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維吾爾人的回憶:我們村裏的第一個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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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出生地——曲魯海鄉,坐落於伊寧(伊犁)市東邊稍偏南,距離伊寧市大約30多公裏路。曲魯海鄉與自天山峽穀順勢而下的曲魯海河相依而成,由東向西、由高而低,蜿蜒伸向伊寧縣;因依山傍水,自然景色極為美麗。

處於天山大峽穀中的曲魯海,流水潺潺,芳草萋萋,山腳下無數個泉水噴湧而出、清澈透明。盡管冬天鄉村兩邊比鄰的大山白雪皚皚,但山腳下的山鄉卻不是很冷,河水多數時候也都不結冰。夏天的曲魯海更是綠樹成蔭,瓜果飄香,氣候涼爽;因而,有一段時間,曲魯海還曾是伊寧市名人紳士們夏季度假避暑的勝地。

到我70年代初離開曲魯海為止,當時盡管維吾爾人的生活普遍貧窮,但因為曲魯海每一家人都有或大或小的果園,夏天有新鮮水果、蔬菜的補充,冬天有儲存各類幹果添加,鄉裏的人都還能湊合吃個飽。

我爺爺的果園非常大,果園中間還有一條小河蜿蜒穿過。夏天,瓜果成熟的季節,是我們孩子的天堂:餓了,隨便走進誰家的果園,爬樹摘果子吃,或者向主婦要一塊兒幹囊,邊走邊啃;渴了,跑到河邊或泉邊爬下喝甘甜凜冽的山水。

那個時候,直到六十年代末左右,曲魯海總人口不是很多,除了幾十家哈薩克人和一兩家回族人外,其他全部都是維吾爾人,整個鄉裏沒有一個漢人。因而,鄉裏的共同語言可以說是維吾爾語,風俗習慣沒有任何區別。

鄉裏幾家回族人,也都講一口流利的維吾爾語。住在我爺爺家對麵,在供銷社上班的一家回族人全家講維吾爾語,他們的兒子瓦利和我們一起在維吾爾語學校上學。在我們孩子的心目中,他們都和我們一樣,講著同一種語言,過著一樣的日子。似乎,那個時候,大人、小孩都沒有想過他們是否是維吾爾人。

和絕大多數曲魯海鄉維吾爾人一樣,我所知道的、見過的第一個漢人,是李書記。沒有人知道李書記叫什麽名字,也不知道他是公社書記,還是伊寧縣的書記。他也不住在鄉裏,似乎是住在伊寧縣。他隻是每次開會時出現講個話,坐一輛吉普車,來去匆匆。他不懂維吾爾語,每次講話都有一位維吾爾人給他翻譯。

其他,我們隻聽說在伊犁及遙遠的邊境上的軍隊和兵團有漢人,但也沒有近距離見過。偶爾也有過幾次,解放軍似乎是拉練遠遠穿過我們村子對麵的大山,等我們小孩趕到時,早已消失的無影無蹤。因而,漢人對我們當時的曲魯海人而言,是非常陌生的。

大概是六十年代末,鄉裏傳說出現了一個要飯的漢人,沒有人知道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從哪裏來。一開始,他能說幾句半通不通的維吾爾語,然而最令鄉裏維吾爾人驚訝和感興趣的是,他會穆斯林討飯者做“度阿(DU’A祈禱)”的手勢,還念念有詞。

我爺爺的家就在曲魯海鄉主幹道上,院子大門對著馬路,跨過馬路是一條河,河對岸是幾戶維吾爾人家及縣供銷社。那時候的維吾爾人家院子大門是敞開的,沒有門;僅僅為防範牲畜亂竄,象征性用幾根柱子穿插於大門兩邊的柱子上。

對著馬路,穿過寬敞的院子是爺爺家,前有葡萄架、三麵半封閉的亭子間。曲魯海幾乎每家維吾爾人都有一個亭子間,夏天用於喝早茶、吃飯等。我們家的亭子間直對著大馬路,馬路上過往行人可以看到,因而經常早上喝早茶時、晚上吃晚飯時,會有行人向爺爺打招呼,偶爾爺爺會邀請他們進來,一起喝茶、吃飯。

記得一天早上,我們正在喝早茶,我家大院門口出現了一個要飯的,兩手舉著像是在做“度阿”,還嘟嘟囔囔地說著什麽。爺爺看了看,笑嗬嗬地說:“是個要飯的,把他請進來,給他一碗熱茶,讓他吃飽。”

我和叔叔跑過去,把他領進了亭子間,發現他不是維吾爾人,爺爺還是滿臉笑容讓他坐在身邊,奶奶給他端上了一琬熱氣騰騰的奶茶。他邊喝茶,邊用半通不通的維吾爾語講述著他的故事。我什麽也沒有聽明白,後來爺爺告訴我,這就是村裏來的漢人討飯者。爺爺告訴我,他沒有家、沒有工作、沒有戶口,非常可憐。

討飯漢人奶茶泡饢吃完後,在爺爺帶領下和我們一起舉手做“度阿”。爺爺很是驚訝,似乎也很高興。自那以後好幾天,爺爺都一直嘮叨著:看哪,一個漢人,也學會了我們的“度阿”。

這個漢人就這樣,成為了曲魯海維吾爾人家的常客,今天我家、明天他家,他的維吾爾語也開始進步了。一段時間後,人們發現他會治病,他開始給一些維吾爾人診治疾病,後來人們開始叫他李大夫。

再後來,聽大人們說,李大夫本來是口裏什麽地方的醫生,因為出身還是什麽原因,被打成了黑五類;李大夫受不了迫害,不得不拋家離子,一路走路、扒火車,曆經艱辛,從口裏逃難到了我們伊犁,最後流落曲魯海。

又過了一段時間,在鄉裏老人敦促下,村領導在鄉村靠山的地方給李大夫劃了一塊兒地。李大夫有了家,不用要飯了。可以說,在一兩年內,李大夫完全變成了維吾爾人,融入了曲魯海維吾爾社區。他講一口流利的維吾爾語,和維吾爾人來往,和維吾爾人一起做“度阿”。

又過了一兩年,李大夫把他的妻子和孩子接來了,再往後他們的親人來了。到我離開時,我們曲魯海的漢人,從一個李大夫,增長到了6-7戶漢人家。然而,除了李大夫還一如既往和維吾爾人來往以外,其他幾家都似乎沒有興趣學些維吾爾語,也沒有興趣融入維吾爾人社區,而是開始自成一個社區。

到所謂“改革開放”時,曲魯海的漢人由最初討飯來的李大夫一家,急劇擴大成了一個漢人村!而且由於漢人擁有的政治權利、資金和信息的優勢,很快越來越富,越來越有錢;而且移民漢人的地越來越大,房子也越蓋越大。而維吾爾人的生活,總體有所好轉,但折騰更多了,一部分人反而更窮了。

伴隨鄉裏漢人村的擴大,鄉村政府、派出所、稅務所等各部門的漢人官員也多了。鄉村官員開始了折騰,今天要規劃,明天要開發,幾年下來,維吾爾人的房子越來越破,世代為生的果園也越來越小。爺爺的果園也被瓜分,最後隻剩巴掌大點一小塊兒。

到90年代我回去探親時,發現李大夫的一個兒子當了鄉黨委書記。盡管他會說一口流利的維吾爾語,但多數時候,他還是講漢語,讓維吾爾翻譯給他翻譯,官架子特別大,完全沒有了他父親討飯時候的謙卑和可憐相。

90年代末,伊犁1997年2月5日維吾爾人和平抗議被血腥鎮壓的第二年,我回伊犁,來到早已是風聲鶴唳的曲魯海。一天,我悄悄問一位一起長大的維吾爾村長大哥,李大夫的兒子怎麽樣,對維吾爾人應該好一點吧?

村長大哥看看我說:“兄弟,他可是漢人官員,漢人官員有幾個對維吾爾人好過?我們維吾爾人大概是太過於善良,太過於熱情好客。有時候,我在想,我們是否太過於質樸單純,被人們當成了傻瓜?你應該看到了,曲魯海不再是你長大的那個山清水秀,隻有維吾爾人的淳樸山鄉了,好時光不再有了。”

再往後,我回過幾次曲魯海,但每次也都不怎麽愉快。記得最後一次去,曲魯海河已經幹了,河床裸露,到處是石頭,草地、樹木都沒有了,絕大多數的泉水也沒有了。問了一下,說是上遊修水庫,還要在附近建工廠,截流了。村裏人提水要去很遠的山腳一泉水,曲魯海維吾爾人吃水開始成問題了。

出國後,給叔叔打過幾次電話,想了解一下小時候親朋鄰裏的消息;然後,給叔叔和他的兒女寄了兩次包裹,叔叔就杳無音訊了。後來聽大妹妹說,叔叔的兒子在去取包裹時,被派出所拘押毒打。就此,我電話也不打了,和曲魯海的信息也斷了。

最近,我又輾轉聽人說,幾年前,中國慶華能源集團在曲魯海建起了一個超大型的化工廠,招聘了幾千漢人在那兒上班;而且,工廠的廢水直接向曲魯海河排放。我長大的那個曲魯海山鄉,已不複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