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出生地——曲魯海鄉，坐落於伊寧（伊犁）市東邊稍偏南，距離伊寧市大約30多公裏路。曲魯海鄉與自天山峽穀順勢而下的曲魯海河相依而成，由東向西、由高而低，蜿蜒伸向伊寧縣；因依山傍水，自然景色極為美麗。

處於天山大峽穀中的曲魯海，流水潺潺，芳草萋萋，山腳下無數個泉水噴湧而出、清澈透明。盡管冬天鄉村兩邊比鄰的大山白雪皚皚，但山腳下的山鄉卻不是很冷，河水多數時候也都不結冰。夏天的曲魯海更是綠樹成蔭，瓜果飄香，氣候涼爽；因而，有一段時間，曲魯海還曾是伊寧市名人紳士們夏季度假避暑的勝地。

到我70年代初離開曲魯海為止，當時盡管維吾爾人的生活普遍貧窮，但因為曲魯海每一家人都有或大或小的果園，夏天有新鮮水果、蔬菜的補充，冬天有儲存各類幹果添加，鄉裏的人都還能湊合吃個飽。

我爺爺的果園非常大，果園中間還有一條小河蜿蜒穿過。夏天，瓜果成熟的季節，是我們孩子的天堂：餓了，隨便走進誰家的果園，爬樹摘果子吃，或者向主婦要一塊兒幹囊，邊走邊啃；渴了，跑到河邊或泉邊爬下喝甘甜凜冽的山水。

那個時候，直到六十年代末左右，曲魯海總人口不是很多，除了幾十家哈薩克人和一兩家回族人外，其他全部都是維吾爾人，整個鄉裏沒有一個漢人。因而，鄉裏的共同語言可以說是維吾爾語，風俗習慣沒有任何區別。

鄉裏幾家回族人，也都講一口流利的維吾爾語。住在我爺爺家對麵，在供銷社上班的一家回族人全家講維吾爾語，他們的兒子瓦利和我們一起在維吾爾語學校上學。在我們孩子的心目中，他們都和我們一樣，講著同一種語言，過著一樣的日子。似乎，那個時候，大人、小孩都沒有想過他們是否是維吾爾人。

和絕大多數曲魯海鄉維吾爾人一樣，我所知道的、見過的第一個漢人，是李書記。沒有人知道李書記叫什麽名字，也不知道他是公社書記，還是伊寧縣的書記。他也不住在鄉裏，似乎是住在伊寧縣。他隻是每次開會時出現講個話，坐一輛吉普車，來去匆匆。他不懂維吾爾語，每次講話都有一位維吾爾人給他翻譯。

其他，我們隻聽說在伊犁及遙遠的邊境上的軍隊和兵團有漢人，但也沒有近距離見過。偶爾也有過幾次，解放軍似乎是拉練遠遠穿過我們村子對麵的大山，等我們小孩趕到時，早已消失的無影無蹤。因而，漢人對我們當時的曲魯海人而言，是非常陌生的。

大概是六十年代末，鄉裏傳說出現了一個要飯的漢人，沒有人知道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從哪裏來。一開始，他能說幾句半通不通的維吾爾語，然而最令鄉裏維吾爾人驚訝和感興趣的是，他會穆斯林討飯者做“度阿（DU’A祈禱）”的手勢，還念念有詞。

我爺爺的家就在曲魯海鄉主幹道上，院子大門對著馬路，跨過馬路是一條河，河對岸是幾戶維吾爾人家及縣供銷社。那時候的維吾爾人家院子大門是敞開的，沒有門；僅僅為防範牲畜亂竄，象征性用幾根柱子穿插於大門兩邊的柱子上。

對著馬路，穿過寬敞的院子是爺爺家，前有葡萄架、三麵半封閉的亭子間。曲魯海幾乎每家維吾爾人都有一個亭子間，夏天用於喝早茶、吃飯等。我們家的亭子間直對著大馬路，馬路上過往行人可以看到，因而經常早上喝早茶時、晚上吃晚飯時，會有行人向爺爺打招呼，偶爾爺爺會邀請他們進來，一起喝茶、吃飯。

記得一天早上，我們正在喝早茶，我家大院門口出現了一個要飯的，兩手舉著像是在做“度阿”，還嘟嘟囔囔地說著什麽。爺爺看了看，笑嗬嗬地說：“是個要飯的，把他請進來，給他一碗熱茶，讓他吃飽。”

我和叔叔跑過去，把他領進了亭子間，發現他不是維吾爾人，爺爺還是滿臉笑容讓他坐在身邊，奶奶給他端上了一琬熱氣騰騰的奶茶。他邊喝茶，邊用半通不通的維吾爾語講述著他的故事。我什麽也沒有聽明白，後來爺爺告訴我，這就是村裏來的漢人討飯者。爺爺告訴我，他沒有家、沒有工作、沒有戶口，非常可憐。

討飯漢人奶茶泡饢吃完後，在爺爺帶領下和我們一起舉手做“度阿”。爺爺很是驚訝，似乎也很高興。自那以後好幾天，爺爺都一直嘮叨著：看哪，一個漢人，也學會了我們的“度阿”。

這個漢人就這樣，成為了曲魯海維吾爾人家的常客，今天我家、明天他家，他的維吾爾語也開始進步了。一段時間後，人們發現他會治病，他開始給一些維吾爾人診治疾病，後來人們開始叫他李大夫。

再後來，聽大人們說，李大夫本來是口裏什麽地方的醫生，因為出身還是什麽原因，被打成了黑五類；李大夫受不了迫害，不得不拋家離子，一路走路、扒火車，曆經艱辛，從口裏逃難到了我們伊犁，最後流落曲魯海。

又過了一段時間，在鄉裏老人敦促下，村領導在鄉村靠山的地方給李大夫劃了一塊兒地。李大夫有了家，不用要飯了。可以說，在一兩年內，李大夫完全變成了維吾爾人，融入了曲魯海維吾爾社區。他講一口流利的維吾爾語，和維吾爾人來往，和維吾爾人一起做“度阿”。

又過了一兩年，李大夫把他的妻子和孩子接來了，再往後他們的親人來了。到我離開時，我們曲魯海的漢人，從一個李大夫，增長到了6-7戶漢人家。然而，除了李大夫還一如既往和維吾爾人來往以外，其他幾家都似乎沒有興趣學些維吾爾語，也沒有興趣融入維吾爾人社區，而是開始自成一個社區。

到所謂“改革開放”時，曲魯海的漢人由最初討飯來的李大夫一家，急劇擴大成了一個漢人村！而且由於漢人擁有的政治權利、資金和信息的優勢，很快越來越富，越來越有錢；而且移民漢人的地越來越大，房子也越蓋越大。而維吾爾人的生活，總體有所好轉，但折騰更多了，一部分人反而更窮了。

伴隨鄉裏漢人村的擴大，鄉村政府、派出所、稅務所等各部門的漢人官員也多了。鄉村官員開始了折騰，今天要規劃，明天要開發，幾年下來，維吾爾人的房子越來越破，世代為生的果園也越來越小。爺爺的果園也被瓜分，最後隻剩巴掌大點一小塊兒。

到90年代我回去探親時，發現李大夫的一個兒子當了鄉黨委書記。盡管他會說一口流利的維吾爾語，但多數時候，他還是講漢語，讓維吾爾翻譯給他翻譯，官架子特別大，完全沒有了他父親討飯時候的謙卑和可憐相。

90年代末，伊犁1997年2月5日維吾爾人和平抗議被血腥鎮壓的第二年，我回伊犁，來到早已是風聲鶴唳的曲魯海。一天，我悄悄問一位一起長大的維吾爾村長大哥，李大夫的兒子怎麽樣，對維吾爾人應該好一點吧？

村長大哥看看我說：“兄弟，他可是漢人官員，漢人官員有幾個對維吾爾人好過？我們維吾爾人大概是太過於善良，太過於熱情好客。有時候，我在想，我們是否太過於質樸單純，被人們當成了傻瓜？你應該看到了，曲魯海不再是你長大的那個山清水秀，隻有維吾爾人的淳樸山鄉了，好時光不再有了。”

再往後，我回過幾次曲魯海，但每次也都不怎麽愉快。記得最後一次去，曲魯海河已經幹了，河床裸露，到處是石頭，草地、樹木都沒有了，絕大多數的泉水也沒有了。問了一下，說是上遊修水庫，還要在附近建工廠，截流了。村裏人提水要去很遠的山腳一泉水，曲魯海維吾爾人吃水開始成問題了。

出國後，給叔叔打過幾次電話，想了解一下小時候親朋鄰裏的消息；然後，給叔叔和他的兒女寄了兩次包裹，叔叔就杳無音訊了。後來聽大妹妹說，叔叔的兒子在去取包裹時，被派出所拘押毒打。就此，我電話也不打了，和曲魯海的信息也斷了。

最近，我又輾轉聽人說，幾年前，中國慶華能源集團在曲魯海建起了一個超大型的化工廠，招聘了幾千漢人在那兒上班；而且，工廠的廢水直接向曲魯海河排放。我長大的那個曲魯海山鄉，已不複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