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平把教育比作載客大巴。“一輛大巴，坐50個人，是這麽開。坐40個人，也是這麽開，但是乘坐體驗是不是會更好？”他認為，未來生源減少實際上是理想狀態，“這意味著，師生比上升了，孩子活動的場所也增多了。更符合素質教育、綜合教育的要求。”
2021年6月12日，上午8點，北京市豐台區某小學外，陸續有家長帶著相關材料排隊等待“幼升小”入學信息審核。圖/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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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李照
實習生丨鄒冰倩
編輯丨陳曉舒
校對丨劉越
這個夏天，青島市即墨區某公辦幼兒園的教師趙琳隻有一個月的暑假。
為爭搶生源，從去年起，當地一批民辦園停休暑假，今年，許多公辦園也加入了進來。“家長樂意把孩子送去不放假的幼兒園，園裏還能多收兩個月學費。”
趙琳所帶的班級有十來個孩子。由於近兩年，小班新生有限，這十來個孩子是混班製，大、中、小班生都有。班內比較常見的場景是，幾個大班生自成一組，學習算術、拚音等幼小銜接知識，其餘的中班、小班孩子聚在教室的另一角，做手工。
今年如果能招到七個小班生，就可以開一個新班級。但是趙琳認為這很難，截止到目前，園內隻接到三位家長的入讀谘詢。
據《青島日報》報道，2022年，青島全市幼兒園小班入園人數為8.73萬人，比2021年減少近1.3萬人；另據青島市政府新聞辦，2023年，全市幼兒園小班入園人數又將比2022年減少約2000人。然而，2023年，青島市將有16.8萬名兒童進入小學一年級，比去年增加了4.3萬人。
類似的現象不止青島獨有。從出生人口數量上說，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6年，全麵放開二孩政策後，我國當年的出生人口達到1883萬人，比上一年增加200餘萬人，為近20年來的頂峰。到2023年，當年的新生兒就要湧向小學，因此，有輿論認為本年度為小學“最難入學年”。杭州、廣州、北京、青島等多地發出小學學位預警。
而在2020年，我國出生人口為1202.1萬人，較上一年的1465萬人有較大減幅。而這批幼童也到了就讀幼兒園的年齡。另綜合各年度《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22年，全國共有幼兒園28.92萬所，比上年減少5000餘所，也是2008年以來的首次下降。
種種數據表明，今年是幼兒園遇“冷”的一年、小學遇“熱”的一年。
一頭“冷”，一頭“熱”
在趙琳的印象中，幼兒園的招生狀況從未像近兩年這麽“棘手”。
她所在園招生範圍覆蓋附近的三個村落，大班孩子人數占全園人數的57%，今年計劃招進20名小班孩子，實際上隻招到了3個。孩子數量逐年遞減，同片區有家民辦園，今年的在園大班孩子有105個，中班孩子有60個，小班孩子預計有25個。
趙琳說，好幾家公辦園將招生納入教師年終考核，“招來一個學生，就在個人評分體係中加一些分。”因為學生太少，從去年起，她家附近倒閉了兩所民辦園，現在一個成了水果店，一個成了培訓機構。
六月，進入招生季以來，北京市海澱區某普惠幼兒園的招生辦，一天要打出200多個推廣電話。園內李老師介紹，不同於往年，今年招生不再“卡”房產、戶口、社保證明等條件，“來一個孩子收一個。”即便如此，今年隻招到不足150個孩子，比去年、前年都少了至少四分之一。
也是從今年起，生活在江蘇省常熟市的施芸，陸續收到四五家幼兒園的招生宣傳單，單上詳述園內師資和環境，是她從未見過的架勢。她最終把小女兒送入了大兒子曾就讀的某民辦幼兒園。她記得，七年前，大兒子在讀時，一屆學生有100人，到今年小女兒入學，一屆學生隻有不到40人。
上海浦東新區某民辦幼兒園園長淩捷說，今年或將是“最後一個超百人的畢業年”，明年，園內畢業人數預計下降到六十餘人，“今年的大班人數可能比小班多一倍還多。”她觀察到，與去年相比，周圍不少公辦園也有20%左右的生源降低。
上海某幼兒園內，孩子們在進行戶外遊戲。受訪者供圖
與此同時，幼升小招生呈現截然相反的態勢。
今年4月，杭州市教育局發布全市義務教育公辦學校入學預警，據悉，杭州市2023年摸底潛在適齡生源為15萬左右，比前一年增加了2.5萬。
在上海市浦東新區，幼升小家長丁蕾從新聞上得知，今年區內有二十所左右的小學發出學位預警，不少學校提高了入學的戶籍年限、積分要求等門檻。她認識的一些幼升小家庭，用積分報名公辦小學的，排位不夠靠前，“全都被調劑。”嚐試搖號入讀民辦小學的，“一個都沒有搖中。”丁蕾家的入學條件本就不占優，沒有本地戶口，積分也少，她為此感到焦慮。思來想去，她最終選擇讓孩子直接統籌去了某公辦校。
廣州市天河區某公辦小學的袁老師介紹，往年，校內保持不到百人的年級容量，今年9月的一年級則將招新生200人左右，數量翻倍。中山市某公辦學校的周老師也透露，新招的一年級將從常規的8個班擴充到10個班，“我們鎮的教育辦公室希望我們擴充到14個班，但是場地不夠。”有同事想為幼升小的孩子申請入讀本校，但戶籍不在此地，往年隻需打申請即可通過，今年不同，“沒有這樣的位置去接受老師的小孩了。”
人口學家黃文政表示，幼兒園縮招、小學擴招是一體兩麵的同一個問題：前者無疑是人口下降的直接體現，後者則不過是快速下降趨勢中的一個小小反彈。“2016年，全麵放開二孩政策後，我國出生人口經曆了一個小幅增長，從2015年的1655萬人，上升到2016年當年的1883萬多人。但緊接著就一路下降，到現在，2022年的出生人口是956萬人，降了快有一半了。”黃文政分析，小學的擴招維持不了一兩年，很快也將進入遇冷縮招的境遇。
據青島市的幼教趙琳觀察，她班上的孩子以二孩居多，不過基本都是70後、80後父母所生，有位二孩媽媽比她的母親還要大幾歲。90後、00後的父母則很少見。前不久，她問起一位學生家長，身邊是否還有更小的孩子需要上學，“那家長說沒有，自己家的四歲孩子就是親朋好友裏最小的。”
“冷熱”皆不均
“一位難求”的幼兒園仍然存在。
在昆山市花橋某公辦幼兒園裏，每屆招生五個班級，每個班級30人左右。據該園徐園長介紹，今年的招生任務已順利完成。徐園長說，在同一市內，幼兒園生源數量的差異很大，“要看你所在的片區，周圍是否有新建的小區，人口是否密集，年輕化的程度是否高。”而花橋地處上海邊緣，許多滬昆雙城生活的人會把家安在這裏，自然而然的，這裏也承載了日益增長的教育需求。
對於幼兒園生源下降的現象，上海市浦東新區的曹媽媽直言“沒有感受到”。一個多月前，她帶孩子去一所公辦園提前麵試，“烏泱泱來了好多人。”孩子接受自我介紹、遊戲等測試，她則被拉著聊育兒經。盡管事先備考了前兩年的真題，孩子仍然沒有被錄取。她又為孩子搖號報名一所民辦幼兒園，也沒有中簽。她最終選擇了自家小區後門的一所民辦園，先將孩子送去上托班，等9月份直升小班。
廈門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丁長發解釋，在生源下降的大背景下，大城市的部分公立幼兒園仍然難進，這是正常現象，“拿北京舉例，海澱、西城的公立園不好進，門頭溝、昌平等區就會好很多。整體來說，生源下降或上升，取決於這個區域的經濟發展和基礎設施配套，微觀麵的學校很難做出改變。”
不少“高端”民辦幼兒園的學位也仍緊俏。“上海有些幼兒園的學費在每個月一萬五千元至兩萬元之間，它們可以用最好的老師、最好的地段來提供服務，所以今年的招生依然非常好，都是要登記搖號的。”浦東新區某民辦園園長淩捷總結。她自己的園算得上“中端”，“帶外教的班每個月6000元，不帶外教的班每個月4000元。”雖然今年招生格外辛苦些，她預計，到今年9月，最終的入園人數或者可與去年持平，小、中、大班加起來招生200人左右。
與“一位難求”的幼兒園相反的是，有些幼兒園則難以抵擋生源下降的趨勢。上述昆山市內一所建校70餘年的老牌幼兒園，由於地處老城區，周圍小區多以老年人居住，該園園長透露，本年度的招生人數至少減少了四分之一。
麵對生源的下降，收入、開支都靠學雜費的民辦幼兒園尤其艱難。在淩捷看來，最難辦的是普惠園，“普惠園夾在公辦和中高端民辦之間，收費低，就不可能花很多精力和錢去投入教育資源，好的老師也招不起。在行業中沒有競爭性。”
根據教育部發展規劃司有關數據，2022年，全國共有幼兒園28.92萬所，其中，普惠性幼兒園達24.57萬所，占全國幼兒園數量的84.96%。
2022年9月，江蘇省某小學舉行一年級新生入學儀式。圖/IC photo
在北京市海澱區某普惠幼兒園工作的李老師介紹，北京市的公立園學費在七百元至一千五百元之間，普惠園的價格與之相當，高端民辦園的價格則無上限——比較起來，自己所在的普惠園既沒有公立園的資質優勢，也沒有高端民辦園的資源優勢，自然就落了下風。
“附近的公辦園、部隊園加起來有六七個園，都在搶（收）一個孩子。”她是合同製老師，危機感時刻壓迫著她，“招生名額不滿，職工就富餘，就可能被辭退。”她最近常想要跳槽去公立園，但也自覺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很難達成。
相似的差異也體現在小學招生上。教育部日前公布《2022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基本情況》，其中數據顯示，2022年，全國共有普通小學14.91萬所，比十年前下降近8萬所。在丁長發看來，其中大量減少的是農村及鄉鎮的小學撤並，“總體上來說，小學學位較往年緊張。但是細分起來，人口流出的地區，比如許多鄉鎮、農村小學，學位其實在數量上是過剩的，所以慢慢都撤並了。而在人口流入的地區，學位數量的增長可能沒有完全跟上人口的增長。”
即便同在人口流入的大城市，小學的招生也呈現不同生態。在江蘇省昆山市，一所公辦校今年達到了曆年招生數量之最，預計在9月將招收近1200名學生，比往年多出百餘人。該校校長齊平稱，已鮮有學位給予沒有戶籍、通過家長積分入學的學生，“積分生大多都要接受區裏的調劑，去別的學校。”
然而，在昆山市老城區的一所公辦小學，校長透露，“學生總數和往年基本持平。”在成都二環邊的一所公辦小學裏，9月新生人數與往年“一樣穩定”，校長稱，戶籍生和積分生入學比例正常，沒有出現擴招的情況。兩位校長均表示，這與學校所在地戶籍生數量穩定有關。
應對之法
對麵臨生源減少的幼兒園而言，自救不外乎轉型。
受訪的幼兒園都提到，加開托班，提前招收兩歲半至三歲的幼兒，是解決生源減少帶來的閑置課室和教師的理想方法。
淩捷舉例，今年下半年，幼兒園將“朝下延伸”，“本來覆蓋兩到六歲的兒童教育，現在打算覆蓋零到六歲的。”她計劃，在幼兒園附近的社區裏發展出“媽媽驛站”等日托服務，派遣閑置的老師去管理。她也希望在社區內開辟出親子場所，供家長兒童免費使用交流，甚至在其中定期舉辦親子講座等活動。“有些想做成公益性質的、免費的活動，想辦法把生源從入口端就截住。”
二月份她還開始做直播，錄下園內的集體生日會、幼小銜接講座、文化節等活動場麵，最多的一次，有近千人觀看。直播以來，每個月穩定能接到40名左右家長的入學谘詢，相比從前，數量翻了一倍。
改變師生比是另一種選擇。在淩捷的幼兒園，新采用了“三人兩班製”及走班製，希望在縮班後，使用更少的教師人數來降低園方的運營成本。多出來的老師，則派去其他業務崗位。
淩捷還觀察到一些收效甚微的做法。比如有幼兒園嚐試開“日間托老”的服務，“沒做多久就結束了，原先的師資根本用不了，托老和托兒完全不是一個係統。”前陣子，她去另一家幼兒園參觀，聽說他們“花了很大力氣去做地推”，讓帶班老師也抽空上街發傳單，但效果很差，“發出去100張單子，隻能接到個位數的谘詢電話。”
廣東省佛山市某公辦園園長何林稱，不少幼兒園將招生任務強製分配給帶班老師，“老師們會分組，這一周哪幾個老師去搞招生活動，下一周換另一組老師。”青島市即墨區的幼教趙琳也介紹，自己的工資構成是基本工資加績效，後者與孩子人數掛鉤，大約招一個孩子能多幾十元，“招生正常時，每個月到手四千元左右，明年可能就到不了四千元了。”
今年，為了促進招生，附近的幼兒園辦起了校園開放日。趙琳所在園也舉行了一次兒童節慶祝，邀請家長們來參與文藝匯演、親子遊戲，希望他們回去後多做宣傳。慶祝活動後，園內接到了三通招生谘詢電話。
上海某幼兒園組織孩子們參觀國際航海博物館。受訪者供圖
另一方麵，各地絞盡腦汁應對小學的生源增多、學位擴增。
北京市第十五屆人大常委會第46此會議通過決議，2023年，北京將新增中小學學位2萬個。據2023年廣州市政府工作報告，本年度，廣州市將增加公辦基礎教育學位14.5萬個。青島市執行基礎教育優質資源倍增三年行動計劃，要求到2024年，全市新增相應學位16萬個。
以北京為例，綜合公開信息，海澱區將在2023年11月底前，“從加快推進新建改擴建工程，到抓緊實施回租回購增加辦學空間，從學校內部挖潛增加供給，到各學段之間的動態協調合理布局”，新增中小學學位5560個；朝陽區在2023年內將新建、改擴建兩所中小學，新增中小學學位1080個；從2022年秋季起，豐台區落實各類建設、擴建項目，今年將新增小學學位320個、中學學位1200個；房山區年內新增中小學學位2660個，並開工建設黃城根小學房山分校、育才學校房山分校等學校……
今年，齊平的學校預計多開兩至三個班，這意味著學校需要“內部挖潛”。他介紹，第一步是增大班容量，將每班50人以下的標準提升到55人以下。第二步是征用音樂、美術等專用教室，“按照義務教育管理標準來說，根據辦學規模的大小，專用教室的配置是有數量要求的。但是在特殊時期，我們隻能先確保學生有學上。至於上音樂課，隻能讓老師抱著電子琴去各班上了。”他估算，9月開學後，全校將有21個專用教室被征用。
常態下，班主任由語文老師擔任。然而，近兩年，由於學生太多，體育老師、音樂老師甚至信息技術老師都開始做班主任了。為配備任課老師，齊平稱，學校在區鎮統一協調下，招聘了部分合同製老師，“合同一年一簽或者一學期一簽，如果以後不缺老師了，就可以不簽，還是挺靈活的。”
在昆山，合同製老師被稱為“代課老師”，“一些新建的學校會有新增的編製崗位，在老學校，基本隻有等在編老教師退休了，才會多出在編崗位。”當地的一位老師稱，作為傳統意義上的“鐵飯碗”，教師編製考試競爭激烈。廣州天河區某公辦小學的袁老師稱，自己2021年考編時，“考的片區招8人，報名人數有五六百。”今年，為補給新進生源，學校將新聘10名各科教師，“半數以上都是編外的。”
更少的孩子，更多的資源
曾經的招生“好日子”還曆曆在目。
淩捷從事幼兒教育三十餘年，記得招生最火爆的是在2006至2012年間。“那時候我們搞了個專門的大廳，讓家長們來報名登記。人太多了，全登記完要好幾個周末。”往年，她在四五月才開始招生宣傳。今年，她在一月份就下了“決戰今年9月”的動員。
廣東佛山的公辦園園長何林稱，2016年至2018年，即全麵二孩開放後的兩三年內，“一說開始報名，每天都在接電話，而且每天有至少十幾個人來幼兒園現場問。招生工作要兩三個同事一起才能搞定。”有些家長找關係插隊，因超額不給予學籍，也仍然要孩子入讀。
她們都預感，這樣的日子很難回來了。
另一個值得擔憂的事實是，走完本年度的生源高峰，小學的縮招也近在咫尺。
“2022年我國的出生人口隻有956萬，意味著到2028年，我國小學的入學人數，將比今年的小學入學人數少約800萬人，減少將近一半。有關專家推測，到2035年，我國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將減少3000萬。”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分析，正是擔心學位資源很快會閑置，許多地方的教育部門在應對學位緊張時“放不開手”，社會上甚至有教師“過剩論”等聲音。
熊丙奇做過比較，據統計，我國普通小學平均班額是38人，而發達國家的小學班額普遍在20人到25人之間；我國幼兒園的小、中、大班平均班額在30人左右，而在發達國家，這個數字很少超過20。“不管是幼兒園還是義務教育階段，隻要我們提升師生比，就不會出現教師資源閑置的問題。”他還指出，“雙減”工作實施以後，教師的壓力倍增，要提高其教育教學水平，必然對教師配備的數量和質量都有了新的要求。
為此，在黃文政看來，“砍”掉小學和幼兒園，任其關閉，或是由著合同製教師失業，都不是好的選擇。他建議，各地教育部門應維持或提升教育經費，順應時勢，為更少的孩子積攢更多的教育資源。
昆山某人口密集片區的幼兒教師胡老師總結，近年來，在班級數不變的情況下，新生的班容量逐年遞減。“大前年是46個人一個班，前年是41個人一個班，去年是36個人一個班，今年估計就31個人一個班。”她形容，班容量“終於趨於正常了”。
這使教師們得以按計劃實施一些“項目化的教學”，確立主題後，鼓勵每個學生都深度參與、討論、互動。這要求任教老師更關注每一個學生個體。在從前，一個班級有四五十人的情況下，是很難實現的。
上海某幼兒園內，老師帶孩子一起做蔬菜拓印畫。受訪者供圖
此外，各地都在探索“均衡化”教育。
例如，2016年，北京市教委印發《關於進一步推進義務教育學校校長教師交流輪崗的指導意見》，2022年秋季，北京全市所有區開展教師交流輪崗製度。時任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書記、市教委新聞發言人，現任北京市教育委員會主任李奕曾向媒體介紹，距離退休時間超過5年且在同一所學校任職滿6年的正副校長、老師原則上應進行輪崗，“城區在推進學區教育集團內校際間的師資均衡配置的基礎上，重點推進全區範圍內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校長的交流輪崗，以及區級以上骨幹教師的均衡配置，普通教師的派位輪崗……遠郊區全麵推進交流輪崗，在全區範圍內推進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校長的交流輪換，區級以上骨幹教師的均衡配置，普通教師的派位輪崗。”
2019年，昆山市製定《關於推進集團化辦學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組建成立依托於四所中小學的四個教育集團，通過“名校+新校”“強校+弱校”“直屬校+鄉鎮校”等形式，提升全市新建學校和薄弱學校的辦學水平。
齊平把教育比作載客大巴。“一輛大巴，坐50個人，是這麽開。坐40個人，也是這麽開，但是乘坐體驗是不是會更好？”他認為，未來生源減少實際上是理想狀態，“這意味著，師生比上升了，孩子活動的場所也增多了。更符合素質教育、綜合教育的要求。”
（趙琳、齊平、施芸、丁蕾、何林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