹤和梳理，希望可以看見每一樁看似孤立的勞動事件背後，所折射出的行業、社會乃至生產體係中的結構性問題。
拚多多前員工反擊競業限製
事件回顧
2024年春節前後，陸續有數位拚多多前員工爆料該公司濫用競業協議的情況，引爆輿論熱議。例如，微博網友“洋洋要活下去”自陳，其於2023年7月自拚多多離職，並拒簽了為期6個月的競業協議，但拚多多依舊給其發放競業補償金，並將競業協議郵寄到家，使得競業啟用成為既定事實，繼而通過跟蹤偷拍等方式掌握其“違反競業協議”的“證據”。2024年3月，拚多多向上海長寧仲裁委申請，要求該網友賠償42.3萬元。2024年4月28日，該網友發微博表示，拚多多隻要自己返還1.5萬的競業補償，就願意撤回仲裁。不久後，該微博被平台刪除。該網友並不打算就此和解姑息，決意繼續進行訴訟，抵製拚多多的索賠。目前該案尚未有可信的進展。
又如微博網友“草娃故事”，其於2022年7月作為應屆畢業生入職拚多多，8個月後離職，卻被要求競業9個月，後遭到拚多多索賠28萬元；另一位拚多多前員工趙某則遭到了48萬元的索賠，盡管他離職後進行了諸多個人隱私防護，卻依然能被拚多多跟蹤“取證”。2024年初，包括ta們二人在內的11位拚多多員工聯名發文揭露拚多多濫用競業協議的行為，其中最高索賠金額可達450萬。據網友整理的信息，此時ta們的維權行動大部分仍處於一審階段，個別尚在仲裁階段的也難以指望獲得有利於自己的仲裁結果。
進展與梳理
2024年3月21日，有多名律師表示願意為拚多多的前員工們提供法律支持，在那之後並無更進一步的詳細信息釋出。由於裁判文書網公開文書的匿名化處理，尚不能找到2024年內明文表述與拚多多競業糾紛相關的記錄。這些前員工的維權進展目前從網上很難了解到確切信息，輿論關注轉移是一方麵因素，另一方麵各平台也在對這些維權聲音進行封堵，一些曾發聲維權的前員工微博賬號現已無從檢索。
實際上，競業限製糾紛並不是最近才開始出現的。據2018年《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競業限製糾紛案件審判白皮書》，競業限製糾紛案件數量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集中分布於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領域，勞動者上訴率明顯高於一般勞動爭議案件。2018年的這份報告同時指出，“競業協議簽訂範圍擴大”已成顯著趨勢；而競業適用性、競業關係的認定、違約金的合理區間等毫不意外是過去與現在共有的“老大難“問題。以江蘇省公布的2015至2020年間226份競業限製相關文書為樣本，有統計表明，無論一審還是二審判決中，法院認定競業協議有效的比例都占據多數，且二審維持原判的比例也占據多數——由此管中窺豹，勞動者在競業糾紛案中大多難以在一審獲得有利於自己的判決，即使選擇上訴也很難改變。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選擇為拚多多前員工提供幫助的律師們會將這次維權視作“爭取極度渺茫1%的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拚多多濫用競業協議的輿論爆發後兩個多月，4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勞動爭議典型案例，其中就有關於“競業限製協議不能限製非負有保密義務的勞動者的自主擇業權”的案例。該案中，一名推拿師離職後遭到競業索賠，仲裁委與法院均不予支持，理由是該公司無法證實推拿師的保密義務，即競業限製對該勞動者的適用性。然而，該案例的典型性對於以拚多多為代表的互聯網大廠競業來說，卻是不典型的。“被競業”的拚多多員工們麵臨的一大難點，正是在競業限製的適用性上，ta們的工作內容並不像推拿師一樣能夠直觀確認到涉密的可能性，而許多法院傾向於認為，簽訂競業限製協議就負有保密義務。
工勞評論
競業協議的本意旨在保護企業商業機密，但現實告訴我們，它作為對於勞動者的控製、威懾手段同樣有效。正是因為競業協議在實踐中存在太多曖昧模糊的地帶，使它能成為一種具有普適性（競業適用性的模糊）、有效性（競業關係認定的模糊）、收益性（違約金合理區間模糊）的勞動控製手段。於是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外包工、實習生等企業內的底層勞動力，以及如廚師、推拿師等在一般印象裏完全和“機密”不相關的職業，居然也能成為競業限製的對象。
麵對競業限製的無理要求，大部分求職者並沒有太多選擇，尤其是進入經濟寒冬的今天，即使明知餌中有鉤，仍有不少人隻能一口咬下。部分法律從業者認為，競業限製本身沒有問題，問題出在對其進行濫用的企業上。然而高達百萬乃至千萬的違約金，壓在一個個如你我般普通的員工身上，這幅讓人驚心動魄的圖景很難不讓人懷疑：在當前資方顯著占優的勞資關係態勢中，一個名義上客觀合理的製度，不僅沒有推動雙方的均勢化，反而愈發成為弱勢方的重壓，它真的如其聲稱的那樣合理嗎？競業限製濫用的行為甚至算不上違法，用於勞動控製可謂無本萬利；但勞動者一旦利用法律維權“頻繁”，則會被扣以“惡意討薪”。對於個別麵臨競業限製的勞動者來說，或許有一些應對的經驗，可以減少被原公司競業索賠的概率，但問題的源頭始終是那個讓勞動者“別無選擇”的勞動環境。
相關事件
2024年6月，冷菜工被訴違反競業協議遭索賠10萬，法院認定協議無效
2024年6月，寬帶安裝工人被要求簽訂競業協議，法院二審改判協議無效
競業限製泛濫，勞動者維權難
比亞迪巴西工廠被控“奴隸勞動”
事件回顧
2024年12月23日，
巴西勞動檢察官辦公室通報，比亞迪在巴西巴伊亞州卡瑪薩裏的工廠建設工地中，有163名工人被發現處於類似奴隸的工作條件中。根據巴西法律，這一定性包括屈服於強迫勞動，耗盡工作時間，受製於有辱人格的工作條件和限製工人的行動自由。具體的調查結果揭露，建設工地主要問題包括惡劣的居住、餐飲和衛生條件，工人被迫支付押金，被扣留60%的工資和護照，每天10小時的工作時長和多次工傷事故等。
巴西勞動部公布的工人在比亞迪巴西工廠的住宿環境
此次調查並非偶然事發，而是比亞迪勞工惡性事件遭到多次投訴後引發。這個建設工地於2024年4月動工，開工後不久便有匿名群眾向卡瑪薩裏地區建築工會投訴工地工人惡劣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引發當地工會介入和關注。2024年9月，當地匿名投訴係統接收到一條視頻，顯示一位比亞迪中國工頭暴力毆打勞工，引致巴西公共勞動部開始深入調查，後續以比亞迪發表聲明、譴責涉事工頭結束。11月至12月，巴西公共勞動部進一步確定了4起工傷事故。勞工保護相關的部門和公共輿論的關注並非空穴來風，對比亞迪的調查也隨著越來越多勞動侵權事件和相關證據的不斷積累而逐步升級，直到最終在12月對廠內工作條件下了“奴隸製般“的論斷。後續，在公共勞動部的初步聽證會中亦確認定性這些工人為國際勞工販運的受害者。
進展與梳理
在巴西，比亞迪官方發布的葡萄牙語聲明中，“誠懇”承諾監督承包方整改問題；然而在國內的公關中，卻把此事解讀為“境外勢力蓄意抹黑中國品牌、抹黑中國”。比亞迪承包商亦辯稱扣押勞工護照是為協助申請臨時身份證，但2025年1月7日巴西勞動部第二次聽證會證實，工人持非正規簽證進入巴西，這一“狡辯”不攻自破。
當消息傳回國內，許多網友表示，這一“惡意抹黑”的工作條件，正是國內工人普遍麵臨的現實。新能源車企的高壓和強控製在國內早已不是什麽新鮮事。以比亞迪為例，不合理的加班製度、薪資和考核裁員規定構成最直接的壓力，工人被迫在生計收入和健康甚至生命之間做出選擇。由於各個地區的比亞迪工廠僅給工人提供當地最低工資，工人不得不自願超長時間加班以維持生計。2024年9月底，一名55歲的西安比亞迪工人在連續幾個月的超負荷加班後猝死。他猝死前一個月的抖音視頻記錄，他每天工作至少10
小時，每月工作26天。一位安徽比亞迪的工人也提到，12月自己連加29天夜班，收入卻不到一萬。其他工人也佐證這樣的超長工時在全國各地的比亞迪工廠已成常態。
去世工人8月份的工時，圖源抖音
而對工人更加軟性的控製也同樣不可忽視。在社交媒體上，有工人指出比亞迪走五步便有一個攝像頭，每日睡眠時間不足7小時，有時甚至難以達到6小時。有員工指出，最底層的工人“一個人做兩個人的活”，查紀律、查監控、抓績效的種種審核嚴苛殘酷。
然而，能夠加班以維持生存已是一種“幸運”。新能源車企競爭激烈，訂單減少時，比亞迪通過限製加班來壓低薪資。2024年7月，無錫工廠在生產淡季減少加班，並禁止工人在工時外打零工補貼家用。工人工資直接下降到3000到4000左右，難以養家糊口。工廠被懷疑是在生產淡季通過調崗、減少工時等手段變相裁員，最終遭到工人集體罷工抗議。
工勞評論
當前新能源車廠工人愈發脆弱和不穩定的處境，往往隱匿於企業規模膨脹、產能爬坡等充滿昂揚情緒的新聞背後。麵對出口和競爭的行業壓力、價格戰，新能源車企把代價不成比例地轉移到工人身上，對海外勞工的係統性剝削也早已是宏偉出海藍圖中的一環。
在“中企出海”的案例中，工人不僅被國內行業起伏和常規的勞動控製策略左右，也被更深地嵌入海外勞工的身份模糊性和人身不自由中。以同樣是因新能源產業而成為中資企業布局的印尼為例，蘇拉威西的中資鎳廠對中國工人的剝削、克扣和非法拘禁的情況已經有大量媒體報道記錄，有工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在園區的生活如同坐牢。扣押護照作為一種勞動控製方法並不罕見，甚至習以為常，盡管按照國際慣例，這早已涉嫌強迫勞動與人口販運。外派勞工往往被視作商品化的人力資源而非受勞動法保障的勞動者，當地警方和工會未必有意願介入給予法律救濟，中國的勞動法更是長期漠視海外工人的勞動保障。故此，企業得以利用中國勞工的脆弱法律身份規避檢查、降低成本，服務資本的全球擴張大局。
相關事件
2024年1月，印尼雅萬高鐵項目欠款，中國大使館遭掛布條抗議
2024年2月，一帶一路埃及CBD項目拖欠工資，中國工人討薪被毆打
中國工人在中資印尼鋼鐵廠常年遭遇欠薪
規培生自殺
事件回顧
2024年2月，25歲的規培生曹麗萍因不堪長期高強度的加班選擇自殺。遺言中，她多次提到“加班”“請假”“事情做不完”等字眼，日常與朋友的交流也流露出深深的無助與絕望。在規培期間，她幾次嚐試請假卻因無法完成導師分配的任務而作罷。在目前的規培製度下，她不得不承擔繁重的工作，同時缺乏有效的支持和緩衝機製，加之規培生群體整體處於弱勢地位，她的每一次抗爭最終都歸於沉寂。同樣是2月，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嶽陽中西醫結合醫院，規培生小吉在出租屋燒炭自殺；3月14日和3月19日，廣西南寧第一人民醫院一名實習生和一名規培生接連自殺。接連幾起自殺事件再次將規培製度推上風口浪尖。
2022年12月，規培生抗議疫情期間工資過低、負擔沉重
進展與梳理
多家媒體報道了規培生在培訓期間麵臨的高強度工作、低收入、無法得到製度設計承諾的培養學習、身份模糊、權利缺失的現狀。
社會對規培生的現狀、應當獲得的權利有了更多深入的討論。
與規培生強烈的不滿情緒、社會對規培製度的反省相對應的，是官方仍努力正當化規培製度的“剝削性”。2024年8月19日醫師節，規培製度發起者之一、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麻醉手術中心學科主任劉進回答央視時表示：“適當疲勞狀態下還能基本正常工作的能力必須要有，否則你就當不好、當不了這個醫生。”這一言論迅速引起了廣泛爭議。不少規培生對此表示強烈不滿，認為所謂的“適當疲勞”隻是對規培製度壓榨的合理化，忽視了規培生長期麵臨的過度加班、高強度工作的處境。盡管劉進在講話中補充道：“過度疲勞、無休止地加班，這些肯定是不對的。”但是對於規培生而言，ta們往往已經習慣於加班成為常態、疲勞工作被視為職業必修課的現實，因此這樣的補充反而被認為是“站著說話不腰疼”。許多規培生反駁道，與其強調“適當疲勞”，不如從製度上保障合理的工作時間與休息權。
規培生的工資保障亦是一個頑疾。由於規培期間的學生身份，規培生沒有勞動合同，僅靠每月幾百至一千多元的補助度日。據統計，69%的規培生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僅14.5%的收入超過5000元。微薄的收入與其付出的勞動形成了鮮明的反差。早在2022年，“清零”政策放開後，疫情在短時間迅速蔓延，醫院要求研究生和規培生必須留院支援但卻未能提供充分的醫療保障和勞動待遇，當時全國超過10所醫學院校學生喊出了“同工同酬”等口號（工勞往期梳理）。時隔3年，在各地公立醫院頻繁傳出降薪欠薪消息的今天，合理報酬訴求的實現顯得愈發困難。
工勞評論
規培生自殺事件揭示了規培製度深層的結構性問題：這一群體長期被剝奪休息權、勞動保障與基本尊嚴。ta們在高強度工作的壓迫下得不到應有的支持，卻因學生身份和微薄收入處於弱勢地位，無法通過勞動合同維護自身權益。在主流輿論對疲勞文化近乎默許的氛圍中，製度性的勞動剝削愈發顯而易見。
需要追問的是，為什麽學生群體頻繁淪為廉價勞動力？“降本增效”已成為近年來中國市場的核心邏輯，而廉價的學生勞動力正是市場化改革下醫院自負盈虧的重要手段。對醫院而言，規培生是成本最低的“人力資源”，承擔著一線醫生的勞動強度，卻僅需象征性的補助。
而另一邊，被輸送到工廠的職校生，境遇則更加嚴峻。職校學生麵臨學校、勞務中介、工廠多方勢力的壓迫，各方相互庇護、謀利。職校學生被迫以“實習”名義，低薪從事與專業無關的流水線工作，有時還會因此造成身體和心理創傷。當ta們最終離開學校拿到畢業證書時，卻發現自己既缺乏實際技能，也無法擺脫社會的偏見與學曆歧視。
規培生與職校生雖在教育係統的序列中存在差異，卻共同麵臨著低成本人力替代品的處境。當我們討論某一群體的境遇時，更應看到將勞動者利益置於底端、將成本壓力不斷轉嫁給更弱勢群體的係統性鏈條。如何促成不同背景學生群體的聯合，推動各自處境的改善，或許是未來值得思考的方向。
相關事件
2024年4月，呼和浩特市公立醫院無故辭退40餘名勞務派遣護士
2024年10月，欠薪10個月後，公立醫院梅州市嘉應學院醫學院附屬醫院倒閉
2024年8月，河南清豐第一醫院拖欠工資，醫護集體討薪
搬廠維權
事件回顧與梳理
疫情後，工人集體維權事件頻發。據中國勞工通訊罷工地圖的有限統計，2024年至少發生了1508起工人集體行動事件，
其中搬廠維權事件在經濟下行的大環境下尤為頻發。。2024年1月10日至14日，上海鬆江東洋塑膠製品有限公司工人集體罷工，抗議公司不合理的搬遷賠償標準；3月16日，湖北陽新電子廠一夜搬空，工人不僅沒有得到補償甚至工資也沒有結清，遂進行集體維權；4月10日，因煙台凱實工業有限公司搬廠補貼不到位、政策不合理，工人維權兩月無果，遂開始在互聯網上尋求關注和幫助；7月29日，珠海寶力模具塑料製品有限公司決定搬廠，但拒絕對員工做出任何賠償，部分工人發起集體維權，要求公司對ta們做出合理賠償。
工廠搬遷給工人帶來的影響有很多，譬如工作場所遷移帶來的生活圈移動、通勤時間的變化等。但更為嚴重的是，工作環境或工作強度等的劇烈變動可能導致工人難以適應，如果工人主動辭職，不僅得不到任何補償，而且還會失去工作。
在搬廠維權中，一些工人聚焦於爭取應得的補償與合理的安置，另一些則直接抗議、阻撓搬廠行為本身。例如，3月17日，深圳喬豐科技實業有限公司爆發了罷工，要求公司依法支付搬遷補償金、並補繳社保。該罷工持續了一天，後因政府調停。3月18日有工人發抖音表示，廠方暫停搬廠，工人複工。在維權過程中，廠方試圖讓工人相信“這不是搬廠”，堅稱搬廠一事純係兩位帶頭工人造謠，但是其自身近期以來的產業部署已然讓工人們注意到生產中心的轉移，紛紛憂心於個人前景。除此以外，工人們在抗議中同時表達了對公司欠繳社保的強烈不滿，超過120名工人聯名要求公司不僅承認搬廠的事實，且補繳拖欠的五險一金。
從大多數搬廠維權案例來看，工人很難在搬廠成為既定事實後應對資方的搬遷，不僅難以要求搬遷後的廠方支付經濟賠償，甚至連原本應得的工資也無法確保結清。因此，對於工人來說，在搬廠成為定局之前進行維權，才能掌握談判的主動權。為此，可以將阻撓搬廠的抗議行為，如喬豐科技的工人維權，看作是一種“以生產資料為人質”的維權博弈。
工勞評論
從企業的角度看，搬廠往往是資本優化資源配置的結果。在經濟下行壓力和市場競爭加劇的背景下搬廠亦成為企業規避賠償責任的常見手段。不少工廠“一夜搬空”，企業不僅欠薪跑路，還以迅速撤離的方式規避賠償，使工人維權難上加難。更為糟糕的是，這種操作一定程度上獲得了製度的“縱容”，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和經濟增長目標的驅動下，傾向於優先維護企業的利益，而選擇性忽視勞動者權益。
而工人的維權策略也逐漸發生變化，從被動接受轉向主動抗爭，甚至在搬廠成為既成事實前進行阻撓。這種“以生產資料為人質”的維權方式，成為工人在資本強勢麵前的一種博弈策略。工人通過集體停工阻止廠方搬遷，將談判的主動權牢牢掌握在手中。而這種策略的前提，正是工人對生產活動具有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然而，這種博弈策略也存在局限性。即便維權行動取得階段性勝利，企業也可能采取更加隱蔽的方式繼續削減勞動成本，例如裁員、調崗或變相降薪。搬廠維權或許難以完全阻止關廠搬遷，但工人的抗爭仍會給資方以震懾，而在過程中積累的抗爭經驗，也將激勵相同處境的其它工人。
相關事件
2024年5月，吉林威卡威汽車零部件公司工人罷工，抗議公司搬遷廠區不賠償
2024年6月，珠海德資家具廠搬遷不賠償，工人多日罷工維權
2024年11月，數百工人罷工抵製富士康搬遷廠區無賠償
此篇年度回顧的完成實屬不易。工勞編輯組在討論追蹤後續報道的設想時，便已預料到這種嚐試的艱難——在當下的媒體環境中，關於工人權益的新聞能夠被報道已屬不易，想要深入追蹤後續更是近乎奢望。而事實也驗證了我們的擔憂：絕大部分事件，要麽已被刪帖湮滅，要麽早被遺忘塵封。即便如此，我們試圖盡可能呈現這些行動和苦難。這是勞動者抵抗的回響，也是對未竟之事的執著守望。新的一年，願你我繼續，共同關注勞動者不該被遺忘的苦難與抗爭。倘若可以，嚐試邁出行動的步伐，即便隻是一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