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群眾在十裏長街哭總理
(一)周恩來的第一次小型手術
1972年5月15日,保健醫生張佐良將周恩來的尿液送到北京醫院檢查,隔日即得到該院病理科的檢驗報告,檢查結論為: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
1973年1月13日清晨6時左右,徹夜工作的周恩來準備上床休息,不料就在他入廁時突然發生了大量尿血。幾天後,從天津、上海等地邀請的著名專家齊聚中南海,進而組成了後來負責周恩來疾病治療的專家小組。
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3月10日傍晚,吳階平等醫療小組成員悄悄轉移到北京西山附近的一處住地。經中央政治局四人小組〈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汪東興〉同意,決定在玉泉山設立一個小型醫療機構。在這裏,開始了周恩來患病以來的第一次小型手術——膀胱鏡檢查和電灼治療。治療後隻休息了兩周左右,他便返回西苑廳忙碌起來。
1973年10月底,周恩來的膀胱癌複發。翌年3月,醫療小組對周恩來進行了第二次電灼手術。手術不久,周恩來隻能利用工作之餘接受治療。5月初,周恩來尿液中竟然檢查出脫落的膀胱腫瘤乳頭癌組織。吳階平、張佐良等醫生憂心如焚,請求中央盡快解決周恩來的入院治療問題。但是張春橋竟以周恩來急需會見外賓等借口表示反對,並要求醫療小組人員對外封鎖周恩來血尿的化驗結果。他甚至無理提出必要時可更改化驗報告結論的說法。最後毛澤東同意,周恩來才於初夏時節到解放軍305醫院住院治療。
從1974年3月起,周恩來就開始大量尿血,每天達100多毫升。其間,雖然不時進行輸血,但仍然無法控製病情。住院之前的五個月中,是他帶病工作的最痛苦的時期,堪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據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統計,這5個月中他隻有13天工作時間較短,但每天也有12個小時之多。有74天他每日工作時間在14至18小時以上,有5天連讀工作24小時。
(二)周恩來的第一次大型手術
1974年6月1月,周恩來住進醫院的當時,醫療小組就為他進行了第一次大型手術。8月10日,又對周恩來體內擴散的癌腫進行了局部切除。
1975年1月下旬,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閉幕。2月1日,周恩來抱病主持了國務院常務會議。他考慮到自己的病情,決定對12位副總理的工作進行重新分工。周恩來確定鄧小平在他治療期間,主管外交並代理總理主持會議和簽批主要文件,同時確定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3位副總理負責國務院的日常事務。上述安排很快獲毛澤東批準。
1975年2月下旬,醫療小組經過檢查,再次確診周恩來的癌細胞仍在轉移,並確診已經患上了結腸癌。
3月26月傍晚時分,305醫院特護病室內外籠罩著緊張而肅穆的氣氛。這次周恩來的醫療小組除原來的吳階平等著名專家外,又增加了一批力量。這是周恩來患病以來最大的一次手術,所有專家都緊張堅守在手術室內,時間持續了8個小時。周恩來在術後恢複中自知生命有限,對參與手術的醫生們真誠地表示:“現在對癌症的治療還沒有好辦法,我一旦死去,你們要徹底解剖檢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為國家的醫學發展做出一點貢獻,這是我很高興的。”
9月初,北京病理科對周恩來腹部腫塊檢查後,得出的病理報告結論為: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和鱗狀細胞癌。吳階平等被這一嚴峻的現實驚呆了,因為他知道鱗狀細胞癌乃是所有膀胱癌病變中最為嚴重的一種,這也意味著周恩來的生命即將走向盡頭。
(三)周恩來在手術車上大聲喊道: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
9月20曰,中央政治局批準對周總理進行第四次大手術,鄧小平和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領導來到305醫院看望他。這時的周恩來已經預見到此次手術非同小可。就在手術之前,他來到了病房的衛生間,掏出筆在一份文件上寫東西。這時,手術室內所有的醫生護士都做好了準備,守候在走廊內的鄧小平等中央領導都很焦急。後來才知道,周恩來在術前一個小時裏,在1972年6月中央“批林”整風會議時他所作的《關於國民黨造謠誣蔑地刊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報告》上簽上自己的名字,並用顫抖的手給中央寫了一封與此事相關的信。一直到14時後,周恩來才把這封信鄭重地封好,交給了等候在門外的鄧穎超,要她適時交給中共中央。
就在周恩來將要進手述室的最後一刻,他忽然在手術車上用沙啞的聲音大聲喊了一句積鬱心中多時的話:“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周恩來一句呼喊,讓所有在場的中央領導猛然一驚。周恩來深知這次手術不同於以往的手術,這種癌症的惡性程度和較高的死亡率,已經讓他清醒意識到,必須對自己的後事有所交待了。
(四)文化大革命讓周恩來少活了十年
9月24日,毛澤東收到關於周恩來手術情況的報告以後,在會見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時說:“總理身體不好,一年開過4次刀,危險。康生身體不好,葉劍英的身體也不好。我82歲了,我也有病(指著陪同在場的鄧小平)隻有他算一個壯丁。”
自1974年6月病情加重住進305醫院後,周恩來先後接見外賓63批,與外國首腦政要談話17次,在醫院召集和主持會議20次,與葉劍英、鄧小平等中央負責同誌談話161次,與中央部委級領導幹部談話55次,出醫院參加重要會議20次,外出看望或找相關同誌談話7次。在住院期間,醫療小組專家對周恩來實施大小手術達13次之多。從1974年4月至1976年1月初,先後為周恩來輸血89次。
總理說:“這場‘文化大革命’讓我少活了十年。”
1月8日這一天,黃宛、方圻、吳蔚然都守在值班室。忽然鈴聲大作,這不是平時的電鈴,而是為遇緊急情況而專設的電鈴。不好!大家快步跑向病房,幾乎同時看到監護器上的心跳顯示,為七十幾次。陳在嘉大夫說,一直是一百多次,然而掉到七十幾次。她急得說不出話來。總理心跳在繼續下跌,六十次、五十次、三十次……
中央領導人接到在搶救總理的消息,李先念第一個走進病房,他彎下身子,雙手緊握著總理的手,隻叫了一聲“總理…”便再也說不出話了,淚水一下子湧了出來。他悲痛雙手發抖,站都站不穩了。醫護人員趕快把他扶到沙發上。他坐在那裏雙眼盯著總理,無言地抽泣著。
鄧大姐守在病房,看著醫生們搶救,她多麽希望像前幾次那樣,總理會醒過來。醫生們用盡了各種搶救措施,總理,人民的好總理,為人民奮鬥了60多個春秋的偉人,帶著全國人民的敬仰,離去了。跳動了78年的心髒於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停止了跳動。全體醫務人員、工作人員都站在總理周圍,忍不住放聲大哭!
11時05分,由鄧小平帶領葉劍英、李先念、華國鋒、陳錫聯、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倪誌福、吳桂賢、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走進總理病房,圍在總理遺體前肅立。鄧小平同誌說:“恩來同誌,安息吧!”然後向總理三鞠躬,目視著總理,緩緩地退出了病房。
當天下午,政治局開會籌備追悼會事宜,當時仍名義上擔任副總理的鄧小平於下午6點30把政治局撰寫的訃告草稿送毛主席批示。病重中的毛澤東一直關注著周恩來的悼念活動。14日下午,工作人員向他念中央送審的周恩來追悼大會的悼詞稿,聽悼詞時,毛澤東再也不能控製自己,失聲痛哭。這在毛澤東是極少見的。第二天一早毛就批準了訃告,毛甚至同意由鄧小平致悼詞。
訃告上稱:周恩來同誌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是中國人民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中國人民的忠誠的革命戰士,是黨和國家久經考驗的卓越領導人。這是政治上的評價。
當護送周恩來靈柩的靈車還沒有出動時,從醫院到八寶山沿東西長安街的兩邊,自發地站滿了群眾,男女老少都有,都在凜冽寒風中靜候著,要送總理最後一程。一聽到哀樂,看見靈車緩緩駛來,大家不約而同地哭啊……嗚嗚地哭啊?哭聲隨著靈車一路地滾過去……。當送別周總理的新聞記錄片在全國放映時,凡看到這一場麵的群眾也熱淚盈框。人們議論著,中國少了一個好當家的,少了一個了解人民群眾、關心人民群眾、熱愛人民群眾、支持人民群眾、為人民群眾說話、為人民群眾出點子、為人民群眾排憂解難、為人民群眾辦事、考慮問題細致周全,處理問題正義公道的好領導。這是人民群眾從一些具體的、甚至是細小的事件中,自己感受到的富有個人感情的評價。
世界各國領導人也發來了唁電。據《參考消息》2021年9月25日報道。當年,“美國前總統尼克鬆在聲明中說∶‘在過去二十五年裏我有幸會見過的一百多位首腦中,沒有一個人在敏銳的才智、哲理的通達和閱曆帶來的智慧方麵超過他,這些使他成為一位偉大的人!”“時任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也發表談話:‘周總理不僅是中國的偉大的領導人,而且是世界的有代表性的政治家之一,失去這樣一位人物不僅是中國而且也是世界的巨大損失。’”
四，詩人喊出了群眾的呼聲
——周總理,我們想念你!
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人民日報》第五版,發表了柯岩的一首詩。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一位男中音播音員,用沉痛的聲音全文播送了。
周總理,你在哪裏?
柯 岩
周總理,我們的好總理,
你在哪裏啊,你在哪裏?
你可知道,我們想念你,
——你的人民想念你!
我們對著高山喊:
周總理——
山穀回音:
“他剛離去,他剛離去,
革命征途千萬裏,
他步步緊跟毛主席!”
我們對著大地喊︰
周總理——
大地轟鳴:
“他剛離去,他剛離去,
你不見那沉甸甸的穀穗上,
還閃著他辛勤的汗滴……“
我們對著森林喊︰
周總理——
鬆濤陣陣︰
“他剛離去,他剛離去,
宿營地上篝火紅嗬,
伐木工人正在回憶他親切的笑語。”
我們對著大海喊︰
周總理——
海防戰士回答︰
“他剛離去,他剛離去,
你不見我身上,
他親手披上的大衣……”
我們找遍整個世界,
嗬,總理,
你在革命需要的每一個地方,
遼闊大地,
到處是你深深的足跡。
我們回到祖國的心髒,
我們在天安門前深情的呼喚︰
周——總——理——
廣場回音︰
“嗬,輕些呀,輕些,
他正在中南海會見外賓,
他正在政治局出席會議……”
總理啊,我們的好總理!
你就在這裏嗬,就在這裏!
——在這裏,在這裏,
在這裏……
你永遠和我們在一起,
——在一起,在一起,
在一起……
你永遠居住在太陽升起的地方,
你永遠居住在人民心裏,
你的人民世世代代想念你
想念你嗬,想念你,
——想——念——你……
全國人民都聽到了,從城市到鄉村,從機關到工廠、到學校到部隊,從高山到大海,從平原到大街小巷……,人們都含著眼淚聆聽。周總理活在人民的心裏。
十、鄧小平第二次被打倒
(一)鄧小平寫信給毛譯東,提出辭職
在1974年1月20日的政治局會議上,當鄧小平第三次做檢討時,他再次表示希望有機會見到毛主席。江青問鄧小平為何要見毛主席,鄧小平說,他要親自向主席說明自己錯誤的嚴重性,親自聆聽主席的批評和指示。但是毛澤東一向拒絕跟他的批判對象見麵,這次也不例外。鄧小平知道自己無法單獨見到毛主席後,立即提筆給毛寫了一封信,實際上是宣布自己準備辭職,。他把信交給了毛遠新,請其轉交毛澤東。信中寫道:“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擔負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責任,懇請予以批準。現在,己過去兩個多月,批判還將繼續下去,再不提出會妨礙中央的工作,增加自己的過失。至於我自己,一切聽從主席和中央的決定。”
毛收到鄧小平的信後,第二天又與毛遠新見麵,聽他匯報鄧小平在昨天會上的表現。在毛遠新看來,鄧小平的檢查仍然不充分。毛遠新還向毛澤東匯報說,三位副總理——華國鋒、紀登奎、陳錫聯,都請求有人牽頭處理國務院工作。毛立刻回答說,可以讓華國鋒帶個頭,並隨即主持黨的日常工作。就在同一天(1月21日),張春橋和江青安排召開了清華、北大的黨委會議,會上第一次點名批判了鄧小平。
3月2日江青召開了一個12省負責人的會議,試圖將鄧小平的嚴重性升級,把他稱為“反革命”和“法西斯”。毛澤東認為這太過分了。批評江青不跟自己商量就開會,並禁止發表她的講話錄音。
3月3日,毛澤東和華國鋒批鄧的文件傳達到全黨。從此在全國開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政治運動。要求人人表態,與中央絕對保持一致。不過華國鋒和毛澤東一樣,對批鄧運動做了一些限製:不要上街貼批鄧的大字報,不要在廣播電台上批判。
(二)批鄧,批什麽?
《雲南日報》的編輯曾給瀛乙來電話約稿,主要是“批鄧”,自己寫評論,或者組織工農群眾座談,寫成紀要。瀛乙把這個情況告訴了東方泥。兩人議論了一下,自己寫,得有內容,批不起來,就沒有什麽可寫的。致於座談會,這是領導的事,我們沒有這個資格去組織工農群眾的“批鄧”會。
致於反擊右傾翻案風,廳裏有幾個人有這個意向。主要是是機關和直屬單位裏有人對譚甫仁搞的“劃線站隊”不滿。“九一三”事件以後,不按中央的部署批林彪,而是搞“批譚批派”。到街上去貼大字報、刷大標語,在牆上地上到處寫,認為這就是右傾翻案風。改哲民私下通知了幾個人到藍英原家裏開會,研究對這種現象進行反擊。去開會的有東方泥、瀛乙,還有公輸欣夫等。在這個會上,大家湊了一些材料,公輸欣夫最激憤,點了不少人的名。東方泥沒有發言,主要是對公輸欣夫這個人有看法,這個極左分子是個兩麵派。寫大字報的任務最後落在了東方泥和瀛乙的身上。改哲民說,大字報寫好以後,我們集體簽名,共同負責。
散會以後,東方泥向瀛乙說:“第一、批譚批派的大方向不對,我們說沒有用,要中央發話才行(後來,中央有關領導果然指出,雲南當前首要的是揭發批判林彪線上的人和事,而不是批譚批派。);第二、他們點了這麽多人的名,這些人和事我們並不了解,寫出去,被點名的人還不是恨寫大字報的人。雖然改哲民強調集體簽名、共同負責,但人家一看筆跡就知道大字報是誰寫的。當你遭報複打擊的時候,你別指望公輸欣夫來保護你。這個大字報我不寫了,我勸你也不要寫。這件事就吹掉了。
(三)鄧小平的問題升了級
3月30日,悼念周恩來的第一批花圈開始出現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北京市的領導說,大約有100萬人去過廣場,當天廣場上的人數最多時達到10萬,並一直維持在數萬人以上。北京市的領導發出緊急通知說,“不要去天安門送花圈……送花圈是舊習俗”。但是消息不脛而走,4月4日星期日那天,天安門廣場上人山人海(估計超過了200萬人),人們向周恩來表示敬意。
4月5日星期一的黎明,北京市派出大約200輛卡車來天安門廣場,工人們把花圈扔到車上拉走了。天亮之後人群又湧入廣場,人數超過10萬人。當天下午政治局再次開會。已多日不參加政治局會議的鄧小平被叫到會上接受批判。張春橋首先攻擊鄧小平說,他就和納吉(Ⅰmre Nagy,1956年匈牙利暴動的主使者)一樣。毛遠新接著傳達了毛澤東批評鄧小平的書麵和口頭指示,鄧小平一直保持沉默。
根據政治局批準的計劃,民兵要在晚上8點出動,但當時在場的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認為,廣場上的示威者仍然太多。最後,夜裏11點吳忠打電話報告北京市委書記兼革委會主任吳德,還留在廣場上的示威者大約隻有1000人了,吳德下令出動民兵清場。
4月6日淩晨,中央政治局向毛澤東寫出了關於天安門廣場情況的報告。當時充當聯絡員的毛遠新,向已經重病在床的毛澤東匯報了中央政治局討論天安門廣場的情況,並把姚文元親筆擬定的《天安門事件現場報道》讀給病塌上的毛澤東。
4月7日上午8時05分,毛澤東聽了“現場報道”,誣蔑人民群眾悼念周恩來是“反革命活動”,誣蔑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說天安門事件“公開打出擁護鄧小平的旗號,喪心病狂地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妄圖扭轉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方向。”聽完長達1個多小時的匯報後,身體已經極度衰弱的毛澤東已經不能通過語言表達他的意思,隻能用顫抖的手給守在身邊的毛遠新寫了關於鄧小平的三點指示:“這次,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這三件事。性質變了,據此,趕出去(指鄧小平)”。
4月7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的江西廳內,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毛澤東關於“天安門事件”的最新指示。在會上,江青、張春橋叫囂,一口咬定鄧小平就是“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並說鄧小平曾坐著汽車到天安門廣場親自進行指揮。江、張說,要做好思想準備,可能有“群眾”要去衝擊鄧小平,把鄧小平抓起來。華國鋒主持會議,對於說鄧小平坐車到天安門廣場直接指揮一事,他說,應該去向鄧小平本人問一下,以便核實。江青說:“讓汪東興去吧。”後來,汪東興去問了鄧小平。鄧小平說,他隻有一次坐車去北京飯店理發,根本不是什麽“指揮”。張春橋不滿意,他讓汪東興寫個談話記錄。汪東興發火了,說:“讓你們去,你們都不去。記錄我不寫,以後也別讓我去了,下次你們自己去問吧。”
4月7日晚8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廣播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兩個決議”。“決議”的第一個內容是,“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華國鋒同誌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第二個內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4月8日,鄧小平給汪東興寫信,他向黨中央和毛譯東表示:第一、擁護華國鋒擔任黨的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第二、對繼續保留他的黨籍表示感謝。
機關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人人表態,轉彎子(這是第三次對鄧小平的問題表態、轉彎子了),擁護中央的決定,與中央絕對保持一致。至於批鄧的發言目前還沒有聽到,這說明群眾對鄧小平的整頓是認可的。
(四)整頓錯了嗎?
回到家裏,東方泥向酈靜月說:“單位上組織批鄧,批不起來。因為鄧小平遵循的“三項指示”是毛主席的指示。而且是毛主席在‘文革’中提出來的。第一項,‘反修防修’正是‘文革’的中心任務;第二項,安定團結,‘文革’搞得黨內、企事業單位、廠礦、學校四分五裂,派性鬥得你死我活,中央一直都在強調大聯合,強調安定團結,這不錯;第三項,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也是毛主席、周總理早就提出來的,要抓革命,促生產嘛!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一次講話,毛主席批示道,抓革命,促生產這兩句話是否在什麽地方加進去。說明陳伯達隻抓‘兩條路線’鬥爭而罔顧生產。再不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大家連飯都沒得吃的,喝西北風。
“再說,鄧小平抓的這些整頓項目,的確問題累累。首先從問題最嚴重的鐵路部門入手,正是抓在點子上了,我是感同身受。去年我隨阿爾巴尼亞專家跑了幾個省,多坐火車。那個亂勁……,走走停停,不準時,管理混亂,兩派互鬥,你撤我的台,我撤你的台。火車單軌,運行不準時,會出問題的。沒有水喝,我們坐軟席的還好一點,那些坐硬席的才腦火啊!車到站一停,旅客一窩蜂式地跑下去,衝到平時供旅客洗臉的自來水管處搶水;車廂超員,連廁所都站著人;沒有飯賣,到了站就在小食攤上搶吃的東西。有的人就在窗口買,拿了東西沒來得及付錢,小販就提著籃子跟著火車跑,要錢;有的付了錢還沒拿著吃的東西,小販就抓著一個饅頭或餅子往窗子裏丟進來,那還算好的。不丟的,你還不是幹瞪眼。還有,旅客放進站台以後,為了搶位子,從窗口爬進去;還有,托運的東西會丟;托運的箱子被亂丟、亂甩,被弄髒、砸壞,這是過去鐵路管理中從未有過的情況。
“再說坐飛機的情況,過去航空公司的服務是最好的,因為坐飛機的人相對要少一些,不亂。現在也不行了,也是管理混亂。我們從武漢到上海是坐飛機,因為手提的是小件,有重量規定的,衣物等都托運。到了上海,阿專家托運的一個旅行包找不著了。上海接待組的同誌和我們都在貴賓室裏等。機場的一位負責同誌也急了,讓我們先到賓館住下休息,他負責找,不會丟失,主要是管理混亂,給拉亂了。當天下午才找著,因為他們的人手少,無法送來,讓我們自己去取,你看看,這不是找麻煩嗎?
“再說首都的公共交通車。我從北京回昆明的時候因飛機票不好買,隻好分段走,先從北京到成都。離開北京的那一天,朱士林送我,幫我提一個包。我們提前一個半小時從新僑飯店出發到民航大樓乘班車去機場,時間足夠了。來到長安街公交站等車,第一輛車不停,因為人太滿,停了也上不去。來了第二輛又不停,而且車次不多,這一下子讓我們急了,直到第四輛車才鬆一點,阿彌托佛,我們終於上車了,時間已經過了一半。車到王府井嘩地上來一批人,把車就塞滿了,我們被擠到車中間,我說,壞了,等一會兒怎麽下車啊!一站一站地磨蹭著走,下的人少,上的人多,到了民航大樓附近那個站,不出所料,人塞滿了,擠不出去。車門開了,見沒人上下,馬上就關上了,急得我們大叫,還有下車的,請等一等。不知是駕駛員沒有聽見,還是他不耐煩等我們下車,車還是嗡嗡地開了……,朱士林吼叫道,我們要下車,我們是乘飛機的,你擔擱我們上飛機,飛機票錢要找你賠的。駕駛員還算好,將車停下了。勞駕!勞駕!我們要下車,憑全身的力氣拚命往外擠,我們各提一個包,包擠不過去,隻好舉起來,好心的乘客也幫我們把包傳過去,終於下了車。把人的氣都擠脫了,朱士林的臉色都變了,我的上衣扣子被擠掉了一顆。提著包趕快往民航大樓跑吧!朱士林邊跑邊說,從大串連以來,北京的交通秩序就是這樣的,也沒有人來治理,以後別到北京來了,少受這個罪!剛跑到民航大樓門口,民航局去機場的班車已經開出來了,趕快又喊,停車!停車!我們要去機場。車停了,唉喲,我的媽呀!我上去了,終於到達機場。事情還沒有完,飛機不知道什麽原因晚點,管理部門也不向旅客說明,大家都坐那裏幹等、幹急!也不便上街吃晚飯,隻好餓著肚子。好不容易起飛了,到了成都時間已經很晚了,我們是最後一個航班。行李房的一位男同誌為了節約時間,不逐個查收據發放行李,而是讓旅客自己進到行李房去取,也是好心。我進去以後,看見一個灰色提包上有一個白布條,這是我專設的便於尋找的標記,拿來一看,這個白布條沒有名字,而且提包沒有上鎖,而我的有名字還加了鎖的。轉來轉去就是找不著我的那個包。直到所有的人都拿完了,就剩下最後這個包,但這不是我的。這種灰色提包很多,看來也有人拴了一個白布條作標記,肯定是這個人拿錯了。一位女工作人員趕快跑到停車場處喊道,誰把包拿錯了,請檢查一下?有兩輛車送旅客進城,第一輛車坐滿了人,有人催著開車,車就開走了。這位女工作人員生氣地說,叫別開車,等大家的行李拿完了,不錯了再開車,硬是不聽。這個包肯定是第一輛車上的人拿錯了,車開走了!那位男同誌問我,你包裏是些什麽東西?我說,隻是些換洗的衣服,還有幾本外文辭典。這位男同誌把留下的這個灰色提包的拉鏈拉開一看,有照像機,有幾張已簽字的商業合同等。連忙說:“不要緊,他包裏的東西更重要,他會回來換的。這種人也有,這麽重要的東西,既不上鎖,也不看清楚,拿了別人的包就走。像什麽話,他媽……,他沒有罵出來,他是替我出這口氣。你明天早上到民航局成都辦事處去問一下,他送回來了,就請你來機場取。我說,這不是擔擱我的時間嗎?男同誌說,沒有辦法,請你原諒,這是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出現了漏洞造成的。不應該讓第一輛車先開了,任何一個環節都不能馬虎。第二天早上我到民航局成都辦事處一問,我的包送回來了,讓我去機場拿,正好辦事處有一輛車送旅客到機場,我就搭車去了。到辦公室取了我的包,那位男同誌再三表示歉意,隨便聊了幾句,大概不到十分鍾,心想,恐怕還得等一段時間才能搭剛才來的那輛車回市裏去。剛走出辦公樓的大門,隻見昨天那位女同去追著送旅客的那輛車大聲喊道,停車!停車!有一位旅客要搭車子進城。停車!停車!追了一程路,終於把那輛車喊停了。我趕快跑過去,隻聽見那位女同誌在我身後上氣不接下氣地說,真見鬼!亂成這個樣子,不出事才怪。她這是對整個交通運輸的現狀下結論了。”
酈靜月說:“學校教育還不是亂,好像無人過問。三千萬青年學生上山下鄉,學校走空了,希望寄托在誰身上?教師搞鬥批改,怎麽改?毛主席說,理工大學還是應該辦,這才開始辦大學,但不通過考試,而是通過基層領導的推薦。有的人為獲得一個推薦上大學的資格,拉關係,走後門,亂七八糟說不出口的事都發生了。這就涉及製度的問題,不整頓怎麽行。”
“再說文藝界的情況,”東方泥說,“盡管樣板戲很好,也廣泛流傳了,可以說,大人小孩都能唱幾段,京劇從未這樣普及過。但是,一打開收音機都是:‘謝謝媽!臨行喝媽一碗酒,渾身是膽,雄糾糾。’也不行。文藝創作強調“三突出”,結果把一個悲劇演得器宇軒昂,缺乏悲慘遭遇的細節,削弱了感染力。朝鮮電影“賣花姑娘”寫的是姐妹倆受苦受難的遭遇,那些細節都非常真實非常感人,電影院裏哭聲一片。這是我看電影時很少見到的現象,說明群眾還是喜歡富有感情的細節。
“部隊怎麽整頓我不知道,但從鄧小平寫給毛主席的信中可以看出,林彪強調人的決定因素的時候,忽略了軍事技術和戰術的訓練。林彪多次說,隻要人不怕死就會打勝仗,這是正確的,又是片麵的。如果鄧小平在部隊的整頓中,是要加強軍事技術和戰術的訓練,我認為是對的。任何一個行業,在正確的大方向的指引下,要加強專業的學習和提高,而且還要精益求精,否則不可能搞好本職工作。打仗更是如此,那是要付出生命代價的。”
酈靜月打招呼說:“你還是小心點,莫在會上說這些話。”
東方泥說:“現在的情況好一些了,有人敢說話了,隻要你說得有道理,能分清是非,群眾也會認可。有人議論說,現在有些言論,如果放在五七年反右時,肯定是右派言論。如今老當也學乖了,不輕易整群眾了,要密切聯係群眾,與群眾搞好關係。現時群眾最恨的是打小報告、兩麵派、見風使舵者、叛徒、馬屁精、造謠誣陷、恩將仇報之類的政治扒手。見著這種人就群起而攻之,讓群眾識別他的真麵目。
“群眾之間,也不想樹敵。中國的政治,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次你整了老子,老子下一次還不是整你雜種。我們現在接觸到的年輕人要好多了,他們沒有經過各種政治運動的‘洗禮’,對人對事比較較真誠、坦率。等我們這一批老家夥都死絕了,情況、風氣、作風、意識會慢慢好起來……,你信不信?也快了,好多人已經走了
“夏衍寫了一首《整人》詩,在民間廣泛流傳,我背給你聽:
聞道人須整,而今盡整人,
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
整自由他整,人還是我人,
請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酈靜月哈哈笑道:“寫得太好了,你幫我寫出來,我帶到醫院去念給我們那些同事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