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謬矣哉，謬矣哉!”
各位好，今天眼睛還是疼的厲害，不更正稿了，看了昨晚國足0比7“小負”日本的那場球，覺得9塊8白花了，想寫個球評，賺個本。
說寫球評其實也沒什麽好寫的，我看從技術分析到體製反思，這一天寫的人已經蠻多的了。我就想起一個段子，是關於李鴻章看足球的。
說1896年的時候，李鴻章因為打輸了甲午戰爭要負責，更兼看出了點庚子國難的苗頭，自請到西洋各國“考察”避禍。走到英國這個現代足球發源地的時候，英國人就請老爺子看球賽。
李鴻章看了半天球，卻沒看懂。就問旁邊的英國人，說：這二十多條漢子圍著一個球滿頭大汗的追來追去，忙活什麽呢？
英國人糾正說，這些人可不是漢子，是紳士、是貴族，我們這足球是貴族的運動，費厄潑賴（Fairplay）懂不懂？
但李鴻章一聽就更不解了，說既然這二十多口子是貴族、老爺，那老爺們為什麽不找自己的仆人下場去踢，非要自己忙活？
這個段子裏，李鴻章的表現因為太不符合現代人認知，貽笑大方，被一些人懷疑是假的。但是結合後來李鴻章訪俄時維特公爵對他的回憶，你會發現李鴻章還真就這麽個人——搞了半輩子洋務，一心卻想的總是中體西用，現代社會的精神內核是啥？老爺子心中一點沒有。
問題不在於李鴻章見識短淺，而是夏蟲不可語於冰，那會兒子咱大清可能確實就沒有足球這樣的集體體育項目——真的是沒有，也不能有。
足球是個大型多人集體項目，整二十多人在球場上追逐嬉鬧，旁邊興許還圍著幾百口子加油助威。這個動靜放在哪個國家也不算小，在中世紀，一個弄不好就是朝廷的心腹大患。想當年英國足球剛出現的時候，國王曾經下了好幾次“禁球令”，試圖把這項“傷風敗俗”的運動掐滅在萌芽中。隻不過英國國王權力一直非常受限，很多話說了也不算，所以足球才這麽在權力的夾縫中生長了出來。
但是鏡頭回到同時代的我大清，氣象那就大不一樣了。整個呂思勉所謂“中華第三帝國時代”的明清，朝廷一直都在嚴防民間私自結社活動，到了八旗統治的大清，禁令更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順治年間的《大清律》就規定，民間有敢私自結社、拜把兄弟的，“首者杖一百，徒三年”，到了康熙年間，又進一步細化規定，“如十人以上，歃血盟誓、焚表結拜……此等人殊為可惡，著即正法。”
劉關張這事兒，放在大清，最少也是挨頓板子，流放三年。
換而言之，假如你穿越會大清康熙年間，想要為祖國提前發展一下足球事業，不至於幾百年後被列強揍得那麽慘。不好意思，你有很大概率要掉腦袋。因為你組織個球隊踢球，總得先有個俱樂部吧，俱樂部總得湊至少十一個人吧（還不算教練和替補）？
那不好意思，十一個人剛好夠康熙爺劃得紅線了，砍你沒商量。
什麽？你說你聚十一個人就是踢個球，不幹別的？大膽刁民！誰知道你們整日在田間地頭以踢球為名打熬身體、聚眾爭毆，是不是要幹別的？
再說大清地方官員對這等事是寧嚴勿縱的，反正你的命也不值錢，可殺可不殺之間，先砍了再說吧。
別以為這是誇張，你看看孔飛力寫的《叫魂》，一場民間的怪力亂神怎麽被明察秋毫的乾隆皇帝懷疑為聚眾造反，最後砍了一幫愚夫愚婦了事就知道了。
所以整個有清一代，別說是蹴鞠、馬球，曾經流行過的集體運動都大部分消亡了。中國參與人數最多的集體運動大約是打麻將了，還是四個人分四家，東南西北互相拆台。
又何止是沒有集體體育運動，整個社會都處於一種打麻將式的原子化狀態，而這，可能恰恰是皇上最願意看到的。
當然，娛樂運動可以被禁止，但生產活動還必須要進行。所以當時中國存在的十人以上、大家心往一塊使、力往一塊出的活動，除了朝廷的木蘭圍獵、營兵操練。也就是有錢的老爺雇幾個夥計幫傭，要麽下地幹活、要麽河上拉纖。
了解了這個背景，你就很容易理解，當李鴻章看到英國人踢足球的時候，為什麽本能會想到這二十幾條精壯漢子是傭工、仆人，他們在幹活了。
因為同時代大清的老爺們真的不能這樣集體運動——你想想，在大清挑二十幾個老爺（在官本位的當時，也就隻能是官員）到場上分成兩幫，圍著一個球追逐奔跑、分營對抗是個什麽感覺麽？
反正皇上看了一定覺得，你們鬧這麽大陣仗想幹什麽？這分明是前明黨爭之禍複現於世啊！殺。
對集體活動的方式，當時的清朝人和西洋人理解也是有區別。踢過足球的人都知道，一個球員在偌大的綠茵場上，處於一種即與其他隊友聯合，又彼此獨立的“獨立聯合體”狀態。
你是前鋒、中腰或者後衛，雖然有自己負責的區塊，但什麽時候要前插助攻、什麽時候退後防守，跟隊友怎麽配合，彼此責任怎麽區分。這個事兒你要自己有一個拿捏的度。雖然場上有隊長，場外有教練，但隊員也沒有步話機，需要自己去進行判斷，並為行為結果負責。這種即獨立、又聯合的狀態，與歐洲人當時的生活狀態是同律同頻的。但大清人卻沒辦法理解，因為清朝別說是平民百姓，就是官員，上朝的時候也有專管風紀的禦史在旁邊監視著，列隊上朝、三叩九拜必須一絲不苟，有個交頭接耳、大聲喧嘩都能給你告老師（告皇上）去，堂堂朝廷命官，自由度連如今排隊做廣播體操的小學生可能都不如。你跟他們談什麽“獨立聯合”。
首先，他們沒這個生活體驗啊！
按照孔飛力在《叫魂》中的解讀，清朝官員們的循規蹈矩和遇到突發事件時的彼此推諉卸責，都是他們的正常反應。如果這項當時大清唯一合法的大型集體運動能搞的“生機勃勃、萬物竟發”，那清朝也不會走向後來的僵化與衰敗了。
而在民間，雇工給東家們幹活多半也是這麽一副樣子——“磨洋工”這詞兒你總聽說過吧？那就是古代版的“躺平”。
無論大清這幫傭人還是老爺，你覺得他們上了場能是個什麽精神狀態？真能比國足強麽？
李鴻章見了這麽多人為了個球如此玩命，他看不懂是正常的，看得懂反而不正常了。
夏蟲不可語於冰者，篤於時也。在英國，李鴻章看到的不僅是一種正在興起、日後成為全球第一體育項目的運動。更是一種陌生的文化、邏輯、生活方式和社會結構，它在推著世界走向現代。
而在他與這個陌生的世界之間，隔著一道崇山峻嶺的曆史的三峽。
但說來也很感慨，如今天中日足球市場化進程同時起步一樣，一百多年前中日現代化的進程也是同時起步的。大清搞了洋務運動，日本則發動了明治維新。隻不過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在行動出發點上就是不一樣的，當時的日本不僅僅有在台上施政的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也有民間的福澤諭吉、澀澤榮一。而後者恰恰是給日本這場革新“上緯度”的人，福澤諭吉從一開始就提出了日本維新的目的是“脫亞入歐”，與列強同進退，把國家改造成一個現代國家。所以日本從國家憲法、議會製度、到法律章程、階層劃分，為了達成維新無一不可改。但同時代的大清卻是不一樣的，打郭嵩燾被逼死那會兒起，不許“以夷變夏”這個鐵則就跟棺材板一樣被釘牢在大清這口棺材上。饒是李鴻章這個“大清裱糊匠”再怎麽做小修小補，也沒辦法突破這個事先已經被定好了高限。而更要命的是，什麽是“以夷變夏”、什麽是“祖宗之法”？這個解釋權是不在李鴻章這些洋務派手裏。一旦你動了人家的蛋糕，任誰扣一頂“以夷變夏”帽子你都受不了。
更何況，整場洋務中最能幹的李鴻章也是那麽一個“照貓畫虎”卻從沒見過真老虎的人，真到了英國，看見別人踢足球，他都不知道人家在幹嘛。就更無法可想了。
比較黑色幽默的是，甲午戰爭一場慘敗，最終引發了大清所有“有識之士”的憤怒，大家一起寫彈章、痛斥“楊三已死無蘇醜，李二先生是漢奸”，我堂堂大清被蕞爾小邦日本欺負成那樣，原因為何啊？都是李鴻章這個北洋水師總教練指揮不力，弄權賣國！下課！下課！
於是李鴻章就下野了，這才有了他跑到英國看足球的故事。
可是你細想想，這事兒挺荒謬的。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根本區別在於你與人家立意不同，利益不同決定了行動不對，行動不對決定了效果不彰。
這是一個係統性問題，你把這個係統性問題最後歸結到李鴻章這一個人的頭上，搬出一套忠奸史觀，就說他賣國、漢奸，就結了。這能有用麽？
無非是老套的忠奸史觀下，無非是又一次不願反思的惰性與不敢反思的奴性一起發作了而已。
再問，北洋水師打日本聯合艦隊，輸得確實慘是慘了點，但北洋水師尤且能跟日本海軍爭雄與海上，以鐵甲艦對鐵甲艦，當麵鑼對麵鼓的比拚一般，技不如人輸了也就輸了。可是在那些看不見的地方呢？你大清的工商業發展的怎樣？幾家官督商辦的輪船招商、開平礦務、漢陽鐵廠，可曾真能在管理製度、公司現代化上與日本同期的三菱、三井、住友們一較高下？再往這些表象背後的深層追問，清日兩國之間的法度、製度完善幾何？
真論與西方的差距，當時的北洋水師非但不是大清之恥，反而是大清之光。因為好歹北洋水師敢真上場和全盤西化的日本比上一比。
可是這些，垂垂老矣的李鴻章都是爭辯不得的，他出身的這片故土，太多陳年積弊已經沉積、糾結在一起，其上的人們又早已習慣了太多簡約化問題、避談難點、明哲保身的“方便法門”。所以他隻能背上曆史終將給與他的罵名掛冠而去，到海外去躲一方清淨。
可真到了海外，他又會發現，那些他一輩子試圖模仿、剝一層皮來給他的老邁帝國裱糊的列強，在“船堅炮利”的外表下，其實有一層他看不懂的精神內核。而很可能，那個精神內核，才是西洋如此、大清如此的原因。
踏在英倫三島之上，不知他是否想起了自己的老友郭嵩燾在此地寫給他的那封長信，那信中有言：“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製器，相輔以益其富強，又末中之一節也……”
看著場上那自由奔跑的二十多個“紳士”，想想郭嵩燾的那封長信，老邁的李鴻章也許感到了，這裏麵，似是有點什麽更深的奧義。
隻是看看自己老邁的身軀，想想老友悲涼的下場，李鴻章不想懂了，更不敢懂。
即便懂了，他能說什麽呢？他又能做什麽呢？
於是，他隻是呷了一口仆人遞上的清茶，又往遞上的痰盂啐了一口濃痰，故作昏聵守舊而滿懷自信的嗤笑道：
“既是士紳，何不以傭仆代勞？謬矣哉，謬矣哉!”
那是百餘年前，
第一個看足球的中國人，
給這項運動留下的第一段評語。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