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 網絡
來自上海現任香港中文大學講師的黎明接受港媒專訪時，承認由於六四在大陸是個敏感話題，少時根本沒機會了解事件，家人對六四事件負麵的看法，亦一直根種她的腦海，就算到了2007年首次到港開始接觸這段曆史時，心中仍有糾結，在2009年首次在中大同學的鼓勵下，怕被人認出而帶上口罩參加燭光晚會時，依然受到恐懼感的濃罩，到了今天，中大社會學習講師的黎明坦誠告訴明報，她已連續9年風雨不改參加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燭光晚會，並且已經走出當年的陰影，“昂首挺胸”悼念1989年的六四事件。
在專訪中黎明又說：“由於恐懼，今年、或未來，預計更少的內地生敢去（晚會），來港出席晚會的內地人，未來不知會否對他們加強控製，不允許出境。”她說，現時來港的大陸生，“盡量同政治拉遠”，除出自對國內嚴控思想的恐懼外，亦感受到近年港人對他們的敵意。
當年中共鎮壓六四天安門民主運動時，黎明隻有4歲，她說有親人參與過上海的學運，“家人評價那親人‘少不更事’、‘被人利用’，他們對六四的印象是負麵的，這是我對六四的第一印象”。成長階段，家中、校內無人提起，漸明六四是忌諱，“大家不想討論，一個眼神，一個語氣，已經否定了”。
2007年，她於複旦大學社會學係畢業，到香港中文大學修讀社會學碩士課程。那一年，尚未有“本土派”，港人仍為四川地震災民慷慨捐輸，也留意北京奧運新聞，黎明在校內和香港同學打成一片，較自由的環境，也令大陸同學敢於觸碰忌諱，“有比我年長、來自北京的同學對六四有印象，他說當時北京民眾熱情，全民都投入運動”，然而，“隻是一夜之間，沒人敢再提，對於經曆過的人，他們知道，政權曾經真的輾壓過，記憶上有恐懼，身為內地生，很難擺脫”。
及至2009年的六四20周年，香港社會、傳播鋪天蓋地宣傳，當時黎明在中大讀書，香港同學也邀請她一同出席維園燭光晚會，“當時仍維持舊有思想，很掙紮，很怕，怕被政治力量操控，擔心被人‘洗腦’”。想起還是猶有餘悸，可幸身邊有同學保護，著她戴口罩，沿途防止她獨自一人落單遭認出，穿過人群、坐下，卻仍是忐忑不安，“你當我是驚弓之鳥，大台叫‘結束一黨專政’，就在考慮‘要不要叫？’，到‘建設民主中國’，就想‘似乎可以叫’；再來‘追究屠城責任’，又想一想‘算不算屠城呢？’，很多這些反應”。
自此以後，黎明風雨無改，每年堅持出席維園集會，“2010年被傳媒拍到一個鏡頭，出了兩秒，很怕很怕，怎麽辦？”直至2014年雨傘運動，第一次在facebook發帖文支持學生，首次公開自己政治取態。“那是一種釋懷，是‘算了，要死便死’的心態，但這行動改變了我”。及後黎明踴躍發聲，對政治、社會事件，以至去年中大的民主牆風波，都敢於公開看法，“踏出一步後，我看回頭，意識到恐懼對我的控製如斯強大，恐懼是政權的控製手段，令人不敢向錯的政策、措施發表相反言論，我已踏出一步，為何又邀請恐懼進入意識，監察自己思想、言行？”
黎明告訴明報，她的家人、父母都在內地，更曾言民主牆事件後，父親遭有關單位“請喝茶”，卻無阻她繼續發聲︰“很多人問我怕不怕被人打壓，這不是怕不怕的問題，是對不對的問題，你認為這是對的就應該講……當所有人都不怕，到實踐理念的時候，其實大家都不需要怕……沒有恐懼，才有自由。”
支聯會近年來主辦的晚會被譏“行禮如儀”，漸失年輕人支持，中港矛盾、世代之爭，逐漸由六四副題變為主題。黎明建議，支聯會可開放主辦權予新一代的社會團體，“有團體壟斷主辦權，壟斷對事件的詮釋，再要年輕一代接受，不是傳承；讓新一代有空間參與，讓他們在事件中找到他們一代的身分及意義，這，才是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