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失水準的不僅是學術——與張頤武教授商榷

婦孺皆知的一個道理是，與中小學老師不同，作為大學教授，不但要教書，而且還要進行學術研究，撰寫學術文章，尤其是對那些著名高校的著名教授來說，這是理所當然的分內之事。

張頤武先生就職於北京大學，在其專著和公開發表的部分文章中會寫上：著名學者、文藝評論家、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博士生導師。既然學術光環如此耀眼，他本人也多次強調作為學者當以學術為立身之本，張頤武教授教學之餘應該大量撰寫學術文章。檢索2019年CNKI“期刊”一項，果然發現其名下有20篇文章，去除一稿兩發的同名文章外，也還剩19篇。

如果單看數量，按照一般大學的科研考核，19篇的量，肯定是優秀了，也可能因此獲得年終績效科研獎勵。不過，若看一下文章發表的刊物，《中關村》10篇、《北京觀察》2篇、《電影藝術》《當代電影》《新聞戰線》《紅旗文稿》《美術觀察》《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各1篇，感覺就有些異樣了。

必須首先聲明，筆者絕不是那種機械的唯核心期刊、CSSCI論者，但作為文學同行，感覺這些刊物的檔次或聲名有點不那麽惹眼，尤其《中關村》這個也可能是很著名的雜誌，確為筆者眼界狹窄有所不知，不過這次借光補課，得以見識。

當然，刊物作為文章的載體，很多時候是唬人的招牌，隻有那些行政管理崗位的低能兒為了方便才作為評價指標，真正的學術檢驗還要看文章的質量。有道是眼睛是心靈的窗口，對於一篇文章來說，標題大體上可以看作文章的眼睛。來看張頤武2019年發表文章的標題：《從二月河逝去說起》《<無名之輩>：脆弱與感傷的力量》《2019：影視產業轉變中的機會》《<流浪地球>:關於人類選擇的想象》《為新時代中國文化藝術發展立方向》《“雞湯”的優劣在於營養》《“五四”與當下——一個側麵的思考》《三十年後看海子》《人文素養不可缺少》《荷花的境界》《<哪吒>讓我們看到了中國動漫電影的未來》《<哪吒>的啟示》《“冰墩墩”“雪容融”：既有京味兒，又有內涵》《從諾貝爾文學獎看全球“純文學”的審美趣味》《“吉祥物”的文化意涵和美學追求》。

如果不是親眼所見這些文章的“眼睛”，真的不敢相信堂堂著名學者、北大教授、博士生導師，一年中竟然就在忙活著這些東西？為了安撫自己幾乎驚掉的下巴，也是為了“最起碼的求真之心”，筆者又檢索了一下CNKI中的“報紙”一項，結果顯示一共34篇，其中數量較多的是《環球時報》16篇、《中國文化報》7篇、《人民政協報》3篇。認真瀏覽文章的題目後，確信與上述雜誌所發文章的內容與格調大體趨同，也就不去多浪費時間和精力歸類總結了。

為了有的放矢，也為了以理服人，筆者不惜浪費時間將15篇文章全部瀏覽一遍。結論是，能夠勉強作為學術文章或學術隨筆的3篇，文學、電影評論（短評）6篇，準領導講話稿2篇，其餘可籠統歸為通俗文化批評。

既然自我標榜是著名學者、北大教授和博士生導師，來看看那2篇學術文章的水準。另外一篇，雖然發表在最像學術期刊的《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上，但看那題目的品相，忽略掉不影響他的學術評價。

首先來看學術分量略重的《“五四”與當下——一個側麵的思考》。這篇文章姑且不說關於“五四”的曆史背景完全是閉門臆想和道聽途說，基本停留在中學曆史教科書層次；也不說關於“五四”的基本認知劍走偏鋒，表現形式就是一上來就議論、抒情，卻幾乎沒有給出什麽證據和論證。這些文章之道和觀點闡釋，畢竟屬於學術之爭，一言兩語說不清楚，所以暫且不去評說，這裏單就文章的內容和結構來說。

作為主體部分，文章先是引入陳獨秀的《敬告青年》，從中提煉出前人所忽視的“自覺”與“奮鬥”這兩個相生相伴的“五四”主題。不管這個學術發現是否重要，能夠將“自覺”與“奮鬥”補充到五四“民主”“科學”“人權”等大主題中，又由“五四”發展到當下，引申出民族複興之類的話題，都可以算作是學術貢獻，符合一個教授的水平。

接著，文章引述了李長之的《迎中國的文藝複興》，其中特別引證了這樣一段話：“我的中心意思，乃是覺得未來的中國文化是一個真正的文藝複興，‘五四’並不夠，它隻是啟蒙。那是太清淺，太低級的理智，太移植，太沒有深度，太沒有遠景，而且和民族的根本精神太漠然了！我們所希望的不是如此，將來的事實也不會如此，在一個民族的政治上的壓迫解除了之後，難道文化上還不能蓬勃、深入、自主，和從前的光榮相銜接嗎？”究竟是胡適之的“五四”文藝複興論更客觀，還是李長之的“五四”啟蒙論更切題；“五四”啟蒙到底是不是“太清淺，太低級”等觀點之爭，這裏都不去評說，能注意到二者的存在和區別，也算是教授水平的體現。

之後，文章重點談了馮友蘭的《新事論》。張頤武非常服膺這樣的觀點：“現代的中國其實是一個傳統中國的延伸和展開，隻是其社會又由‘生產的家庭化’的傳統社會要轉變為‘生產的社會化’的現代社會。這種轉變是‘現代性’的曆史詢喚，也需要是傳統的成功的轉化，而不可能是傳統的斷裂的結果。中國社會和西方相比需要從根本上通過‘現代性’的追求，進入一個‘生產社會化’的新格局”，然後他自己據此評論和闡發道：“這些論述所提供的超越把西方作為普遍性的模式，這有其重要的意義和啟發性。”

筆者學識有限，讀不懂馮友蘭的《新事論》，不過就張頤武教授這段語病突出的分析和總結來說，感覺馮友蘭要表達的意思是：傳統中國是“生產的家庭化”，在根本上通過“現代性”的延伸、展開、追求和轉化而不是斷裂，從而變成“生產社會化”的現代社會。張頤武教授就此觀點，怎麽忽然得出了“超越把西方作為普遍性的模式”和“重要的意義和啟發性”的結論呢？現代性，盡管不能百分百地等同於西方，但是如果說等同於印度、阿拉伯、非洲、南美、拉丁美洲和中國，恐怕更說不過去。既然把馮友蘭的“根本現代性”觀點作為證據，就應該符合邏輯地說：中國在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中，根本上不能超越西方的普遍模式（或者：根本上要比西方更加現代性）。怎麽忽然來個自我否定的回馬槍結論呢，實在是讓人想不通。

當然了，作為文化保守主義者的馮友蘭，在中日戰爭背景下所做的關於“中國到自由之路”的思考，究竟存在多少局限和自相矛盾，究竟具有多大的現實指導意義，此前寫過專論《對“現代”的中國思考——重讀馮友蘭的<新事論>》的張頤武教授，應該好好理解和闡釋、表達才是。

如果說張頤武教授一不小心做了錯誤的理解或闡釋，尚可以原諒的話，文章到了最後的2小段，實在不能不令人出離驚奇了。因為正如前麵所述，整篇文章，他一直在談“五四”以及“五四”與中國的複興之路的高大上問題，結果忽然“跳加官”似地扯起當下中國電影業的發展，還說什麽“總體來看，五四與電影的關係，其實展開了如何麵對電影的‘現代性’的關鍵性議題，人們對此的不同回應其實也是五四和電影關係的展開，也是電影文化探索的關鍵部分”。

筆者真是不揣冒昧地質問張頤武教授：評上教授年頭不少了吧？指導本科生、碩士生和博士生年頭也不少了吧？您是就這水平還是為了應付約稿隨便對付了一下？您在指導學生時也是跨度這麽大，讓人跟不上節奏嗎？您在胡亂寫和發表文章時，沒考慮到北大中文係的聲譽和您自身的教授頭銜嗎？怎麽能這麽隨便地編造文章欺騙自己的讀者和粉絲呢？

另一篇比較學術的文章是《三十年後看海子》。客觀地說，雖然這篇文章沒有什麽新觀點，也不見得在海子研究中占有什麽分量，但其中涉及到海子在大學時期發表的長詩處女作，也算是一個文壇史料。為了凸顯張頤武教授的學術價值，這裏引錄其中一段，借此以饗讀者：

八十年代初，我們中文係的同學辦了一個小期刊《啟明星》，有了一點反響，作為法律係同學的查海生來到我的宿舍留下了他寫在十三陵附近的北大當年的分部勞動時的感受的詩。那是一首恢弘的長詩。我到現在還難以忘懷那篇寫在400字稿紙上的作品。作者寫到盡興的時候，幹脆把稿子橫過來，把一氣嗬成的長句子盡情地展開，那是一首山的頌歌。當時我們這些中文係的同學都為他的不羈的詩才所震撼，我們的《啟明星》發表了這首詩。這大概是海子的最初發表的詩作。

這個文壇史料本來是有一些學術價值的，但是長句的令人氣短，標點符號的亂用，語句的顛三倒四，以及“我們”“那”的用詞重複，實在是太煞風景。一個中文係的教授，語言表達水平到了這個地步，都不知道該追究是中學語文老師沒教好中學生，還是大學中文係教授沒教好大學生——中學語文老師？

兩篇勉強算作學術的文章之外，筆者本來不想再繼續寫下去，因為那6篇評論文章，若論文學和影視的見識與審美水準，與一個普通中文係的本科生差不了多少，實在不值得一說。

但如果以為這樣的判斷是筆者的偏見或激憤之語，那就不妨舉《從二月河逝去說起》這個例文。

張頤武在文中以讚許和維護二月河的立場寫道：“有些批判，諸如說他歌頌封建，思想落後，對帝王的現代批判缺乏等等，其實是從五四以來的流行觀念，老生常談去批評他，也其實抓不住二月河流行的核心。就是用一種老觀念看新現象，缺少真正的對二月河的具體認知和判斷。二月河其實是通過一種民間化的對曆史的理解，把曆史變成了一種具體曆史情境下的人的選擇。這讓他充滿爭議，但也受到當時的大眾的歡迎。其實他的作品也讓人感受到一種在複雜的變化和不確定中尋求某種曆感的狀況，這似乎是人們接受二月河式的曆史解釋的一個方麵。二月河的曆史解釋根本就沒有從現代和傳統對立的角度立論，而是從人們對曆史的期望的現實感受出發的講述。他有點像個說書人，帶我們進入那個情境，但他和說書人不同的是他的想法又和過去說書的正統有距離。他可以說是敏感到當下需要的說書人。……因為二月河的小說作品都太成功了，特別是令社會大眾能夠最大限度內了解有關明清的曆史。因此，當社會大眾對於明清的曆史了解達到一定的飽和時，他們也就不需要補充新的‘知識’了，這也正是短期內難以有人超越二月河地位的主要原因。”

之所以引述這樣長的一段話，目的就是讓讀者充分了解一下張頤武這位中文係教授、著名文學評論家的風采。為了讓這個風采更直觀、更鮮活，筆者不妨也來借機做一下文學評論：

首先，在這一段引文中，張頤武教授大概急於為二月河辯護，所以詞窮到連續使用四個“其實”，意思就是批評二月河的那些人，都是誤讀，“其實”隻有張教授讀懂了，然而一時又找不到更合適的轉折連詞，無法傳達那份迫切的勁頭兒，就隻好顛來倒去地“其實”來“其實”去，讓人再次領略北大中文係教授的語言風格是多麽得讓人驚詫！

其次，二月河的創作理念和審美追求究竟如何，筆者這裏暫不去評價，但對於維護二月河的張頤武教授來說，他自然是欣賞和讚譽有加。既如此，將那麽成功的一個作家比作“說書人”，哪怕是“當下需要的說書人”，總是讓人感覺這不像是表揚，反而是不懷好意的諷刺和揶揄。據筆者所知，二月河生前一直自以為是個不錯的作家，從來沒把自己定位在老北京的天橋，也從來沒有像趙樹理那樣自詡為“地攤文學家”，他如果知道有人打著誇他的旗號而把他說成“說書人”，不知道會不會出現王朔當年說魯迅坐起來扇那些所謂魯迅研究專家們耳光的結果。

最後，二月河的曆史小說雖然在市場上贏得了大眾，也可以說是“太成功了”，但是否就最大限度地讓人了解了明清曆史？大眾是否就因此達到了曆史的飽和而不需要補充新曆史知識了？這話的意思好像在說：作為大眾，了解了二月河筆下的曆史，已經足夠到不需要更多、更新的曆史知識了。可是，張頤武教授不能自己躍升為知識精英後，就不讓別人進步了，要知道大眾中也有不願一直做大眾的人，他們怎麽就不需要新曆史知識了呢？你讓大眾安於二月河的帝王將相曆史敘事，怎麽能在影視產業轉變中尋找機會呢？怎麽能為新時代中國文化藝術發展確立方向呢？尤其是作為當年的“後學”大家，提倡如此前現代的東西，將“前”“後”無原則、無差別地混淆，怎麽去領導首善之地的文化事業呢？

其實（筆者也詞窮），深究張頤武教授的大作，實在沒多大意思，因為從那些天橋式的文章題目來說，就已經可以下個初步判斷了，隻是考慮到胡適曾建議做文章當從小處著手，學術本身又講究嚴謹，於是才這樣費時費力地做了功課，結果仍舊是無用功。至於那些高蹈的學術良知和學術羞恥，不適宜在這篇文章中深談。

北京大學曾經令多少中國學子向往，北京大學中文係曾經是多少文科學子的夢想，其教授、博士生導師當然不都是這樣，就是張頤武教授本人在2019年之前，也有很多探討大問題、產生大影響的文章、著作、課題和學術貢獻，甚至曾經一度引領學界之風氣，但是單就2019年來說，他實在是喪失了學者的底線，墮落到如他的那幾位著名同事一樣，已經不止在公眾情懷的基本價值判斷上，甚至在大學教授最基本的學術研究層麵上，嚴重地影響北大中文係和北大聲譽了。

文章結尾之際，差點忘了說，《為新時代中國文化藝術發展立方向》這篇絕非秘書代筆的文章，立論之高遠，內容之充分，條理之清晰，氣勢之磅礴，尤其是期間所體現出的張嘴就寫、提筆就說、倚馬可待的精氣神，絕對是一流領導的一流講話稿，這一點是筆者很折服的。哪怕是基於這一篇文章，都可以公道地說，張頤武教授絕對配得上是有文化的領導，絕對適合做“文化發展戰略研究方麵的工作”，這是毋庸置疑的。

 

——原文刊於《文學自由談》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