淚 別 之 夜
芮少麟
我晚年於新世紀祭奠先父辭世五十周年時，憶及1965年他逝世期間，我從下放幹部駐地嶗山縣棘洪灘公社毛家屋子村，匆匆趕回青島家裏的那個淚別之夜。
1964年，為響應貫徹中共中央關於培養革命接班人的號召，青島市委專門召開大會，組織青島市青年幹部去農村參加勞動，我是從家門到學校門，再進機關門，時稱的“三門”幹部，下放農村勞動鍛煉是必然趨勢。半年後，農村“小四清”運動開始，下放幹部成為農村工作隊的輔助性成員，既與社員一起參加勞動，也參與大、小隊幹部一起去公社聽取四級幹部會議報告，在享有這些政治待遇後，我們的言行舉止，自然被社員們另眼相看，大家心照不宣，謹慎行事是一切行動的要旨。
1965年春季，我們從嶗山縣的西大洋大隊按市委部署，被從嶗山縣西大洋村移調到言行舉止與下放勞動鍛煉我們剛從嶗山縣西大洋村移居至棘洪灘公社毛家屋子村。此地離桃源河入海口不遠，是遍生蘆葦的鹽堿地，全村都是土胚房，牆基中連一塊紅磚都見不到，更別說石頭打的那種地基了。在當時那個度荒歲月，社員靠挖鹽堿地的茅草根糊口，好不容易才熬過這段艱苦歲月，他們的生活困苦之狀，與嶗山縣西大洋村相差無幾。上世紀七十年代引黃濟青工程中，這裏係棘洪灘水庫選定的庫址，該村後來被整體異地搬遷，安置到他處。
在我下放農村勞動期間，父親第二次腦梗住院，我被緊急召回青島陪床，貽誤了勞動鍛煉期限。返回農村後的65年3月6日上午九時許，正在地裏與社員參加鹽堿地翻土造台田的我，見到青島的無錫友人過雷慶，輾轉來駐地告知我父親病重過世，因縣、鄉、村三級電話線路難得接通，他受家母之托，親來農村，招我速回。
父親病逝是預料中事，對這可怕的一天，我早有心理準備。向下放幹部帶隊隊長請假後，我們倆深一腳淺一腳地，好不容易才走出剛剛翻鬆，還未壟平的鹽堿地台田，才能沿著鐵路兩側的硬地，向二十裏外的即墨南泉火車站奔去。路上，雷慶遞給我一個早餐小麵包，他頗有感觸地說：“真沒想到你們在這種環境下，還能呆得住？！”，這個小麵包，比起當時那都能照得出人影的老鄉家裏的地瓜絲湯“早餐”，已是極其美味的食品了。下午五時，我倆饑腸轆轆地，輾轉抵家。
父親以五十六年的人世遊離世，其人生也從苦難中得以解脫。母親從床上強撐病體起身，泣訴在我返鄉至臨終前父親的病情變化。兄妹五人裏，兩個還遠在上海讀大學和研究生，難得回青奔喪，我陪她在父親臥室守靈，勸慰她保重身體，節哀順變。午夜後，力勸母親和兩個小妹休息後，我獨自在靈前沉思，潛心憶念，徹夜致哀。
在憶及出生二十四年受慈父母含辛茹苦養育，與百般嗬護疼愛，及兒時的依戀之情時，我觸景生情，已淚如泉湧，無法止流。在一個正常社會，哪有兒女不去愛戴父母之理？我雖從汲取心靈雞湯中漸行建立起“要與反動家庭劃清界限”的認識，甚至放任對這種失缺人性的不理解，走向那期望脫胎換骨改造的被考驗之路，然當我具體到先人的舐犢之情，跪乳之恩，他人未有的文學成就及參加抗戰的人生業績時，又怎能將“革命”與“反動”勾聯界定？思想認識上，我在天性和階級鬥爭政治現實中，依然分辨不清。
父親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熠熠閃爍的詩文才氣，使他頭角崢嶸，意氣風發，曾“詩鳴大江南北”。鼎革後，他在不甘與無奈中被夾擠在台海政治板塊隙縫裏，被意識形態的汙泥濁水淹沒。在這種宿命裏，他五十年代中期的專著《陸遊評傳》，1956年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已與上海某出版社簽約合同，後因該社編輯部次年反右運動裏全軍覆沒，約廢未果，嗣後父親將二、三十年代他刊行過的文學著述，合集再版的心願，也遂成泡影。
他晚年竟落到較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描述境遇都遠還不如的那般孤淒鬱誌，逝世時僅五十六歲。特別是父親十幾年患病期間，竟讓原本無間的親情人倫，披蒙上一層劃清界限的陰影，作為長子的我，精神桎梏下為適應時代意識流需求，甚至未能對他的衣食住行和病體養護，盡到人子該盡的分憂孝道，更無須說湧泉相報了。那種追悔莫及，我無法用文字表述一二，真是悔不當初，那種時代“造就”，當時的社會上，又何止我一人？更不要說嗣後文革中許多被“革命”家庭裏發生的那些滅絕人倫、劃清界限的咄咄怪事了！
父親的離去，給我的不隻是悲傷，更是一種脫離劃清界限後的悟徹。他詩集裏曾有言“清狂到處容吾輩，俯仰隨緣閱歲華”、“萬裏歸來仍作客，故鄉轉覺似他鄉”、“前塵莫惜重回首，歲月悠悠自古今”的坎坷人生，有過“吾生名世無它物，百卷文章萬首詩”的感慨，及對功過是非留下的懸念，這些可由人們客觀評說，對一個無愧時代的詩人來講，這世上從來就沒有過完美的無瑕者。
人的神經被悲情極度觸及撥弄時，情感轉換卻是突發的。一夜間，這種重新沉思憶念，和血脈再相連的感覺，讓我仿佛重溫到更深層的親情。長夜淚流的無言訣別時分，無疆的天性大愛，讓我從沉思中猛醒，無言的追悔之吻，也最終深深留印在沒有意識、已經作古、再難開言的父親額頭上，成為我倆心靈告別的施禮。想到母親轉述他生前“要留清白在人間”、“盡力輯版我的詩文集”之遺願，也成為我臨近新世紀時，矢誌不渝的奮進信念。隻要有心有情，有毅力，牢記並努力實現先人遺願，就是紀念和緬懷親人最好的施禮，才不愧對先人一生的奮鬥付出，乃至對我們子女的養育之恩。
這是我一生最淒涼、悲傷的夜晚之一，這熬盡的守靈長夜，隨著晨曦初露，又掀過了一頁。那時青島小白幹路的火化場初建，送靈難得找到運輸工具，我隻能找殯儀店，請租到一輛地板車。淚水滂沱、痕跡滿麵的母親目送父親的遺體被從樓上抬移至簡易改裝的靈柩車上時，禁不住低聲嗚咽道：“好好一個人，從天上飛來青島，二十年後就這樣被用地板車拉運出去，……”。我父母離開南方故鄉數十年，對一些社會習俗並無嚴格講究，始終以隨遇而安的意念，對待一切。對父親的逝世送別，在1965年的特定曆史背景下，也根本無力或按舊時規製，舉辦祭奠禮儀，以免惹是生非，導致禍患，隻能以與親人哀泣淚別的告禱，默默地送他上路。
過雷慶的父親係聖約翰大學畢業，是北京林業部專家，出身無錫著名世家。他讓其妹在家陪我母親及兩個小妹，他親自伴我在靈柩車後，亦步亦趨地隨行。在從市南區南端海邊到小白幹路火化場近三十裏的路途中，要經過台東區、四方區多條主要街道，我仍在重複念叨著母親那句永難釋懷的話語，雷慶勸慰道“不要再多想了，知足一些吧。象伯父這樣的基督徒和舊時高官，在中國大陸能於還有親人伴陪、安詳病逝與送行，已經就不錯了！”，其語貼切鑿鑿，言之有理。國門開啟後，他們全家，旋即移居海外。
如今回首這幾十年前，社會周邊不堪入目的厄運連連，從舊營壘走來，能杏壇執鞭、盡善人生的父親，1965年能被洞察未來的上帝，在冥冥中將不測命運的他，提前一年接送進“諾亞方舟”，逃離了那在劫難逃的文革地獄之門，免遭嗣後降臨的全民族浩劫，擇時歿隕，躲過那場非人災難，確是一種“人算不如天算”的造化良果，這比較該時間節點那些政治運動裏與他同代的著名文人作家，和千百萬無辜罹難者的悲慘命運及遭遇，誰能說這不是一種“不幸中的大幸”？
暮年我留丹心照汗青，憶述這永難磨滅的情景時，那首《酒幹了倘賣唔》裏“是你撫養我長大，陪我說第一句話……”的名曲詞語，仿佛再次由遠及近地於腦際耳旁，回響起來，讓我百感交集，久難平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