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貴適誌
芮少麟
抗戰勝利後,父親期望和平安定,他依然一琴一鶴,嘯傲林泉。他出版發表的“誤入名場十二年,一官匏係倘由天。何時脫卻樊籠去,涉水登山好放顛”、“清狂隻合老江湖,世路悠悠客夢孤。十載為官堪自慰,風懷依舊一寒儒。浪吟自笑太癡生,佳句當前眼便明。不向仕途爭得失,千秋角逐是詩名”、“故我清風兩袖寒,十年落拓老詩壇。營巢自笑同鳩拙,處世無知直道難。匏係一官慵入夢,蓬飄萬裏且加餐。吾生除卻名山業,都作浮雲過眼看”、“健翮依然奮不飛,殘燈明滅影依稀。一官冷落貧如昨,千裏迢遙夢獨歸。幻到人情慵側目,吟成魚鳥共忘機。征袍擲卻飄然去,還我江南老布衣”等詩作,既屬借詩文聊以自慰他雁塔題名後的惆悵,更是在抒發“人生貴適誌,何要名爵乎”的由衷之念。這種纏綿悱惻境界的演進,和對時事的直言不諱,使他在尋求實現民主抱負的人生路上,為“尋得桃源好避秦”,規避黨爭,尋求自由寫作的學術環境,最終做出留青島不走,脫離內戰漩渦的選擇,從而在大局變遷中,鑄就了他的後半生。
父親是被時稱為“作者於詩,專主性靈,不事雕琢”的現代山水遊記大家,他以“萬水千山總是情”的個性化遊記文字,在現代文壇上瀟灑獨行,1946年他有文稱“十年來轉戰魯西魯南,浪跡川西川東,跋涉冀魯豫陝蘇皖湘鄂諸省,遊蹤半中國,一官役役,饑趨天涯,隻落得‘百卷文章萬首詩’。自憐亦複自笑!山靈有知,或能引我為知己吧?”是他文章裏的坦言。其作品筆觸細膩,活潑鮮明、詩文並茂,情真意切,悅人心目,久負盛名,時代感忒強,其匠心獨運的寫作體裁及藝術風格,思想活力與魅力感受,無須人為操作包裝,卻是時空變幻帶不走的一筆社會財富。
一個時代的逝去,它攜帶著的文學標簽,也可能隨之裂變消減,乃至消逝,而標誌著中國千年色彩的舊體詩之時代演化,在當今式微後又將如何?它除依然受到人們喜愛,又在文學創作上有何深層次的消蝕改變或積澱?應予關注。人生在世,各自有誌,貴在適誌。父親讀書勤奮豐富,除儒學經典詩詞外,王陽明、胡適的近現代著作,他都盡力涉獵熟讀,這從《神州遊記》他的自述中,可略見。
父親是理想主義文化人,在充當文壇過客時,對詩文創作,特別是山水文學和詩歌創作方麵,孜孜以求,鍥而不舍,他將興趣愛好與勤奮天賦的結合,付諸實現,成就了文學人生,並獲得點滴成就。他的前半生,以“江南驢背客”自詡,綰住年華遊天下,綠水青山總是情,寫下諸多描繪壯麗河山的詩文,承載著他的人生歡樂與憂愁、希望與失望、苦痛與尊嚴,即使1935年參加高等考試前,他在默默耕耘中,已體現了文化人的價值,在現代文壇,曾有過點滴影響。他早年在無錫攬勝時,在名祠題寫的楹聯,經歲月淘洗,已輯入相關典籍,錄進互聯網供人欣賞。他沒有蹉跎、遊戲人生,無應時之作,而以“白雲山嶽皆文章”等一些文情並茂的作品,無愧於心。他個人為之傾注畢生精力的文苑生命,和創作才藝的蒙塵湮沒,是一種時代悲哀,而他在山水文章裏的自言,和詩文表述,亦是他的適誌之語。
父親早年天馬行空般地山水攬勝,既是心靈遊弋,亦是他對詩藝的錘煉。他用前半生的詩作,打造自己的現代山水文學品牌,和相得益彰形象。若非戰亂所致和世道變遷,乃至思想梳理上,缺乏對政治的敏銳觀察,缺少更寬闊視野和理性分析,他以詩人靈性和源於草根出身的質樸,麵對社會,父親確實失去過更多的人生機遇,否則,其文學創作,或許還能走的更長、更遠……。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他蟄居家中,渡過晚年。這一時段,他無聲無息,尚能按預定目標,我行我素,默默奮筆,這段稍微安定的時日,是其文學創作盛期,然欲要圖書出版,卻隻能是脫離政治現實的書呆子般的望洋興歎。
他晚年詩文日記的寫作風格,較之青壯年時期,已顯有變化,雖詩文佚毀,難窺全貌,然從他五十年代中後期自1955年至1960年七遍再讀完《紅樓夢》不同版本後,每遍的心得筆記中,尚可看到他晚年的痛苦思緒,已顯示出頹廢側麵。如筆記裏他留有:
“……,每讀一遍,即有一次新的體會,或深或淺,俱隨讀者之年齡閱曆而不同異。青年時代完全著意於書中的戀愛故事;近年飽經世變,又臥病多年,對於生死離合悲歡之事,亦多澈悟,因知此書旨在點醒寓頑,正告世人榮華富貴固是一場空,即悲歡離合亦是一場空。倘執迷不悟,殊屬可憐可笑也!愚兄俞平伯氏所論並非餘無是處,至於藍某(五十年代的山東大學教授——筆者注)如再細讀一遍,必將深悔少年文字率爾操觚,詆毀時賢之過也。謹誌此感,待諸異日一印證雲。
於青島伏龍山館樓上之老猶龕 ”
“……,再次讀完於青島伏龍山館半顛居。深感空空了了為世人解脫痛苦之良藥,亦是覺迷澈悟的寶筏。全書之主題,隻是空和了,懂得空和了,方能明白人生之意義,塵緣之結局,若山大藍×輩之說紅樓夢,真是癡人說夢而已!俞平伯固是迂夫子,但比藍某之理解水平,猶差高一竿也!
餘自四十四歲而病,四五年來,對人生之真諦,家室之甘苦,始漸漸有所領悟,病前之四十四年,完全在迷夢中度過,即稱之曰糊塗蟲,亦無不可。而今而後,當精研佛理,對人生歸趨,作進一步之探究,不複如過去之盲人瞎馬,摸索於長夜漫漫之中矣。
公元一九五六年七月三日上午十一時半 又記 ”
對名著《紅樓夢》,世人閱讀時各有聯想,自然而然。父親在那種境遇心態下的隨筆,內心率直的文字表態,亦不奇怪。往事不堪回首,拳拳之心,天日可表,這一先父逝前文字的留跡例證,隻是他人生受磨折後,向消極與頹廢消減的溢於言表,而非真正的大徹大悟。
父親下半生的詩文書稿,雖無發表出版機會,但基於自信,幸未從根本上動搖他的文學創作情結,其寫作方向,未被名利所困,亦較少受到無謂製約與幹擾。1965年他臨終前,母親說其呆滯眼神裏閃爍的淚光及呈現的內心痛楚,隻是一種淒涼與無奈,最終客死他鄉,沒能認祖歸宗和入土為安。父親因後半生的詩文書稿未能發表,抱憾終生,然經他有序整理,曾完整留存於家人手中後辭世。後人卻未能子繼父業,使其圓夢遂願,史無前例的文革浩劫,及九十年代末期的圈地強拆風潮,竟連他所遺詩文書稿,子女也未能僥幸留存。這人亡劫未了的苦痛災難,是兩代人的遺憾,父親生前無論如何也預想不到。這一古今中外的時代特有悲運,與父親人生軌跡相聯,也不隻是他個人的遭遇,這些實跡,將無法從人類曆史的恥辱柱上磨掉印痕。
人的生存境遇,是決定生命壽限極重要的因素。父親詩文裏曾有“一生傲骨為詩貧”的自述,感歎過唐杜工部晚年《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裏的境遇,而他人生理想與現實差距的困惑,卻從未向家人罄盡過。這當是他與二十世紀下半葉客居海外、未經曆過人間“煉獄”的錢穆、林語堂、謝冰瑩等同代文化友人,所呈現中國同期文士命途的千姿百態,不同夢想,抑或是父親無奈於命運的一些使然。
以錢穆、林語堂、謝冰瑩為代表的上世紀諸前輩,是有海派文化底蘊的學者、作家,他們畢生的勤奮造詣和人生之路歸宿,自有定規與收獲。而像父親那些持以自由觀的文壇草根漂泊者,隻是三十年代裏湧顯出的一批詩人、作家,他們昔日所成,與嗣後忐忑自危下的哀歌切換,及才藝揮灑的破土維艱,也成為曆經華屋山丘的早年文化名人,在東海揚塵後,鴻飛杳杳,成為海西牌文學創作,未能盡如人意的尤悔憾殤。
父親一生有機會讀書,在不算寬裕的環境裏,心態相對從容,知足常樂,並從讀書作詩中,得到人生貴適誌的歡欣,“能讀書即有福,教子女即創家”,他以詩書立業,孝悌做人,為國家,為民族和社會,有過點滴奉獻。他晚年有語:“人活著,對金錢地位感興趣,或對高尚事業有誌,目標不一,生活方式必然有異,不足為怪,這是由人生觀決定的”。即使他後半生遭漠視,仍以唐王昌齡那“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句,為其近體詩寫作情操不變的信條,其文學作品未能追求時尚,不趨炎附勢,最終,以悲情色彩走完他最後的人生路。
父親詩中“粗茶淡飯一家安”的鮮活、中肯,道出其人生哲學。他在自言“歌詩亦足傲王侯”的人生貴適誌上,還真有點象人們所唱“一剪寒梅,傲立雪中,隻為伊人飄香,愛我所愛,無怨無悔,此情長留心間”那般。
《重吻大地》等書,銘記了父母親的經曆時代,是塵封已久的文史典籍,是用他們的生活、曆史、悲傷、歡樂、文學作品及較重大人生經曆等剪影素材和隨筆詩文寫成的。它既是父親詩文創作的體現,也是被稱為“小資情調”內心境界的回放,盡管它還遠未達到今人所言“書若欲買不論金”、“好書不厭百回讀”的層位境界,盡管當今詩學不興、文風已變,但畢竟這是一個時代的文人生活記錄,是一次打破宿命論的嚐試與超越。
父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期的文學寫作數量並不少,隻是難有發表機緣,惜文革時其詩、文、書稿盡毀無存,人們未能識麵。在當今民主、平等話語權基礎上,強調傳主人生特色,讓讀者盡量能欣賞到他於現代文壇特立獨行的寫作特點與亮點,是筆者著寫先人留跡的目的。
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耐人尋味的是成就唐代賀知章、白居易、王昌齡、王維、韓愈、岑參、柳宗元、元稹、張繼、杜牧、李商隱等人萬古詩名的,並非靠他們進士及弟後的王朝仕宦政績,立足文壇,而是其文學作品之美,被時代社會普遍認同的這一因素。但在中國當今現代文學受“二元對立思維”影響及被扭曲的畸變年代,即使是人生曆程脈絡清晰的炎黃子孫,一旦被標識上“非我族類”之烙印,仿佛被刻進宋代元祐黨人碑那般,給當事人及關聯者造成無可挽回的影響傷害,則比比皆是,有目共睹,無所不在。
在“人生何必處處計較太多,成敗得失不用放在心頭”的訓喻下,“沉默是金”,已成當今諸多知識分子的謹慎選擇。中國的長期國情和文化出版氛圍,對一批特定文壇過客設置藩籬及“斷代限進”的現實,使父親在文學事業上最終壯誌未酬,卻被誤讀。這促使筆者在飽經文革磨難後觸發深思,切身體會並醒悟到努力解脫曆史冤案給先父造成的羈絆,已成當務之急,後終獲複名圓夢。
父親呈現文學信念和價值觀的願景,通過其詩文,躍然紙上,但在文學被作為政治訴求附屬品的潮流中,已漸趨萎縮。一個時代的文學和文化,不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擺設,而是國家與民族全方位的精神顯示,是作者的人生情結。父親一生的寫作與文學追求,難得夢想成真,但無愧時代,他從發自內心的詩文創作中,得到一絲絲慰籍。《重吻大地》選取他包括《莽蒼蒼行》在內的一些格律詩,題材廣泛,無論山水田園、贈友送別,還是思鄉懷人、吊古傷今,乃至感念國是、書劍飄零,都有傳統承繼,和時代特色,卻未有虛偽失範、頂禮膜拜、和廟堂式的語言,是他手寫餘心,留有餘香,是父親詩作被時人欣賞之因。
這種人生貴適誌的得以留跡,彰顯出更多的一分真誠,值得慶幸。若能從事自己勵誌的鍾愛事業,或完成一部將個人經曆真實記錄下的文學作品,其意蘊多多,舒暢愜意,或許是父親說過的那種幸福和快樂。先父母曾被時代離棄,卻未被完全遺忘。所以,人們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文革中幾近滅絕的震驚與反思,更值得憶錄。
魯迅先生上世紀20年代曾有言“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他在考察中國曆史後,深感的是中國人經受著比其它民族更多的經久不息的來自王的屠殺,來自匪的屠殺,常常覺得,這樣的社會“並非人間”。那種扼殺人性的殘酷鬥爭,常令生者哀哀,死者淒淒。魯迅先生從社會學角度,得出的結論,或許會給後人提供更廣闊的遐思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