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祥林嫂不是主人公說起——重讀《祝福》

小說《祝福》因為幾十年來始終入選高中語文教科書，成為魯迅影響最為廣泛的作品之一。然而，不得不遺憾地說，這個影響最為廣泛的作品卻一直被高中語文教科書、高中語文老師必須使用的教學參考書（以下簡稱教參）誤讀著。當然高中語文教學中存在誤讀問題並不稀奇，因為大學中文係使用的各種不同版本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也在誤讀著《祝福》。或者說，作為研究者的大學教授們在源頭上誤讀《祝福》，必然影響到下遊的高中語文教學，因為教授們不僅同時是高中語文教科書、教參的編撰者，還是高中語文老師的學術教導者和領路人，這樣薪火相傳，也就造成《祝福》長久被誤讀和魯迅被曲解的境地，甚至沒有翻身得解放的機會了。

一 症狀表現：中學語文教參與大學教科書如出一轍

何以這樣言之鑿鑿地評判堪稱權威的高中語文教師、教參和大學教授以及他們撰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誤讀《祝福》和曲解魯迅呢？

先來看高中語文教師們使用的具有標準答案性質的教參，是如何講讀《祝福》的。其中關於主人公和主題的解讀是這樣的：

小說通過祥林嫂的不幸遭遇，把批判的鋒芒直指造成其悲劇的社會環境和封建倫理道德。

可以說，封建的政權、族權、夫權、神權四大繩索編織成嚴密的網，將祥林嫂捆綁其中，直至她窒息而死。

可以說封建禮教和愚昧、冷酷、自私的社會環境、社會氛圍是造成祥林嫂悲劇的根本原因。

關於“我”的解讀是這樣的：

“我”是一個對魯四老爺充滿憎恨，對魯鎮保守、冷漠的社會氣氛感到憤懣的啟蒙主義知識分子，雖然無力拯救祥林嫂，但卻是小說中唯一深刻同情祥林嫂悲劇命運的人。相對於漠然的短工、麻木迷信的柳媽和鑒賞祥林嫂痛苦的民眾，“我”依然不失為一個有正義感、有覺悟的新黨。

“我”是小說的視角，祥林嫂的故事就是通過我的觀察和敘述得以展現的。[①]

教參大概是覺得單純說教還不夠專業，於是在作為證據和解讀依托的“有關資料”中，引入了兩個教授1980年代寫的專業評論。其中唐榮昆教授在文章中有兩個重要觀點：

 

我認為，祥林嫂的死，是《祝福》情節發展的主線，可以說，《祝福》的整個情節內容，都是圍繞著一個“死”字開展的。

我認為，作者這樣寫“我”，其用意是在勸喻中國知識分子“都擺脫冷氣”，不要自暴自棄，積極投入到改革社會的“韌”的戰鬥中，“有一分光，發一分熱”；而且要更多地、更深切地了解勞苦大眾的苦難，看到他們身上可貴的品質。[②]

沈振煜教授在文章中說：

祥林嫂的悲劇還在於，她一生順從封建禮教，到頭來卻被封建禮教活活吞噬；她受盡封建禮教與迷信的迫害，卻又被摧殘麻木得自覺和不自覺地去維護封建禮教與迷信。[③]

再來看近年新版的各大學較通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是如何解讀《祝福》的。先看朱棟霖、吳義勤、朱曉進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 1915-2016》（上），其中朱曉進教授和汪衛東教授合作執筆的第二章中這樣寫道：

《祝福》通過祥林嫂的悲劇命運，一方麵批判了造成其悲劇的傳統宗法與禮教繩索編織成的嚴密的網，另一方麵也把譴責的筆指向了祥林嫂周圍的一大群麻木的群眾，他們和祥林嫂同屬受壓迫剝削的勞動者，然而偏偏又是他們維護著三綱五常，並用統治階級的觀念審視、責備、折磨著祥林嫂。[④]

其次來看修訂了若幹版、發行已經超過100萬冊的錢理群、溫儒敏和吳福輝合著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其中錢理群教授執筆的第二章中寫道：

《祝福》裏其實也有一個“我”的故事，或者說，小說存在著三個視點，即“我”“祥林嫂”與“魯鎮”，從而構成了三重關係：祥林嫂與魯鎮的關係是讀者普遍關注的，它所展開的是儒、釋、道傳統吃人的主題。[⑤]

再來看南京大學丁帆教授撰寫的專著《中國鄉土小說史》，其中涉及《祝福》時這樣寫道：

通過祥林嫂的一生遭際來完成對社會的抨擊，但其主題視閾仍未脫那種自上而下的人道主義精神眼光，……它是間接地對封建文化的四大繩索提出了更深的思考。[⑥]

對照高中語文教參和各種版本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著作可以發現，二者間的因緣和承繼關係之密切，比如都認可祥林嫂是小說的主人公，都認為小說的主題是祥林嫂的悲劇命運，都認為是“封建的政權、族權、夫權、神權”等“四大繩索”或“封建禮教”、“封建迷信”迫害死了祥林嫂，都認為“我”是一個具有同情心、正義感的知識分子。就是海外的夏誌清教授，也在名著《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說：“《祝福》是農婦祥林嫂的悲劇，她被封建和迷信逼入死路。”[⑦]

不得不說，在這些中學語文教師和大學教授們普遍達成的學術共識中，事實上顯露出一種集體性的誤讀病症，而且病得具有同一性、長久性和無意識性。

二 症狀初診：祥林嫂不是主人公

這裏首先提出一個問題，小說《祝福》的主人公是誰？按照教參和“現代文學史”的說法，回答當然是祥林嫂。在這一標準答案之下，高中語文老師還會繼續說《祝福》這篇小說是以倒敘的方式來展開敘事的，然後就是“四大繩索”了。

但《祝福》的主人公是祥林嫂嗎？按照最基本的文學理論和常識，小說的主人公一定是作者重點刻畫的人物形象。所謂重點刻畫，除了著墨多字數上占優勢、人物命運和形象特點作為主線等重要因素之外，還有特別重要的一點是細節描寫，尤其是心理描寫。傳統中國小說的一個特點是作者常常以全知全能的視角進行創作，於是主人公、非主人公的心理活動都有可能被描寫出來，區別隻在於主人公那兒，會著筆更多一些，但是曆經晚清林紓等翻譯家們大力譯介歐美文學之後，繼之而成長起來的魯迅等現代作家，已經意識到傳統小說在表達刻畫上的弊端，開始有意識地從自身創作中予以克服和糾正，這也是所謂現代文學之於傳統文學的明顯區別之一。

具體到《祝福》這個小說，盡管敘述祥林嫂的文字和篇幅占了大半的優勢，而且祥林嫂的人物形象和人物命運也較為突出，但有兩點非常明確：其一是祥林嫂始終處於小說中“我”的回憶之中，是作為被敘述的對象和客體而存在；其二是有關祥林嫂的大量情節敘述中沒有心理描寫。反觀被定位為“小說視角”的“我”，不但是作為敘事的主體而存在，而且還有大量的心理描寫，幾乎可以說是貫穿小說始終。作為一出手就顯示出創作成熟度的作家魯迅，曆經包括《狂人日記》等在內的十幾篇小說的創作實踐，應該知道如何處理主人公和非主人公。或者也可以說，一個小說大家，能夠在確定主人公為祥林嫂時，會一邊故意將其設置為被敘述的對象，一邊刪掉最能夠表現人物性格特點的心理描寫，一邊將一個次要人物作為整個故事的貫穿者、敘事者並進行大量心理描寫嗎？這樣低級的違反文學常識的錯誤，哪怕是一個文學初學者都不會犯，魯迅會糊裏糊塗地跑偏犯錯？顯然，魯迅並沒有犯錯，是研究者和講授者們在犯錯。

如果說上麵的分析還不能令那些執迷於謬誤的人幡然悔悟，那再來重溫一下小說的故事梗概和敘事脈絡：主人公“我”在新年祝福前夜回到故鄉魯鎮，入住在族親四叔家。二人見麵交談並不太愉快，第二天“我”拜訪本家和朋友，同樣不如意。更讓“我”不安的是路上遇到了祥林嫂，被問了兩個難以回答的問題。“我”逃回四叔家後，決定要回城裏。結果轉天“我”聽到祥林嫂死了的消息，於是聯想起她的遭際：起初被介紹在四叔家打工，後來被婆家人抓回去賣給賀老六，婚禮上自殺未遂，然後幸福地生活了一段時間，結果丈夫賀老六不幸病死，孩子阿毛被狼叼走了，祥林嫂再次來到魯鎮受雇於四叔家，但幹活遠不如從前，還逢人便講阿毛的悲劇，不但不被同情反而遭到嘲笑，後來聽了柳媽的建議後去廟裏捐了門檻，但依然不能改變被嫌棄、被辭退的命運，終於死在祝福前夜。一覺醒來，原先鬱悶至極並計劃回城的“我”，在節日的熱烈氛圍下心情好轉起來，並陶醉其中。

在這一小說的梗概和敘事脈絡中，從頭至尾都是“我”在主導故事或敘事的推進，祥林嫂不過是一個被插入的敘事酌料。問題之簡單，竟然難倒了一輩又一輩的具有豐富教學經驗的中學語文老師和著作等身的大學教授們？

或者再借助中學語文分析課文的套路和模式，即《祝福》是一篇以“我”為人物中心的記敘文，不過是在正常記敘——順敘的同時，又使用了插敘和倒敘的手法。之所以強調敘事的順敘，是因為它直接關乎小說的主人公和主題問題，王富仁教授說過：“在魯迅小說中，敘事順序成了整體小說設計的一種重要手段。它不僅僅為了敘事的方便，更因為小說意義的表現。”[⑧]的確如此，當明確《祝福》是順敘時，那麽小說的主人公必然就是“我”，而如果認定小說的敘事順序是倒敘時，那麽小說的主人公就應該是祥林嫂。與敘事順序和主人公相關聯的，就是小說不同主題意義的問題了。

其實，早就有前輩學者意識到《祝福》中的“我”的問題，比如錢理群在其所著的文學史中寫道：“《祝福》裏其實也有一個‘我’的故事”[⑨]，但遺憾的是他並沒有就此展開深入思考，反而繞到他自以為非常重要的“離去——歸來——再離去”模式，並得出什麽“‘我’注定是一個沒有家的永遠的漂泊者”，“‘我’的最後再離去，就多少含有了對家鄉現實所提出的生存困境逃避的性質”。[⑩]這樣雲深不知處的解讀是有些讓人遺憾的。

同是北京大學的嚴家炎教授，也曾注意到魯迅的小說“有一種特別的不大容易把握好的滋味”，“常常回響著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的聲音”[11]，為此他引入巴赫金的“複調小說”理論。這樣的努力未嚐不可，甚或是一種視野的擴展，可惜的是他一方麵過度依賴“複調小說”，造成生拉硬拽的比較結果；另一方麵又曲解“複調小說”，沒有做必要的限定和解釋。

不過，就以他對“複調”的理解和對《祝福》的解讀來說，也是犯了一個判斷上的錯誤，即《祝福》可以看作雙聲部，但必須區分為主旋律——以“我”為敘事中心和副旋律——以祥林嫂為敘事中心，而且副旋律不能脫離主旋律而單獨存在，否則小說就像教參和現代文學史教材所分析的那樣成為不入流的作品了。但是他完全被汪暉教授的誤讀引入歧途，還特別信服地引用汪暉的觀點：“魯迅以帶有反諷意味的敘述啟示讀者：麵對絕望的現實，具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除了挺身反抗之外別無其他途徑，否則就會成為舊秩序的‘共謀’者。這種道德反省可以說就是《祝福》的副主題。”[12]應該說，這種主題與副題相顛倒的解讀雖然流行一時，卻難以掩飾他們的學術思想被意識形態侵染的事實。

綜上可見，因為高中語文教師、教參、大學教授和現代文學史教材合力將《祝福》的主人公確定為祥林嫂，造成了一種長久的鳩占鵲巢現狀，也進而導致小說的主題被誤讀為什麽“封建的”“四權說”和“三教說”，然後就是什麽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之類的陳詞濫調。汪暉教授早看出這種解讀“構成了對理解作品內容的某種程度的誤導和簡化”，卻還不忘定性式地說“這些論述對於理解魯迅小說的思想意義作出了重大貢獻”[13]，這是多麽自相矛盾、自我分裂的文學評論和思維方式呢？

三 深度診察：“我”才是主人公

在解決《祝福》的主人公問題後，接下來就要對小說的主旨進行剖析。小說到底寫了什麽？或者說作者魯迅究竟想要告訴讀者什麽？

小說開篇介紹了“我”作為故鄉的出走者如今又回到故鄉。這一段信息顯示，“我”不是從前的那個故鄉中的“我”，而是一個接受了新教育的“新黨”，一個比康有為“新”的“新黨”，一個與四叔在思想上明顯更對立的“新黨”；同時四叔實在太“舊”了，“舊”到1920年代眼中還隻是已經作為“舊”的代名詞的康有為。這個開篇很重要，是因為這段文字對“我”進行了身份和思想定位，即比康有為更新的“新黨”。具體是哪類人呢？按照曆史的實際情況或者按照思想史的代際劃分，顯然指的是通常所謂的“五四”新文化人，也常被稱為現代思想的啟蒙者。既然是具有現代思想的新文化人、啟蒙者，作者魯迅安排一個“已沒有家”的“我”回鄉，顯然不是為了省親，而是賦予其啟迪思想的使命。既然負有這樣的使命，“我”該如何麵對故鄉、麵對故鄉人呢？

開篇中，四叔寒暄後即大罵新黨，而“我”既沒有挑明康有為現在已經很“舊”了，更沒有迎麵接招以更新的思想和價值觀與四叔展開平等對話，隻是恭敬地聆聽訓話，最後被“剩”在書房裏。一個“剩”字表明，自命為“新黨”的“我”在第一個回合中，就在代表舊傳統、舊文化的四叔的下馬威中敗下陣來。唯一能夠令他自我安慰的就是一句：“並非借題在罵我”。

但是，四叔真的沒罵“我”嗎？他守舊到連康有為的那套都看不慣，會容忍以反傳統、個性解放、自由戀愛相標榜的“五四”新文化、新思想和新價值觀嗎？他隻是偏安於遠離城市遠離現代文明的魯鎮而對之外的世界包括“我”並不了解而已，否則以他的長輩身份、地位和傳統文化衛道者的強勢姿態，一定要大罵“我”，一定比林紓、辜鴻銘、黃侃等大罵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魯迅、錢玄同等更厲害。不過，小說並沒有直白地挑明這一點，可見作者魯迅心中預期的受眾，並非是一般的普羅大眾而是具備一定文學修養的人，正如王富仁教授所說：“隻有首先弄清作者和他假想中的讀者的關係，我們才能實際地進入到小說文本內部構造的考察中來。”[14]

小說接下來寫了“我”第二天去拜訪本家和朋友們，發現他們依舊那樣沉浸於傳統習俗之中，在祭拜中依然還是重男輕女。這些視點和觀感，可以說是“我”出走後以新文化、現代思想和價值觀的視角來回看和審視傳統的結果。但是，“我”履行啟迪思想的使命了嗎？顯然是沒有。小說這樣處理，明顯是作者魯迅要告訴讀者，“我”不但拿四叔沒辦法，就是麵對魯鎮普通人也沒有什麽辦法，所以隻能在那裏發些鬱悶的牢騷。

這就有些奇怪了，魯迅明明是讓“我”負有啟迪使命回故鄉的，結果兩天下來，“我”卻根本無法履行使命，隻好做出回城也就是逃離的計劃。魯迅為什麽要這麽安排？接著來看小說。“我”訪親問友不愉快後，無奈回到四叔書房，然後小說寫道：

壁上掛著的朱拓的大“壽”字，陳摶老祖寫的，一邊的對聯已經脫落，鬆鬆的卷了放在長桌上，一邊的還在，道是“事理通達心氣和平”。我又無聊賴的到窗下的案頭去一翻，隻見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錄集注》和一部《四書襯》。

作為宋代理學的奠基者的陳摶老祖，還是一個了不得書畫家，他的“壽”字看上去模糊卻又可以辨認出“富”、“林”、“弗”、“壽”四個字，因此常被形容為有仙風道骨的感覺。因為“我”具備傳統文化的知識素養，當然能夠很輕易地辨析出來。不僅如此，“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錄集注》和一部《四書襯》”等敘述可以進一步證明，作為“新黨”的“我”，“新”固然是特點是招牌，但“舊”更實在、更有功底。換句話說，在“我”的雙重文化和思想底色中，傳統“舊”的一麵要賽過“新”的一麵。

小說著意刻畫“我”很“舊”的接續場景是：第二天“我”聽到四叔大罵“謬種”，也聽說祥林嫂死去的消息。在這樣人命關天的大事麵前，“我”卻不敢詢問四叔，原因不過是知道臨近祝福時，“萬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類的話，倘不得已，就該用一種替代的隱語”。這幾筆描寫，可以看出，“我”對於四叔的威嚴的懼怕和順從。更深一層次的解讀，是作為新文化、新思想載體的“我”，在傳統的“舊”文化麵前，自覺不自覺地居於下風，或者等於宣布五四新文化、新思想完全不敵舊傳統、舊文化。

這樣的描寫和立意顯然已經說明，作者魯迅與主人公“我”之間存在巨大的距離和思想衝突，絕非王富仁教授所說的“敘述者實際上是作者最信賴的一個人，也是他認為他假想中的讀者能夠信賴的人”[15]。至於“《祝福》的敘述者是很有同情心的新式知識分子”[16]，“‘我’依然不失為一個有正義感、有覺悟的新黨”[17]，“完全以一種新的、不同於故鄉文化的觀點”和“在新的眼光的凝視中產生了全新的意義”[18]等，這些是似而非的評語，實在是一種二元思維的謬種。

真正的專業從業者，首先要跳出“新”與“舊”的二元思維，然後要進一步區分“新”到什麽程度、“舊”得怎樣。基於這樣的學術裏路，主人公“我”不但不是魯迅認可的所謂“五四”新文化人，反而是他自留學日本時就開始討厭的那些表麵學得一點現代知識但又並非真正完成現代性轉型的“新黨”。嚴家炎、汪暉等正是因為沒有看清作者魯迅與主人公“我”之間的內在衝突，所以以一種讚賞的態度肯定《祝福》中的“我”，“是唯一能在價值觀上對儒釋道合流的舊的倫理體係給予批判的人物”。[19]這種表麵上看去很合理而實質上嚴重誤讀魯迅、誤讀《祝福》及其主人公“我”的學術觀點，其實也可以說是被魯迅表麵文字欺騙而誤入歧途的結果。

四 專家會診：魯迅對“我”的深刻批判

小說《祝福》的深刻性同時又一直被忽視的一點在於，魯迅對主人公“我”的審視和批判並沒有停留在如何麵對文化傳統這一層麵上，而是繼續進行了深度的並具有終極意義的開掘，直接體現就是如何麵對祥林嫂的現實世界與超驗世界問題。

先來看“我”如何麵對祥林嫂的現實世界。

這一問題在小說中的呈現是多方麵的。比如，魯鎮的人不知道祥林嫂姓什麽，隻因為她是衛老婆子的鄰居，就猜想應該姓衛，至於到底姓什麽，大家並不關心。在此，讀者一定會譴責象征著傳統中國的魯鎮人的冷漠，這大抵是不錯的，但善良的讀者常常忘了問：主人公“我”很關心祥林嫂的姓氏嗎？小說中寫的是，“我”曾有所關心，但這種關心不過一閃念，“我”也就如魯鎮人一樣了。就此，是不是讀者更應該批判“我”呢？因為魯鎮人未離開過魯鎮，沒有接受過現代教育，不懂得關心他人、關心社會，他們的麻木無情是一如既往的，但“我”與魯鎮人不同，是接受過現代教育的，接受“五四”新文化熏陶的新人，應該懂得尊重和關心人類普遍的命運，應該知道女性也具有同男性一樣的權利，結果卻是“我”並不比魯鎮人更文明。

接下來，小說寫到祥林嫂被婆家人綁走，然後被賣到山裏嫁給賀老六，婆家因此得了八十千錢，不但解決了兩個小叔子的聘禮，還有剩餘。拜堂時祥林嫂拚命反抗，甚至撞頭自殺，然而終究徒勞。丈夫和兒子死後，房子又被賀家人收走。當衛老婆子繪聲繪色地講述這些時，四嬸除了一句“啊呀，這樣的婆婆”外，剩下的就是“祥林嫂竟肯依”和接連兩句“後來怎麽樣”。這種更在意“一女不嫁二夫”的舊文化積習和獵奇的消費心理，實在是大多數中國女人的寫照，其中可見魯迅繼續延續《呐喊》和《新青年·隨感錄》時期反傳統的思想追求。盡管這個過程中，“我”是處於隱身的敘事者，小說沒有給出具體的態度，也就留給讀者以想象或誤讀的空間。但是當祥林嫂再次來到魯鎮，並不停地向人們講述自己的悲劇，由起先得到同情到後來被嫌棄，最終被打發走，小說為此接著寫道：“然而她是從四叔家出去就成了乞丐的呢，還是先到衛老婆子家然後再成乞丐的呢？那我可不知道。”一句“我可不知道”，“我”的那種與魯鎮人沒有區別的冷漠態度和看客心理，就全然地體現出來了。

這裏就有一個問題了。小說開篇時已經點明，“我”與古老陳舊的魯鎮人不一樣，是“五四”新文化培養和熏陶下的比康有為更新的“新黨”。這種前後衝突、自相矛盾的安排，恰是作者魯迅要告訴讀者的，那就是“我”的確比魯鎮人“新”，因為有新知識、新視野，但在麻木、冷漠這一本質層麵上，“我”與魯鎮人是具有同一性的，區別隻在於披上了一層華麗的“新衣”而已。因此，相比於柳媽、其他魯鎮人，甚至包括四嬸、四叔在內，魯迅更著意要批評的是自我標榜為“新”卻又實在不夠“新”的這一類人。

那麽這裏再繼續追問一下：魯迅一貫深惡而痛絕之的“偽士”、“新黨”都是哪些人呢？揆諸曆史可知，他們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代表人士，比如在《藤野先生》中就是成群結隊的頭頂上盤著大辮子學跳交際舞的“清國留學生”；在《文化偏至論》中就是盲目崇拜和倡導西方物質主義張口閉口“競言武事”的“輇才小慧之徒”；在《破惡聲論》中就是“掣維新之衣，以蔽其自私之體”的“偽士”；在《狂人日記》中就是“生病”時詛咒傳統吃人但“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的狂人；在《端午節》中就是先前為公義常有激憤之語而後變成口中離不開“差不多”卻又喜歡讀《嚐試集》的犬儒主義者方玄綽……

再來看“我”如何麵對祥林嫂的超驗世界。

小說中在描寫這一主題時，首先是通過柳媽引入的，她對已經“一女二夫”的祥林嫂說：“你將來到陰司去，那兩個死鬼的男人還要爭，你給了誰好呢？閻羅大王隻好把你鋸開來，分給他們。”為了化解這一難題，柳媽同時給出了良方：“你不如及早抵當。你到土地廟裏去捐一條門檻，當作你的替身，給千人踏，萬人跨，贖了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於是本沒有什麽敬畏和信仰依托的祥林嫂，用一年的工錢十二元鷹洋，在土地廟捐了門檻。在這段描述中，所謂陰間、閻羅王、土地廟、捐門檻等術語以及貞潔、家庭倫理觀等，已經是混合佛家、道家和儒家等傳統中國文化和民間崇拜，其間有矛盾衝突但又和諧地統一在一起，就像四叔雖然是“講理學的老監生”，特別重視祭祀，卻又鍾情於陳摶老祖的道家。不過，祥林嫂在佛、道方麵的努力，還是被儒、道合一的四叔打敗。這一過程，盡管“我”並未在場，但那一句近乎理直氣壯的“那我可不知道”，不但表明“我”對祥林嫂的現實世界的漠不關心，而且對一度給她生活信心的精神依托也沒有關心。

現實中落敗的祥林嫂似乎對討飯的生活並不太在意，但對於死後的問題卻非常記掛，於是在生命走向末路前向“識字的，又是出門人，見識得多”的“我”進行求證：“一個人死了之後，究竟有沒有魂靈的？”“那麽，也就有地獄了？”“那麽，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見麵的？”對於這樣帶有終極之問和超驗世界的問題，祥林嫂並不知道這個被寄予厚望的“新黨”，“向來毫不介意”，她隻能得到一個模棱兩可、似是而非的答案。而且，祥林嫂更不知道的是，哪怕這個不盡如人意的答案，也是“我”在倉皇之下出於功利心打算之後的結果。

既然“我”接受了“五四”新文化的熏陶，當然應該知道新文化中必然包括“科學”這一內容，因為新文化運動就是以這個口號相號召的。作為預先被設定為啟蒙者的角色，也就可以被設想為科學的信奉者，“我”當然應該直接回答祥林嫂：人死後沒有魂靈，也沒有地獄。但是，小說中寫道“我”反而回答：“也許有罷”、“論理，就該也有”，盡管之後馬上又補充說：“然而也未必”、“實在，我說不清”。這樣旗幟不夠鮮明的態度，明顯不符合“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流，可見這個所謂“新黨”真的不夠“新”。

如果就此以為“我”之不夠科學、不夠“新”，是作者魯迅著意要批判的，那就誤會了，因為魯迅在這裏首先給予了“我”極大的同情，然後才落腳到批判這一目的。不過這批判不是因為不夠科學、不夠“新”，而是“我”這個自命維新的“新黨”竟然對超驗世界“向來毫不介意”。

何以這樣說呢？這就需要認真審視一下魯迅思想成長中關於超驗世界的看法了。早在1907年魯迅的《科學史教篇》中就有這樣的話：“蓋無間教宗學術美藝文章，均人間曼衍之要旨，定其孰要，今茲未能。”“蓋科學發見，常受超科學之力，易語以釋之，亦可曰非科學的理想之感動，古今知名之士，概如是矣。”[20]在《破惡聲論》中魯迅評價信奉猶太教的希伯來人是“向上之民，欲離是有限相對之現世，以趣無限絕對之至上者也” ，然後說：“人心必有所馮依，非信無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宗教由來，本向上之民所自建，縱對象有多一虛實之別，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則同然。”[21]盡管這幾篇文章絕大程度上是魯迅青年時期翻譯日本的著作[22]，但在科學與宗教的關係上，他顯然也認同書中的“超科學之力”、“無限絕對之至上”之說。這一點，對照當下世界，很多人堅決地認為科學與神學對立，而且大有勢不兩立的態勢，其實如果真正具有理性和科學思維的常識，就知道科學和神學並不衝突，起碼在科學起源時，神學和科學是一家的，比如哥白尼、伽利略、開普勒、牛頓、帕斯卡爾等都是基督徒，21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的柯林斯同樣追隨了耶穌。

有關超驗世界，雖然在魯迅那裏並沒有更多、更深的思考，但也可以說是埋下了一顆種子，比如“五四”時期，為應對北京政府推動立孔教為國教，魯迅曾倡議新青年同仁“逃入耶穌教”[23]。為此，有學者曾評說：“雖然這是一個應急性的建議，但也表明魯迅對基督教的認可。”[24]1922年時，麵對陳獨秀、蔡元培、李石曾、吳稚暉、李大釗等77人發起的具有排外性質的非基督教運動，魯迅雖未像馬相伯、許地山和陳衡哲等基督徒那樣公開進行辯護，也沒有參與周作人、錢玄同等五教授發布的《主張信教自由宣言》，但並不表明他對此充耳不聞或取讚同態度，這一點早有學者注意到[25]。至於1923年由丁文江、張君勱等發起的“科玄論戰”，魯迅表麵上同樣保持冷眼旁觀的態度，沒有公開撰文反駁科學主義論者，但這並不表明魯迅沒有自己的思考，而他的思考就體現在小說《祝福》中，不過是借祥林嫂之口發出質疑：非基督教運動者們、科學主義論者們，你們能否回答人死後有無靈魂這一問題？你們是否聽過詩人海涅譏諷讓上帝靠邊站的康德說：“老蘭培一定要有一個上帝，否則這個可憐的人就不能幸福”——“那麽實踐的理性也不妨保證上帝的存在”。[26]

這樣的質疑無疑是一個警鍾，尤其是對那些自以為是者的警鍾，那就是祥林嫂這類人，都在思考超驗世界的問題，而你們這些文化人竟然不去思考，還自以為是地扮演祥林嫂這類人的啟蒙者，實在是有些過度自大和狂妄了。

關於“我”在《祝福》中的地位和影響，吳曉東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說：“‘我’除了承擔敘事的功能外，也一直呈示著自己的主體化的聲音，盡管這是一種曖昧不明的聲音”，“‘我’其實也一直在心中與祥林嫂進行潛在的對話，隻是沒有被說出”。[27]這樣的觀點，應該說一定程度上抓住了《祝福》的核心問題，隻不過是因為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文本上而忽視了文本之外的曆史，故不敢把話點明說透。事實上，魯迅清楚非基督教運動者、科學主義者們，大多也沒有思考過人究竟有沒有靈魂這一問題，就像小說中借助“我”的反省那樣：“其實，究竟有沒有魂靈，我也說不清”、“對於魂靈的有無，我自己是向來毫不介意的”、“誰來管這等事”，於是借助主人公的反省批評道：“這時我已知道自己也還是完全一個愚人，什麽躊躇，什麽計畫，都擋不住三句問。”這一議論和批評，直接來說就是魯迅回應非基督教運動、科玄論戰最真實的態度，間接來說就是對“五四”啟蒙尚未完成卻自以為是的各色人等進行警醒和批判，錢理群教授因為沒有看到這一點，所以才先在文章中說“祥林嫂的故事卻相對獨立”、“祥林嫂無意中扮演了一個‘靈魂審問者’的角色”[28]，後在教科書中又說“小說卻出乎意外地安排了‘我’與祥林嫂的會見，把兩個故事聯結了起來”。[29]當然，結合魯迅自身來說，這樣的議論和批評未嚐不指向他自身，因為他能否禁得住“三句問”呢？可否說小說中的“我”也確有魯迅自身的影子呢？

接下來，魯迅的批判和自我批判沒有就此停止，他通過一大段心理描寫，對主人公“我”逃回四叔家後力圖為剛才的“說不清”進行脫責性的自我安慰進行了更尖銳的嘲諷：“‘說不清’是一句極有用的話。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於給人解決疑問，選定醫生，萬一結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這說不清來作結束，便事事逍遙自在了。我在這時，更感到這一句話的必要，即使和討飯的女人說話，也是萬不可省的。”由這一批判和嘲諷，就會聯想起《破惡聲論》中那一句：“偽士當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30]這句話同樣適用於《祝福》，用於缺乏超驗世界思考的每一個五四新文化人，包括魯迅自己，都可以說是更適合。如果再擴展說，從魯迅時代到現今，不管是文化名流還是販夫走卒，有幾個中國人真正思考過靈魂問題呢？這樣的批判和嘲諷何時何地不適用包括魯迅在內的所有人呢！

丁帆教授在名著《中國鄉土小說史》中說：《祝福》“雖然也有魯迅無處不在的理性之光的燭照，但更其突出的是在一定程度上衝淡了批判意識的複雜的文化情感”，“比起《阿Q正傳》來，這些作品則不能進行劃時代的超越，直接進入更高層次的文化批判”。[31]這樣的觀點如果是以祥林嫂為人物中心，當然說得過去，或者說評論得很到位，但是如果以“我”為中心，應該說完全誤讀了《祝福》，因為魯迅在小說中的批判並不比包括《阿Q正傳》在內的《呐喊》遜色，隻不過是他將批判的矛頭調整到新文化陣營，而麵對這些昔日一同向傳統開戰的戰友或自己，他不能像《呐喊》時代一樣的快意恩仇、直麵殺敵，隻好選擇一種委婉但絕不失嚴肅、深刻的批評方式。

綜上，隻有確認了《祝福》的主人公是“我”而非祥林嫂，隻有明白魯迅撰寫小說意在批判“我”這類半新不舊或外表新而內裏舊的“新黨”，那麽才會明白魯迅何以在《彷徨》小說集扉頁上的“題辭”中引用《離騷》的詩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也就會理解魯迅為何在《題〈彷徨〉》的小詩中寫：“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更會懂得魯迅在《自選集·自序》中自道：“後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夥伴還是會這麽變化，並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得到較整齊的材料，則還是做短篇小說，隻因為成了遊勇，布不成陣了，所以技術雖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較無拘束，而戰鬥的意氣卻冷得不少。新的戰友在那裏呢？我想，這是很不好的。”[32]

至於為何《祝福》始終被誤讀而不能被“正讀”？或者說《祝福》被長期誤讀的病理檢測報告是什麽呢？這就需要專門另做一篇文章了。

 

——原文刊於《名作欣賞》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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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普通高中課程標準試驗教科書·教師教學用書》，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7頁。

[②] 《普通高中課程標準試驗教科書·教師教學用書》，第19、23頁。

[③] 《普通高中課程標準試驗教科書·教師教學用書》，第24頁。

[④]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51頁。

[⑤]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9頁。

[⑥]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頁。

[⑦]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35頁。

[⑧] 《魯迅小說的敘事藝術》（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第4期。

[⑨] 《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9頁。

[⑩] 《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9頁。

[11] 《複調小說：魯迅的突出貢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第3期。

[12] 《複調小說：魯迅的突出貢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第3期。

[13] 《反抗絕望》，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40頁。

[14] 王富仁：《魯迅小說的敘事藝術》（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第3期。

[15] 王富仁：《魯迅小說的敘事藝術》，《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第3期。

[16] 程光煒、劉勇、吳曉東、孔慶東和郜元寶：《中國現代文學史》（第三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63頁。

[17] 《普通高中課程標準試驗教科書·教師教學用書》，第17頁。

[18] 汪暉：《反抗絕望》，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44頁。

[19] 《複調小說：魯迅的突出貢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第3期。

[20] 《科學史教篇》，《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29頁。

[21] 《破惡聲論》，《魯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29-30頁。

[22] 宋聲泉：《<科學史教篇>藍本考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1期；蔣暉：《維多利亞時代與中國現代性問題的誕生：重考魯迅<科學史教篇>的資料來源、結構和曆史哲學的命題》，《西北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

[23] 1919年1月7日，《錢玄同日記》上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339頁。

[24] 於輝：《五四新文化運動並不激進：基於五四期刊的外來詞研究》，《湘潭大學學報》，2020年第2期。

[25] 楊世海：《魯迅與非基督教運動》，《中南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

[26] 張玉書選編：《海涅文集·批評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第304頁。

[27] 吳曉東：《魯迅第一人稱小說的複調問題》，《文學評論》，2004年第4期。

[28] 《<祝福>“我”的故事和祥林嫂的故事》，《語文學習》，1993年第7期。

[29] 錢理群等：《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39頁。

[30] 《破惡聲論》，《魯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0頁。

[31]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頁。

[32] 《魯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4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