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圍繞在他們身邊的傳聞是真是假，不能忽略一個關鍵詞——紅二代。連日來，中國軍方展開了大規模、高頻率的高層人事調整，多位“紅二代”得以重用，軍中的“紅二代”密集上位，其比例與上升的速度遠遠超平民子弟。不乏外界有分析認為，“紅二代”生來便擁有特權，看著李小鵬“詭異”的仕途起步，外界自然而然的會對其產生聯想。而這也恰恰是輿論所關注的焦點所在。
意識形態的轉折點與權力交接
至於“紅二代”這一個詞實則是在中共十七大後才出現，而最先以“紅二代”自稱的還主要是那些不大得勢的“紅二代”。例如“紅二代”的各種團體“延安兒女聯誼會”、“將軍後代合唱團”、“開國元勳文化促進會”等等，其成員大部分都遠離政壇商界，但這些“紅二代”們不甘寂寞，一方麵自認為國家之子，宣稱要維護紅色江山；另一方麵則有幾分憤世嫉俗，感慨世風日下，痛斥官場腐敗。上述的紅二代，不論是否身居高位，其共同心態是有強烈的江山意識，也是外界常說的“強烈使命感”。也許這乍一看去，和文革初期老紅衛兵的那種“天下者我們的天下”的心態是一脈相承，但仔細琢磨，二者之間的差異極大。因為，中國在過去的這幾十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已經不是革命年代。
六四事件
但是回顧曆史，在1980年，中國政治上活躍的紅二代們，基本上都是“改革派”，而且多都帶有自由化的色彩，例如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陶濤的女兒陶斯亮，甚至也包括鄧小平的長子鄧樸方等。曾有政經觀察人士稱，1980年的中國式中共建政六十多年中，政治上相對而言是最寬鬆、和諧的時期，這主要體現在整個社會的氣氛上、氛圍上、心態上和趨勢上。惟其如此，才會有了後來的“八九民運”；而“六四事件”隻是為這演變趨勢畫下了休止符。
觀察人士表示，“六四事件”的發生造成了中共上層的大分裂。其中“意識形態”產生變化，所以有些對民運持同情支持態度的“紅二代”被邊緣化。而其餘的“紅二代”，有的本來就是力主鎮壓的強硬派，有的後來也專項強硬派。所以不難看到在經曆了八九民運和蘇東波的巨大衝擊之後，中共當局加快了經濟改革的步伐，權貴私有化一發不可收拾。分析稱，在中共高官那裏，“一家兩製”即子女中一人當官，一人經商成為常態。所以也是從那時起，“紅二代”才卷土重來。紅二代的“政權交接”方式也是另一個外界所關注的焦點。
中國的政治權力交接方式，即使在共產國家當中也很有特點：既不像蘇共那樣，通過黨內高層協商，再參考任職經曆，推選出繼任者，高官子弟獲取高層政治權力的血緣規則在上層權力傳承中很少起作用；也不像北韓金氏政權那樣隻認血緣，從一代到三代，都是父死子繼，或者古巴卡斯特羅家族那樣，兄終弟及。中國特色的權力傳承模式是雙軌製運作：既有一套製度化因素，即高層指定接班人，但不能按血緣直接傳給子女；又有一套非製度化的潛規則，“太子黨”可以得到種種官場晉升的特殊便利與優惠。可事實證明，中國現有的權力傳承方式中的血緣規則，一方麵使得官場晉升出現了雙軌製，另一方麵又加劇了潛在的權力鬥爭。所以不得不說，“紅二代”或是“紅色家族後代”從政，有著比平民更明顯的優勢，但也有著比平民更多的風險。
紅色家族的政治長跑
綜上所述，從政曆程，自然也不同於平民子弟，從一開始就明顯帶有鍍金色彩。之前，有媒體又在熱炒毛遠新27歲成為中共建政以來最年輕省級幹部一事，卻不肯指出他獲得如此殊遇的唯一原因就是他是毛澤東的侄兒。中國的改革之初，中共太子黨的政治明星劉源能踏上政治晉升的跑道，血緣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他從北京師範學院畢業之後，1982年從河南新鄉縣七裏營公社副主任開始起跑，短短6年之間曆任新鄉縣副縣長、縣長、鄭州市副市長，至1988年任河南省副省長，成為全國最年輕的副省長。對於紅二代來說，去基層曆煉是攢資曆，這在官場是心照不宣的潛規則。因此他們在每個職務上停留的時間最長為兩年。尤其是劉源，一年一個職務，每個官位尚未坐熱就換一把新交椅。在六年內從副科級直升副部級，似乎這是唯一一例。
當然還有較早之前，據港媒報道的消息，鄧小平的孫子鄧卓棣（鄧質方之子）在其28歲之時決定更換人生跑道。他從美國杜克大學畢業後曾在美國一律師事務所工作，現返回中國，到其祖父鄧小平政治發祥地廣西百色掛職當副縣長；葉劍英之孫葉仲豪則走的是典型的團幹部升遷路線，在其祖父葉劍英的政治大本營廣東起跑，從廣東羅定市市長助理開始，頻換職位，之後出任雲浮團市委書記。港媒評價說，“葉仲豪從縣級市開始幹起，到主管發改局局長及團市委書記，經曆的職務既鍛煉人，又是官場快車道，如果不是有人安排與操縱，僅憑他們自身的能力，恐怕根本無法實現。相信雲浮團市委書記亦隻是一個跳板，或許再一年多葉就會成為團省委副書記。”
曾有政經觀察人士指出，有些紅二代在最初選跑道時，選了一條自己認為容易“出成績”的跑道，如軍隊及中央各部委。後來才發現，要想進入最高權力圈，基層曆煉這一關必須要過。等到不少紅二代發現這一點，為時已晚。但有背景的人自能及時調整方向，更換跑道。比如前總理李鵬的兒子李小鵬，他原來一直在父蔭籠罩下的電力係統工作，在41歲時已擔任中國華能集團公司總經理（副部級）。當他盯住最高權力核心職位時，發現這一資曆不夠硬，於是在2008年棄商從政，到山西省任排名第二的副省長，用自己的強項來代替縣市基層曆煉，分管商務、市場監管、外事、旅遊等工作。而那時49歲的李小鵬已獲十八大候補中委資格，任山西代理省長，通往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台階已經為他鋪好。但是時過境遷，如今李小鵬被“除權”令外界對李鵬家族“失勢”產生諸多猜測和質疑。
為此有資深媒體人士分析表示，其一，中國的政治精英，無論是底層還是高層，都擁有雄厚的經濟資源。這種經濟資源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將以各種方式起作用，出現利益集團俘獲國家的現象。其二，縣級政治資源已經出現由一些家族壟斷的現象。最後，省一級成為中央與地方勢力瓜分政治資源的犬牙交錯地帶，當政治上層家族希望繼承上層權力時，在省一級麵臨各種糾纏不清的關節。中國的局勢發展，是否還能待到紅三代順利接班？那就用時間來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