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燕山夜話》假介紹“知識”之名，
行反黨反社會主義之實
“發端於蒼蠅、臭蟲之微，而歸結及於政局”是鄧拓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一種手法
“《夜話》在報紙上連續發表，而對於報紙方麵的事情卻幾乎一點也不曾談起，這是什麽原故？難道你對於這一方麵的事情不感興趣嗎？
熟悉的朋友向我提出了這樣的責難，不禁使我啞然失笑。這有什麽可說的呢？好了，現在剛巧有一封讀者來信，要我談談林白水之死，這一下總算有機會談到新聞方麵的事情了。”
“辛亥革命以後，林白水在北京創辦了《新社會日報》。他發表文章說：‘中國今日之政體，民主固善，而封建餘威曾未少殺，欲謀芟除，計須十五年之努力。’有人說，從他寫文章的時候起，到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恰恰是十五年左右，這一點也算是林白水的‘預見’吧。然而，他的文章據說往往是‘信手拈來’，‘發端於蒼蠅、臭蟲之微，而歸結及於政局’，‘語多感憤而雜以詼諧’，所以特別惹起了一部分當權者的不滿。《新社會日報》一度曾被勒令停刊，後來複刊的時候，他宣布：‘自今伊始，除去新社會日報之新字，如斬首級，示所以自刑也。’這便是《新社會日報》改為《社會日報》的經過。”
《林白水之死》，《燕山夜話》五集，第一0五—— 一0七頁。
原載《北京晚報》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按：長期辦報的鄧拓，為什麽提起報紙方麵的事情，會“啞然失笑”
呢？這是值得考證一番的，一考證就會發現他因為辦報紙時受了
批評，而對黨懷恨在心。
據說，辛亥革命後，在北京創辦了一分報紙的報館主筆林白
水，他所寫的文章往往是“信手拈來”，“發端於蒼蠅、臭蟲之
微，而歸結及於政局”。這難道不是鄧拓的自白嗎？鄧拓“辛辛
苦苦”，寫了文章如果讀者不懂怎麽辦呢？因此，他需要借死人
之口來表白一番，他講的是瓦片、蜜蜂之類，但“歸結及於政局”。
這是一把鑰匙，我們應該用這把鑰匙去“打開”他的“燕山夜話”。
“夜話”大都“語帶雙關”，有其
“政治目的”的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這是明代東林黨首領顧憲成撰寫的一幅對聯”
“為什麽忽然想起這幅對聯呢？因為有幾個朋友在談話中，認為古人讀書似乎都沒有什麽政治目的，都是為讀書而讀書，都是讀死書的。為了證明這種認識不合事實，才提起了這幅對聯。而且，這幅對聯知道的人很少，頗有介紹的必要。
上聯的意思是講書院的環境便於人們專心讀書。這十一個字很生動地描寫了自然界的風雨聲和人們的讀書聲交織在一起的情景：令人仿佛置身於當年的東林書院中，耳朵裏好象真正聽見了一片朗讀和講學的聲音，與天籟齊鳴。
下聯的意思是講在書院中讀書的人都要關心政治。這十一個字充分地表明了當時的東林黨人在政治上的抱負。他們主張不能隻關心自己的家事，還要關心國家大事和全世界的事情。”
“把上下聯貫串起來看，它的意思更加明顯，就是說一麵要致力讀書，一麵要關心政治，兩方麵要緊密結合。而且，上聯的風聲、雨聲也可以理解為語帶雙關，即兼指自然界的風雨和政治上的風雨而言。因此，這副對聯的意義實在是相當深長的。
從我們現在的眼光看上去，東林黨人讀書和講學，顯然有他們的政治目的。”
“既要努力讀書，又要關心政治，這是愈來愈明白的道理。古人尚且知道這種道理，宣揚這種道理，難道我們還不如古人，還不懂得這種道理嗎？無論如何，我們應該比古人懂得更充分、更深刻、更透徹！”
《事事關心》，《燕山夜話》二集，第六〇——六二頁。
原載《北京晚報》一九六一年十月八日。
按：鄧拓告訴我們，“東林黨人讀書和講學，顯然有他們的目的”，
東林黨人說的風聲、雨聲，是“語帶雙關”，“兼指自然界的風
雨和政治上的風雨”，意義“相當深長”。這是鄧拓的自我表白。
煽動要用“漫畫手法”，
表達對“社會現實不滿的情緒”
“古代的人已經懂得用繪畫為武器，揭露惡人惡事，表揚善事。因此，以善惡對比為題材的繪畫，就可以認為是中國古代漫畫的一種表現形式。”
“但是，一般的說來，曆來的畫家們對於當時的社會現實不但不能進行分析和批判，而且畢竟還不敢大膽地揭露它的弊病。於是有一些畫家就選擇了特別含蓄的表現形式，以表達他們對當時的社會現實不滿的情緒。”
“最突出的漫畫，還應該說到所謂揚州八怪的作品。這些畫家實際上都是當時南北各地不滿於現實的文人，他們憤世嫉俗，滿腹牢騷，不合時宜。因此，當時的人們稱之為‘怪’，而他們自己也坦然以‘怪’自居。他們在這樣的思想感情支配之下，畫出來的東西，就必然非有一些‘怪’氣不可了。在這裏，就舉羅兩峰的作品為例吧。……他生平最愛畫鬼，並且以畫鬼而成名。人們都知道他的成名之作乃是《鬼趣圖》，這可以說是古代漫畫的典型了。”
“（我們）知道他對鬼的諷剌，實際上卻是對人的諷剌。但是在當時的社會上，畫家如果直接用漫畫去諷剌那班活人，一定要惹禍；如果隻諷剌一些死鬼，就不至於有什麽危險了。也許正是經過了這些實際的考慮之後，畫家終於選擇了以鬼為諷剌對象的這種漫畫手法。”
《古代的漫畫》，《燕山夜話》三集，第五一 —— 五三頁。
原載《北京晚報》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日。
按：這裏講得很明白，“對鬼的諷剌”，就是“對人的諷剌”，就是
用“漫畫手法”發泄對社會現實的“不滿的情緒”。“夜話”當
然也是這樣。
形勢不妙，暫時退卻，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看到一本題名為《三十六計》的油印小冊子”。
“它列舉了三十六計的名目，並且引述了古代兵家用計的實例作為證明，這是他的可取之處。”
“這本小冊子所說的三十六計是：瞞天過海、圍魏救趙、借刀殺人、以逸待勞、趁火打劫、聲東擊西、無中生有、暗渡陳倉、隔岸觀火、笑裏藏刀、李代桃僵、順手牽羊、打草驚蛇、借屍還魂、調虎離山、欲擒故縱、拋磚引玉、擒賊擒王、釜底抽薪、渾水摸魚、金蟬脫殼、關門捉賊、遠交近攻、假途伐虢、偷梁換柱、指桑罵槐、假癡不癲、上屋抽梯、樹上開花、反客為主、美人計、空城計、反間計、苦肉計、連環計、走為上。這裏頭沒有增兵減灶、十麵埋伏、虛張聲勢、誘敵深入、拖刀計、疑兵計等名目，而把打草驚蛇、無中生有、樹上開花等都開列進去，似乎也不算妥當。
“究竟三十六計應該包括哪些內容？解釋有出入是什麽原因呢？這個問題，多想想就能明白”。
“那末，在古代是否有人談到三十六計呢？最早談到它的是誰呢？據我所知……大概以《南齊書》《王敬則傳》為最早。”
“《南齊書》卷二十六《王敬則傳》中關於這一段話有如下的記載：
‘時上疾已篤，敬則倉卒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
同樣，在《南史》卷四十五《王敬則傳》中‘……在汝父子唯應急走耳’的一句後麵，還加了一句話：‘蓋譏檀道濟避魏事也。’”
“檀道濟生活的時代稍早於王敬則。他是南朝宋武帝劉裕的開國武將；宋文帝劉義隆即位以後，他被進封為武陵郡公，拜征南大將軍，督師伐魏，三十餘戰皆捷，後以糧草不繼，巧計退兵。”
“《南史》卷十五《檀道濟傳》卻寫得比較清楚，它說：
‘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略地，轉戰至濟上，魏軍盛，遂克滑台。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曆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俱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誌。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複追；以降者妄，斬以狥。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不克定河南，全軍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憚之。’
照這樣的情形看來，檀道濟當時所用的計策，並不隻是以‘走為上’；如果沒有其他計策，他要走也走不了。可是他用了疑兵、反間等幾種計策，互相配合，使魏軍不敢追逼，才能安全退走。王敬則譏笑檀道濟避魏之事，現在看來，恰恰證明王敬則乃是無謀之輩。
從上麵所引的有關材料，加以綜合判斷，我們對於所謂‘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這句話，已經了解它是什麽意思了。那末，由此引伸發展而構成的所謂三十六計，究竟是什麽一回事，不是也就很明白了嗎？”
《三十六計》，《燕山夜話》五集，第八四——八七頁。
原載《北京晚報》一九六二年九月二日。
按：《三十六計》是《燕山夜話》的最後一篇文章。發表於一九六二
年九月二日。黨的十中全會快要召開了。鄧拓覺得形勢不妙，於
是，“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布置退卻了。但是，要退得安全，
必須動腦筋，用計謀。如果沒有其它計策，“要走也走不了。”
他開列了三十六計的名目，供同道者參考。《夜話》暫時《下馬》
了，“三家村”黑店照常營業，以便保存實力，東山再起。但是，
不管他是三十六計還是七十二計，都是跑不了的。
門友昰說道:“這篇批判文章有三種字體。引用的《燕山夜話》原文是打有引號的宋體。這其中值得注意的句子是用楷體。最後編者的按語是用的黑體。大家要看看報紙,什麽是重點就更清楚些了。”
等把這篇文章念完，已到下班時間。下午六點下班，走半個小時到家，到食堂排隊打飯回家，已近七點，吃完飯洗洗碗，又要趕到機關參加晚上八至十點的學習。東方泥和酈靜月晚上都要趕到各自的單位參加學習，晚上娃娃怎麽辦？幼兒園的運轉也不正常了，好多家長已經把孩子接回家了。娃娃少，不辦夥食不行，辦夥食也難。老師也建議酈靜月把寒梅接回家算了，隻好接回來。白天倒不用操心，樓上樓下隔壁左右的娃娃多，住的房子是外走廊，各家大門都是敞開的，娃娃們串來串去，有玩伴。把鑰匙用繩子拴上，套在娃娃的脖子上，就放野鴨子了。晚上娃娃們都歸家了，寒梅一個人在屋子裏害怕，吃完晚飯，趕快幫她洗臉洗腳，上床睡覺。寒梅要求爸媽等她睡著了再走，不要關燈。爸媽都答應道，好好，你趕快閉著眼睛睡覺。可是，就是睡不著。東方泥就陪著她講故事，講安徒生的、托爾斯泰的、普希金的童話，倒是有效，但是時間要得多。東方泥就自己編，編一個讓她感到疲勞的故事，好快點入睡。東方泥讓寒梅閉上眼睛，講道：“從前有個老奶奶帶著她的小孫女，到一個很遠很遠的花果上去，走呀走呀！走呀走呀！過了一座橋，又走呀走呀，走呀走呀，……”寒梅閉著眼小聲地問：“怎麽還沒有到？”東方泥說：“路很遠很遠，奶奶看小孫女走不動了，就背著她走呀走呀，爬過一座山又走呀走呀，聲音越說越小，走呀走呀，輕聲細氣地說，走呀走呀……”寒梅睡著了。靜月的路遠，已經先走了。老東一看表，趕快往五華山四步並作兩步跑。第二天第三天，接連幾天的晚上都是講這個故事，從前……東方泥剛一開口，寒梅閉著眼睛接下去說道，有一個老奶奶……，東方泥想，是呀今天他們也該走到花果山了，不能扯得毫無意思，單調沉長。剛說道，看到好多又香又甜的水果呀，小孫女高興得蹦起來……，還沒有等到小孫女嚐到鮮甜的水果，寒梅就睡著了。東方泥覺得很內疚，這樣應付和欺騙小女兒，實際是在治她，損傷她的童趣，作父親的良心和責任到哪裏去了。
五、端掉《三家村》黑店，深挖分店。
五月十一日下午組長卞燾在會上說道，今天學習1966年《紅旗》第7期轉載1966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所發表的文章。這篇文章更長，是篇綜合性的批判文章。說罷，就開始念道；評“三家村”
——《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的反動本質
姚文元
四月十六日，《前線》和《北京日報》發表了題名為《關於“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的批判》的材料，並且加了一個編者按。這個“編者按”說：“本刊、本報過去發表了這些文章又沒有及時地批判，這是錯誤的。其原因是我們沒有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頭腦中又有著資產階級、封建階級思想的影響，以致在這一場嚴重的鬥爭中喪失立場或者喪失警惕。”這是一篇大謊話。《燕山夜話》的作者是鄧拓，《三家村雜記》則是鄧拓、廖沫沙、吳晗合股開辦的一個黑店。鄧拓擔任了《前線》的主編，又把持和壟斷了北京市的思想文化工作領導崗位，他同“三家村”的夥計們一起，把《前線》《北京日報》《北京晚報》……當作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工具，猖狂地執行了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的路線，充當了反動階級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黨進攻的喉舌，難道隻是一個什麽“喪失警惕”“沒有及時地批判”的問題嗎？放出了這許多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難道頭腦裏隻有那麽一點點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嗎？對這個大騙局需要徹底揭穿。
人們都還記得，在《海瑞罷官》批判剛開始時，鄧拓是裝作正確的姿態出現的。在經過一番緊張的籌劃策謀之後，鄧拓化名向陽生，寫了一篇名為《從<海瑞罷官>談到“道德繼承論”》的長文章，在《北京日報》《前線》同時發表。這是一篇以“批判”吳晗的姿態為吳晗救命的文章，是徹頭徹尾反黨反馬克思主義的大毒草。《北京日報》《前線》同時大登鄧拓《批判》吳晗的文章，這難道隻是什麽“喪失警惕”麽？這難道是什麽“放鬆了文化學術戰線上的階級鬥爭”麽?不，完全不是，他們的“警惕性”是很高的。他們對向黨和人民進行的“階級鬥爭”是抓得很緊的。當時看看吳晗的問題掩蓋不住了，慌忙由鄧拓出來搞假“批判”；反麵人物唱久了，要裝正麵人物，總是裝不象，露出了不少馬腳。現在，看鄧拓也保不住了，又急急忙忙用編輯部的名義出來搞一個假“批判”，頑強抵抗，阻礙鬥爭進一步深入。但裝得更不象，馬腳露得更多了。什麽“沒有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什麽“沒有及時地批判”，統統是騙人的，無非是想用“批判”鄧拓及“三家村”的幌子，把自己裝作還是站在正確方麵，欺騙讀者，欺騙黨。
采取這種態度，怎麽可能把問題說得清楚呢？怎麽可能去“開展嚴肅的批判”呢？按語中說：吳晗“一而再、再而三”地“為被撤了職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張目”，這件事他們曾經想掩蓋，但早就掩蓋不住了，現在隻好被迫承認；按語中又說；廖沫沙是“自覺地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一員主將”，可是在末尾說到鄧拓呢，隻是“吹棒死人，頑固地提倡向死人學習”，“大量地宣傳了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思想，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隻字不提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活動，這就使人更難相信了。一百五十多篇《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杞記》中許多毒草，隻是提倡“向死人學習”嗎？隻是宣傳了封建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嗎？隻是一個思想錯誤而不是政治問題嗎？“三家村”有兩家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而另一家寫得最多的反而隻是“提倡向死人學習”而已，這在邏輯上說得通嗎，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假批判，真蒙混，無非是演一出“批判”的戲給人們看，以抗拒黨中央的指示，這不是很清楚的事嗎？
配合這個按語而整理的《<燕山夜話>究竟宣揚了什麽？》一文，雖然長達兩版，卻同樣掩藏了尖銳的政治問題。幾個部分的標題是：“歪曲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嗚的方針,主張讓資產階級思想泛濫”，“全麵美化封建社會製度”，“借封建古人之屍，還資產階級之魂”，“宣揚剝削階級沒落的人生哲學”，“以古諷今，旁敲側擊”。標題表現著編者的傾向和判斷。這種編法從側麵告訴讀者：《燕山夜話》沒有或極少反對黨中央、毛主席和支持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內容，與《海瑞罷官》性質不同。把歪曲雙百方針醒目放在第一部分，把“以古諷今”放在最後，寥寥數語，輕描淡寫，略加點綴，勉強湊了兩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編者苦心所在。
我們一查對，卻完全不是這麽一回事。大量十分惡毒地誣蔑黨中央和毛主席、支持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攻擊總路線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政治言論不予編入或加以刪節；明明最刻毒的借古諷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故意避重就輕地列入其他部分；《燕山夜話》在全國的惡劣影響，隻字未提。相反，把某些並非要害問題的內容，大肆鋪陳，煞有介事，企圖化大為小，蒙混過關。尤其是隱藏了這樣的事實：鄧拓、吳晗、廖沫沙這個時期所寫的大批向黨進攻的文章並不是各不相關的“單幹”，而是從“三家村”的合夥公司裏拋出來的，有指揮，有計劃，異常鮮明地相互配合著。吳晗是一位急先鋒，廖沫沙緊緊跟上，而三將之中真正的“主將”，即“三家村”黑店的掌櫃和總管，則是鄧拓。
毛澤東同誌這樣教育我們：“我們必須堅持真理，而真理必須旗幟鮮明。”(《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在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中，一定會出現種種假象，隻有鮮明地高舉毛澤東思想的革命旗幟，堅持原則，毫不含糊、毫不吞吞吐吐地揭露事物的本質，才能不為各種假象所欺騙。既然《前線》《北京日報》突然端出了《燕山夜話》和《三家村雜記》的問題，又掩蓋了真相，一切革命的人們當然有責任徹底弄清它的反動麵目。《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雖然內容十分龐雜，但一分析，就可以看到它貫穿著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這條黑線同《海瑞罵皇帝》《海瑞罷官》是一脈相承，在這幾年中國的政治氣候中刮起了一陣烏雲。現在，是到了進一步揭開“三家村”這家大黑店的內幕的時候了！
《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是怎樣開場的？
《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都是緊接著《海瑞罷官》開場的。它是“三家村”中經過精心策劃的、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進攻。隻要一看時間表，立刻可以得到異常深刻的印象。
一九六一年一月，《海瑞罷官》在《北京文藝》發表。這個戲的反動本質現在是愈看愈清楚了，它的矛頭對準廬山會議，對準了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它要翻廬山會議的案。戲中叫喊“海青天”即右傾機會主義者的“罷官”是“理不公”，右傾機會主義者應當再回來主持“朝政”，貫徹他的修正主義綱領。支持右傾機會主義者東山再起重新上台，實現資本主義複辟，這就是《海瑞罷官》作者當時的迫切心情。這也是“三家村”的“兄弟”們在當時的共同心情。
劇本一發表，立刻得到一些人的捧場和支持，“三家村”的兄弟們以為先鋒出馬得勝了，欣喜欲狂，得意忘形。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日，廖沫沙在《北京晚報》上摩拳擦掌地說：“臘鼓鳴，春草生”“在春季就要開始大幹”。這是“三家村”的早春氣候。接著，二月十六日，廖沫沙公開致信吳晗，向他“破門而出”表示“祝賀”，“以便鼓舞幹勁”，並建議“‘史’和‘戲’必須分工而合作”。二月十八日，吳晗在回信中以先鋒的身份向他的“老兄”說：“也要向老兄建議，你為何不破門而出呢？”他拍著胸膛說：“你說我破門而出，這句話點著了。我就是要破門而出，這個門非破不可”。好一副進攻的姿態！好一派洶洶的氣勢！真有點拚一拚的樣子。他當時認為進攻的時機已到，拋出《海瑞罷官》之後，臘鼓既鳴，他們這一夥要“大幹”一場了！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即大呼“這個門非破不可”之後一周，吳晗在《“神仙會”和百家爭鳴》一文中，大呼“一層層的神仙會，一直開到基層”，“因為基層的成員都是在實際工作中，接觸實際，問題更具體，更突出，更集中”。他高喊要在基層中“懷著鬼胎”的那些人都行動起來。他高喊要“掃清百家爭鳴前進道路上的阻力”，並且得意地自我吹噓說：“讀了四十多年書，教了一二十年大學，也寫了幾本書，似乎也可以算個知識分子了。”這表明，他自以為有本錢，又有後台老板撐腰，現在是他們反共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場大施威風的時刻了。
就在這一陣陣的密鑼緊鼓聲中，在《海瑞罷官》所掀起的黑風迷霧造成的“熱烈”氣氛中，在吳晗“掃清道路”的棍子“掃”了一陣之後，緊接著一九六一年三月，主將登台了。《燕山夜話》“按照朋友們的建議”“破門而出了”。鄧拓說，他是“被人拉上馬的”，錯了，應該改作“被人請上馬”的。先鋒開路，“兄弟”執鞭，主將不是該上馬了麽？
《三家村劄記》的登台，則是緊接著吳晗《海瑞罷官》序。一九六一年八月，正是國內的反動階級加緊進攻的時期，吳晗在劇本的前言中特別指明，“這個戲著重寫海瑞的剛直不阿，不為強暴所屈，不為失敗所嚇倒，失敗了再幹的堅強意誌”，積極鼓動、支持“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向黨重新發動進攻。他在序言中得意地說到他的“朋友”如何為他出謀劃策，並且聲明要“拋磚引玉”，“引”出大批毒草來。接著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燕山夜話》中登出了一篇《事事關心》，引用了一副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十分激動地說：這“充分地表明了當時的東林黨人在政治上的抱負”，“這副對聯的意義實在是相當深長的”。東林黨是明代地主階級內部的“反對派”，鄧拓這麽欣賞“東林黨人在政治上的抱負”，是因為“反對派”引起了他內心的共鳴。很明顯，鄧拓覺得現在陣陣“風聲、雨聲”，歪風黑雨，很不平靜，應當進一步施展“政治上的抱負”，“事事關心”，更加公開地向黨向社會主義發動進攻了！隻隔幾天，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出版的鄧拓主編的《前線》中，公開掛出了“三家村”的牌子，把暗地裏的地下工廠變成一個公開的合夥公司，集中三家的火力，開始幾期就射出了《“偉大的空話”》等等極其惡毒地攻擊黨中央的領導的炮彈。
《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的出場表明，這是《海瑞罷官》拋出之後有步驟有組織有指揮地向黨繼續進攻。要把“三家村”的作品密切聯係起來，才能徹底揭露這家黑店的內幕。
一條黑線 幾股妖風
鄧拓自己說，燕山夜話的題目是這樣來的：“我常常想到、看到、聽到一些東西，覺得有了問題，隨時就產生一個題目”。鄧拓身居領導崗位，他“看到”的是什麽東西呢？他“聽到”的是什麽人的話呢？這裏他透露了《燕山夜話》都是針對當前現實生活中他不滿的“問題”而發的，有一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惡毒內容是“聽”來之後再經過他編排成文的。這些文章的出發點和主題，都是當前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問題，有強烈的現實性，不是一般的“美化古人”。根據作者指出的這條線索，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見，在《燕山夜話》和《三家對劄記》中，貫穿一條同《海瑞罵皇帝》《海瑞罷官》一脈相承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誣蔑和攻擊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黨中央，攻擊黨的總路線，極力支持被“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翻案進攻，支持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勢力的猖狂進攻。這條黑線隨著國內外階級鬥爭形勢的變化，隨著“想到、看到、聽到”的“問題”不同，選擇不同的攻擊方向，“分工合作”，相互呼應，四麵配合，掀起了一陣陣的黑浪，刮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妖風。
一九六一年一月，黨中央舉行了八屆九中全會。全會指出：“我國在過去的三年中所取得的偉大成就，說明了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適合中國的實際情況的。”“鑒於農業生產連續兩年遭到了嚴重的自然災害，一九六一年全國必須集中力量加強農業戰線”。全會的公報中尖銳地指出：“……占人口百分之幾的極少數沒有改造好的地主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他們總是企圖複辟，他們利用自然災害所造成的困難和某些基層工作中的缺點，進行破壞活動。”(《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公報》)他們括起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風，極力誹謗和誣蔑黨和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咒罵黨中央，妄圖推翻黨的總路線。緊接著這次全會而開場的《燕山夜話》，為企圖複辟的資產階級分子和地主階級分子的政治服務，利用由於嚴重自然災害而產生的某些經濟上的困難，集中地掀起了一股攻擊總路線和支持地主階級、資產階級複辟活動的妖風。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鄧拓提出了“歡迎‘雜家’”的口號。這些“雜家”是什麽人呢？據他說就是“有廣博的知識”、“雜七雜八地包羅萬象”的人。他還說：“舊時代知名的學者，程度不等地都可以說是雜家”。他警告黨說：“現在我們如果不承認所謂‘雜家’的廣博知識對於各種領導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的重要意義，那將是我們的很大損失。”請注意“領導工作”，這是要害。很清楚，從上麵鄧拓的話看，這個“雜家”就是那些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分子、地主階級分子及這些階級的知識分子，就是一撮政治麵目不清的人物，就是地主資產階級“學者”之流的反動人物。鄧拓文章裏當作大菩薩抬出來的帝王將相、三教九流、封建頑固、直到風水先生這些“雜七雜八”的死人，都是“雜家”祠堂裏的祖宗牌位。他們以自己的“知識”為資本，正在拚命混進來或爬上去，篡奪各級領導崗位，改變無產階級專政的性質。鄧拓要我們重視“雜家”對“領導工作”的“重要意義”，就是要黨向他們開門，讓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雜家”來奪取“各種領導工作”的領導權。同時抓取“科學研究工作”即學術界、思想界的領導權，為資本主義複辟準備輿論。他自己就自命為一名頭號“雜家”。當時有些資產階級分子，不正也躍躍欲試地要“領導”“重視”他們進行資本主義剝削的“廣博知識”嗎？他們不是想用自己這種“知識”使社會主義企業變質為資本主義企業嗎？“歡迎‘雜家’”這個口號，是“三家村”為了支持剝削階級分子篡奪領導權而提出的，不要以為這是一句空話。《三家村》裏的“雜家”們不是果然把持了一批“領導工作”嗎？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三日，在《堵塞不如開導》一文中，鄧拓再一次要求對“一切事物”都要“積極開導使之順利發展”。如果“堵塞事物運動發展的道路”，就“注定會失敗”。請注意“一切事物”，即包括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黑暗的事物。我們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就一定要堵塞資本主義複辟的道路；我們要支持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就一定要打擊反革命的腐朽事物。“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開辟革命的洪流，就要堵塞反動的逆流。鄧拓卻要求我們對“一切事物”即包括反社會主義的事物也不要“堵塞”，也要“使之順利發展”，這不是明明要我們實現資產階級自由化，向正在括起來的“單幹風”“三自一包風”……屈膝投降嗎？“開導”就是開路，他們自命為資本主義勢力的“開路先鋒”。“三家村”估計社會主義要“失敗”了，搞資本主義複辟的黑風“必然會勝利”了，他們可以公開地投靠“發展”資本主義的反動勢力了！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在《愛護勞動力的學說》一文中，鄧拓赤裸裸地攻擊我們不“愛護勞動力”，把無產階級專政和地主階級專政相提並論，說什麽“早在春秋戰國及其前後的時期”，剝削階級“通過自己的統治經驗”“發現了勞動力消長的某些客觀規律”，計算出“各種基本建設所用的勞動力”的限度。鄧拓要求“我們應該從古人的經驗中得到新的啟發，更加注意在各方麵努力愛護勞動力”。誰都知道，我們是最愛護勞動力的，中國共產黨的一切工作，都是從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的，都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而曆史上一切奴隸主階級和地主階級，從來隻會對勞動人民進行貪得無厭的、永無休止的殘酷剝削，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奴隸和農民的大起義，他們怎麽會認識什麽“勞動力消長的“客觀規律”呢？這不過是利用當時我們因自然災害而造成的暫時困難，誣蔑總路線、大躍進是不“愛護勞動力”，要我們放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放棄大辦農業，放棄執行奮發圖強、自力更生的革命方針，用地主階級的所謂“統治經驗”來瓦解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說：你們搞自力更生是“力不勝任”的，是“過於勉強”的，趕快下馬，趕快放棄，還是照地主階級“雜家”們的老辦法辦事吧！這不是明明配合美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惡毒攻擊麽！如果照了這條路線去做，我們不但沒有大慶和大寨，沒有原子彈，而且會淪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決不是偶然的，就在這篇文章發表前後，鄧拓竭力鼓吹向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學習。他在《交友待客之道》一文中，鼓吹要“學習”“團結”“比自己強”的國家，“要歡迎朋友比自己強”。《從三到萬》一文裏，又咒罵什麽“如果自命不凡，看到入門很容易，就把老師一腳踢開，那末，他就什麽也學不成。”這是惡毒攻擊我們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要求把修正主義請進門，引狼入室。我們要學習世界上一切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和教訓，但是決不能學修正主義。我們熱烈歡迎一切革命事業的大發展，但是決不能去歡迎修正主義。鄧拓這一係列的指桑罵槐，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腔調一模一樣，誣蔑黨的社會主義建設路線是“勉強”的，隻有“學”蘇聯修正主義集團的道路，在中國搞修正主義，“才有出路”。
在掀起這股妖風的時候，“三家村”一方麵竭力為牛鬼蛇神的出籠呐喊助威，大力開路，裏應外合；一方麵配合國內外反動派和觀代修正主義者，惡毒的攻擊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為現代修正主義塗脂抹粉，妄想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重新登台製造輿論。
一九六一年六、七月間，“三家村”又吹起了一股大妖風。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四十周年。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高舉總路線的紅旗，在同國內外反動派的尖銳的鬥爭中，在同嚴重的自然災害的鬥爭中，引導著中國人民繼續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勝利前進。這時，國內的反動勢力，被“罷”了“官”但不甘心失敗的右傾機會主義者，正在進一步刮起“翻案風”，想否定廬山會議對他們的批判，否定解放以來曆次重大的政治鬥爭的成果。“三家村”裏的“兄弟”們，這時向黨中央射出了密集的支持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毒箭。
一九六一年六月七日，吳晗在一篇以紀念於謙為名的陰暗文章裏，又提出了一個“誣告”的案件，大大把被“罷官”的於謙吹捧了一通，說他“性格剛直”“生性樸素”“永垂不朽”，特別提出於謙“名譽恢複了”，“於謙的政敵都先後失敗”，並另外注明他被任命為“兵部尚書(國防部長)”。“恢複名譽”是今天我們的語言，皇帝根本不會說這種話。吳晗不過用來透露他的一種心情：無產階級革命派就會“先後失敗”，很快就要為右傾機會主義者“恢複名譽”了！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緊接著吳晗提出於謙的案子，鄧拓又發表了《陳絳和王耿的案件》。這篇文章是這樣的惡毒和露骨，作者心中有鬼，根本不敢收進《燕山夜話》的集子裏。我們是從發表《燕山夜話》的《北京晚報》上找到的。作者說這個“掌故”可以“打開人的思路”，才把它從舊書堆中翻出來。文章隱喻地說了一個“故意誇大和捏造的”“案件” ，畫龍點睛在最後一段：“宋代政府在明肅太後臨朝期間，吏治已經日趨腐敗。上邊用人行政沒有精明強幹的宰相和他的僚屬認真負責；下邊的地方官吏則為所欲為”，以至造成了“這個案件”的“擴大化和複雜化”。這是用地富反壞右的反革命腔調，惡毒的誣蔑我們的黨，借攻擊“明肅太後”“宰相”為名，刻毒咒罵我們黨中央，用“為所欲為”的“下麵的官吏”來刻毒咒罵各級幹部，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其他反黨分子喊冤。甚至連“擴大化”這種現代的字眼也喊出來了！要“打開” 什麽“思路” 呢？不就是要打開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其他反黨分子“翻案”的“思路”嗎？不就是要打開牛鬼蛇神攻擊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思路嗎？尤其耐人尋味的是，鄧拓把“翻案”的希望寄托在有一個“精明強幹的宰相”登台奪取領導，這是在呼喚什麽角色上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正是“三家村”中的主將的口氣。不收進集子裏，隻是“欲蓋彌彰”，更加引人注目！
在此同時，鄧拓還在《兩座廟的興廢》中，對“兩座廟的一興一廢”大大發了一通“感慨”。一座廟香火盛了，“遠近聞名”；另一座廟卻“廢”了，“一直無人理睬”。為怕別人不懂，特別要我們推及“其他類似的事情”。這就是指我們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太冷淡了，沒有人再去燒香了。鄧拓對那些從政治舞台上倒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爛泥菩薩，對那些被黨和人民徹底唾棄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和其他反黨分子“一直無人理睬”的遭遇，表示強烈的不滿，要黨重新“重視”他們，把“廢”了的菩薩重新供起來！
緊接著，吳晗在《海瑞罷官》的前言中就更露骨地喊出“海瑞罷官了，但他並不屈服，不喪氣”，叫囂要“不為失敗所嚇倒，失敗了再幹的堅強意誌”了！這是“三家村”當時的共同呼聲，決非孤立事件。他們不但鼓動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再幹”，而且自己“幹”得更起勁了！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三家村”裏拋出了十分惡毒的反共文章《專治“健忘症”》。這篇文章惡毒誣蔑黨的負責同誌患了“健忘症”，“見過的東西很快都忘了，說過的話很快也忘了”，“自食其言”，“言而無信”，“喜怒無常”，要“用一根特製的棍棒，打擊病人的頭部，使之‘休克’”。這不但同右傾機會主義者仇恨和誣蔑黨中央的語言一模一樣，而且簡直要想把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一棍子打死。這多麽狠毒！他們不是很想把革命者打死打昏，讓修正主義上台麽？這篇文章赤裸裸地暴露了他們對黨充滿了刻骨的階級仇恨，完全是站在地富反壞右的立場上攻擊我們的黨！
上麵一連串的事實，確鑿地證明了《海瑞罷官》不僅代表吳晗一個人的政治態度，而是“三家村”集體支持“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政治活動的一個前奏曲。這個集團中一小撮人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奪取黨和國家的權力上，煽起了一股逆流。然而，“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這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誣蔑和攻擊，絲毫無損於黨的偉大光輝，隻能暴露他們的罪惡麵目，激起人民的憤怒，被黨和人民所唾棄。
從《三家村紮記》開場到一九六二年三月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的時期，“三家村”的進攻，可以說是達到了瘋狂的程度。這時，首先是國際上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者，進一步掀起了囂張一時的反華大合唱。一九六一年十月召開的蘇共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蘇共領導把他們自己從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開始逐步發展起來的修正主義路線形成完整體係，進一步推行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複辟資本主義的修正主義政治路線。在國內，企圖複辟的反動階級和他們政治上的代理人，利用我們連續三年遭受嚴重自然災害，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中發出了更加猖狂的全麵進攻，妄想在我們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的時候，顛覆黨的領導，顛覆無產階級專政。
最能代表“三家村”在這段時期對形勢估計的有兩篇文章：一篇是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吳晗的《說浪》。他以抑製不住的狂熱心情，熱烈歡呼“這半年多來”衝擊著社會的一股“浪”，他高興地喊叫“這股浪頭可真大”，把一股衝擊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逆流，當作“浪”的成績而大行鼓吹。他對今後形勢的估計是“浪頭”將“越來越大”。吳晗利令智昏地認為：他們這一夥人會勝利，修正主義的逆流即將變成主流。不久，二月四日鄧拓在一篇不敢收進集子的《今年的春節》一文中更加赤裸裸地說；“北風帶來的嚴寒季節就要結束了，代之而起的將是和暖的東風，大地很快就要解凍了”。“解凍”不是赫魯嘵夫修正主義集團反對斯大林時用的徹頭徹尾的反革命語言嗎？這夥人利令智昏地估計：一九六二年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就要結束了”，無產階級專政會被反社會主義的逆“浪”衝倒，“代之而起”的將是右傾機會主義者即修正主義者的天下了，“三家村”的人們將更加得勢，可以為所欲為了。同誌們請看：“三家村”是多麽希望中國出觀修正主義“解凍”的局麵啊！
在這種形勢估計下，“三家村”瘋狂地發動了全麵進攻：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月，鄧拓在《三家村劄記》中發表了《“偉大的空話”》。他假借批評一個孩子的詩，指桑罵槐地咒罵“東風是我們的恩人，西風是我們的敵人”是“空話”“八股”“陳詞濫調”“自鳴得意”。這是明目張膽地咒罵“東風壓倒西風”這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論斷是“空話”。鄧拓說：“這種偉大的空話在某些特殊的場合是不可避免的”，這是暗示讀者，他並不是在咒罵小孩子的詩，而是咒罵在“特殊場合”即國際和國內階級鬥爭中我們黨進行鬥爭、教育群眾的思想武器。鄧拓的目的何在？就是把引導我們前進的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刻毒地誣為“空話”；要我們在政治生活中取消毛澤東思想，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他竟然狂妄地要求我們的黨“少說一些，遇到要說話的時侯，就去休息”。毛澤東思想“休息”了，修正主義思想不就可以大泛濫了嗎？他們瘋狂地咒罵毛澤東思想，不但不能損害毛澤東思想一根毫毛，反而更加顯出了毛澤東思想是使一切牛鬼蛇神恐懼發抖的具有無限革命威力的思想武器！
同它密切配合，“三家村”中接連發了一批攻擊毛澤東思想、誹謗革命派的文章。《燕山夜話》拋出了《“放下即實地”》，中心是要黨“放下”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諷刺抓住不放的人是“瞎子”是“自討苦吃”。他要求黨“盡管放心大膽地撒手”，讓自己跌下去，跌到聽謂“實地”即資本主義的土地上去。十一月二十五日，廖沫沙同時發表了兩篇文章：《“孔之卓”在哪裏？》《怕鬼的“雅謔”》。前一篇用吹捧孔子的形式說：“孔子倒很有‘民主’思想，歡迎人家對自已的學說提出批評”，言外之意是要黨發揚資產階級的“民主”，讓反動分子起來攻擊毛澤東思想。後一篇用仇恨的語言誣蔑毛澤東思想，誣蔑革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口出大言”、“口稱不怕鬼而實際怕鬼怕得要死的人”，要使他們“醜態百出”。誰都知道：在毛澤東思想教育下的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偉大的中國人民不但不怕一切妖魔鬼怪，而且決心要粉碎世界上一切妖魔鬼怪，“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這兩句詩，概括了偉大的中國人民大無畏的英雄麵貌。這種英雄氣概能壓倒一切歪風邪氣。廖沫沙竟然要編一本《怕鬼的故事》，這不是明明配合國內外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者，醜化不怕鬼的中國人民、醜化黨、醜化堅持毛澤東思想的革命派嗎？
這兩篇文章發表的第二天，《燕山夜話》立刻又登出了《兩則外國寓言》，進一步攻擊所謂“說大話”。說什麽“直到如今，這樣吹牛的人物，隨時隨地都還可以遇見”。惡狠狠地叫喊“決不會輕易地放走吹牛的騙子”。你要革命嗎？你要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嗎？你要自力更生、克服困難嗎？這都是“大話”，都是“吹牛”，“三家村”都要找你算賬。這篇文章在收進集子的時候，作者刪去了這樣一句話：“困難不但不會被克服，反而越來越多，其嚴重性也日益增大”。你看，他們是多麽惡毒地嘲笑我們黨為克服困難而采取的自力更生的方針啊！他們竟認為困難會“越來越多”。不久，吳晗在《趙括和馬謖》中，再一次用兩個所謂“嘩眾取寵”“誇誇其談”的故事，借古諷今地教訓我們“今天來重溫”所謂“失敗的經驗”，“害己、害人、誤國的教訓”，顯然，吳晗妄想偉大的中國人民“摔了大跟鬥”，總路線已經“失敗”，右傾機會主義者就要上台了。這一陣從鄧拓《“偉大的空話”》開始的大黑風，同呼喚右傾機會主義者上台完全結合在一起了。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正欣欣向榮進入一個新高潮的今天，重讀這些文字，隻能告訴我們：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好漢”是永遠不可能看到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的！他們在估計政治形勢上比瞎子還要瞎！
同誌們、朋友們請看，這以鄧拓文章為核心的誣蔑和攻擊，在一個短時間內，目標這樣集中，語言這樣一致，難道不是經過有計劃的組織和配合嗎？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是多麽瘋狂啊！我們怎能不激起強烈的義憤！怎麽能不徹底粉碎他們！
接著“破門而出”的一連串文章，矛頭更加露骨地對準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黨中央，把攻擊重點從政治問題轉到組織問題，其惡毒和瘋狂的程度是罕見的：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鄧拓在《智謀是可靠的嗎？》一文中，提出了要“皇帝”“博采廣謀”。他特別強調“不必謀自己出”，別有用心地說：“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這決不是要領導幹部虛心傾聽下麵的意見，而是要黨中央接受他們支持的那條修正主義路線。他們狂妄地警告黨：如果“不管什麽事情總是要自己出主意，企圖出奇製勝”，不接受“下麵”即“三家村”的“好意見”，“終久會有一天要吃大虧”。這是公開要求把複辟資本主義的“計謀”變成黨的路線，惡毒地咒罵黨中央。他們的“好意見”，就是搞修正主義，就是搞資本主義複辟，就是使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重新陷於痛苦黑暗的被壓迫境地。這是最壞的主意。正同什麽是香花毒草一樣，革命的人民同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在“好”“壞”的區別上，是截然對立的，是不可能有共同語言的。
二月二十五日，隻隔三天，又冒出一篇《王道和霸道》。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告訴我們：“王道”和“霸道”都是地主階級專政，都是反革命暴力。一切表麵上以“王道”出現的地主階級統治，其骨子裏都是霸道，“仁政”之類不過是血淋淋的反革命暴力的一塊遮羞布罷了。魯迅一針見血指出過：“在中國的王道，看上去雖然好象是和霸道對立的東西，其實卻是兄弟，這之前和之後，一定要有霸道跑來的。”(《魯迅全集》第六卷，第一0頁)鄧拓卻大捧“王道”，說什麽：“即便在古代，王道也畢竟要比霸道好得多”。這種荒謬已極的歌頌地主階級專政是為了什麽呢？是為了要“我們”去接受鄧拓捏造的“經驗教訓”：“這使人一看就感覺到當時要想做霸主的，到處樹敵，多麽不得人心！”並且特別翻譯成為“我們的(即‘三家村’的)語言”說：“所謂霸道，……就是咋咋呼呼的憑主觀武斷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風。”這個腔調我們不是聽過多少次了嗎？現代修正主義者把妄圖建立世界霸權的美帝國主義捧為和平天使，惡毒地誣蔑堅決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中國是“好戰”，“霸權主義”；國內的反動階級積極鼓吹“三和一少”——即對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現代修正主要“和”，對各國人民革命鬥爭支援要少，攻擊我們“孤立”、“到處樹敵”。隻要對照一下，人們可以淸楚地看到：《燕山夜話》惡毒地攻擊“想做霸主的”“到處樹敵”“不得人心”“一意孤行”正是針對著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路線，充當了國內外反動派的應聲蟲！它決不止是《北京日報》文章中所說的“美化封建社會製度”的問題！
三月二十九日，冒出了一篇《為李三才辯護》。題目就很奇怪：今天並沒有什麽人攻擊四百年前的李三才，有什麽必要大聲疾呼地“為李三才辯護”呢？據說，李三才“是一個正麵的曆史人物”，是“攻擊封建黑暗政治”的大英雄。一查《明史》，不對了，這是一個血腥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大猾積盜，廣設方略，悉禽滅之”，一生血債累累。這是一個死心塌地為“封建黑暗政治”服務的地主階級走狗，一再上疏要求徹底撲滅所謂“禍亂”“巨盜”，“永保”地主階級的天下。為這樣的人物“辯護”真正的用意何在呢？
原來，李三才是一個想爬進內閣去的野心家，他因為同當時地主階級當權派有矛盾，以“反對派”的身份不斷攻擊當權派，在奏疏中提出過“為民請命”的口號，在狗咬狗的矛盾中“罷”了“官”。鄧拓吹捧這個“辭官”的“反對派”，把他捏造成一個大英雄，是為了借這個死人替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辯護”。鄧拓把筆鋒集中在“罷官”之後：“甚至在李三才終於退歸故裏以後，他們還要把‘盜皇木營建私第’等罪名，加於李三才身上”，“李三才又一再上疏，……而萬曆的朝廷卻不敢徹底查究這個事實。”所謂“不敢徹底查究這個事實”是為了影射之用而捏造的，曆史上明明記載著一批官吏“往勘”。鄧拓不過借此極力吹捧當時已經“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阻撓革命的人們繼續查清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罪惡活動的鬥爭，竭力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翻案，大力支持“罷官”之後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再次用“上疏”向黨猖狂進攻。
《為李三才辯護》是《海瑞罷官》的續篇，“李三才”就是罷官之後的“海青天”，“這不是很明白了嗎？”
“三家村”所有直接攻擊黨中央，毛主席和總路線的材料太多了，舉不勝舉。僅就《海瑞罷官》發表之後幾股妖風中的部分文章，已經可以看到“三家村”裏的黑幕多麽驚人，這一小撮人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懷著多麽強烈的階級仇恨，他們對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者如何無所不至地吹捧和支持。他們盼望中國變顏色，從紅色的中國變成黑色的中國。這個黑店是資本主義複辟的一個重要巢穴，內藏毒蛇，必須徹底弄清它，搗毀它！大家起來，搗毀“三家村”，徹底鬧革命，這是我們當前的戰鬥任務！
無孔不入，千萬百計地推行“和平演變”
除了露骨的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作品外，《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中還有一批所謂“學術”“考據”“休息”的形式出現的大毒草，它們在所謂“領略古今有用知識”的掩護下，向社會主義發動了全麵的進攻。它們不是一般的“美化封建社會製度”“吹捧死人”，而有它現實的政治目的：一方麵，它配合那條露骨地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黑線，用“曆史”“學問”“興趣”打掩護，麻痹人們的革命警惕，欺騙更多的讀者，擴大影響；另一方麵，它本身就是用“軟刀子割頭”的辦法，全麵地反對黨和毛澤東同誌在各個領域中堅持的無產階級路線，全麵地用地主資產階級思想腐蝕革命幹部和革命人民，推行“和平演變”。任何人對這一套上癮了，入了迷，就會變質為新的資產階級分子。鋒铓畢露的毒箭，五顏六色的糖衣炮彈，是“三家村”中使出的兩手。
鄧拓在《燕山夜話》第一篇文章，就以占領“生命的三分之一”作為自己的招牌，說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勞動、工作以後，以輕鬆的心情，領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識”。“三分之一”，表麵上指的是“業餘”時間，但“三家村”當然決不止是要“三分之一”，而是要想顛覆整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資本主義複辟。但“三分之一”恰恰可以用作為占領其他“三分之二”作掩護。要大家用“輕鬆的心情”來讀《燕山夜話》，是為了麻痹大家的革命警惕，他們想從腐蝕那些革命立場不堅定的人“生命的三分之一”開始，直到全部被他們腐蝕掉，成為“三家村”集團招兵買馬推行“和平演變”的組織力量和社會基礎。
《燕山夜話》大量運用了答複讀者的形式，鄧拓且在文章中大量談到如何接見青年，如何從“老鄉”“同誌”“朋友”“孩子”“編輯”“學生”“文化教員”……以至在各個部門的“工作”的業務人員中得到“啟發”“建議”，或回答他們的“問題”，就可以看到他們活動麵之廣。宣傳反社會主義思想，是同廣泛的活動相結合的。毒害一批人，拉攏一批人。他們竭力想在“學問”的掩護下把青年誘入“三家村”大黑店的圈子裏。隻要舉兩個例子就夠了：鄧拓在“人窮誌不窮”中說到：“一位青年學生前天來看我”，“想把明代黃姬水編的《貧士傳》選譯成語體文，問我讚成不讚成”。《貧士傳》是一本為破落地主階級分子立傳的書，特別鼓吹地主階級所謂“骨氣”，對今天人民有極大的腐蝕作用。這位學生是受了資產階級思想嚴重侵蝕，但還沒有拿定主意。一到鄧拓手裏，他如獲至寶，不但讚揚他這個想法“很好”，而且立刻發揮了一大通政治道理，把翻譯《貧士傳》作為向地主階級“肅然起敬”、向地主階級學習“崇高的氣節”聯係起來，並且暗示這可以作為某些人物“將來他們萬一遇到某種意外的窮困”時作為“學習”之用。這不是明明推人落井、並且落井下石麽？這不是利用這個青年為今天那些“貧士”即反社會主義分子服務麽？“北京廣播學院一個同學來信”，這個“同學”也是被資產階思想支配了，滿腦袋低級趣味，專門注意“公共汽車上”某個“女人的頭發”多麽長，要鄧拓“說說這樣的長發對我們有一點什麽啟發”。鄧拓立刻寫了一篇腐爛的典型阿飛作品，不但支持了這個“同學”，而且從曆代最糜爛的皇帝的宮廷生活中挖出各種“美人”的“長發”來大做廣告。這不是引導那些受資產階級思想侵蝕的人進一步走向腐化墮落、演變成新的資產階級分子麽？一切受到“三家村”毒害、拉攏的青年，應當起來控訴他們這種罪惡的勾當！
從這個觀點去看那些宣揚反動思想的作品，其政治目的就很清楚了：
他們大力推行資產階級反動的教育路線，為資本主義複辟準備組織力量。他們用資產階級人性論作為教育的基礎，說什麽“對於孟子說的‘人生皆有善性’的意見卻應該表示基本上讚同”，反對用階級觀點去分析和教育青少年一代，掩護他們毒害青年的罪行。他們竟然鼓吹“舊科班的這一整套方法是符合教育學原理的”，要“整個社會全麵地采用這種方法”用所謂“量才而用之”取消階級路線，“有計劃”地大量培養地主資產階級的接班人。他們極力向青年提倡什麽“自學和家傳相結合的途徑”，什麽用“苦讀”成為“著名的學者”，什麽“讀盡一切資料”來“打基礎”，……不僅是一個資產階級成名成家的問題，主要是想用這個方法腐蝕、拉攏一批人，收羅一批“三家村”的信徒，成為他們反共言論的傳播者，使某些青年變成“三家村”搞資本主義複辟的工具。用“學者”“名人”作誘導，其言極甜，其心極毒。
他們堅持資產階級反動的學術路線，為資本主義複辟準備精神條件。他們提出一個“多學少評”的口號：“對一切事物，要多學習，少批評”惡毒地諷剌高舉革命旗幟的人是“喜歡挑剔”，“動輒加以譏評”“一定會吃大虧”。什麽叫“多學少評”？就是隻許他們咒罵毛澤東思想和吹捧地主資產階級文化，隻許他們用“學術”去為複辟資本主義服務，不許我們對資產階級地主階級文化進行批判，取消一切革命的人們批評他們的權利；這就是說，對剝削階級文化要全盤接受，奉為聖旨，不能動一根毫毛。打擊無產階級，支持資產階級，鞏固黑店對學術部門的控製權，支持一切毒草包括“三家村”中的大毒草不受任何阻礙地大批出籠，這就是他們反動學術路線的核心。
在文藝上同樣是這樣，同“多學少評”一樣，他們製造了所謂“一視同仁”的口號：“任何劇目都是平等的，現代劇目也好，傳統劇目也好，我們應該一視同仁”。階級社會裏，沒有什麽超階級的“平等”，隻能是誰戰勝誰。支持無產階級的革命現代戲，就一定要批判地主資產階級的古代戲；吹捧“戲劇遺產”中“有完全適合今天的好戲”，就一定要打擊、壓製革命的現代戲。“一視同仁”是一箭雙雕：打擊任何大力支持革命觀代戲的做法；抬高和保護大批毒草不受批判，為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服務。
他們堅持反動的地主資產階級道德，以圖從社會關係上恢複剝削階級統治。他們向人們推薦地主資產階級的所謂“骨氣”“清高”“涵養”“賺錢”……這一套腐朽透頂的人生哲學，要向反動哲學家朱熹學習“涵養功夫”，要向張詩學習“鄙視勞動”的“反抗精神”，要向孔子學習“克己複禮”……甚至大力鼓吹恢複地主階級的“作揖”！這是公開要求我們倒退到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舊中國去！請同誌們想一想；如果這一套實現了，豈不是把共產主義的新道德新風尚統統踐踏光了嗎？我們的社會不是變成一個以封建秩序為準則的黑暗世界了嗎?看見剝削階級分子就要“肅然起敬”，這不是反革命複辟了嗎？廣大工農兵不是將重新受到那些有“骨氣”的“君子”即頑強的剝削階級分子殘酷壓迫了嗎？
他們以地主階級孝子賢孫的身份，公開要求為地主階級立傳了。請讀讀鄧拓這段話吧：“過去各地方編輯地方誌的時候，照例要提出一批所謂“鄉賢”的名單，然後收集資料，分別立傳。我們現在如果要編輯北京誌，那末，顯然也應該考慮給宛平大小米(指明代官僚米萬鍾、米漢雯)以適當的地位。”“過去”，是封建時代和國民黨反動派時代；“照例”是“照”地主鄉紳特別是惡霸地主的“例”，肉麻地捧做“鄉賢”的統統是地主階級的頭麵人物。要“我們現在”為這批“鄉賢”立傳，就是要把土改以來被打倒的地主惡霸及其祖宗牌位重新捧出來，讓廣大貧下中農重新淪為“鄉賢”的牛馬！這不是猖獗得無法無天了嗎？響應主將的號召，《三家村劄記》多次提出了這個問題，要求為軍閥、官僚、地主、“反麵人物”立傳。這是最深刻的意義上的複辟活動。它正是為了增加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治資本，為他們重新統治中國人民創造條件！廣大工農兵決不允許這種罪惡活動得逞！
以上所引的隻是很少一部分材料。可以看出，在“學問”“知識”的幌子下，各方麵的宣傳都集中到這樣一點：反對毛澤東思想，否定社會主義的一切，力圖使幹部、青年蛻化變質，全麵地、徹頭徹尾地實現資本主義複辟。
毛澤東同誌說：“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三家村”津津有味地描繪的一切腐朽反動的事物，都是他們反動世界觀的表現。人們從這裏，可以看透“三家村”的將士們腐爛了的靈魂。吳晗有一句“名言”：“業餘時間是第一興趣廣泛馳騁的自由天地”。這句話揭露了他們平常披著共產黨員外衣開會、工作、報告……等等都是假象，都是勉強的，都不是“第一興趣”；到了“業餘時間”，到了“三家村”裏，他們的本來麵貌——“第一興趣”才放肆地暴露出來了。除了密謀策劃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外，吃喝玩樂，談貓吹狗，捧地主，玩古董，打麻將，做買賣，追求蘇聯修正主義知識分子的一套，從狂誦杜甫“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而“心裏是酸酸的”，直到從“美人”的“長發的奇跡”中得到“啟發”而心裏甜甜的……什麽腐爛的事都幹得出來。這是兩麵派，偽君子。其中一部分就形諸文字，用來腐蝕人民，腐蝕我們的黨。
要懂得什麽是“和平演變”嗎？請看“三家村”這個活標本。他們這一套醜惡的言論，他們的活動方式和想達到的結果，就是在最準確的意義上推行“和平演變”。從這些觸目驚心的反麵教員中，我們可以得到深刻的階級鬥爭的教訓。
退兵時的策略
一九六二年九月，召開了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毛澤東同誌在這次會議上，向黨和全國人民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偉大號召。這次會議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響亮地吹起了向企圖複辟的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進行堅決鬥爭的戰鬥號角，並且指出：“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牛鬼蛇神心驚膽戰：受到極大的震動。“三家村”見勢不妙，開始了退兵。主將先退，一九六二年十月，鄧拓立刻在《燕山夜話》第五集中“奉告讀者”說：“由於近來把業餘活動的注意力轉到其他方麵，我已經不寫《燕山夜話》了。”
《燕山夜話》的最後一篇是九月二日發表的《三十六計》。“三十六計，走為上計”，這是表明要溜了。在編印集子時作者心虛地把它夾在當中，不按發表時次序放在末尾，以免使人看出“溜”的痕跡。這篇文章含義深長地說：“檀道濟當時所用的計策，並不隻是以‘走為上’；如果沒有其他計策，他要走也走不了。可是他用了疑兵、反間等幾種計策，互相配合……才能安全退走。”“三家村”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之後，除了繼續進攻外，的確用了“幾種計策，互相配合”，想在革命人民發起反擊時“安全退走”。所以還演了不少“好戲”。請看他們的“計策”：
一、在《燕山夜話》第五集中假惺惺地“奉告”：“前一個時期寫《夜話》是被人拉上馬的，現在下馬也是為了避免自己對自己老有意見。等將來確有一點心得，非寫不可的時候，再寫不遲。”一麵表白並不是有意識的進攻，“上馬”“下馬”都是被動的；一麵暗示“將來”某個時候形勢有利時要“再寫”、再幹。
二、繼續保持《三家村劄記》的陣地，一麵繼續發動進攻，一麵也寫一些《石油頌》之類的表示讚成“毛澤東同誌的‘自力更生’的方針”的文章，以掩護退卻。
三、鼓動各地響應《燕山夜話》而辦起來的“報紙的專欄雜文，能夠長期堅持下去”，保持更多的陣地。
四、一九六三年——六四年對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開展批判，為避免由廖沫沙而暴露整個“三家村”，一九六四年七月收起了《三家村劄記》的招牌。
五、由廖沫沙出麵做一篇假檢討，說什麽“造成這個錯誤的原因”是由於“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在我的頭腦中”“還占居統治地位”，是“忘記了在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請注意，這同吳晗後來在“自我批評”中的話幾乎一模一樣！又說他是“不自覺他給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向黨和社會主義猖狂進攻作了幫手”。廖沫沙既然隻是孟超的“幫手，”當然不會再去追究“三家村”了。此計不可謂不妙。
六、批判《海瑞罷官》之後，向陽生即鄧拓又趕緊出來寫一篇“批判”文章，說什麽《海瑞罷官》的“指導思想”“思想基礎”是“宣揚封建統治階級的道德”，隻是“宣揚曆史唯心主義”。一麵掩蓋《海瑞罷官》的政治目的和政治上的反動性，向吳晗拋救生圈，企圖把討論引到死胡同裏去；一麵又表明“三家村”並不存在，同吳晗“決裂”。末了又透露一筆：“吳晗同誌有什麽意見，我也希望他繼續寫出文章”，“實事求是地進行分析研究”。指示吳晗下一步棋如何下。
七、吳晗立刻響應號召，一再寫文章對向陽生表示“感謝”，繼續以“自我批評”之名進行猖狂的進攻，有恃無恐地大捧自己，並把廖沫沙“檢討”中的法寶搬過來：“正確的思想沒有在頭腦中確立統治地位”，“一句話，我忘記了階級鬥爭！”又說經過向陽生的“批判”，“使我認識了錯誤。”似乎可以蒙混過關了。
八、最後，看看形勢不妙，又突然以編輯部的名義來“批判”鄧拓，使盡了金蟬脫殼之計，來掩護退卻。
這麽多的“計策”“互相配合”，可以“安全退卻”了吧！？耍了這麽多花招，他們實在欺人太甚！但是，他們把革命人民的辨別力估計得太低了！他們把無產階級的革命決心估計得太低了！他們包得住麽？他們溜得掉麽？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領導、教育下的廣大革命人民，決心要徹底挖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他們自以為是聰明得很的種種計策，其實做了蠢事，適足以暴露自己。他們不僅有“共同的反動政治思想”，而且有共同的行動計劃，是一小撮人組成的一個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集團。這不是很清楚了嗎？
一九六二年三月，正當“三家村”瘋狂進攻達到高潮時，鄧拓在《北京晚報》上寫了一首詞，叫《黑天鵝》，其中有句道：“春風吹夢，湖波送暖，唯我先知！”他是多麽得意地以靈敏的“先知”自誇啊！但是這一回，“先知”不靈了，掌握了毛譯東思想的革命人民，才是真正的先知。請看“三家村”的內幕，不正在被廣大人民逐步地揭露出來嗎？
徹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
徹底肅清“三家村”的流毒
人們不禁要問：“三家村”這樣猖狂、這樣狠毒、這樣放肆地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竟能連續達數年之久，原因是什麽？難道隻是一個“沒有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麽？不是“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是什麽在掛帥呢？
自從批判《海瑞罷官》以來，人們揭露了這個戲的反動本質，揭露了它支持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政治目的，也揭露了吳晗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醜惡曆史。但是，隻有從整個“三家村”的活動來看《海瑞罷官》，弄淸整個“三家村”在這幾年劇烈的階級鬥爭中扮演的角色，那麽，才能挖掉它最深的根子，才能夠連根拔掉這叢大毒草，並且摧毀這個大黑店。
毛澤東同誌說：“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從批判《海瑞罷官》以來，“三家村”集團步步為營且戰且退的策略，再一次證明了這個普遍真理。反動的階級及其代表人物決不會自動退出曆史舞台。隻有廣大工農兵群眾起來，隻有經過一步步艱苦的鬥爭，無產階級才能逐步從那些“雜家”手裏把陣地奪回來。
“三家村”集團的觸角伸到了不少部門。《燕山夜話》在全國散布了惡劣的影響。由於它以“知識性”“文筆美”為幌子，很能吸引一部分缺少政治辨別力的人，在新聞、教育、文藝、學術界中，都不乏讚賞者和追隨者。鄧拓自己也吹噓，“許多文章中提出的觀點和論證，得到朋友們的讚同”，“遠處的讀者來信漸多”“其他地方有些報紙，為了滿足讀者的要求，也釆取了同樣的形式，發表知識性的專欄雜文。”也有一批“響應”《燕山夜話》某些論點的文章。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北京晚報》還用大字為《燕山夜話》的出版大做廣告，吹噓“作者抓住當前的一些問題”，“既富有思想性，又可以豐富知識”，千方百計擴大它在人民中的毒害作用。腐蝕極大，流毒極廣。需要廣大工農兵群眾起來，從各個方麵徹底揭露《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的禍害，進行更深刻的批判，才能肅清它們的惡劣影響。
從批判《海瑞罷官》到批判“三家村”，是一場驚心動魄的階級鬥爭。是一場政治、思想、文化領域中的大革命。麵對著這樣艱巨的戰鬥任務，我們一定要敢於革命。
毛澤東同誌這樣鼓勵我們：“‘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我們在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鬥爭的時候，必須有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現在我們多麽需要發揚這種從共產主義事業出發的原則精神和批判精神！凡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凡是阻礙社會主義革命前進的，凡是同中國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敵對的，不管是“大師”，是“權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麽有名，多麽有地位，是受到什麽人指使，受到什麽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來，批判它們、踏倒它們。在原則問題上，不是西風壓倒東風，就是東風壓倒西風，為社會主義革命，為保衛毛澤東思想，為共產主義事業，敢想、敢說、敢闖、敢做、敢革命！
“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裏埃”。不管“三家村”散布了多少毒霧迷塵，在千千萬萬手執毛澤東思想的“千鈞棒”的工農兵的奮起鬥爭下，它一定會被徹底澄清。毛澤東思想的燦爛光輝，將照透那些陰暗的角落，使一切魍魎鬼魅都顯出自己的原形！
念完這篇大塊文章，老卞的嘴角都起了白沫。
(一)北京、中國出了大事
柴光祺首先發言：“姚文元這篇文章係統地揭露和批判了‘三家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本質，也就是一條黑線，幾股妖風。在《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中，貫穿著一條同《海瑞罵皇帝》《海瑞罷官》一脈相承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時黑線。至於妖風我歸納了一下，一共有十條。”隨後他逐條作了提綱挈領地解釋。
宿大勇：“你這歸納一下，我心裏就明確一點了，要不然，念到後麵我把前麵的都忘了。”
大家分別僅就某一條妖風，談了自己的認識。
發言都說北京的事，好表態。
菅崇智：“姚文元就‘三家村’的‘破門而出’解釋得很淸楚，看來是有預謀有組織的。這種分析有根有據，既不是牽強附會，也不是無限上綱。不是個別的文章和詞句的問題，而是一係列的文章突出了一個主題——反黨。別說是三十六計，七十二變也跑不掉。”
卞燾：“大家要注意退兵策略中的第三條，鼓動各地響應《燕山夜話》而辦起來的報紙的專欄雜文，能夠長期堅持下去，保持更多的陣地。說明“三家村”不隻一個黑店，還有許多分店，要統統挖出來。”說話語調嚴厲，眼神逼人。
東方泥心想，這個卞三角厲害，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整個五月上旬和晚上，都在學習前麵列出的幾篇文章，一上來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黑話、黑店，都感到北京出了大事，中國出了大事。
(二)基層如何挖分店?
在當前的政治氛圍下，誰都會心中不安，所以老良才說，和炮筒子在一起學習可以放鬆一點。老東想，大勇喜笑怒罵都無所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戴不到他頭上去。他是吃過糠，扛過槍，跨過江，負過傷的老戰士，老黨員。而且不僅僅是跨過長江，而且還跨過鴨綠江，是解放祖國、保衛祖國的功臣，正兒八經的十七級科長。自己不一樣，往黑線上一套，就危險了。特別是讀了批《燕山夜話》的第二大段的第二小節“汙蔑我們黨在大躍進中不愛護勞動力”，心裏咯噔一下，心跳就加速了。一九六〇年政治學習中談對大躍進的體會和認識時有人曾說，大家的幹勁很大，這是值得稱道的，但是幾天幾夜不睡覺人怎麽受得了，人不是機器，可以不停地運轉。當時大家都同意他的看法,我曾說,我們半夜三更還在挖翠湖的爛泥,把翠湖掏深好蓄水,扶著運泥的手推車都在打瞌睡;良健祥說,盤龍江漲大水,我們也曾苦戰幾晝夜;菅崇智說,就是機器也不能不分晝夜地轉。在運動中期“理辮子”的時候，把“人不是機器”作為一條辮子理出來進行批判，說我們是汙蔑大躍進，把人當作機器使。批了我們三個下午。我們承認了錯誤，就沒有再追究。現在《燕山夜話》又提到這個事，被批判為“汙蔑我們黨”，更嚴重了，這回會不會又重新把我們掛上。知道這個情況的隻有菅崇智和良健祥，當時在一個組學習時。上級提出對大躍進的成績要擺夠，問題要說透。大家發言很踴躍，也提到許多問題，如大戰鋼鐵破壞了森林；煉了一爐子烏龜鐵，不能用，浪費了資源和人力，得不償失；人民公社社員喝稀飯，農村餓死了人等等。風向馬上就變了，發言的人幾乎都與右傾機會主義沾上了邊，大部分人都作過檢討。現在如果彼此心照不宣，不提過去的事也就拉倒了。事物如何發展，誰能預料。此外所有的分店怎麽挖?難道會涉及到雲南和本單位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