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衛組織武漢調查小組發表與中國口徑吻合的初步結果之後，歐美媒體披露了調查組與中國當局的激烈交鋒，包括中方拒絕提2019年12月早期疫情當中的174個病例的未經處理原始數據。

調查人員還透露，2019年底武漢首次發現新冠病例之前的兩個月裏，周邊地區約有90人因類似新冠肺炎症狀住院，他們要求中國當局允許進一步檢測。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一份聲明中說，美國對世衛組織如何得出早期結論的方法感到深切關注。

他強調，這份調查報告必須要是獨立的、沒有經過中國政府幹預和修改的一個專家結論。他還要求中國必須提供早期疫情的完整數據。

中國為何拒絕調查人員接觸未經處理的數據？調查武漢疫情大爆發前幾個月的疑似新冠病例有什麽重要意義？預定即將推出的世衛調查報告將會與其初步結果有什麽不同？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表示，外界對此次世衛組織赴中國進行病毒溯源調查期待本來就不高。

他說：“其實本來外界對這次世衛組織到武漢調查就沒有多高的期待。因為現在離疫情已經一年多了，中國政府有足夠的時間做手腳掩蓋真相。另外這次調查是由中國政府一手安排全部行程，外國專家隻能看到他們讓你看的，他們不讓你看的你就看不到。就連和中國方麵關係最好的達薩克原來說過他想去雲南的蝙蝠洞看看，這次也沒去成。但即便如此人們實際上還是很難想到，中國方麵居然不讓世衛組織專家去接觸早期病例的原始資料，這點確實讓人相當震驚。就像澳大利亞傳染病學家多米尼克·懷爾說的，疫情爆發調查的標準做法就是要考察和分析早期病例的原始資料。因為隻有通過早期病例原始資料的研究，才能確定新冠病毒是怎麽傳播的，是什麽時候開始傳播的。這叫溯源，溯源就要從這兒開始。如果連早期病例的原始資料都看不到，那溯源從何談起呢？所以這兩天媒體報道世衛組織的專家為這個問題和中國方麵有很激烈的辯論，甚至發生爭吵，這個就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博訊記者、時評專欄作家張傑認為，中方之所以不讓世衛組織專家接觸原始病曆數據是因為那些數據是最有可能揭開病毒源頭真相的。

他說：“因為2019年12月早期疫情當中的174個病例是未經處理的數據，是一個潘多拉盒子。這是不能打開的，因為打開，專家就可能接近病毒的源頭。舉個例子，比如說我們對長江進行溯源，就要找到長江最初水從哪裏出來的，就可以最終確定它在青藏高原。所以通過未處理數據接進了病毒的源頭就會讓王毅以及中國官媒所謂‘病毒源頭在世界多地發生’這個謊言不攻自破。調查大爆發之前幾個月的新冠病例意義非常重大，也舉個例子。比如出現了一個森林火災，我們要找到什麽原因。是因為煙頭燃燒了，還是因為雷電，還是其它的原因，我們就要找出那棵最初被點燃的樹。新冠病毒也是這樣，通過最初病例找到源頭，到底是直接傳人，還是通過中間宿主，還是冷鏈食物，還是實驗室泄露，就一目了然了。”

張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尤其是病毒溯源調查已經被高度政治化的情況下，世衛組織專家此行得出的一些結論，特別是認為“病毒從實驗室泄露的可能性極低”就顯得過於草率。

他說：“世衛專家組的結論很草率。武漢病毒研究所石正麗博士在去年2月接受《科學美國人》月刊訪問就曾經透露，她2019年聽到武漢疫情爆發，第一時間的想法就是‘這個病毒會不會是從我們實驗室泄露出去的。’ 因為這個實驗室十多年來已經從15,000多隻蝙蝠身上取得了上千個冠狀病毒的樣本。經過對比，她認為這個新冠不同於他們的冠狀病毒，所以她認為應該排除。但是我們要看到，世衛組織到武漢已經時隔一年，僅僅是參觀了病毒研究所。我想問這些世衛組織專家調查員，你們是否對這15,000隻病毒樣本進行了檢測？顯然是沒有時間進行檢測的。所以未取得原始數據，這種認定顯然太草率了。並且這個專家非常有意思，他用武漢病毒研究所的規章製度來作為一個佐證，我就覺得有點荒唐。如果是這樣還不如要我去，我作為一個律師還可以從法律上進行一些判斷。”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表示，現在北京在使用“攪混水”的策略，試圖混淆視聽，但這種策略不見得奏效。

他說：“在此之前，中國隻說其它一些國家，歐洲、美國，也發生過新冠疫情。但是我們知道在去年的2、3月之前，在歐美各地都沒有出現醫護人員的大麵積感染。這就足以證明，那種說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中國這麽說是因為大家都在指責中國在這方麵應該負的責任。中國就采取倒打一耙、攪混水的戰術。其實它自己也未必相信。所以它在這方麵不斷改口，現在又強調冷鏈食品，而且搞得風聲鶴唳非常緊張。但是我相信它這種說法的主要目的就是攪混水，讓大家把一個本來很清楚的問題變成一個有爭議的問題。隻要做到這一點，它認為目的已經達到了。關於這點，我覺得我們尤其需要反複強調，反複給它指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