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樣的聲音，不一般的深刻。
著名的北大法學院張千帆教授在《平等是禍水嗎——論自由與平等》的講座中，將希特勒的納粹定義為“極右”（講座：15分鍾）。而此前他在《中西左右：一場跨洋誤會》中也明確寫道：“納粹究竟是極左還是極右？他們當然通常被歸為極右，因為他們的鮮明特征是反共、反猶、反民主。”“總的來說，納粹意識形態的基調是種族主義、英雄崇拜和極權國家，因而屬於極右。”張千帆教授對納粹特點的歸納，應該說不錯，隻是缺少辨析，而且斷言納粹一定是“極右”，結論顯然太過草率。
那麽到底該如何理解納粹（Nazism）呢？
納粹，是Nazi[①]的中文翻譯，納粹主義的德文是Nationalsozialismus，翻譯成中文可以是國家社會主義，也可以是民族社會主義。與納粹主義相關聯的是納粹黨，其完整名稱是德意誌民族社會主義工人黨。如果對這兩個名詞進行分析，可以這樣說：在名稱上來看，納粹本身雖然有nation這個詞，但也離不開社會主義這一核心詞；從政黨的人員組成來說，納粹黨基本上可以說是工人階級隊伍或先鋒隊。也就是說，即使要強調nation，也不能忘記同時還有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這兩個要素。而基本的共識是：在20世紀上半期以前的歐美語境中，凡是自號或被冠名為社會主義的，由工人組成的組織或政黨，都可以自居或被視為左派陣營。
而且還要知道，因為“左”和所謂“右”存在變動和相對意義，所以對“極左”和所謂“極右”做出定義是比較難的，但激進主義無疑是“極左”最重要的一個特點，而法國大革命、列寧和斯大林無疑又是“極左”最標準、最權威的代名詞，那麽屬於社會主義蘇聯的全能政府（極權主義）、計劃經濟、個人崇拜、消滅異己等內部特點都屬於“極左”的應有之義。這一點應該是不存在爭議的。
以上這兩點，中國人在思考左和所謂“右”問題時必須提醒自己的，否則，不知道曆史淵源和發展，就不好把握語詞和主義的內涵與外延。
當然，同時還要清楚，社會主義這個集合名詞的內部，充斥著五花八門的理論，各種理論之間相互排斥、敵對的現象始終存在。具體到納粹，張千帆教授所概括的那幾點完全不夠用，因為完整地說，希特勒上台後，無論是執行所謂排猶政策，包括提倡種族主義和優生學，還是推動國內的政體運作，都是以個人崇拜為先導，以國家主義相號召，以強製、暴力為手段，並采用社會動員的方式，中間貫穿著集體主義、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仇恨主義、軍國主義、人民利益、階級團結、民族共同體、千秋帝國、生存空間等宣傳口號，最終成就了一個與蘇聯極其相似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國家。
學術梳理中，將納粹或希特勒定位為極權主義，德魯克、阿倫特、米塞斯、哈耶克、波普爾和斯蒂文·巴赫等早都命名和解釋過，應該說沒有什麽異議。但是納粹的極權，與列寧和斯大林的極權與極左，有什麽相同或差異呢？
要想解決好這個問題，第一就要考察代表“極左”的列寧和斯大林是不是也提倡種族主義和國家主義？而要解決好這個問題，就要對以反猶為代表的種族主義進行追溯。這是一個費時的工作，好在已有前人的研究成果參看，比如德魯克教授在1939年出版的《經濟人的末日——極權主義起源》的序言中指出著名的反猶案例——德雷福斯案，首先發生在法國而不是德國。阿倫特在《極權主義起源》第一部分第二章第四節中更是以法國為例明確寫有：“左派反猶主義”。行文中她還特意寫道：“納粹專政常常被所謂‘國家崇拜’（state-worship）牽扯在一起，甚至連曆史學家們也盲目地信以為真。”她還指出，當圖森納爾的以羅斯柴爾德家族為描寫和批判對象的《猶太人，時代之王》小冊子出版後，受到了法國整個左翼出版界和下層的中產階級的歡迎。阿倫特的研究表明，流行的主流觀點中的納粹因為反猶的種族主義而被定位為“極右”，不是那麽專利在手，因為左和極左也與種族主義、國家主義密切相關。
那麽列寧和斯大林是否也有種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呢？
先來看列寧。1919-1923年間的伏爾加河周邊大饑荒，導致500萬人（也有說100萬和1000萬的）被餓死，其中韃靼斯坦人、哈薩克人、烏克蘭人尤其嚴重。這難道不叫種族滅絕主義？還要知道，當美國要伸出援手救災時，列寧以幹涉內政為由從1919年一直拒絕到1921年春，最後才勉強答應各國救助，因此有約1000萬人因此得救。在這樣的殘酷事實麵前，還有人相信什麽階級平等的騙人口號嗎？不僅如此，在饑荒期間，列寧領導的政府繼續出口糧食，以換取外匯發展重工業，並借饑荒將東正教教會牢牢掌控住。涉及猶太人的問題，無神論的列寧在1918年下令查封包括猶太教堂在內的猶太人財產，解散猶太人工會，取締宗教教育，逼迫猶太拉比離開神職工作。這種手法跟法國大革命幾乎如出一轍。1919年秋的一次訓令中，列寧還指示說：“對烏克蘭的猶太人和城市人口必須施以像刺蝟的甲胄一般的鞭笞，把他們送上前線，不讓他們擔任任何行政職務，在特殊情況下，可以有比例小到足以忽略不計的猶太人和城市人口有權任公職，但我們仍需對其進行管控。”
斯大林的種族主義的體現，一個是在烏克蘭製造饑荒，將一個世界的糧倉變成屍橫遍野的人間地獄，約三百萬人（另外的數據是500萬人）為此殞命，對此2010年出版的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的《血色之地》、諾曼·奈馬克的《斯大林的種族滅絕》都進一步論證饑荒是明確的種族滅絕。另一個種族主義的體現是對蒙古國人、車臣人、克裏米亞半島的韃靼人、波蘭人（卡廷慘案）的種族虐待和滅絕，也包括屠殺和監禁了遠東萬餘華人（俄國社會與政治史國家檔案館的記錄，8500多華人在“大清洗”期間被殺。加上集中營中死亡人口，超過一萬人。）。來看一下被斯大林一手扶持上台的喬巴山1939年末在筆記本中的記錄：“到11月，共處決喇嘛20，356人，......摧毀797座寺廟；在1937年和1939年之間，逮捕了56，938人，其中20，396被處決。”
斯大林對待猶太人的態度如何呢？公開的文獻中，比如《反猶主義：答美國猶太通訊社記者問》顯示，可能是一個拯救猶太人的英雄，他還曾違反國際禁令向剛複國的以色列提供武器。但曆史還有不為人知的另一麵，他的秘書Boris Bazhanov表示，斯大林在列寧還在世時就曾發表過粗魯的反猶主義言論。他上任後，列寧班底中的猶太裔高官全部遭到清算，幾十萬猶太人被送進勞改農場。《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中更是有一條允許希特勒自由進入波蘭，而波蘭居住著大量猶太人。蘇德戰爭爆發後，斯大林大量征集猶太人上戰場，傷亡率近50%。就是二戰後，因為猶太人建國被視為向美國“屈膝投降”，所以斯大林展開了著名的“反猶運動”（即“反無根基國際主義者運動”），其中誕生了一些著名案件，比如“斯大林汽車製造廠案”（1950年）、“叛國案”（1952年）、“克裏姆林宮醫生陰謀案”（1953年）等。
列寧和斯大林的種族虐待和種族屠殺相比希特勒遜色嗎？為什麽有些人總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納粹和希特勒那裏，包括對猶太人被虐殺的600萬人的數據以及毒氣室等手段絲毫不懷疑，而有選擇地把列寧和斯大林的種族屠殺罪行幾乎給淡忘呢？還是因為真理部幾十年的宣傳真起到了效果，讓即使是中國自由派中最優秀的教授也都迷失了雙眼？
事實上，就是希特勒的“優生學”，跟馬列主義所倡導的無產階級是先進代表、領導階級，不都是一種敘事邏輯嗎？尤其是希特勒在殘殺猶太人外，也沒有放過納粹的異議分子、抵抗組織、同性戀、肢體障礙者、智能障礙者、精神病患者等，他們並不都是猶太人，而是德國人。所以希特勒的種族主義並非真的那麽純粹。或者說，掛出階級主義或國家主義的不同招牌，喊出了“階級平等”或“雅利安人更優秀”的不同口號，包括被描述為罪惡滔天的納粹集中營（真實的情形並非如此，包括流傳甚廣的東湖會議、猶太人被屠殺的人數等都存在不實之處。），與遍布蘇聯各地的“古拉格群島”（蘇聯勞改營）一樣，都不過是手段，隻是名稱不同而已。對極權主義有正常判斷力的人都知道，紙麵上的不同宣言、誓言，出版物中的不同主義和口號，不管花色品種如何翻新，本質都是一樣的貨色。
還需要補充一點。列寧和斯大林打著國際共產主義（或國際社會主義）的招牌，事實上大行俄羅斯橫跨歐亞兩洲、兼具東西兩大出海口的傳統帝國願望，而且最終將第一代沙皇伊凡四世到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始終不渝的領土野心變成現實，他們事實上都是波克羅夫斯基學派和“諾曼說”的堅定反對派，所以可以說列寧和斯大林是沙皇2.0版，或者紅色沙皇更合適。如此這般的領土擴張野心和行徑，難道貼上一個國際主義、人人平等的標簽，就說他們跟希特勒吞並奧地利、捷克等國以及發動全麵歐洲戰爭不一樣，那隻能說是善用宣傳手段的真理部，的確是功勳卓著了。
國際主義標簽下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是列寧和斯大林的首創，還是也有理論淵源呢？稍微考察曆史不難發現，馬克思就曾經一方麵號召“工人階級無祖國”，另一方麵又熱情盛讚愛國主義是一種“最崇高的國家美德”。了解了這一點，也就知道為何更為激進的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在《國家製度和無政府狀態》中批評馬克思是“頑固的國家主義者”，“宣揚‘國家主義’的共產主義”了。
也不僅馬克思，列寧那裏也一樣，比如他一方麵說，“如果你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你就應當為了國際革命而犧牲自己的一切愛國主義情感”，“從無產階級觀點看來，承認‘保衛祖國’就是為現在的戰爭辯護，承認它是合理的。而這場戰爭是帝國主義戰爭，所以承認保衛祖國實際上就是支持帝國主義的掠奪成性的資產階級，就是完全叛變社會主義”；另一方麵他又說“愛國主義就是千百年來鞏固起來的對自己祖國的一種最深厚的感情”，“為了同國際社會主義‘加強聯係’，就必須保衛社會主義祖國。誰要是對無產階級已經獲得勝利的國家的國防采取輕率的態度，他就是在破壞同國際社會主義的聯係”。這種“辯證唯物主義”的矛盾，事實上一直存在，比如各位最熟悉的《國際歌》中唱“從來就沒有救世主”，結果他們同時唱著“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一手拿矛一手拿盾，怎麽有些自由派的教授也是隻見矛不見盾呢？
第二方麵，來探討張千帆教授強調的納粹反共問題。這的確是個問題，因為同是極權主義，為何納粹的極權與蘇聯的共產極權主義勢不兩立？為何希特勒不惜先虛與委蛇地與斯大林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換得相對保障後，再發動對波蘭的襲擊，甚至西線作戰還未見勝利時，就按捺不住地發動對蘇作戰？甚至希特勒在巴巴羅薩計劃中也提及“這是意識形態”之戰，這難道不是“極右”對“極左”的水火不容嗎？
這個問題很重要，但又簡單到一個類比就可以解決。比如美、英、法等民主國家毋庸置疑地是斯大林的敵人，但在某些特定時期，這些外部敵人並不是第一位的，最典型的就是作為列寧時代二把手的托洛茨基，一度是斯大林的敵人中最優先的一個，所以蘇聯當年發起了大規模的“肅托”運動，而任何被定性為“托派”的昔日革命戰友和同路人，都會得到比階級敵人還殘酷的待遇，即使托洛茨基已流亡國外，斯大林依然寢食難安，因為他清楚，相比國際共產主義的理想，相比那些遙遠的美英敵人，權力的寶座和權威才是最關鍵、最緊要的。
現在再來看希特勒和納粹與德共之間的關係。德國共產黨主張“階級大於德國”，而納粹黨是“德國大於階級”。這一點的確是他們的區別和差異。因為德共要打碎舊有國家（民族）機器，實現全人類的解放，而納粹黨人則高呼“我們首先是德意誌人，其次才是工人階級”。因此，納粹與德共之間出現了是階級優先還是國家優先的分歧，後來導致占多數的納粹在巴黎和會後的民族仇恨情緒中上台執政，就不顧及“本是同根生”的曆史和理論淵源，視德共為仇敵，也連帶他們的國際上級——第三國際。
納粹和德共僅有區別和差異，難道就沒有共性嗎？事實很明顯，除了納粹黨章中那些相當多的明顯的“社會主義”條款外，比如戈培爾曾建議希特勒與德共進行調和；比如1932年德國曆史上怨恨最深的柏林金屬製品罷工中，納粹和共產黨一起參與其中；比如納粹黨員見麵互相稱呼“同誌”等。從這些交集來說，不管納粹和德共之間存在多少差異和衝突，社會主義的大原則，以及都依賴工人階級、個人崇拜、政府主導經濟、暴力消滅反對力量等具體主張和操作手段等，都是不容忽視的事實。就是1920年代對抗最為激烈的雙方巷戰，也不過是為了贏得選民的忠誠而發生的自相殘殺，類似於西班牙內戰時共產主義者殺社會主義者、蘇聯的斯大林清洗托洛茨基。
還有一個要澄清的是，納粹推行的私有製與蘇聯的公有製問題，張千帆教授在《中西左右：一場跨洋誤會》中特別強調指出：“雖然納粹統治期間國有化了某些工業，但是完全不像共產黨那樣將公有製當作終極目標。因此，納粹的‘社會主義’成分確實不多；事實上，它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和社會平等理念。”與張千帆教授的觀點相印證的是，法國的夏爾·貝特蘭教授在《納粹德國經濟史》中統計了國營企業的資金在1932年相當於私營公司與有限公司的7.3%，1939年12月底也不過為8.7%。
這種象牙塔的教授還真是多，他們大概沒有搞清楚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產權，與暫時性的私有產權，不是同一個性質的東西，而隻是流於表麵地相信那些真理部的數字和宣傳文字，以彰顯他們以數據說話的學術嚴謹。這又難免不讓人想起美國那位創造“毛主義”術語的史華慈教授，在他的“老師和向導”費正清教授的影響下，認為“毛澤東的獨創性”在於背離了莫斯科的教條和指揮，既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也偏離了列寧和托洛茨基，因此他與斯大林絕對不同。
事實真的如他們說的那樣嗎？希特勒在經濟層麵推行的國家—政府主導和壟斷眾多大型企業，尤其是軍工企業，大搞國有企業，這無疑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模式。而且雖然表麵上，德國還保留了大量私營企業，並沒有像蘇聯那樣施行全麵國有化，但這些大企業並非像福特、克萊斯勒、美孚等公司那樣自由貿易，因為希特勒成立了各種“委員會”和“瑞恩組織”，不僅名義上而且還實質上統製經濟。到了戰爭緊張的1943年10月，希特勒的軍備與戰時生產部長斯佩爾（各種委員會就在他的領導下）在波茨南召開的“省黨部領導大會”上，向納粹高官發出警告：各省必須在兩周內把民用工廠都轉為軍用工廠，否則將遭到嚴厲懲辦。
作為當事人，德魯克正是親身經曆著德國的經濟變化，才紀實性地寫出揭露納粹管製經濟將導致“經濟人的末日”。而且他還在《經濟人末日》的書中，對於被德國民眾普遍看好的“管製性消費”，也提出驚醒，認為當消費也被管製時，所有的經濟活動就失去了自主性，進而社會領域和政治領域也將失去自由，終將導致極權主義。
針對這個問題，米塞斯在《全能政府——總體國家和總體戰爭的興起》中進行了係統的比對和鑒別後說：“德國和俄羅斯的社會主義製度的共同點是，政府完全控製了生產資料。......德國政府與俄羅斯政府的不同之處在於，它（貌似和名義上）保持了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權生產資料的私有製，並保持普通價格、工資和市場的存在。然而，這裏不再有企業家而是隻有商店經理。這些商店經理負責購買和銷售，支付工人工資，簽訂債務合同，並支付利息和攤銷。這裏沒有勞動力市場，工資是由政府確定的。政府告訴商店經理生產什麽和如何生產，以什麽價格和向誰購買，以什麽價格和向誰出售。......這就是披著資本主義外衣的社會主義。一些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標簽被保留下來，但它們的含義完全不同。”
貝特蘭教授、費正清教授、史華慈教授都沒有真正經曆過極權主義的統治，書生本色、霧裏看花一些可以理解，就像現今歐美各國的一些可愛教授所做的中國學研究一樣，或者就像蕭伯納、羅曼·羅蘭、薩特、喬姆斯基等曾為極權洗地一樣——索維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中將他們描述為：“隨心所欲地極度愚蠢”。但在美國留學多年又在中國大陸生活過幾十年的教授，尤其是麵對當下大陸中國的國進民退和大小韭菜被隨時通吃的現狀，竟然也沒有透過現象看本質，的確是有些令人驚訝。
在簡單探討完共性特點後，接下來要探討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即納粹主義作為理論或意識形態，是如何發展、確立的呢？與其密切相關或深受影響的理論或學說都有哪些呢？
據《社會主義文獻鉤沉》中材料顯示：希特勒在私下場合多次承認從馬克思那裏學到很多，他們之間的分歧，包括整個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主要是在策略層麵上，而不是在意識形態層麵上。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也提及：《希特勒的餐桌談話》中有很多例子證實，與很多戰後的傳說相反，希特勒從來不想為保衛“西方”而反布爾什維克，反而總是隨時準備與“紅色分子”一起摧毀西方，即使是在與蘇俄作戰時也是一樣。
與兩個學者的研究相印證的是，希特勒本人很鍾情斯大林式的集體農莊，占領烏克蘭後仍予以保留，以至於讓本來歡迎納粹的烏克蘭人失望至極。此外，納粹的黨政軍領袖戈林就是一個計劃經濟主義者，並曾仿效蘇聯的“五年計劃”在德國推行“四年計劃”。還有納粹的另一幹將戈培爾，則培植了大批“牛排納粹黨”——外麵看是棕色的，裏麵卻是紅色的。了解了這些就能理解丘吉爾在演講中所說的：“納粹製度同共產主義最壞的特征相比較，並沒有什麽區別。”
還有一個材料很重要，而且很容易造成誤讀，那就是海登在《希特勒之執政》中揭示的，希特勒在1920年代就認識到納粹運動與蘇聯共產主義之間的密切關係，並說：“在我們的運動中，兩個極端會合在一起：左派的共產主義者和右派的軍官與學生。這兩者向來是最活躍的成員。......共產主義者是社會主義的理想主義者。”之所以先提示這個材料會被誤讀，是因為單純看希特勒好像已經自命為“極右”，因為他說的是“兩個極端”，但是要知道這種表述是基於一個前提，那就是這“兩個極端”都服從“共產主義者是社會主義的理想主義者”這一命題，因此他說的“右派”並不是真的“右”，而是相對於蘇俄的極左的不同，但不是絕對的反方向。
以上材料展示後，再來看米塞斯教授在《全能政府》這本書中所寫的：有人斷言，國家社會主義這種理論，是從西歐傳入的，其中聖西門、歐文、傅立葉、佩克爾、西斯蒙迪、奧古斯特·孔德“貢獻”很大。作為德國本土的根基，可以在費希特的社會主義烏托邦理論以及謝林和黑格爾的社會學教義中找到。米塞斯在對納粹德國和蘇聯的國家管控和全能政府做了幾乎全方位的比較後認為：希特勒和納粹黨從俄羅斯引入了一黨製，建立秘密警察外圍組織，鎮壓政治異己，設立集中營，用宣傳來洗腦，用教育來灌輸，在經濟上實行高度計劃，經濟命脈完全由國家來主導。蘇俄的幾乎每個統治極權手法都被希特勒學去了。滅猶不過是階級鬥爭與階級專政理論的德國實踐。米塞斯1951年直接指出：“真相是：任何種類的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統治與維護個人自由和代議製或者憲政政府都是不相容的。代議製政府和個人自由是資本主義的製度性產物或者說政治性產物，正如無限的專製是社會主義的產物一樣。任何語義的辯解都無法改變這個事實。社會主義運動不是19世紀自由主義運動的延續，而是對它的最徹底的反動。列寧和希特勒模式的絕對政權(total state)是所有時代的所有大暴君的理想之集大成者。”阿倫特也在對比納粹和斯大林同樣地施行大屠殺的各種數據後認為，“納粹製度和布爾什維克製度看來更像從一個模型中產生的兩個變種”。
米塞斯的學生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通過考察馬克思主義者桑巴特的《商人與英雄》（哈耶克評價：“如果說馬克思原理深入到德國人思想中的程序是俄國革命以前其它任何國家前所未有的話，那麽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桑巴特。”）、約翰·普倫吉的《論馬克思和黑格爾》和倫施的《世界革命的三個年頭》後指出：“在德國，社會主義和國家主義之間的聯係從一開始就是很密切的。國家社會主義最重要的前輩——費希特、洛貝爾圖和拉薩爾——同時被公認是社會主義的鼻祖，這是意味深長的。”“1914年以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隊伍裏接二連三地出現了一些導師，他們沒有領導保守派和反動派卻領導了勤苦的勞動者和理想主義青年，使他們成為國家社會主義的信徒，隻是在這之後，國家社會主義的浪潮才達到了重要的地位，並很快發展為希特勒的學說。”“因為在思想領域裏，德國是一切社會主義夢想中最令人信服的代表，而在現實的領域中，它是具有最高度組織的經濟製度的最有力的建築師。”“（國家社會主義）雖然是德國思想家領導了這一發展，但絕不能說是他們單獨搞的。卡萊爾和張伯倫、孔德和索雷爾在這個連續的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可與任何德國思想家相媲美。”
應該再次強調，在二元思維訓練下的中國人，習慣性地認為“左”的對立麵是“右”，卻常常忽略“左”的對立麵或敵人還是“更左”、“畸左”、“極左”、“極左中的極右”、“極左中的極左”。這正像法國大革命前，支持自由放任的被視為左派——然而這樣的主張在20世紀後的歐美世界常被稱為“右”，張千帆教授還將主張自由放任的哈耶克說成是“遠右”或“極右”（哈耶克事實上並非如此）——可是等到了大革命初期，支持自由放任的左派，又主張政府幹預經濟、救助貧困階層。同一夥人，不同時期，因為麵對不同問題，“左”和所謂“右”已經發生改變。
這種情形，其實並不難理解，因為中國學者都了解1960年代中蘇決裂時的情形，不管是軍事方麵的劍拔弩張，還是意識形態方麵的相互詆毀謾罵，隻要翻看一下當年的《人民日報》就會深切感受得到。試想那時，會有人說“修正主義”的蘇聯是極左，而無產階級世界革命中心的另一方是“極右”嗎？或者反之說毛澤東是極左而赫魯曉夫是“極右”嗎？
更何況，極權主義自身也在發展、調整中，某些時期更強調階級解放，例如一定時期的口號：解放世界被壓迫的三分之二受苦的無產階級，而到了另外一個時期就成換成了韜光養晦，意思就是更加注重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塑造和強化，這個曆史與現實不就是最好的寫照嗎？或者再看一下前些年劉小楓博士對納粹理論家施密特的鼎力推薦，其中的道理不是那麽難懂吧。
當然，有些學者會說極左很容易就變成“極右”，與當年納粹德國一樣，可是同一個黨，隻是因為不同時期的政策不同，就忽然從“極左”變為“極右”了？這麽華麗的轉身也太匆忙、太魔幻了吧。或者是不是我們的命名和學術修辭太喜歡多樣化，以至於忘了用一個簡單的詞匯就可以解決問題，卻非要延續和堅持歐洲左派1930年代為甩鍋而對納粹的“極右”搶先冠名呢。
到這裏可以下結論說，納粹和蘇聯，不僅理論淵源上同宗同族，而且實踐上也幾乎可以說是如出一轍，他們都是“極左”陣營的親兄弟，隻是在這個陣營中，不但兄弟有別，還出現了兄弟相殘的現象，但明智的我們不能因為他們手足相殘，就說他們不是親兄弟。
[①] 記者、史學家康拉德·海登（Konrad Heiden）將德文的民族社會主義——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中的第一個單詞的前兩個字母Na，和社會主義——Sozialistische的第三、第四個字母ZI，組成Nazi，在上巴伐利亞的方言中有“頭腦簡單、自以為是”的意思，意即借這個詞諷刺和嘲諷德意誌社會主義工人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