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一個“學曆社會”，人與人交往的時候乃至企業雇用的時候，都比較重視學曆以及出身的大學。日本政壇曾有這樣一個笑談：前首相宮澤喜一畢業於東京大學，最喜歡問別人畢業於哪一所大學。日本另一位前首相竹下登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就很被他看不起，他甚至曾經帶著揶揄的口吻問：“你進早稻田大學的時候考試了嗎？”
早稻田大學校園。
在這樣一個“學曆社會”裏麵，人們自然就重視對大學的選擇。因為考進一所名牌大學，就意味著人生的一半已經決定了。我曾經與日本早稻田大學的一位學生交談，聊到現在的大學生不夠用功，是否會影響將來找工作的問題時，他的回答是：“早大學生畢業以後沒有一個人找不到工作的！至於說這個工作是不是最滿意的，那就另當別論了。”
日本橫濱市立大學前校長加藤祐三先生畢業於東京大學，也曾經是我留學時代的指導教授。最近，我們聊起了有關媒體公布的世界大學排名問題。他的看法是盡管現在世界上對大學有各種各樣的排名方法，但日本人實際上是並不看重的。日本人心目中對大學的排名，實際上還沿襲著許多戰前的傳統。比如，日本有所謂的“帝國係”大學的說法。戰前，日本在國內建立了8所帝國大學，還在海外的台灣和韓國也建立了兩所 “帝國大學”，當時叫東京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九州帝國大學……台灣帝國大學、漢城帝國大學等等。戰後，日本宣布投降，台灣和韓國的帝國大學自然沒有了，國內的“帝國係”大學都改成了“國立大學”，比如東京帝國大學改名為東京大學，京都帝國大學改名京都大學，九州帝國大學改名為九州大學。這些“一流學校”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任何評比都改變不了的。此外，對私立大學，日本人心目中最為認可的就是所謂的私立“雙雄”，一個是早稻田大學，一個是慶應大學。其他私立學校的排名，人們並不真正的關心。他還說，至於日本大學在國際上的地位，日本人也不是非常關心的，隻是當作“花邊新聞”來看，因為不管排名如何變化，能夠入選的也就是東大、京大、早大、慶應這些學校。
加藤先生認為其他國家之所以比較關心大學的世界排名問題，一個原因是把它當作了留學的參照，一個是據此爭取國家教育部門的資金援助。他拿出了一份日本青少年研究所在今年3月就留學意願問題做的調查，裏麵顯示目前考慮去海外留學的日本初中生、高中生比例為37%和41%，低於美國、中國、韓國的水平。有意出國留學比例最高的是中國的初中生和韓國的高中生，比例分別為84%和64%。他微笑著說，“也許日本人比較滿足於國內的教育質量和生活狀況，也就不很關心世界上的大學排名問題了吧。”至於國家教育部門的資金支持問題，加藤先生說那都是日本文部科學省早已定好了的。比如。東京大學的博士論文經過學校推薦出版的時候，大都能夠獲得日本文部科學省的經費補助，其他二流、三流學校就很難拿到了。但是，那些縣立、市立大學又可以從當地政府那裏獲得資金援助。
日本九州大學退休教授川勝守也是畢業於東京大學的。他多年的看法是大學排名的問題意義不大。他說，日本大學比較重視的是“特色”。比如，日本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都是研究中國曆史即“中國學”的“重鎮”，但是他們分別形成的 “東大派”和“京大派”就是各顯特色，前者相對重視理論，後者相對重視考證。因此，所謂的世界大學排名對他們並沒有什麽影響。
我還注意到，日本一些周刊雜誌經常刊登一些對大學的介紹，有的還專門開辟出“競爭對手學校”的欄目，陸續介紹一些二流、三流大學之間相互競爭的故事。據了解，這都是一些大學背後支付“宣傳費”的結果，其目的是為了吸引更多的生源，讓那些沒有考入一流大學的學生有更多的選擇。
我從慶應大學了解到這樣的故事。慶應大學畢業的學生集中在日本的經企界，他們對慶應畢業的學生也就格外地“照顧”。比如，世界500強之一的三井物產商社，裏麵有許多慶應大學畢業的學生。每年進入學生就業活動時期，三井物產商社就會指定幾十個員工將自己的聯係電話、工作部門等轉告給慶應大學的學生科公布出來，讓作為“後輩”的學生們自由地谘詢。如果有學生願意到商社來看看或者麵談一下，這些員工就要出麵接待，中午還要請吃一頓價格在1000日元的便餐。出麵招待的員工要支付自己的午餐費，而學生的午餐費則由三井物產商社報銷。因為還不知道這位學生是否要來商社就職，三井物產實際上把這筆費用當作了一種“宣傳費”。但三井物產員工的“慶應圈”也就因此不斷地擴大。
從這裏可以看出，日本大學不僅僅重視學術研究、教學質量，更注重學生的就業問題。因為一所大學真正質量的高低，最後還是要通過就業率來體現的。中國發生過“北京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北京大學畢業生月薪800元就願意就業”的新聞，在日本名牌大學裏麵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