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貴適誌
芮少麟
抗戰勝利後，父親期望和平安定，他依然一琴一鶴，嘯傲林泉。他出版發表的“誤入名場十二年，一官匏係倘由天。何時脫卻樊籠去，涉水登山好放顛”、“清狂隻合老江湖，世路悠悠客夢孤。十載為官堪自慰，風懷依舊一寒儒。浪吟自笑太癡生，佳句當前眼便明。不向仕途爭得失，千秋角逐是詩名”、“故我清風兩袖寒，十年落拓老詩壇。營巢自笑同鳩拙，處世無知直道難。匏係一官慵入夢，蓬飄萬裏且加餐。吾生除卻名山業，都作浮雲過眼看”、“健翮依然奮不飛，殘燈明滅影依稀。一官冷落貧如昨，千裏迢遙夢獨歸。幻到人情慵側目，吟成魚鳥共忘機。征袍擲卻飄然去，還我江南老布衣”等詩作，既屬借詩文聊以自慰他雁塔題名後的惆悵，更是在抒發“人生貴適誌，何要名爵乎”的由衷之念。這種纏綿悱惻境界的演進，和對時事的直言不諱，使他在尋求實現民主抱負的人生路上，為“尋得桃源好避秦”，規避黨爭，尋求自由寫作的學術環境，最終做出留青島不走，脫離內戰漩渦的選擇，從而在大局變遷中，鑄就了他的後半生。
父親是被時稱為“作者於詩，專主性靈，不事雕琢”的現代山水遊記大家，他以“萬水千山總是情”的個性化遊記文字，在現代文壇上瀟灑獨行，1946年他有文稱“十年來轉戰魯西魯南，浪跡川西川東，跋涉冀魯豫陝蘇皖湘鄂諸省，遊蹤半中國，一官役役，饑趨天涯，隻落得‘百卷文章萬首詩’。自憐亦複自笑！山靈有知，或能引我為知己吧？”是他文章裏的坦言。其作品筆觸細膩，活潑鮮明、詩文並茂，情真意切，悅人心目，久負盛名，時代感忒強，其匠心獨運的寫作體裁及藝術風格，思想活力與魅力感受，無須人為操作包裝，卻是時空變幻帶不走的一筆社會財富。
一個時代的逝去，它攜帶著的文學標簽，也可能隨之裂變消減，乃至消逝，而標誌著中國千年色彩的舊體詩之時代演化，在當今式微後又將如何？它除依然受到人們喜愛，又在文學創作上有何深層次的消蝕改變或積澱？應予關注。人生在世，各自有誌，貴在適誌。父親讀書勤奮豐富，除儒學經典詩詞外，王陽明、胡適的近現代著作，他都盡力涉獵熟讀，這從《神州遊記》他的自述中，可略見。
父親是理想主義文化人，在充當文壇過客時，對詩文創作，特別是山水文學和詩歌創作方麵，孜孜以求，鍥而不舍，他將興趣愛好與勤奮天賦的結合，付諸實現，成就了文學人生，並獲得點滴成就。他的前半生，以“江南驢背客”自詡，綰住年華遊天下，綠水青山總是情，寫下諸多描繪壯麗河山的詩文，承載著他的人生歡樂與憂愁、希望與失望、苦痛與尊嚴，即使1935年參加高等考試前，他在默默耕耘中，已體現了文化人的價值，在現代文壇，曾有過點滴影響。他早年在無錫攬勝時，在名祠題寫的楹聯，經歲月淘洗，已輯入相關典籍，錄進互聯網供人欣賞。他沒有蹉跎、遊戲人生，無應時之作，而以“白雲山嶽皆文章”等一些文情並茂的作品，無愧於心。他個人為之傾注畢生精力的文苑生命，和創作才藝的蒙塵湮沒，是一種時代悲哀，而他在山水文章裏的自言，和詩文表述，亦是他的適誌之語。
父親早年天馬行空般地山水攬勝，既是心靈遊弋，亦是他對詩藝的錘煉。他用前半生的詩作，打造自己的現代山水文學品牌，和相得益彰形象。若非戰亂所致和世道變遷，乃至思想梳理上，缺乏對政治的敏銳觀察，缺少更寬闊視野和理性分析，他以詩人靈性和源於草根出身的質樸，麵對社會，父親確實失去過更多的人生機遇，否則，其文學創作，或許還能走的更長、更遠……。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他蟄居家中，渡過晚年。這一時段，他無聲無息，尚能按預定目標，我行我素，默默奮筆，這段稍微安定的時日，是其文學創作盛期，然欲要圖書出版，卻隻能是脫離政治現實的書呆子般的望洋興歎。
他晚年詩文日記的寫作風格，較之青壯年時期，已顯有變化，雖詩文佚毀，難窺全貌，然從他五十年代中後期自1955年至1960年七遍再讀完《紅樓夢》不同版本後，每遍的心得筆記中，尚可看到他晚年的痛苦思緒，已顯示出頹廢側麵。如筆記裏他留有：
“……，每讀一遍，即有一次新的體會，或深或淺，俱隨讀者之年齡閱曆而不同異。青年時代完全著意於書中的戀愛故事；近年飽經世變，又臥病多年，對於生死離合悲歡之事，亦多澈悟，因知此書旨在點醒寓頑，正告世人榮華富貴固是一場空，即悲歡離合亦是一場空。倘執迷不悟，殊屬可憐可笑也！愚兄俞平伯氏所論並非餘無是處，至於藍某（五十年代的山東大學教授——筆者注）如再細讀一遍，必將深悔少年文字率爾操觚，詆毀時賢之過也。謹誌此感，待諸異日一印證雲。
於青島伏龍山館樓上之老猶龕 ”
“……，再次讀完於青島伏龍山館半顛居。深感空空了了為世人解脫痛苦之良藥，亦是覺迷澈悟的寶筏。全書之主題，隻是空和了，懂得空和了，方能明白人生之意義，塵緣之結局，若山大藍×輩之說紅樓夢，真是癡人說夢而已！俞平伯固是迂夫子，但比藍某之理解水平，猶差高一竿也！
餘自四十四歲而病，四五年來，對人生之真諦，家室之甘苦，始漸漸有所領悟，病前之四十四年，完全在迷夢中度過，即稱之曰糊塗蟲，亦無不可。而今而後，當精研佛理，對人生歸趨，作進一步之探究，不複如過去之盲人瞎馬，摸索於長夜漫漫之中矣。
公元一九五六年七月三日上午十一時半 又記 ”
對名著《紅樓夢》，世人閱讀時各有聯想，自然而然。父親在那種境遇心態下的隨筆，內心率直的文字表態，亦不奇怪。往事不堪回首，拳拳之心，天日可表，這一先父逝前文字的留跡例證，隻是他人生受磨折後，向消極與頹廢消減的溢於言表，而非真正的大徹大悟。
父親下半生的詩文書稿，雖無發表出版機會，但基於自信，幸未從根本上動搖他的文學創作情結，其寫作方向，未被名利所困，亦較少受到無謂製約與幹擾。1965年他臨終前，母親說其呆滯眼神裏閃爍的淚光及呈現的內心痛楚，隻是一種淒涼與無奈，最終客死他鄉，沒能認祖歸宗和入土為安。父親因後半生的詩文書稿未能發表，抱憾終生，然經他有序整理，曾完整留存於家人手中後辭世。後人卻未能子繼父業，使其圓夢遂願，史無前例的文革浩劫，及九十年代末期的圈地強拆風潮，竟連他所遺詩文書稿，子女也未能僥幸留存。這人亡劫未了的苦痛災難，是兩代人的遺憾，父親生前無論如何也預想不到。這一古今中外的時代特有悲運，與父親人生軌跡相聯，也不隻是他個人的遭遇，這些實跡，將無法從人類曆史的恥辱柱上磨掉印痕。
人的生存境遇，是決定生命壽限極重要的因素。父親詩文裏曾有“一生傲骨為詩貧”的自述，感歎過唐杜工部晚年《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裏的境遇，而他人生理想與現實差距的困惑，卻從未向家人罄盡過。這當是他與二十世紀下半葉客居海外、未經曆過人間“煉獄”的錢穆、林語堂、謝冰瑩等同代文化友人，所呈現中國同期文士命途的千姿百態，不同夢想，抑或是父親無奈於命運的一些使然。
以錢穆、林語堂、謝冰瑩為代表的上世紀諸前輩，是有海派文化底蘊的學者、作家，他們畢生的勤奮造詣和人生之路歸宿，自有定規與收獲。而像父親那些持以自由觀的文壇草根漂泊者，隻是三十年代裏湧顯出的一批詩人、作家，他們昔日所成，與嗣後忐忑自危下的哀歌切換，及才藝揮灑的破土維艱，也成為曆經華屋山丘的早年文化名人，在東海揚塵後，鴻飛杳杳，成為海西牌文學創作，未能盡如人意的尤悔憾殤。
父親一生有機會讀書，在不算寬裕的環境裏，心態相對從容，知足常樂，並從讀書作詩中，得到人生貴適誌的歡欣，“能讀書即有福，教子女即創家”，他以詩書立業，孝悌做人，為國家，為民族和社會，有過點滴奉獻。他晚年有語：“人活著，對金錢地位感興趣，或對高尚事業有誌，目標不一，生活方式必然有異，不足為怪，這是由人生觀決定的”。即使他後半生遭漠視，仍以唐王昌齡那“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句，為其近體詩寫作情操不變的信條，其文學作品未能追求時尚，不趨炎附勢，最終，以悲情色彩走完他最後的人生路。
父親詩中“粗茶淡飯一家安”的鮮活、中肯，道出其人生哲學。他在自言“歌詩亦足傲王侯”的人生貴適誌上，還真有點象人們所唱“一剪寒梅，傲立雪中，隻為伊人飄香，愛我所愛，無怨無悔，此情長留心間”那般。
《重吻大地》等書，銘記了父母親的經曆時代，是塵封已久的文史典籍，是用他們的生活、曆史、悲傷、歡樂、文學作品及較重大人生經曆等剪影素材和隨筆詩文寫成的。它既是父親詩文創作的體現，也是被稱為“小資情調”內心境界的回放，盡管它還遠未達到今人所言“書若欲買不論金”、“好書不厭百回讀”的層位境界，盡管當今詩學不興、文風已變，但畢竟這是一個時代的文人生活記錄，是一次打破宿命論的嚐試與超越。
父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期的文學寫作數量並不少，隻是難有發表機緣，惜文革時其詩、文、書稿盡毀無存，人們未能識麵。在當今民主、平等話語權基礎上，強調傳主人生特色，讓讀者盡量能欣賞到他於現代文壇特立獨行的寫作特點與亮點，是筆者著寫先人留跡的目的。
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耐人尋味的是成就唐代賀知章、白居易、王昌齡、王維、韓愈、岑參、柳宗元、元稹、張繼、杜牧、李商隱等人萬古詩名的，並非靠他們進士及弟後的王朝仕宦政績，立足文壇，而是其文學作品之美，被時代社會普遍認同的這一因素。但在中國當今現代文學受“二元對立思維”影響及被扭曲的畸變年代，即使是人生曆程脈絡清晰的炎黃子孫，一旦被標識上“非我族類”之烙印，仿佛被刻進宋代元祐黨人碑那般，給當事人及關聯者造成無可挽回的影響傷害，則比比皆是，有目共睹，無所不在。
在“人生何必處處計較太多，成敗得失不用放在心頭”的訓喻下，“沉默是金”，已成當今諸多知識分子的謹慎選擇。中國的長期國情和文化出版氛圍，對一批特定文壇過客設置藩籬及“斷代限進”的現實，使父親在文學事業上最終壯誌未酬，卻被誤讀。這促使筆者在飽經文革磨難後觸發深思，切身體會並醒悟到努力解脫曆史冤案給先父造成的羈絆，已成當務之急，後終獲複名圓夢。
父親呈現文學信念和價值觀的願景，通過其詩文，躍然紙上，但在文學被作為政治訴求附屬品的潮流中，已漸趨萎縮。一個時代的文學和文化，不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擺設，而是國家與民族全方位的精神顯示，是作者的人生情結。父親一生的寫作與文學追求，難得夢想成真，但無愧時代，他從發自內心的詩文創作中，得到一絲絲慰籍。《重吻大地》選取他包括《莽蒼蒼行》在內的一些格律詩，題材廣泛，無論山水田園、贈友送別，還是思鄉懷人、吊古傷今，乃至感念國是、書劍飄零，都有傳統承繼，和時代特色，卻未有虛偽失範、頂禮膜拜、和廟堂式的語言，是他手寫餘心，留有餘香，是父親詩作被時人欣賞之因。
這種人生貴適誌的得以留跡，彰顯出更多的一分真誠，值得慶幸。若能從事自己勵誌的鍾愛事業，或完成一部將個人經曆真實記錄下的文學作品，其意蘊多多，舒暢愜意，或許是父親說過的那種幸福和快樂。先父母曾被時代離棄，卻未被完全遺忘。所以，人們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文革中幾近滅絕的震驚與反思，更值得憶錄。
魯迅先生上世紀20年代曾有言“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他在考察中國曆史後，深感的是中國人經受著比其它民族更多的經久不息的來自王的屠殺，來自匪的屠殺，常常覺得，這樣的社會“並非人間”。那種扼殺人性的殘酷鬥爭，常令生者哀哀，死者淒淒。魯迅先生從社會學角度，得出的結論，或許會給後人提供更廣闊的遐思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