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樣的聲音，不一般的深刻。
複旦大學駱玉明教授曾經說過：“陳寅恪最不應該成為公眾人物。”這話當然中肯，然而現實是他不但成為公眾人物，而且每每在特定曆史時期，甚至會成為公眾人物中的熱點人物，哪怕是並不逢十的生辰、忌日，學術界和思想文化界都要小小熱鬧一番。
前段時間偶然看到賀衛方教授2016年所作的一篇簡短小文《陳寅恪不師宣尼浮海事》，內容是針對1949年的曆史風陵渡口，胡適和陳寅恪的不同選擇做出評判，並對陳寅恪留在大陸給予一種曆史之同情。其中分析原因的第一點時這樣寫道：“陳是一個極其單純的曆史學家，對史學之外的事務很少公開發表看法。這樣的學者通常十分專業化，同時也會認為自己這類不問政治的專業化風格足以成為自保的屏障。”
一貫儒雅、博學、寬容的賀衛方教授顯然認為，後世學界不應該太苛刻陳寅恪這樣一個象牙塔裏的專科教授，對公共政治不關心、也不了解，1949年後做出留下的選擇，完全情有可原。這樣的評判不能說沒有道理，甚至很大程度上還能博得多數人的讚同。但是，一段時間以來的陳寅恪，已經被改寫、被定位、被宣傳為自由主義的旗幟人物，還要以這麽勉強的同情心理視之，多少都會有一些“強陳所難”、政治正確式的低標準之嫌。
先來回顧一下。在升華陳寅恪的曆史敘事中，貢獻較大的是陸健東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這本影響一時的巨作。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學者，其中也包括賀衛方教授本人。十餘年前他曾探訪過陳寅恪在廬山的墓地，並撰文介紹說：2003年，陳寅恪與夫人唐筼合葬在廬山植物園一鮮為人知處，墓碑旁邊的巨石上，湘人黃永玉執筆寫下：“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關於“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早出自1929年陳寅恪先生為自沉昆明湖的王國維先生擬寫的碑文中。黃永玉先生將其用在這裏，賀教授欣然撰文，自然是寓意明顯，那就是將陳寅恪視為具有自由主義思想和精神的學人。
那麽，作為史學大家的陳寅恪先生，具備自由主義思想嗎？他本人應該或可以被看作是自由主義者嗎？要回答這個問題，除了檢驗陳寅恪1949年前的著作和言論外，其實更簡單的辦法就是1949年這個曆史鼎革之際的選擇大考。大考之中，要考學識，考判斷，當然也要考思想。
關於王國維究竟是否適用於“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實似可商榷的。因為王國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精神獨立、何等意義上思想自由，一直是一個不好言說的問題。或者說，人們之所以今天在茲念茲地數說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一代表著讀書人最高人格和思想境界的名言警句，更大程度上是一種心結，一種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之心結，因為誰個也都知道，一段時間以來，讀書人也好，知識分子也罷，全活得不那麽光鮮了，不那麽自在了，甚至被打斷脊骨地苟延殘喘於無道之中，至今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於是，人們多麽地懷念王國維活著的時代，多麽地懷念精神能夠獨立、思想能夠自由的時代，甚至完全不顧及王國維與精神獨立思想自由之間還存在著明顯的裂痕和難以跨越的鴻溝。
不過，王國維既然敢於選擇自沉，後來人無論如何都要禮讓三分，因為這種提前拒絕侮辱的自戕行為，不是誰都能學得來的，起碼1966年後的老舍、傅雷等，就完全不能與之比肩——他們屬於肉身被淩辱，盡管很多所謂學術界中人仍喜歡將“士可殺不可辱”、“知識分子氣節”等好詞一廂情願地用於他們身上。
麵對1949年陳寅恪的選擇，也是需要說一說。從過程和結果來看，他從北京到南京、上海，又到了廣州，雖然在大情境下是被動選擇，但畢竟握有主動選擇權，陳雪屏也好，杭立武、葉公超也罷，還是遠在東南海岸的傅斯年多次來電，以及妻子唐筼幾次三番地規勸，陳寅恪哪怕聽從其中任何一個人的意見，或者是哪天心血一來潮，都不會在1950年代寫作“虛經腐史意何如，溪刻陰森慘不舒。競作魯論開卷語，說瓜千古笑秦儒”和“八股文章試帖詩，尊朱頌聖有成規。白頭學究[①]心私喜，眉樣當年又入時”這樣的譏諷詩句，更不會寫作：“義山詩句已千秋，今日無端共一愁。此日誰教同駐馬，當時各悔笑牽牛。銀河淺淺褰難涉，金鈿申申詈未休。十二萬年柯亦爛，可能留命看枰收。”不寫這些詩，也就不會讓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餘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謝泳（《陳寅恪晚年詩箋證稿》）等學者，在事後多年還要費勁地考證他的心緒和思想究竟如何？他是不是後悔沒聽夫人的話？
如果說王國維能否適用“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一美譽還需要再審慎地斟酌一下，那麽陳寅恪更應該接受這樣一次質疑和評估，因為遙想1927年，他的好友兼同道王國維，選擇自沉昆明湖，直接和間接原因就是湖南大儒葉德輝等被低端階級野蠻分房分地分錢財，即所謂文化亡了天下亡了。陳寅恪應該是知道王國維當年所謂“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指的是什麽？陸鍵東不是也在《陳寅恪的最後20年》這樣推心置腹地寫道：“二十六年前，是他賦予了這個‘隻欠一死，義無再辱’的孤魂以鮮活的生命意義，挖掘出‘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的空穀足音。”
既然如此惺惺相惜，作為“許我忘年為氣類”的陳寅恪，應該聽聞1924年王國維上書溥儀時說：“乃見他人之落井而輒追於後，爭民橫奪，處士橫議，以共和始者，必以共產終！”他也應該知道“五四”時，王國維寫信給正處輿論風口浪尖的陸宗輿，提出要在巴黎和會上提出議案，團結世界各國剿滅俄國布爾什維克。他更應該知道，1919年1月19日，也就是蘇俄十月政變後一年多，王國維在致羅振玉的信中所寫：“俄德過激黨之禍，德、匈及葡、瑞諸國均受其影響，恐英、法、美諸國人未必不泊漬其說，如此則歐洲文化富強不難於數年中滅絕。東方諸國受其禍，亦未必後於西洋。……如此派得誌，則世界末日至矣，遑論其他？……歐美諸國默視其害而不為計，不知何故？”
作為遺老（更確切說是遺少），陳寅恪即使不知道上述王國維的諸多言論，也應該知道其他幾位遺老和遺少的意見。例如，鄭孝胥當時提出的“三亡論”或“三共論”：“大清亡於共和，共和將亡於共產，共產則必然亡於共管。”羅振玉為溥儀出任滿洲最高領袖時代擬的電文中寫道：“自辛亥革命，改君主為共和，宜若可得國利民福矣。乃二十年來，內戰不已，死亡枕藉，複刮民脂膏以充軍費。……今推求禍始，自改政體為民主，人人皆有總統之望，於是人欲日肆，不奪不厭。總統複變為委員製，委員製將複變為共產製。暴民專製之害，遠過於君主獨裁。”
如果說陳寅恪自恃清高，不願意聽聞權貴遺老遺少們的牢騷，那總該聽說過作為文化保守主義的“學衡派”的胡先驌在1924年的《學閥之罪惡》《文學之標準》等文中所指出的：“甚如俄國專政之無產階級，以眾暴寡，暗無天日，亦可稱為無產閥。”“今日共產製已實施於蘇俄矣。吾國近年來急進少年之豔羨蘇俄，可謂與法國革命初年英國文士之豔羨法國相若，吾知其失望將亦必有同然者。”“今日之談政治者，幸有鑒於此，勿徒為任何大舉革命之鼓吹，惟求實事求是，為枝枝節節之改革，則吾國政治前途，庶乎有豸。否則徒引騷亂，黃巢闖獻流寇之禍，殆將不免矣”。
或者陳寅恪也應該聽說1925年徐誌摩在《晨報》發起的那場包括梁啟超、張奚若等數十文化人參與的“蘇俄仇友”之爭吧，那裏麵徐誌摩、張奚若、梁啟超等皆有文章痛斥蘇俄極權情況，而且這場討論持續時間很長。
再或者，陳寅恪還應該讀過已經主持中研院史語所的傅斯年在《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中說：（CCP）“大體上是祖傳的流寇，不過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產黨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國民經濟之整個崩潰而已”。“因為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我不能用共產黨的方法反對共產黨，因為若先向共產黨拜了老師，用他那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則自身先站不住，反共之結果，隻有替共產黨擴張勢力耳”。
最低限度，陳寅恪應該聽過與他同機離開北平的胡適的話：“在蘇俄，有麵包，沒有自由；在美國，又有麵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從北京到南京，這一路上，以胡適的熱心和大家的焦慮處境，他應該會向尊敬的陳寅恪先生表達過類似的話。
假設這些訊息陳寅恪都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絕對不讚同，也並不表明他不知魏晉，因為他至少在20世紀初留學時就看過《資本論》，中日戰爭期間還曾對人說：他“從書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國沙皇警探的，他們很厲害，很殘暴”，“覺得很可怕”；他也曾在1949年大局玄黃未定之際，跟同事浦江清說過他“不讚成俄國式共產主義”。盡管在說這些話的同時，他還說了自己“並不怕共產主義，也不怕共產黨”這樣的話兒，南渡隻是擔心吃小米受不了，而且“身體多病，離開美國藥也不行”。
關於陳寅恪的思想認知高度，其實早有學者質疑過，這裏不再多論，僅就1949年這一特定曆史時段他的幾次三番地猶猶豫豫（可參見餘英時、張求會等人文章）的行為來說，不管他對那“非驢非馬”（周一良《畢竟是書生》）的民國有多少意見，在兩害相權取其輕時不能做出恰當選擇，再說他留學歐美若幹年，精通十餘種外語，是什麽教授中的教授，怎麽聽起來不像是讚美與豔羨，反而感覺有些脊背發麻地嘲諷呢？
文章至此，很多學者會舉例1949年後陳寅恪的不配合與冷戰，借此表明他不曾墮落、附逆，這也正是很多學人將陳寅恪與自由主義者相聯係的有力證據。比如大家耳熟能詳的事例：1950年代初陳寅恪請夫人唐筼執筆回複赴任史語所所長提出的兩個條件：一、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二、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
這樣的答複，當然可見陳寅恪力爭“為學術領域留一塊淨土”的願景，其中也可見他“曆二十餘年而不變”的“學術自由之宗旨”。但是，這種想法在1950年代全民思想改造和大肆清除階級敵人（比如所謂地主、國民政府舊有人員等）的大潮中，多少都會顯得有些單純幼稚。因為一個顯見的問題是，他太不了解共產極權主義的本質，太不懂得1930年代的所謂“蘇區”肅反和1940年代延安整風——審幹——搶救運動了，更對他筆下的所謂“毛公”、“劉公”缺少基本史實的認知。
在這種大背景之下，再來看陸健東先生寫作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盡管寄情於字裏行間，不時地大談“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等譽美之詞，真的有些一廂情願和過度讚譽了。賀衛方先生顯然承接了這些溢美和謬讚，因而以低標準的寬厚仁慈勉力將其拉入自由主義的大旗之下。
有學人常將陳寅恪的不走與胡適的遠走對比，結論是陳不如胡。其實，這樣的比較實在沒意義，正如魯迅曾言：比富要龍王跟龍王比，讓叫花子跟龍王比，那還比個啥勁兒呢！不止是跟胡適比不了，就是跟毛子水、錢思亮、英千裏、張佛泉、錢穆、徐複觀、牟宗三、唐君毅和董時進比，陳寅恪也不是對手。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連一向不關注政治的張愛玲、徐訏等作家都要略勝他一籌。
不過，陳寅恪倒是可以與陳垣、張伯苓、馮友蘭、湯用彤、熊十力、金嶽霖、陳序經以及中央研究院留下的六十餘位院士比，但那種比不是比誰比誰更優秀、更深刻、更有價值、更有曆史洞察力和思想穿透力，而是比誰比誰更斯文掃地、更倒黴了。
比較的結果讓人很痛惜，一個民國的史學大家，1949年後除了發表幾篇學術論文和幾百首寓各種情懷於其中的古體詩，就是《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了。盡管這樣的成績勉強說得過去，但是如果就陳寅恪自身的學術造詣和學術生產能力來說則遠遠不夠。或者參照一下遠走的錢穆在香港辦新亞書院、徐訏寫下《彼岸》等眾多名作、董時進任教於加州大學兼任美國農業顧問等，一代學術大家隻能成就這些東西，而且還那樣備受屈辱，實在讓人遺憾備至。
其實，檢索一下陳寅恪所謂的學問理路和學術思想，可以發現，他的留學與遊學，不過是在技藝層麵上地不斷豐富、提高，而對現代西方政治文明，例如保守主義、古典自由主義，尤其是盎格魯撒克遜文明及基督教文化圈既不是很感冒，當然也就不明就裏，對於現代世界的公民職責和權利、對於知識分子的公共情懷與擔當等，更沒有什麽實踐行為和言論號召。他的確如賀衛方先生所言，是屬於書齋型的工具理性知識人。
整體來說，陳寅恪在更大程度上屬於那種老派的傳統中國讀書人，比現今那些所謂沉潛於學術研究並自以為是的傻博士、愚教授顯得高明一些，但也要清楚，他的那些清高，偶爾敢於說幾句不學馬列，比如曾對昔日學生汪篯說：“做學問，不應有‘在某某主義或某某思想的指導下’這種定語，凡有這種定語的都不是真學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或譏諷時政的不合作話，充其量不過是傳統儒家的所謂氣節，或者如夏中義教授所言的是一種陶淵明式的“詩性”自由觀念，不但難以避免駱玉明教授所謂的“某種陳腐的情感”，更遠遠算不上拉吉舍夫式的現代知識分子，甚至比比王國維，都要遜色一些，更遑論與賀衛方教授二十餘年來所作所為相比，那個距離還有很長一段，所以陳寅恪能否適用（古典）自由主義語境下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樣的評價，的確需要重新審視一番。
對陳寅恪先生這樣的評判，看上去有些苛責，完全不符合傳統中國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的古訓，但是作為曾經的大教授，尤其是被時下讀書人奉為自由主義的精神偶像，價值標準倘若太低，既對不住已經駕鶴西去的陳寅恪先生，也枉對他寫下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樣神聖的話語，不知賀衛方教授以為然否？
其實，賀衛方先生之所以“強樹”陳寅恪這個所謂自由主義的大旗，也實在是出於不得已而為之的事實和潛在心理，因為20世紀中期鼎革之後，知識界、文化界，除了能找出顧準、陳寅恪等少得可憐的幾個相對秉持獨立思考和兼具反思批評精神的文化人，放眼望去那真是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幹淨。回顧晚清從徐繼畬、郭嵩燾的“睜眼看世界”，到嚴複、胡適的自由主義“盜火者”，百餘年這塊被上帝遺棄的土地，雖經歐風美雨不斷洗禮，然而收成依然這麽讓人難堪，實在無以向文明世界交代，於是賀衛方教授隻好選擇“撿到籃子裏的都是菜”的曆史之寬容了。
[①] 此詩句中的“白頭學究”很多人認為是諷刺陳垣，謝泳教授考證認為是諷刺馮友蘭，本文讚同這一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