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14日病逝，官方應「家屬要求」把後事從簡處理，遺體匆匆火化及海葬，眾多劉曉波的好友都未能親身到場送別他最後一程，隻能改從網上寄意。中國民運人士王丹在facebook轉載明鏡新聞出版集團執行總編陳小平的Twitter圖片，上載一張劉曉波94年時與一眾好友的合照，相中劉身穿紅色T恤，雙手撓著，被身旁的女性推著肩膊，麵露燦爛笑容。
帖文指當時是1994年秋天，劉曉波與一眾朋友集體去北京郊區旅遊，相中除了劉曉波、王丹與陳小平外，還有六四遭通緝學生領袖的馬少方、八九民運「廣場四君子」之一的周舵、以及梁曉燕及楊東平等。
王丹憶述當晚住在郊外，「點起篝火，聊天，唱歌，歡笑，爭辯，最愛唱的，聲音最大的，就是曉波。記得有人還半夜去劃船。一堆五四青年一般」。
他指當時的政治氣氛遠比今天寬鬆，他們這些敏感人物還有心情集體出遊，亦不會令當局緊張。
王丹結尾感歎「重點是，那時的我們，那時的曉波，都還風華正茂啊。而患難中的我們，也還可以相互依靠」。
不少網民看到該幅舊照片都無不感歎，有人慨歎他們生不逢時，亦有人指當時政治氣氛較寬鬆，是因當時的掌權者對自己控製軍隊和權力還有一些自信，共產黨現時愈來愈集權，有人亦歎指「追求理想真的好難……」。
永遠如樹站立的劉曉波 （旅美作家 餘傑）
劉曉波一生都為爭取中國民主改革而奮鬥。(資料圖片)
在絕大多數中國人都選擇像草一樣生活，歪歪斜斜、一吹就倒的時代，劉曉波堅持像樹一樣筆直地站立，因而成為時代的標杆。從「六四」到「零八」再到「一七」，他飛蛾撲火，再飛蛾撲火，最終焚而不毀。
這個時代，不是靠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這些麵目猙獰的「巨嬰」來定義，而是靠劉曉波這樣形容枯槁的先知來定義。若沒有劉曉波，這個時代的中國將宛如聖經中的索多瑪城那樣汙穢不堪；而有了劉曉波，這個時代的中國暫時被上帝從毀滅的名單中刪掉，劉曉波為中國贏得了一段認罪悔改的緩衝時間──至於中國是否真的會認罪悔改，那就不是劉曉波的事情了。
活著，並且站立，似乎這是兩難的選擇。在這個彎曲悖謬的時代，活著就意味著駝背，活著就意味著下跪，活著就意味著閉目，活著就意味著塞聽。劉曉波卻選擇為那些六四死難的學生而活，他認為自己不配稱為死難者的老師，因為孩子們死去了，老師卻倖存下來，這是何其巨大的恥辱。失去恥辱感的知識界從此麻木不仁、與狼共舞，劉曉波卻懷著贖罪般的心態開始後半生矢誌不渝的抗爭。有人將抗爭當作奪取權力或道德高地的手段，劉曉波卻將抗爭當作再平凡不過的職業和誌業。
在北京的那些年裏，我和妻子有好幾次跟劉曉波、劉霞一起去郊遊。在警察如影隨形的監控中，我們總是能找到斑斑點點的光陰縫隙。每當劉曉波和劉霞看到荒郊野外的樹木，都會發出由衷的感歎：多美！劉霞很喜歡畫樹，尤其是那種掙紮著要想騰飛的樹，從土地奔向天空的樹。而劉曉波喜歡欣賞劉霞畫的每一幅樹，到了愛不釋手的地步。
有一次我們去他們家作客，在狹小的客廳裏麵，劉曉波滿頭大汗地將劉霞的畫一幅幅搬出來向我們展示。平日豪爽如女俠的劉霞，那一次略帶羞澀地對曉波說：「又不是你的畫，幹嗎那麽顯擺？」而聽到我們讚美劉霞的畫，曉波比聽到我們對他的文章的讚美還要開心，像孩子一樣琅琅地笑了。
2014年，劉霞的哥哥到美國來找我。我問他，在長期軟禁中的劉霞有甚麽需要，他說，劉霞特別叮囑，希望為她拍攝一些美國的樹木。作為畫家的劉霞，長期以來失去了外出寫生的自由，隻能根據照片畫畫。
我帶著劉霞的哥哥去了美東最大的國家公園仙來多，在美不勝收的藍嶺驅車並徒步數小時之久，拍攝到了很多高聳入雲的大樹。在這個自由的國度，不僅人自由，連樹也如此自由，不會有龔自珍《病梅館記》中寫到的那種「病梅」。劉曉波是美國的熱愛者，若他能在這座森林裏麵健步如飛，如果他能在這些高聳入雲的大樹下歌唱，那將多麽幸福。
不知道劉霞後來有沒有根據這些照片畫出新的作品，不知道到劉霞有沒有機會將她新畫的樹拍成照片帶給獄中的曉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