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美關係發生了一些十分微妙的變化，美國總統拜登先是對俄羅斯總統普京一番口誅筆伐，隨後又突然釋放了給困難重重的兩國關係融冰的信號——邀請普京舉行麵對麵的私人會晤（拜登上任後的第一次美俄領導人峰會將於6月16日在瑞士日內瓦進行）。

隨著這一消息的宣布，俄美兩邊的政治評論家們開始猜測美國對俄羅斯企業和個人施加的製裁會趨向更嚴還是會有所放鬆。為美國諫言的多數人認為美國應該將製裁目標精準定位於那些幫助普京藏匿巨額財富的俄羅斯富商們。所以，他們呼籲凍結那些身家億萬美元的俄羅斯富豪們的賬戶和資產，這些富豪中的大多數都生活在俄羅斯的境外。

在西方國家的領導人討論如何製裁俄羅斯期間，例如將俄羅斯銀行從SWIFT（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中清除出去，或者對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實行禁運，製裁俄羅斯富豪的這些建議也往往並列其中。但在我看來，這些建議已經遠遠脫離了現實，因為它們給西方國家企業利益帶來的傷害不亞於俄羅斯企業。

製裁這些俄羅斯“寡頭”背後的邏輯看似很清晰：如果這些超級富豪已經過慣了在歐洲的（奢華）生活，當他們個人麵臨被驅逐出境的風險或海外資產麵臨威脅時（俄羅斯排名前500的私營企業中有一多半都是離岸注冊的），這些“寡頭”會想方設法幹預俄羅斯的政策製定，借此改變普京在國際政治領域的強硬姿態。但此番邏輯完全站不住腳，因為它還是基於一種老套的假設——俄羅斯國家經濟體係完全是由幾個“寡頭”控製和管理的，而俄羅斯國內經濟格局已經在近些年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當然，在俄羅斯的富豪當中有一部分人仍然與克裏姆林宮的決策者們保持著密切關係，例如維克多·維克塞爾伯格和阿利舍爾·烏斯馬諾夫，他們當中有些人曾在俄羅斯聯邦政府或地方政府任職，例如曾擔任聯邦第一副總理的弗拉基米爾·波塔寧和曾擔任楚科奇自治區行政長官的羅曼·阿布拉莫維奇，也有些人曾在普京節節高升的政治生涯中扮演過重要角色，例如曾出任過俄羅斯聯邦對外經濟關係部長的彼得·埃文。

但是他們現在沒有一個人，包括普京關係最密切的朋友，在俄羅斯的大型企業裏任職，也沒有影響俄羅斯聯邦行政官員的權力。俄羅斯不再是一個典型的“被俘獲的國家”——那些“寡頭”擁有巨大的權力控製著政府機構的運行從而為個人聚集財富。在現行的國家體係中，富豪們在政府政策製定過程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弱，也無法影響現行官僚體係的運行。現在俄羅斯的商業精英們隻能在一些政府參與的商業項目裏提出談判條件，但是無法決定經濟和金融發展的總體方向，更不用說內政和外交政策了。

最富有的俄羅斯企業家通過與政府部門溝通，如今能夠為自己的企業爭取到合法的經營權、免稅條件或獲得公共項目的合同，但他們在政治層麵沒有發言權。的確，俄羅斯許多企業家對國家的某些運行方式並不是很滿意，但他們更傾向於根據現有條件改變自己的策略，而不是去挑戰或改變整個政治環境。在《福布斯》列出的前25名俄羅斯“寡頭”當中，不下10個在海外擁有的商業資產總額已經超過了俄羅斯境內的資產總額。所以，那些在普京當政之前已經積累起財富的“寡頭”們更願意退出俄羅斯本土的生意，而不是向政治新貴們發起挑戰。相比之下，那些依靠著政府關係發家致富的“寡頭”無論如何都會選擇繼續效忠於現行體製。

兩種世界觀

更重要的一個錯誤認知是許多分析家還認為俄羅斯的政治決策層和商業精英們並不齊心，對俄羅斯國內的企業施壓會擴大俄羅斯國內的分歧，最終帶來政治上的改變。

至少從2013年開始，普京就采取了一係列所謂的“精英本土化”行動，以限製那些擁有雙重國籍、外國居留權或海外銀行賬戶的人繼續擔任行政官員。據許多分析家觀察發現，盡管在聯邦政府機構、國家杜馬或地方行政機構裏，仍然有大量的官員持有外國護照或擁有海外資產，但是克裏姆林宮反複重申和下達執行（精英本土化的）命令。這就意味著在俄羅斯現行的官僚體係中，個人製裁對一大批政治精英們是毫無效果的，因為他們完全出於國內的原因主動轉移了國外資產或放棄了海外居留權，而俄羅斯200多萬公務員、軍事人員以及行政高官是不允許隨便造訪國外的，更不用說那些涉密人員。

普京對其下屬的“製裁”顯然比西方國家政府的製裁更為有效，但除此之外，在討論是否有必要對俄羅斯“寡頭”進行製裁時還需考慮另一個層麵的變化。

西方國家民眾普遍認為，俄羅斯的超級富豪就是《福布斯》排行榜上列出的身家超過10億美元的那123位，他們的固定形象是擁有歐洲的古堡和超豪華遊艇。但這也會形成誤導。這些富豪隻是俄羅斯有錢人中的一部分——也許是“最文明”的那些人，他們所擁有的巨額財富多年前就已經被公之於眾，他們旗下的企業與國際會計機構合作多年，因此他們在俄羅斯境內外的資產幾乎都有公開的記錄和審計。

但與此同時，近些年造就出來的一批俄羅斯“超級新富豪”，他們在普京“精英本土化”的政策環境中成長起來，已經十分本土化，他們的思考和行為方式都明顯地更加傾向於在俄羅斯國內聚斂財富。如果說老一輩“寡頭”天然地喜歡把財富轉移到國外並且在國外購買資產，那麽新一輩“寡頭”已經完全改弦易轍了。現在喜歡在歐洲國家購買房產的多是俄羅斯的中產階層，擁護普京的企業家和官僚們大多都把財富留在俄羅斯本土。比如，曾擔任俄羅斯農業部長的葉蓮娜·斯克倫尼克被瑞士官方查出在蘇黎世一家銀行的私人賬戶裏藏匿了6000萬瑞士法郎，而接替她擔任農業部長的亞曆山大·特卡霍夫則在其家鄉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擁有超過65萬公頃的肥沃土地，總價值超過10億美元，此外，特卡霍夫還選擇在（俄羅斯的）黑海岸邊購買房產而不是法國的藍色海岸。

近年來，俄羅斯的腐敗官員們大都停止了海外洗錢行動，取而代之的是大規模購買俄羅斯國內的資產或是投資俄羅斯國內的企業。俄羅斯國內的調查記者不止一次地報道，擁有商業頭腦的官僚們開始收購和參與地方的零售鏈、商業中心、公用網絡以及其他商業項目。而且這一進程還在不斷加速。

這些內部變化新趨勢對宏觀經濟是有影響的，而且從其他觀察角度也是顯而易見的。自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的官僚腐敗是眾人皆知的，而且腐敗程度至今未減。與2013年相比，俄羅斯聯邦2020年的財政預算支出增加了三分之二（或者16.8萬億盧布，約合2200億美元），但是2017年－2020年間俄羅斯的資本外流隻有2013年－2016年的一半不到。要知道，包括公務員在內的俄羅斯普通居民的人均收入從2013年開始是呈逐漸下降趨勢的，與2014年－2015年那個時期相比，俄羅斯國內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也逐漸在衰退，所以有理由相信這些增加的預算支出大多流入了腐敗官員的口袋，隨後又被轉移到國內的各個投資項目裏。

另一個奇怪的現象是，盡管居民可支配收入在近些年處於停滯狀態，但是使用信用卡和其他電子支付方式進行的消費占居民消費總支出的比例由2012年的10％左右躍升到2020年底的75％。由於前所未有的對現金的需求，俄羅斯央行不得不將盧布的紙幣流通量提升將近5萬億，這占到俄羅斯2020年GDP的4.6％，而這些增加的流通貨幣中90％都是大麵額的紙幣。相比較而言，美元的紙幣在全球範圍流通，但加起來也隻不過占美國GDP的不到10％，而且有一半以上都是在美國境外流通的。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從2012年開始，俄羅斯的警察和調查部門就陸陸續續從落馬的腐敗官員家中搜出大量現金——最大的一筆現金查沒達到了120億盧布（約合2000萬美元），而且這些醜聞屢見不鮮。

所有這些跡象都說明，西方國家的製裁很難精確打擊到那些靠腐敗行為而發家的俄羅斯巨富，而被製裁的那些個體恰恰是俄羅斯國內比較親西方的那一部分富豪，與其他人相比，他們對普京的強硬路線多多少少是持批評態度的。

所以，在當今的俄羅斯，兩種富豪的特點是清晰可辨的：第一種代表了“舊財富”，更具有世界性，對國際商業和海外資產的依賴性也更強；第二種主要由“新財富”組成，他們的財富力量更側重於俄羅斯國內的交易和並購，他們與國家權力機構的聯係更緊密，對他們財富來源是否合法或者是否被外國驅逐比起上一代“寡頭”來都更加淡漠。

這兩類富豪的行為動機和世界觀有本質的區別，在俄羅斯不斷將自身塑造成為“被圍困的堡壘”的同時，這些新富豪們無論從主觀意願上還是從經濟行為上也心甘情願淪為附庸。他們更加保守，對克裏姆林宮的政策也更加支持，麵對西方國家可能施加的製裁也更加無動於衷。即使這些新富豪中有些人成為了製裁對象，國家也會出手相助，例如在2017年4月俄羅斯聯邦通過了著名的“季姆琴科法案” （格納迪·季姆琴科是普京的一個老朋友），該法案明確規定，所有遭受外國政府製裁的俄羅斯公民，將由俄羅斯聯邦政府負責賠償被沒收的財產。到目前為止，隻有季姆琴科享受了這一法案帶來的好處，但是普京的擁護者們大都讚賞俄羅斯越來越“獨立”的表現，他們積極響應俄羅斯的進口替代政策，從政府積極推動的國內投資項目中大肆獲利。

西方製裁打擊了誰？

隨著俄羅斯經濟陷入停滯，消費者的消費意願降低，以及石油給俄羅斯帶來的現金流隨著全球努力削減碳排放而與日俱減，俄羅斯精英內部可供分配的財富也麵臨越來越少的窘境。這種情況自然催生了另一種動機——重新分配現有的資產，毫無疑問仍在其位的腐敗官員和“西羅維基黨”在這一過程中占盡優勢（編者注：“西羅維基黨”指圍繞在普京身邊的強力集團，主要由前克格勃成員和其他執法部門的官員組成）。

老“寡頭”們的影響力會進一步遭到削弱，對他們的製裁會讓新權貴們趁機奪走他們的資產，至少他們的資產價值因為製裁而大幅縮水。過去七年裏，因為美國的製裁，俄羅斯鋁業大王奧列格·傑裏帕斯卡所擁有的俄羅斯鋁業聯合公司市值從275億美元跌到了42億美元。所以普京身邊的人反而會更加歡迎西方的製裁。進一步講，任何來自國外的對俄羅斯私營經濟部門的打擊，都會使圍繞在權力周圍的精英們受益。

所以，需要再次強調的是，西方國家認為那些老“寡頭”仍然對克裏姆林宮保持影響力完全是一廂情願的幻想。任何在俄羅斯內部發生的精英之間的爭鬥，獲勝的一方肯定是那些將資產留在俄羅斯國內並使其合法化的。那些能夠毫發無損地將公司變賣（或者適當賤賣）進而將資產轉移出國外的人也肯定會繼續這麽做。所以對所謂的“寡頭”們的製裁幾乎相當於吹響了開始掠奪的號角，而這些掠奪不會受到任何阻攔。

西方的俄羅斯問題專家仍然堅信，俄羅斯精英集團內部發生的爭鬥最終會導致政權的瓦解。爭鬥確實產生了，但是過去20年的經驗表明，持自由主義觀點的企業家們最終沒能改變俄羅斯的國內進程。即使假設他們當中有些人願意放棄舒適的生活，起而反抗，他們的企業也會被打垮，最終由國家或那些更忠實的人來接管，像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列昂尼德·涅夫茲林、葉夫根尼·舍夫丘克、帕維爾·杜洛夫、謝爾蓋·彼得羅夫這些大富豪以及更多的不太知名的企業家，無一例外。

把製裁的重點對象從官員轉移到企業家身上，如果這些人沒有直接參與國有項目或沒有在國資企業任職，將會導致俄羅斯商業團體遭受進一步掠奪。而這些製裁又會導致強力部門的話語權上升，他們控製的資產和收入也會進一步增加，比起使用經濟手段來講，克裏姆林宮動用強力部門對付那些舊“寡頭”更容易得手。

當前俄羅斯的經濟困局經常被拿來與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相提並論，但我認為這樣類比並不恰當。當今的俄羅斯與蘇聯沒有任何相似之處，它們的社會構成不同，人們的生活目標不同，社會治理的方式也完全不同。但是，如果人們一定要找到某些與當年相似之處，我建議人們把關注點放在上世紀80年代早期的蘇聯精英階層，他們當中大多數成長於蘇聯相對自由的五六十年代，那時蘇聯社會正在發生顯著變化，對未來的改變和發展也充滿希望。一旦進入到體製當中，這些人會歡迎和支持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是他們讓戈爾巴喬夫的一係列經濟改革計劃推行得更徹底，最終不可逆轉。

如今的俄羅斯，那些不依靠權力附庸而成長起來的俄羅斯企業家更有潛力扮演類似的角色。即使在新“寡頭”們崛起期間，這些企業家也參與到國際供應鏈中，並與西方世界產生聯係。當俄羅斯發生改變的條件漸漸形成之時，他們也立即會成為積極的擁護者。俄羅斯精英內部的分裂肯定會發生，但是並不會像西方的決策者所期望的那樣立刻發生，而且是在強力部門將老“寡頭”們的影響力完全鏟除之前。我想說的是，那些對俄羅斯“寡頭”進行製裁的建議隻會帶來相反的效果。由於俄羅斯財富構成的巨大變化，西方國家通過製裁所謂的“寡頭”而達到改變俄羅斯行為方式的目的恐怕要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