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30日，“2024年青年博士太原行”雙選會在太原古縣城舉行，吸引兩千餘名青年博士前來求職。現場前來招聘的用人單位共有174家，提供優質崗位3000多個。（視覺中國/圖）
去民辦院校當講師，是北大哲學係博士彭輝之前從未想過的事。2024年7月16日，他入職浙江省一所民辦二本院校，長達一年的求職之路終於告一段落。
在此之前，彭輝已向高校投了近60份簡曆。北京師範大學的本科與碩士、北大的博士，這樣的學曆，讓他一開始對自己還保有一點點信心。從985到普通本科院校，隻要方向契合，他都應聘過。但大多數簡曆石沉大海，“除了鄭州大學，其他的985與211高校都沒有任何回應”。
實際上，有著相似經曆的博士畢業生不在少數。截至2024年8月底，小紅書“博士求職”的話題有三千多萬的瀏覽量，“焦慮”“博士畢業一年了還是失業”成為出場率較高的文案。
一位畢業於211高校的工科博士在6月16日寫道：“我五篇論文，三篇一區top，兩篇2區，還有兩篇高被引，也沒找到（工作）。”他投簡曆的目標僅僅止步於普通一本和二本院校，“211我投都不敢投”。
博士生入職高校為何越來越難？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陳曉宇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雖然學術勞動力市場的崗位需求數量也在增加，但它的增速慢於博士畢業人數的增速。
在通往高校的窄門外，從不缺少徘徊的人。2023年12月19日，教育部新聞發布會提及，博士畢業生最主要的去向依舊是高校和科研機構。
“硬通貨”
彭輝說，要是在前兩年，導師肯定會對他這個選擇產生疑惑，沒準兒會說“我在北大培養你這麽多年，你就去了一個二本”諸如此類的話。但他不久前和導師匯報時，得到的回複是，“有一個穩定的、自己覺得不錯的地方就好”。
對於求職時的一些波折，彭輝分析認為：自己的論文數量太少，僅有一篇國際核心期刊。他縱向對比前兩年的情況，北大或985高校哲學係的博士畢業生如果有一兩篇核心期刊足夠進入211高校拿到講師職位。但到了今年，同樣的背景和論文數量，“一本以上的院校可能都不怎麽看得上”。
在他看來，絕大多數普通博士手上僅有一兩篇論文，求職時不免有些“卑微”，僅有那些手上有足夠多的論文，或有人才“帽子”的博士生情況可能略好一點。
當論文成為求職時的“硬通貨”時，彭輝其實有些後悔將全部精力用於完成博士畢業論文，他的博士畢業論文最終成稿有300頁——這在博士論文裏算是長的。如果重來一次，他會拿出更多時間精力發表小論文。“或許，至少不用像過去一年那樣被動”。
但這隻是彭輝自己琢磨出來的求職“不利”原因。實際上，彭輝在北大讀博時所屬教研室的同學們都與他的情況類似，入職的都是普通一本或二本院校，其中最好的是黑龍江大學。
彭輝入職以來一直關注著學校的招聘情況，他發現形勢變化很快。比如，和他同一批公示的尚有一些來自東南亞國家不知名學校的“水博”，但到了2024年8月，有來自國內頂尖985的博士畢業生被拒，連麵試的機會都沒有。
如此慘烈的情況並非個例。林佳是上海某985高校的2024屆設計類博士畢業生，在讀博期間發表兩篇SCI論文，自稱個人學曆與學術成果“超過同學科博士的中位數”。
在2023年10月至2024年4月的半年間，林佳向國內211高校與普通本科院校投遞了三十多份簡曆，截至今年7月，她隻參加了兩場高校的麵試，沒有收到來自任何一所高校的offer。
由於一心想要進高校，林佳便決定申報博士後，給自己一個過渡期。過渡期的任務也嚴峻，她需要在接下來的兩年內將國家課題“卷”出來，並爭取發一篇頂刊文章。
供需關係
博士就業越來越卷的主要根源，是學術勞動力市場供需關係的失衡。
據教育部公布的數據，自中國高等教育“擴招”政策實施以來，博士生招生數量已由1999年的1.99萬人上升至2017年的8.39萬人，此後，博士生招生人數開始以每年一萬人左右的幅度增長。
2018年，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改委聯合印發《關於高等學校加快“雙一流”建設的指導意見》，其中提出，要適度擴大博士研究生規模，加快發展博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大力培養高精尖急缺人才。
在這一背景下，博士的招生規模從2018年的9.55萬人增長到2023年的15.33萬人，這一數字是1999年的8倍。應屆博士畢業生的數量也在快速增長，2018年為6.07萬，而2024年預計將達到12.58萬。
高校對於專任教師的需求也在逐年增加。根據教育部公布的數據，全國普通高校的專任教師數量由2017年的163.32萬人增加至2022年的200.52萬人。
陳曉宇指出，雖然高校的用人需求也在增長，但增速慢於供給側，同時還有高端需求增長較慢、低端需求增長較快的特點。具體說，2017年至2022年，全國高等院校專任教師的年平均增長率約為3.92%，其中本科院校的增長率為2.99%，專科院校增長率略高，為5.95%，但都低於博士畢業生人數8.36%的增速。
個體在其中也感受到很明顯的變化。就在兩年前，論文成果與彭輝差不多的一位師兄入職了華中科技大學。同樣，林佳前幾屆師兄師姐的學術成果雖然沒她多，但都在211高校順利謀得一份教職。
在這樣的變化之下，作為招聘方的高校自然擁有更多話語權。西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徐誌平在博士期間致力於研究學術勞動力市場，在他看來，學術勞動力市場目前的供需關係意味著高校在招聘時一定會采取競賽製的方式。因此，高校並不會設置很多硬性指標，或者說這些硬性指標隻是他們對於某個崗位的最低要求。
彭輝的觀察是，當清北複交等頂尖985院校的招聘標準已經“卷”到了高無可高的地步之時，那些普通本科院校和一些大專院校也開始在學術勞動力市場上挑挑揀揀了。而這些院校是更多國內普通的博士生的求職目標，因此波及的範圍也更廣。
以彭輝入職的這所民辦二本院校為例，該校在2024年2月初發布的2024年高層次人才招聘公告顯示，計劃招聘的博士畢業生數量為131人。而截至目前，該校所發布的錄用公告顯示，共有219名博士生進入公示程序，其中來自“C9聯盟”高校（中國9所頂尖大學）的博士生約占1/10。
博士高校求職難，並非中國獨有的問題。在赫布·柴爾德裏斯2023年出版的《學曆之死：美國博士消亡史》一書中，作者以自身及其他兼職講師的經曆，講述了美國高等教育體係中的“青椒之困”：長聘教職越來越少，臨時教職的教師處境愈發艱難。而美國博士的求職困境，也正源於供需關係的失衡。
2024年5月30日，2024“博士沈陽行”在中國工業博物館啟動。這場人才洽談會上，有來自全國各地的6860位博士，東北“三省一區”的497家單位則提供了8164個博士崗位需求。（視覺中國/圖）
結構性調整
中國人民大學特聘教授郭英劍曾經擔任過該校外國語學院院長。他觀察到，目前，“雙一流”高校幾乎都要求國外名校博士，除非特殊情況，國內博士很難有機會。其次，大部分高校都對應聘博士提高進入門檻，如果第一學曆不是985與211高校，幾乎難逃在第一輪就被刷的命運。此外，高校對應聘人員科研成果的要求也在不斷提高，學校通過發文量考察博士的學術水平，預估未來的科研潛力。
博士進入高校的競爭並非在近兩年才變得激烈。
在郭英劍的印象裏，高校在用人方麵的內卷，在21世紀初就有苗頭，但2015年是一個標誌性節點。這一年，國家在高校中啟動“雙一流”建設計劃，這使得學校在招聘時更為注重候選人的學術影響力和科研潛力。
林佳在參加一所211高校的麵試時也發現，競爭者大部分是博士後，“他們都已經做了一年或兩年的博士後”。
國家也在鼓勵高校擴招博士後。從2020年3月以來，教育部與科技部等部門幾乎每年都發文，提及擴大博士後崗位規模和培養數量。2024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文，其中強調推動高校將博士後作為教師重要來源。而此前，這一表述曾是“將博士後作為補充師資的重要來源”。
但從博士到博士後，也隻是一種過渡性安排。
鄒鈞2023年年底從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博士畢業，三個月後來到南方一所“雙非”大學做博士後。如今，30歲的他依然單身，每天過著實驗室住處兩點一線的“996”生活。
前兩天，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公布了2024年的評選結果，青年基金項目的資助率已降至15%左右。這讓鄒鈞很焦慮，“如果要申下來，一個人平均可能得申請六次，也就是六年時間”。
鄒鈞解釋，按學校規定，如果自己能拿到青年科學基金項目，就能轉為講師（助理教授）。他們課題組有二十多位博士後，其中隻有一兩人能申請到青年基金項目。其他人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可以轉成特聘副研究員，“屬於合同職工，科研崗，不屬於教師序列”。特聘期結束如果達不到考核要求，就無法轉為助理教授，隻能等待機會，尋找其他工作。
《自然》雜誌2023年的一篇文章寫道，全球有65%的博士後希望留在學術界，但隻有20%的人能夠拿到長期職位。人社部的數據則顯示，截至2021年，全國尚有12萬餘博士後因各種原因未出站。
徐誌平則指出，第一輪“雙一流”建設結束後，很多高校逐漸進入內涵式發展階段，對於教師的需求從數量性擴張變成結構性調整。
所謂“結構性調整”，就是依據未來的學科發展方向進行調整。徐誌平解釋，其實部分傳統優勢學科，還有一些新興學科方向的博士畢業生就業形勢尚可，而一些退居邊緣的學科，如果博士培養體係和規模並沒有太大變化，它們的博士畢業生就會明顯感受到就業的“寒意”。
江南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王文禮等人選取2001-2020年間教育部官網公布的各學科博士生畢業人數進行統計分析，結果發現，學科調整過程中存在的一個問題，便是學科結構的調整未能精準匹配勞動力市場的變化。
以農學為例。2001-2020年就業率最低的是農學博士畢業生，其5年平均就業率僅為86.67%，而2001年以來，管理學、教育學、法學、農學與醫學的博士數量增長較快。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高校一再抬高進人門檻，並非是由經濟下行期學校收縮編製導致的。據南方周末記者多方了解，教育部直屬高校的人員編製一般由中央編辦來定，省屬高校的編製則取決於對應的省編辦，且定編並非是每年進行，一般兩三年才會核定一次。不過，高校基於眼下的形勢與對未來的預期，也可能有意控製教師招聘數量。但總體來說，博士入職高校難，與當前的經濟形勢並無直接的線性關係。
“趕緊去企業那邊吧”
博士畢業生數量在未來幾年內依然會逐年增加，郭英劍就表示，短期內，博士畢業生供過於求的現象可能更嚴重，進入高校的競爭也會更為激烈。
隨著進入高校的難度與日俱增，越來越多的博士生不得不考慮其他的就業路徑。
林佳在求職高校受阻後開始嚐試其他選擇。和一位在大廠工作的師兄交流後，她在2024年3月抱著保底的心態給師兄所在的公司投遞簡曆，並走完整個麵試流程。
不過，由於企業當時春招名額有限，林佳最終沒有拿到offer。但從那時起，她對企業的看法有所改觀。她在求職過程中和師兄師姐聊過多次，留在學術圈的都勸她“趕緊去企業那邊吧”。
林佳觀察到，在超一線城市，大廠中大部分應用性較強的工科博士崗位年薪基本在50萬元以上，有的企業能給到70萬元，國企略低，一般在35萬到50萬元。“特別是像設計學中人機交互算應用性強的工科方向，比如計算機、控製工程類、車輛類、電子信息等。”
實際上，近年來，工科博士的就業也在明顯向非學術領域轉移。
北京教育學院助理研究員魏麗娜等人調查發現，2017年至2022年，工科博士去企業就業的比例從27.1%上升為32.7%,“雙一流”高校博士畢業生流向企業的趨勢更為明顯。
在更大範圍內，博士生都在尋求高校之外的選擇。
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王思遙和浙江大學教育學院研究員黃亞婷在《緣何走出象牙塔？——三元交互理論視角下博士畢業生的非學術職業選擇》一文中指出，20世紀80年代，中國從事學術職業的博士畢業生超過九成，20世紀末，這一比例在70%前後波動，2020年，則下降至50%左右。
林佳此後陸續大量地向企業投簡曆，終於在2024年4月收到兩個外地企業的offer，待遇還不錯，國企年收入約為35萬元，私企一年則有50萬元。雖然當時有些心動，但她最終拒絕。
她解釋，家裏人希望她在家鄉附近工作。在猶豫了一陣子之後，林佳還是決定繼續在江浙滬的高校求職。
彭輝也逐漸自洽，“對自身有個清晰的定位，對一些無能為力的事情也就不需要思考那麽多，就抓住自己現在能夠把握的東西，其實就是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