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與西方關係拐點來了？

中國即將在本周晚些時候迎來一年一度的政協、人大“兩會”。在中國已經有效控製住新冠疫情、而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主要民主國家仍在努力抗擊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中國接下來將出台什麽樣的對外政策來處理它與西方世界的關係備受矚目。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常說，中國正麵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最近他又說，“但時與勢都在我們這一邊”。

習近平的這一最新表述有什麽特別意涵？在2021年全球正艱難地從這場新冠疫情大流行的災難中複蘇之際，中國與世界、特別是西方民主國家的關係將如何得到重塑？2021年，中國與西方關係中的拐點是否會出現？

“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鄧聿文表示，在中國宣稱“戰勝了”新冠疫情，並剛剛宣布已經消滅了“絕對貧困”之後，包括習近平在內的部分中共最高領導層的確已經信心滿滿了，他們比過去更相信中國體製能“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這雖然未必是所有中共最高領導層的看法，但其後果可能是，中國在與西方世界打交道時更不願意讓步或妥協。

法律學者、獨立時評人虞平表示，美國等西方國家過去對習近平的認知不足，出現誤判，但隨著西方國家對中共和習近平的定性，除非中國發生重大變化否則西方與中國的衝突會越來越嚴重。

他說：“我一直認為大家不要隻看習近平，要看他所代表的利益團體。這個利益團體或政治團體對西方製度本身是有深刻懷疑的。所以為什麽鄧小平在過去提到防左防右的時候一直說要高度地防左，防左是最主要的問題。其實這一批人他們是有這樣一個，你可以說它是意識形態也好，也可以說它對西方政治製度是有極度懷疑也好。所以在這一點上，西方確實是誤判了。但是由於最近幾年中國高調挑戰國際秩序，或者說開始改寫國際對價值觀的一種描述，這種做法引起了西方國家集體的抵製和警惕。所以我覺得西方認識到習近平領導的這樣一個中國在走向跟西方相反，或者說至少是衝突的道路上，認識到這個以後，我覺得今後西方不管是現在很快或者是慢慢地會逐漸形成一個要抵製中國的一個做法。所以在這點上，我對西方跟中國這樣一個關係，短期內我本人並不樂觀。除非中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否則這條道路上麵，西方跟中國走的是一條衝突的不歸路。”

虞平也表示，新冠疫情加劇了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敵意和對立，中國對疫情的處理更加固化了西方世界對習近平治下的中共和中國體製的反感。一個明顯的例證就是民主黨籍的美國總統拜登上任後，北京原本期待的美中關係的回暖並未出現。

他說：“拜登上台以後其實我們看到的情況並不如中國所想的那樣。拜登其實到目前為止沒有實質性改變川普對中國的強硬政策中的任何一項主要政策。他隻是在聲量上麵降低了很多，但是這種聲量的降低不意味著對中國的改善。疫情實際上讓西方國家不光是看到了中國體製不好的一麵，甚至感覺一種到對西方所主導的這種人權、自由、民主的價值觀的一種極大的挑戰。所以西方整個陣營是不願意看到中國在抗疫當中所出現的一種正當性。抗疫的基本做法是很粗暴的。這種粗暴的做法在西方的政治體製下麵是不可能得到模仿，甚至還受到很多人的批評。所以從長遠觀點看，中西方之間關係的改善不會因為疫情的消除而自動改善。反過來講，西方對中國的策略其實它的戰略的意圖非常明顯。實際上，第一個是希望中國能改變自己的做法，讓現在這種專製的體製能夠逐漸走向開明，甚至走向民主，甚至走向保證個人的自由。但是如果這個做不到，我覺得西方很多國家已經是非常明顯地認識到，在中國自身政權的正當性在本國得到加強的情況下，要中國自己改變是非常困難的。但是西方的第二策略實際上是希望中國的影響不要擴及到世界。”

“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的鄧聿文認為，盡管習近平對中國的舉國體製信心十足，但當真正意義的危機發生時，中國這種超大型一黨統治的剛性國家和政權反而可能無法應對。

他說：“一旦這種危機以一種突然的他意想不到的形式爆發後，而且屬於一種多點共進的狀況下，他的應對本身會造成一個自身的災難。會從原來的經濟演化成社會，這樣對於大多數老百姓來說，你可以控製它一到兩個月在家裏，他可能會發一些牢騷，但是一到兩個月後你解除這種封足，他也就不會有太大的那個了。但一旦有經濟危機會或金融危機的蔓延，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嚴重的經濟危機有長達一年兩年甚至三年都不能度過的。在這種情況下，老百姓的生活就非常劇烈地下降到，過去比如講大部分都能是中產階級，如果過去是貧窮的話，未來依然是貧窮。大家都認識到朝鮮的狀況。但是過去是比較富裕或快進入到富裕了，突然從富裕的狀況上跌落到貧窮，而且這個貧窮的時間又很長，包括失業、家庭等等各個方麵，一大堆的事情，我認為它是難以應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