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德克薩斯州科特妮．摩爾（Courtney Moore）和丹尼爾．摩爾（Daniel Moore）的家裡，客廳邊上放有一張湖水綠色長沙發和落地釣魚燈。靠著的牆壁掛有四個黑色的大相框，分別框住四張城市地圖：美國的休士頓、德州的大學城（College Station），中國的南京和貴陽。
那都跟他們的人生軌跡有關：休士頓、大學城是二人生活的地方。他們結婚以後，曾經飛到南京住過一年，在那裏念書，“我們真的很喜歡那段時光，中國和那裏的人都在我們心裏有個特別的位置。”
出於對殘疾兒童的關愛以及對中國的感情，他們決定收養一個中國小孩米洛（Milo）——貴陽，就是米洛出生的地方。
收養機構說，整個收養過程大概要9至12個月，所以他們估計再等半年，就可以接“兒子”回家了。但2020年初開始爆發的新冠疫情打斷一切，中國暫緩海外收養。此後三年，科特妮都很少得到米洛的消息，“CCCWA（中國兒童福利和收養中心）隻叫我們等。”
六歲前是孩子發展的黃金期。二人錯過了米洛掉牙、長牙，但他們安慰自己沒關係的，到了春天就有轉機。隻是他們沒想到，一等就是五年，等到的更是一個絕望通知——9月5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證實中國終止國際收養。
中國自允許跨國收養的32年來，一共有超過16萬名孤兒被收養，其中大約一半人被送往美國。根據《衛報》報導，北京在一通與美國駐華外交官的電話中表明，除了例外條款涵蓋的案件外，“不會再繼續處理任何案件”。
這政策一刀切且快速——就像上世紀70年代末實施獨生子女政策那樣。
如今學者把它稱為“一個時代的終結”，可是被甩在後麵的，還有300個像科特妮一樣、尚未走完收養程序的美國家庭，他們擔心自己的孩子隻能永遠留在中國。而自1992年來被送到外國、現在已經長大成人的被收養者，也在害怕自己可能會被曆史遺忘。
“我們就差那麽一點點”
疫情三年，科特妮和丹尼爾隻能隔著手機看見米洛。
福利院給他們發去不少影片和照片：米洛在跳舞、拍手。“他又拿著條小毛巾對著火車玩具一直擦、一直擦，”科特妮看著影片覺得好興奮，因為大兒子也喜歡各種車子，她心想著以後兩人就有伴、可以一起玩了。
每個節日，他們會給米洛寄去禮物。科特妮特意弄了一本中英對照全家相冊：“這是你媽媽、爸爸，哥哥姐姐，還有狗，”她笑著說，“其實我們不知道他看不看得懂，但我們想他知道，這裡有一個愛他的家。”
終止跨國收養的消息傳出的那一天，美國肯塔基州陽光明媚。
艾米（Aimee）剛送完女兒格蕾絲 （Grace）上鋼琴課，她坐在車子裡聽見中國消息，“我馬上就哭了，然後我第一個想法是⋯⋯這就是終結了，沒希望了。”
艾米今年47歲，擁有四個兒子。2017年，她從中國廣東收養了一歲的格蕾絲 （Grace），因為想有個姐姐能陪伴她，一起分享出生地的曆史文化， 艾米在2019年再申請收養。很快就被配對到五歲的潘妮洛普（Penelope）。
美國是中國跨國送養最主要的接收國。1970年代末，中國嚴格實施“一胎化”政策控製人口增長，在傳統重男輕女的觀念下，大量女嬰和殘疾兒童被棄養。1992年，中國開放跨國收養；那一年，有206個兒童被送到美國。
這有賴宗教團體和媒體的渲染，以及曆史的配合。1993年，美國《紐約時報》曾以大篇幅報導一名武漢棄嬰被收養到紐約的故事。美國福音派也發起募捐，鼓勵信徒收養。而當時，原為美國主要送養國的韓國，正在決心洗走“嬰兒送養國”的標簽，送養人數大大減少。
美國家庭於是把目光轉到中國上——2005年，美國接收中國孤兒數量達到7903個，為曆年最高。
米裏安．艾弗裏（Myriam Avery）是愛加倍（Agape Adoption）收養機構的執行總監，擁有20多年協助美國家庭收養中國孤兒的經驗。
她告訴BBC記者，疫情前該機構有六成個案都是申領中國孤兒。在她看來，美國人喜好中國兒童背後“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有一個非常好的（送養）模式”。
米裏安說，收養兒童的過程會混雜很多情緒，而在處理手續的過程中，家庭心力很易被消耗，“但中國在這方麵做得非常好”——友好、有效率，這是她在與其他國家交接中感受不到的。
此前，中國所有收養手續都由隸屬民政部的“中國兒童福利和收養中心”（CCCWA）負責。米裏安說，中美雙方有一個共享的網絡平台，可以迅速地分享收養資訊和跟進進度。她感受到，雙方的目的都是“想讓孩子有個家”。
所有受訪的家庭都有提到自己選擇中國的原因，一部份是因為製度的穩定。“習主席說過，他希望中美之間相互尊重、合作共贏，但因為我們不同，不可能所有事情都合作，但這（收養）卻是非常成功。”艾米這樣覺得。
外國人收養中國孤兒的流程大概是這樣：父母要先完成“家庭研究報告”（home study），再透過仲介向中國收養中心提交申請和進行配對。
當他們拿到中國兒童福利和收養中心發出的批準信、美國領事館發出的《海牙收養公約》第五條（俗稱Article 5），確認養父母人合條件及批準收養後，中國會在幾天內簽發“旅行許可”（Travel Approval），美國的收養家庭父母就可以出發到中國。
艾米形容，中國一直以來都以“非常有序的方式處理收養”。還記得當年收養格蕾絲，他們在拿到旅行批準後的24小時內就出發去廣州了。
事實上，這次收養潘妮洛普，她就隻差中國發出的旅行許可文件。而在中國疫情全麵放開後，已經有幾十個家庭完成收養。 這讓艾米一度相信“我們家就會是下一批”。
艾米給潘妮洛普準備好房間，購置了一張粉紅色的床，也買衣服放滿抽屜。但她們最後都沒能成行。
艾米現在回想，“我們就差那麽一點點。”
是政治、麵子因素，還是“把人口當財富”？
對於中國突然暫停止收養，外界有著各種猜測。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說，這符合相關國際公約的精神。
《海牙國際公約》倡議孩子在原生國找不到合適家庭的情況下，才進行跨國收養。中國在2005年加入成為成員國。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西東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黃嚴忠認為，“中國在這個方麵一直遵守的很好。”
但為什麽是現在叫停？黃嚴忠提到俄羅斯的一個個案。
2013年，奧巴馬簽署法案製裁侵犯人權的俄羅斯官員，後遭俄羅斯反製，禁止美國家庭收養該國兒童。黃嚴忠分析，此時的“收養”成為了國際關係中的“外交籌碼”。
他說，中國現在的舉動未必是“同一個性質”，但也要考慮政治因素——現時中美地緣政治緊張，雙方缺乏互信，很易導致“過度安全化”的問題。“本來那些我們覺得是良性互動的政策領域，也可能被安全化。”
米裏安也覺得這是一個政治決定。目前，在她的機構中有約30個家庭仍在等一個說法。
米裏安說，機構一直避開政治，“我們不是政治人物，我們做的很多事情就是文書工作和記錄”。過去，收養機構都是跟中國收養中心直接聯係，但這一次，消息卻是由美國國務院發來郵件通知，“一個非常高層的部門，這就是為什麽感覺很政治”。
近年“說好中國故事”和包括“製度自信”在內的“四個自信”不斷在中國被強調，外界有聲音認為終止送養能提升中國形象。
過去，跨國收養曾經卷入不少違規和負麵事件。根據美國一家收養機構網站顯示，收養一個中國孩子的中間費用高達25000到40000美元。這讓送養成為一門有利可圖的生意，而被送往外國的孤兒也未必過上美好生活。
2011年，邵氏孤兒事件曝光，揭露在2000年至2005年間，湖南省邵陽市計劃生育官員涉嫌強搶超生嬰兒，送到孤兒院牟利。去年，一名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中國被收養者被曝向其養父母提告，表示自己長年被關在地窖，還遭受毆打挨餓。
賓夕法尼亞州阿勒格尼學院負責中國研究的副教授伍國表示，新的限製可能反映“日益高漲的民族自豪感和對美國的某種不滿”，而又能滿足人們“（中國）不需要把孩子送到美國去”的想法。
長期研究中國人口問題的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高級研究員易富賢則認爲，收養政策的突然轉向，背後的主因是人口危機。
中國在過去不到十年的時間裏，出生人數出現斷崖式下降，成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2016年新生兒有1883萬，但到了2023年少了一半，僅剩902萬。
易富賢說，1990年代中國政府將人口視為負擔，開啟跨國收養則是“一舉三得”：把負擔轉到國外、減輕對孤兒福利的財政投入，還能收到家庭捐款。
他指出，中國如今實施全麵三孩，但2023年的生育值仍然隻有1.02，不足生育更替水平的一半，“現在人口是財富了，就不應該轉移到國外”。
不過根據中國政府公開數據，2018年收養登記的兒童數量有約15000人，其中送去美國的不到1500人。易富賢同意，暫停跨國送養“對生育率沒什麽影響”，但形容這是“關鍵的改變”，“中國開始尊重生命了”。
中國殘疾孤兒的出路
回看民政部數據，中國跨國送養的數字每年在減少——2005年是送養的高峰，有13000名孤兒被送到國外去，但2018年僅有2000人，2019年970人；受疫情影響，2020年隻得63人。
黃嚴忠說，有聲音認為在這背景下，停止跨國收養是自然而然的做法，“但問題就在於，這種做法並不意味著孤兒的問題就解決了。”
在得知暫停送養消息後，米裏安第一個想法也是：“那些中國的孤兒怎麽辦？”
中國公益研究院的一份報告稱，截止到2022年，中國孤兒總數15.9萬人，其中兒童福利機構養育5.9萬人。而一名民政部高級官員2019年曾表示，中國98%的被遺棄兒童都是“重病重殘兒童”——由於很多中國家庭隻想領養健康、年紀小的兒童，他們幾乎沒有機會離開福利院。
美國，曾經是他們有家的機會。在過去30年美國接收的中國孤兒裡，約8成人患有先天殘障或疾病。
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情況大不相同——中國送養的主要為健康的女棄嬰。主體慢慢轉變到殘疾兒童，則是始於人口下滑。
易富賢說，中國在2016年放開二孩政策，在那時候不育率的比例也在增加，漲到了12%左右。國內對收養的需求增加，“那麽他（領養父母）優先選擇的，都是那些健康的。”於是慢慢剩下來的，都是有先天殘疾的兒童。
同一時間，美國也有觀念的進步。米裏安記得大約在2005年開始，越來越多的美國家庭願意收養有特殊需求的兒童。一來，他們的等待時間短一些，而從“美德”（virtue）來看，米裏安說那也是因為美國家庭受的教育也變多了。無論是麵對有輕微的心髒病，唐氏症或唇顎裂的孩子，他們開始覺得自己處理得了。
2020年，35歲的伊莉莎白（Elizabeth）為了迎接來自河南的兒子科爾森（Coulson） ，做了好多功課。
硬件層麵上，她把科爾森的房間粉刷成藍色，裡麵放置的物品都有文化象征：男孩子喜歡的瑪利奧床單、床上放了三隻熊貓玩偶，而在天花燈上，伊莉莎白還吊了一個玉如意。
知識層麵，由於科爾森患有罕見病，無法排汗，也沒有牙齒。伊莉莎白一家向醫生請教，又有跟患有同種疾病的孩子家長交流。
“我們見過很多有明顯特殊需求的兒童，比如唐氏症或矯形需要，他們可能是盲人，或許有唇裂和齶裂，但我們看到隻要有對的治療，這些孩子可以在家庭和適當的資源下成為最好的自己。”米裏安很擔心，這些孩子留在中國未必有同樣的機會。
中國的孤兒大多隻能在福利院待到18歲。目前，中國外交部僅稱叫停國際領養的做法符合國際慣例，政府沒有出台新的福利院配套措施。
“我們當然希望孩子們盡可能留在自己的祖國。但如果他們沒有被收養，那麽跨國家庭應該是他們最後的選擇。他們值得擁有家人。”米裏安說。
成為被遺忘的曆史？
目前，很少人關注政策對被收養者的影響。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專門研究中國人口統計學的社會學教授王豐形容，“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也是中國獨生子女政策工程“最可恥篇章的終結”。
一個連結全球女性被收養者的網站整理了許多人聽到消息後的心情。其中一個人寫道：“一想到我是中國送養的最後一代，就覺得很奇怪。”
格蕾絲．牛頓（Grace Newton）今年30歲，她在27年前從南京被收養到美國。現在當跨國收養被叫停，她欣慰看見未來不再有中國孩子要麵跨國收養帶來的“多層損失”，而他們終於能夠在自己的文化中長大。
但同一時間，深層的擔憂也出現，許多被收養者擔心自己出生和收養記錄的去向。“這些記錄會如何被處理的不確定性，某種程度上加劇了我們被曆史遺忘的恐懼。”格蕾絲說。
在中國嚴打超生的時代下，父母因為害怕被罰，嬰兒都是匿名被遺棄在街頭或公共場所，很少會有出生紀錄，“通常我們存在的第一個記錄是遺棄證明”。
格蕾絲說，“就個人曆史而言，這是我們能夠找到自己在中國那段時間是誰的唯一資訊。”
現在，中國沒有說明如何處理被收養者的文件。 格蕾絲害怕，中國可能試圖遺忘計劃生育這段曆史，“假裝那件事從未發生過”，而要被遺忘的東西也“包括我們”。
“不應該以兒童希望破滅結束”
丹尼爾在疫情期間曾經作了最壞打算，以後都接不了米洛回家。
實際上，出於對兒童虐待、偽造文件等擔憂，各國緊縮甚至終止跨國收養已是大趨勢。今年1月，挪威、丹麥接連停止國民從菲律賓、韓國及台灣等進行收養。5月，荷蘭政府也宣布為了兒童福祉，不再允許公民申請收養外國兒童。
但目前，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收養國。
格蕾絲說在美國，大家都會把收養看成是“三贏局麵”，既能救助孤兒，又能滿足收養和親生父母。但當被收養者談論自己尋根的經驗或對外表不適的感覺時，“我們常常會被低估、忽視。”
“因為這些都不是人們想聽到的關於收養的故事，盡管這些才是我們的真實生活。 ”
格蕾絲希望中國政府也會為殘疾兒童的家庭提供幫助，“這樣身心障礙兒童就不必被送入收容機構，被收養也不用成為他們唯一的選擇。”
9月底，負責海外公民服務的美國副助理國務卿和中國協調辦公室的一名高級官員，就收養事宜會見了中國大使館高級官員。會上，中方表示美國可以提交一份待收養個案名單。
“如果中美兩國之間的收養合作關係必須終止，它不應該以兒童的希望破滅而中止。” 艾米說，“我們應該是在慶祝最後的300名兒童與家庭團聚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