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出國歸來找老友暢談
1975年初,農林部外事處王處長打電話給218號信箱政治部人事處,告知說,部裏組織一個考察組去阿爾巴尼亞學習油橄欖的栽培、防治病出害和加工技術。考察組由八人組成:雲南三人,組長蓋廣宇、翻譯東方泥、技術員但場長;廣西兩個技術員;湖北一個副組長,一個技術員(女);農林部營林處一個技術員。其中大部分人是東方泥在油橄欖學習班中認識的。
(一)阿爾巴尼亞見聞
八個人在北京集中以後,在王處長的帶領下,在指定地點照了像、辦了護照,在王府井百貨大樓背後出國人員服務部買了服裝等所需要的裝備。這裏的東西質量好,不要票證。
老王告訴東方泥:“這次出國考察學習的名單,是上次全程陪同阿專家的李處長提的,他對情況比較了解。讓蓋廣宇當組長,你當翻譯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不至於不放你。短期的任務更好,以後還有機會,你就專攻外語吧!其他的少搞一點。我們還準備把朱士林調回部裏來。”
東方泥說:“謝謝,我會很好地利用這個機會提高自己的外語水平。如果沒有使用外語的機會,還不是隻有打雜,就像麻將牌中的白板——聽用。”
這次是由阿農業部和輕工業部聯合接待的。兩個部的有關領導及兩位到中國作技術指導的專家都來機場迎接。隔了三年又與兩位阿專家相遇,都特別高興。
考查組在阿爾巴尼亞油橄欖主產區參觀學習了四十五天,把阿國的主要城市都走到了。滿載而歸,順利回國。
東方泥的翻譯任務已完成,他利用考查組討論和寫考查總結報告的時間,到易縣去拜訪朱士林。
朱士林問:“怎麽樣?這次考察有何見聞和感想。”
東方泥笑笑說:“我坐著火車來,就是專門找你吹牛的。這次我兩隻腳走過的有伊朗、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一隻腳踏過的有南斯拉夫、希臘,眼睛看到的有阿富汗、土耳其、意大利。就我從表麵上觀察到的經濟、市場、生活的景象,伊朗比羅馬尼亞強,羅馬尼亞比阿爾巴尼亞強,阿爾巴尼亞比中國強。
“我們晚上飛離北京,從空中看去,大地一片燈光燦爛。到了德黑蘭正好也是晚上,臨近德黑蘭就見夜空一片紅光。一到飛臨城市上空,唉呀!好家夥,一片燈海,浪尖浪穀奔騰開去,竟望不到邊,我四麵都注意看了,確實望不到邊。幾條巨大的火龍貫穿其間,飛機遂漸下降以後,就見那些火龍上的小轎車,打著燈,一輛接著一輛慢慢地爬行著,像一串一串滾動著的珍珠。飛機上的乘客無不驚歎這種攪動人心的夜景,這就是所謂繁榮吧!飛機飛臨伊朗上空,由伊朗航空公司提供食品,一人一長方形飯盒,蓋子是透明的,有刀叉、有筷子。食品很精製,一樣一小份,很可口。伊朗的米粒很長,我是吃米飯長大的,我第一次看到這麽長的米粒。而且所提供的米飯,都是整顆整顆的,我特別扒開來看了,竟沒有看到一顆半截的米飯。能夠做到這一步,一個說明伊朗的生活水平比較高,另一個說明他們的服務好。我過去對伊朗不太了解。服務行業是最好的宣傳窗口,叫喊十次,不如做好一次。
“在機場候機時,我觀察的是旅客的穿著和行為舉止,這方麵我們就有明顯的差別了。中國還是一片‘藍螞蟻’,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再三年。
“阿爾巴尼亞在歐洲並不算富裕的國家,但電視機、電冰箱等已普及了。我們住的賓館,客廳、飯廳、客房裏都有電視機。1972年我陪著阿專家住的北京‘新橋飯店’、上海‘衡山飯店’都是招待外賓的飯店,那時還沒有電視機。阿尓巴阢亞的經濟情況比我們好,這與我國的無私援助有關。”
朱士林說:“我們在忙搞政治運動,搞路線鬥爭,階級鬥爭。幸虧農民是集體所有製,農民不出工,掙不著工分,分不著糧食,否則我們大家都要餓飯。另外,我們勒緊褲帶,支援亞非拉搞革命,結果弄得吃力不討好。”
東方泥說:“阿爾巴尼亞的工廠、農場采用的是‘一長製’,專家治廠(場)。這一點他們采用的是蘇聯體製。而我國對‘一長製’是批判的。他們的部長、局長、廠(場)長幾乎都能講俄語,很大一部分人都曾留學蘇聯。是所謂內行領導經濟建設。而在我國曾經有人提出‘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論調。這種人被打成了右派。可以看得出來,阿爾巴尼亞的知識分子在政治和經濟待遇方麵都較好。
“阿爾巴尼亞采用的是‘八小時工作一貫製’。上午八點鍾上班,下午四點鍾下班。我們問:中午吃飯呢?也要時間嘛!他們說:中午吃飯花不了多少時間,一杯熱咖啡或牛奶,幾片麵包,幾片火腿腸,不管是幹什麽工作的,順便就吃了。這樣安排,每天下班後有六七個小時的自由活動時間,可以幹很多自己想幹的事。我真羨慕他們這樣的生活安排。
“吃完晚飯以後,是人民群眾到大街上來散步的時候,主要街道禁止汽車通行。仿佛全城的大人都出來了,五六個人一排,像長長的遊行隊伍,左邊的向東,右邊的向西,秩序井然,腳步沙沙,悄聲細語,真正的放鬆、休息。我們問,怎麽不見一個小孩跟著來,他們說,小孩愛打鬧,不讓他們來。
“阿爾巴尼亞的咖啡館,擺的是高高的小圓桌,顧客三三兩兩都站著用胳膊肘撐在桌麵上喝咖啡。我們問,為什麽不用矮的桌子,讓顧客站著喝咖啡?他們說,坐著太舒服了,就不想走了,就是要顧客喝了趕快點走,別浪費時間。
“在培拉特市考察時,我們特意去拜訪了貝特裏老人、育苗專家。一九六四年就是他護送一萬株油橄欖苗到中國,也是他陪同周總理在昆明海口林場種下第一棵阿爾巴尼亞的油橄欖。當年負責接待周總理和貝特裏並安排種樹的蓋廣宇副廳長和但場長,這回到阿爾巴尼亞來了。能夠再次見麵真不容易啊!當我們乘車到市郊貝特裏同誌的住地時,貝特裏老夫婦以及農場黨委書記、工會主席已在院子外麵迎候。我們一一相互擁抱,貝特裏因過於激動而呼吸急促,雙手顫抖,眼睛裏閃爍著淚光,好半天說不出話。”
進到屋裏,蓋廣宇說:“十一年了,你還記得我們嗎?”
“哪能忘記啊!我不僅白天想,夜裏做夢也夢見中國,夢見周總理,夢見你們。可是,我從沒夢見你們會來我家。這簡直比夢還好……”貝特裏激動地說。
東方泥說:“也許是為了迎接中國客人,牆上掛著兩幅竹子的山水畫和幾幅織錦,寫字台上放著中國製的煙具、北京牙雕、石雕以及其他工藝品。
“房屋中央支了兩張長桌,鋪了漂亮的桌布。桌上擺了鮮花、水果、糖、蛋糕、幾種奶製品和特色小吃、葡萄酒、白蘭地、咖啡以及當地特產——無花果蜜餞。”
蓋廣宇說:“我們一下子來了八個人,你們準備了這麽豐富的食品,使你們費神了,難為你們了。”貝特裏說:“我們沒有子女,黨委書記夫婦、工會主席婦夫怕我們忙不過來,特來幫我們的忙,都是些平常的東西。”
東方泥說:“為了感謝他們的盛情招待,我們立即站起來敬了一杯酒。貝特裏拿出他在中國的照片,最珍貴的是他協助周總理種油橄攬的那張。看著照片他動情地說:‘我最近在報紙上看到周總理的照片,他比過去瘦多了。’但場長說:‘我們的總理太操勞了。’貝特裏說:‘中共中央要作出規定讓他適當地休息。’他還拿出與中國同誌在一起活動的照片,一個個地問了他們的近況。”
東方泥說:“考察組的人分別談到各省的成活及生長情況時,貝特裏從衣兜裏掏出一個小筆記本,把當年栽在各省各點的油橄欖數與現在的成活數作了對照,驚喜地說:‘啊!雲南的成活率達到百分之八十七。這對一個熟練工人來說,也是一個高的數字。’季米特爾說:‘他們像愛護自己的未婚妻和子孫一樣愛護我們送去的這批油橄欖。’大家都笑了起來。”
蓋廣宇站起來說道:“同誌們!這次我們到阿爾巴尼亞來考察油橄欖,學習到很多寶貴的經驗。允許我利用這個機會向你們匯報一下我們的工作。”說著就從提包裏拿出一瓶金黃透綠的橄欖油。“這是我們榨出的第一批橄欖油,它是友誼的結晶,油裏飽含著貝特裏、季米特爾、戴基等專家的汗水,我送一瓶給農場,請場領導和同誌們嚐嚐,並提出寶貴的意見。場長站起來接著油,並把它高高舉起說道:這是中國同誌辛勤勞動的成果,誰有資格嚐第一口呢?我認為是退休老工人貝特裏。請他先嚐,然後挨順序一人嚐—口。”貝特裏站起來接過油,激動地說:“感謝中國同誌給我們帶來象征友誼的橄欖油,感謝場長給我嚐第一口的榮譽。僅僅十一年,他們已經把油送到我們這兒來了。按生物學特性,我們把十五年以上的樹才列為結果樹。可是,油橄欖啊?”他仔細地端詳並撫摸著瓶子,“你沒有辜負阿爾巴庀亞人民的期望,沒有辜負中國同誌的幸勤勞動,提前結實、出油了……”
貝特裏打開瓶子,呷了一口,慢慢品味著,大家都等待著他的評價。
“鬆米爾(阿語:很好)!”貝特裏眼睛裏閃動興奮的光芒說道:“場長,再過幾年我們要派人到中國去學習了。”
蓋廣宇忙說:“過於誇獎了,我們還是小學生。”
“不相信,你們就嚐嚐。”貝特裏把油遞給場長。
場長說:“我相信最有經驗的貝特裏所作的鑒定。我們不能再嚐了,否則油不多了。”這句話把大家逗笑了。“我建議把這瓶油作為友誼的象征放在貝特裏家裏……”
“不!”貝特裏打斷場長的話說:“我是個退休工人,來我家的人畢竟少。還是放在場長辦公室裏,讓大家都有機會看看。”
“好!好!好?”其他阿爾巴尼亞同誌都同意這個意見。
東方泥說:“這次聚會很不容易,貝特裏回憶了許多在中國的見聞,說得十分動情,難分難舍。但是,沒有不散的筵席,臨別時,貝特裏流淚了。”
隔了一會兒,朱士林問東方泥:“彭德懷的‘萬言書’你見過沒有?”
東方泥說:“沒有。”
朱士林說:“我弄到一份,你可以看看。”
(二)未全文發表彭德懷《萬言書》的原因
東方泥仔細看了以後說:“從這份《萬言書》受批判的幾個主要段落來看,我認為彭德懷的意見是實事求是的、客觀的。他說的“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不是攻擊毛主席,而是“我們”,包括他自己、基層領導和我們這些基層群眾,這是事實。“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胡幹、蠻幹的事可多了。把一兩句話摘下來批判,未免有點斷章取義。”
朱士林說:“也許這就是沒有全文發表彭德懷《萬言書》的原因。發表了,會引起共鳴,群眾反而……,不敢說支持,會同情彭德懷。”
彭德懷《萬言書》(又稱《彭德懷同誌意見書》),全文約三千四百多字。現隻將其受批判的幾個段落摘要如下:
主席:
這次廬山會議是重要的。我在西北組有幾次插言,在小組會還沒有講完的一些意見,特寫給你作參考。但我這個簡單人類似張飛,確有其粗,而無其細。因此,是否有參考價值請斟酌。不妥之處,煩請指示。
甲、1958年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
根據國家計委幾個核實後的指標來看,1958年較1957年工農業總產值增長了48.4%,其中工業增長了66.1%,農副業增長了25%(糧棉增加30%是肯定的),國家財政收入增長了43.5%。這樣的增長速度,是世界各國未有過的。突破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成規,特別是像我國經濟基礎薄弱,技術設備落後,通過大躍進,基本上證實了多快好省的總路線是正確的。不僅是我國偉大的成就,在社會主義陣營也將長期的起積極作用。
1958年的基本建設,現在看來有些項目過急過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資金,推遲了一部分必成項目,這是個缺點。基本原因是缺乏經驗,對這一點體會不深,認識過遲。
對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設項目實在無法完成的,也必須下最大決心暫時停業,在這一方麵必須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則嚴重失調現象將要延長,某些方麵的被動局麵難以擺脫。
在全民煉鋼中,多辦了些小土高爐,浪費了一些資源(物力、財力)和人力,當然是一筆較大損失。但是得到對全國地質作了一次規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養了不少技術人員,廣大幹部在這一運動中得到了鍛煉和提高。雖然付出了一筆學費(貼補20餘億)。即在這一方麵也是有失有得的。
乙、如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
1、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去年北戴河會議時,對糧食產
量估計過大,造成了一種假象。大家感到糧食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因此可以騰出手來大搞工業。這對發展鋼鐵的認識上,有嚴重的片麵性,沒有認真地研究煉鋼、軋鋼和碎石設備,煤炭、礦石、煉焦設備,坑木來源,運輸能力,勞動力增加,購買力擴大,市場商品如何安排等等。總之,是沒有必要的平衡計劃。這些也同樣是犯了不夠實事求是的毛病。這恐怕是產生一係列問題的起因。浮誇風起,吹遍各地各部門,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跡也見之於報刊,確使黨的威信?受重大損失。當時從各方麵的報告材料來看,共產主義有很快到來之勢,使不少同誌的腦子熱起來。
雖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經提示全黨要把衝天幹勁和科學分析結合起來,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看來是沒有為多數領導同誌所領會,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我和其他不少同誌一樣,為大躍進的成績和群眾運動的熱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搶先的思想占了上風;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了。
“有些指標逐級提高,層層加碼,把本來需要幾年或者十幾年才能達到的要求,變成一年或幾個月就要做到的指標。”“諸如過早否定等價交換法則,過早提出吃飯不要錢,某些地區認為糧食豐產了,一度取消統銷政策,提倡放開肚皮吃,以及某些技術不經鑒定就冒然推廣,有些經濟法則和科學規律輕易否定等,都是一種左的傾向。”“在這些同誌看來,隻要提出政治掛帥,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記了政治掛帥是提高勞動自覺、保證產品數量質量的提高,發揮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加速我們的經濟建設。政治掛帥不可能代替經濟法則,更不能代替經濟工作中的具體措施。政治掛帥與經濟工作中的確切有效措施,兩者必須並重,不可偏重偏廢。”“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曆史經驗證明了的。”“經過去年冬鄭州會議以後一係列措施,一些左的現象基本上糾正過來了,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正如主席在這次會議中所指示的:‘成績偉大,問題很多,經驗豐富,前途光明。’”“主動在我,全黨團結起來艱苦奮鬥,繼續躍進的條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後四年計劃必將勝利完成”。“15年內趕上英國的奮鬥目標,在今後四年內可以基本實現,某些重要產品也肯定可以超過英國。這就是我們偉大的成績和光明前途。”
順致
敬禮
彭德懷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東方泥分析說:“後來,毛主席曾向彭德懷說,也許真理在你手上。可能毛主席還是體會到彭德懷的善義。”
(三)彭的問題較複雜
朱士林不以為然地說:“問題不那麽簡單。”他拿出《紅旗》雜誌1967年第13期,找出《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摘要),說:“決議指出,‘在黨的曆史上的幾個重大關頭,例如立三路線時期、第一次王明路線時期、第二次王明路線時期、高饒反黨聯盟事件時,他都站在錯誤路線方麵來反對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一九三五年一月黨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誌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他仍然反對毛澤東同誌的領導,並且在黨內和軍隊內進行分裂活動。’”朱士林緊接著翻出一篇社論《從彭德懷的失敗到中國赫魯曉夫的破產》,說:社論指出,‘在十年內戰時期,他反對毛主席的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唯一正確的革命道路,忠實執行李立三、王明的冒險主義、機會主義路線。在抗日戰爭時期,他頑固地推行王明的投降主義路線,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取消無產階級領導權。一九六五年,毛主席抓了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毛主席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朱士林說:“新老賬一起算,牽一毫而動全身。這就麻煩了。”
(四)哪有反革命的政治局委員?
東方泥十分肯定地說:“就按新老賬一起算,李立三、王明不是敵我矛盾,彭德懷也不會是敵我矛盾;《決議》稱彭德懷是反黨集團為首的,那是敵我矛盾囉!但《決議》的正文又指出‘但是他們(指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的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仍然可以保留,以觀後效’。哪有反革命還可當政治局委員的。我不看帽子,我重實際身份;《紅旗》社論指出,‘這個《意見書》是徹頭徹尾的反革命綱領。’感謝你弄到一份《意見書》的原文,我詳細地看了,但沒有看出來哪些地方是‘徹頭徹尾的反革命綱領’。難怪有人要為他翻案,說‘這個《意見書》的確有‘不少是符合事實的’,因此,對彭德懷的鬥爭的確是‘錯誤的過火的鬥爭’。我現在心裏有底了,咱們走著瞧!”
(五)皇室後人的殘局
第二天上午,朱士林提議道:“今天我領你去看看這裏的幾座皇室陵墓。”隨即找同事又借了一輛自行車,倆人騎著車就出發了。河北大平原,鄉間的大車道都很平整寬直,騎自行車也很方便。
看了一個陵墓,東方泥就驚奇地說:“啊!一座陵墓就是一個園林,環境安適,風景秀麗,不亞於十三陵啊!”
朱士林說:“皇帝在世的時候,他把自己主持朝政和生活的地方建設得金碧輝煌;死了以後也要找一個能夠安魂的好地方。易縣有這麽一方土地是塊風水寶地,離京城不遠,村落很少,風景優美。”
東方泥不理解地說:“過去怎麽沒聽說這裏還有這麽多的好陵園,可以組織人來旅遊參觀嘛!”
朱士林說:“唉!這裏是皇室的領地,它是有人守護的,過去是不讓老百姓來的。到現在才逐步開放了。”
參觀了幾個園林,一路上碰見好幾個弱智人。
“怎麽這裏有這麽多憨包?”東方泥不解地問。
朱士林說:“你看見沒有?陵園之間有院落,過去是守陵墓人居住的地方。守陵墓的人必須是皇室的近親,即有正統皇室血統的人。他們住在院子裏,築起圍牆,非皇室血統的外人不娶進來,裏麵的人不嫁出去,封閉自守,大院內皇室親屬內部通婚,以保證血統的純正,便於繼承皇室的權力、江山、財富。隻有這些人才是最忠實的守陵墓的人。久日久之,近親通婚,才產生了一些憨包。經過幾代人的教訓,才使他們認識到這一點。這才把院落的圍牆推倒……”
東方泥說:“我看見了推倒的牆,並沒有很好地拆除,而是殘垣斷壁。”
朱土林說:“這就是對堅持血統論者的懲罰。”
東方泥說︰“這就給我們上了一課。堅持唯我獨尊、排斥弄己、封閉自守,你能生存嗎?你吃飯要靠農民,你穿衣要靠工人,人類是互相依存才發展起來的。搞小圈子,搞小團體,最終還是害了自己。”
(六)毛澤東批評江青,推薦《紅樓夢》
這天晚上他們還談到江青,這可是不能隨便談的話題。難得碰到一起,抓緊機會有什麽看法就直說了。
東方泥說:“江青審查了五十多部電影,看一部否定一部,中國的、外國的幾乎都被否定了。還有歌曲也大部分被她否定了。現在大家隻會唱“語錄歌”。小說也絕大多數被她否定了,解放後的文藝界似乎一無是處,這豈不也否定了毛主席的領導?好在還沒有否定《紅樓夢》。”
朱士林說:“因為毛主席提倡看這本書,是作為‘階級鬥爭史’來看的,看封建階級是怎樣沒落的。”
東方泥說︰“但是許世友不願意看,說這是本‘吊膀子’的書。”
朱士林調侃道:“其他的書都查封了,獨獨推薦‘吊膀子’的書。”倆人哈哈大笑。
東方泥說:“許世友是將軍,可能隻喜歡看朱可夫回憶錄這一類的書。《紅樓夢》寫了四大家族的興衰,是封建社會的一個縮影,預示著封建社會的垮台。新老《紅學派》對《紅樓夢》的評價不下幾十種,爭論不休。正如魯迅所說: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但是真正把《紅樓夢》看透了的,有說服力的文章不多。從文學藝術的角度來看,我認為《紅樓夢》是一本很了不起的書,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和研究。”
朱士林說:“江青對文藝界的人比較熟悉,被她點名批判的人也多,點一個倒黴一個,有的人被整得很慘,還有被整死的。”
東方泥說:“她是毛主席的夫人,說出來的話份量不一樣,還是慎重一點為好,太左了,傷害麵太大。”
朱士林說:“連毛主席都批評她,說她‘積怨甚多’。現在大家是看在毛主席的麵子上,不吭氣。她並沒有領悟這一點。”
第二天上午東方泥回到北京,又呆了一天,待總結寫好,交給副部長以後,油橄欖考察組算完成了任務,各自回所在單位。
八、鄧小平複出
(一)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評價
1966年10,中央召開了工作會議。這次會議主要是批判劉少奇和鄧小平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會上,劉少奇作了檢查(前文已提到)。鄧小平在作檢查之前,把檢查稿請汪東興報給毛澤東。10月22日毛澤東審閱後在檢查上作出批示:“小平同誌:可以照此去講。但在……第一行‘補過自新’之後,是否加幾句積極振奮的話,例如說,在自己的積極努力和同誌們積極幫助之下,我相信錯誤會得到改正的。請同誌們給我以時間,我會站起來的。幹了半輩子革命,跌了跤子,難道就一蹶不振了嗎?……”這一批示對鄧無疑是巨大的精神支撐。次日,鄧小平即按照毛澤東的意見修改發言稿並在會上作了檢查。
1967年1月11日,鄧小平和劉少奇雙雙被取消參加政治局會議的資格。4月1日,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一文發表,文章指出“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指誰?全國人民都心知肚明。
4月3日,鄧小平通過信件向毛澤東提出“求見”的請求,這是鄧小平自運動開始以來第一次向毛澤東提出的要求。鄧在信中寫道:“從一月十二日起,我一直想見你,向你求教,隻是覺得在群眾激烈批判我們反動路線及其惡果的時候求見主席是否適當,所以一直在猶豫著。近日看了戚本禹同誌的文章,覺得我所犯錯誤的性質似已確定。在這種情況下,我求見主席當麵聆聽教誨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認為適當,請隨時通知我去。……”
5月中旬的一個夜晚,中辦忽然派人來接鄧小平前往毛澤東下榻的遊泳池。這是“文革”以來,鄧小平唯一一次單獨和毛澤東相見。談話中,鄧小平表示接受毛澤東對他和劉少奇派工作組錯誤的批評。
7月16日毛澤東在武漢視察,在下榻的客房內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等人交談時,有人問毛澤東:“主席多次說過對劉、鄧要區別,可現在的口號叫打倒劉、鄧、陶”。毛澤東說:“打倒一年,頂多打倒兩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與少奇、恩來相比,武可以與林彪、彭德懷相比。指揮兩個野戰軍隻有一個鄧小平。小平舉重若輕,善於決斷。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點,決心下得太快。也不要緊,他不專權,會用人。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還是要小平出來,至少是常委。不管是我、劉少奇、林彪還是鄧小平掌舵,都離不開周恩來。”
9月20日,毛澤東在武昌下榻的賓館內,對武漢軍區政委劉豐和司令員曾思玉說了一番話:“鄧小平恐怕要保。一個,他打過一些仗。第二,他沒有‘黑修養’。可不可以選他當中央委員,你們看?鄧小平是一個標兵。”
1968年6月30日,在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及其他負責人談話時,毛澤東又一次重申了他“劉、鄧分開的立場。毛澤東說:“對鄧小平我的觀點還是一樣。有人說他與敵人有勾結,我就不相信。你們那樣怕鄧小平,可見這個人厲害。”
九一三事件以後,毛澤東大病一場。1972年1月10日毛澤東抱病參加陳毅追悼會。在同陳毅親屬談話中,毛把鄧小平與劉伯承並提,說鄧是人民內部矛盾,周恩來當場示意陳毅的子女把毛對鄧的評價傳出去。
(二)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
鄧小平1972年8月3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體職工一塊,聽了關於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陰謀叛亂的罪證,和關於陳伯達反共分子、托派、叛徒、修正主義份子的曆史材料,使我更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廣大深入的群眾運動這麵無比巨大的照妖鏡,這樣迅速地把這幫牛鬼蛇神的原形顯照出來,特別是如果不是主席這樣以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他們的政治觀點和陰謀活動,及時地查覺出他們的反動本質和極大的危害性,並迅速地把他們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們完全掌握了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那不旦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變成資本主義複辟,而會使我們的國家重新淪入半殖民的地步,更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沒有疑問的,那時,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產黨人最終會起來把他們打倒,恢複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製度,但是這要經過多長的痛苦的曆史反複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少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打倒了林彪、陳伯達這個反革命集團,再一次為黨和國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險,使我不禁歡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對於林彪和陳伯達,我沒有什麽重要的材料可揭發,特別是對於他的曆史我一無所知,隻能回憶一下平時對他們的感覺。
對林彪,我過去覺得他很會打仗,我不相信什麽百勝將軍。不打敗仗的將軍是沒有的,事實上他不是每戰必勝的,但認為他畢竟是一個軍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覺得是一個長處。在曆史上,我也知道他犯了兩個錯誤,一次是在長征時,他同彭德懷搞在一塊,反對毛主席的領導,他曆來是標榜自己是反對彭德懷的,但在這樣非常困難的關頭,卻同彭德懷結成同盟,搞秘密串連,如果沒有主席的威望和堅強的領導,不知會成什麽局麵。再一次是抗美援朝,這也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關頭。他又出麵反對毛主席的極端重要的政治決策,並且拒絕到朝鮮作戰。按說他是比彭德懷要適當的人選,而他拒絕了,在實質上說,他是怕美國,不相信會打敗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義立場和自己的力量。這兩件事,一直到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大家的自我批評的空氣中,他才輕描淡寫地說了一下。
在全國解放以後,我從一些事情中,逐漸覺得他是一個懷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這是我從他對羅榮桓、劉伯承等同誌的態度中看出的。劉伯承同誌在軍事學院的教學方針中是有缺點和錯誤的,批判是應該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懷一塊對劉的批判不是與人為善的,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更是聲色俱厲的,他們甚至說劉在二野沒起什麽作用,似乎隻有我在那裏起作用,當時我曾為此說過,沒有那樣能夠很好合作的司令員,我這個政治委員也起不了什麽作用的(我記得在常委也說過),對我這個態度,林彪當然是不高興的。羅榮桓同誌同林彪是老戰友,按說他們是很好的,羅榮桓同誌為人樸實、誠懇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羅在幹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說過,四野幹部有事都找羅,不找他。記不得是在一九五幾年,羅榮桓同誌曾指出林彪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隻強調老三篇,是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興,從此對羅關係很壞。至於對賀龍的關係,大家是知道的。
對於羅瑞卿問題的處理,我是有錯誤的,在羅瑞卿問題出來前,我一直認為羅瑞卿同林彪的關係是不會壞的,我一直覺得羅是林的老部下,羅當總長又是林彪推薦的,應該沒有問題,所以,當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羅瑞卿問題時,性質那麽嚴重,我的感覺是很突然的。而在葉群向我敘述羅瑞卿如何反對林彪,如何企圖奪權時,又夾著一些羅如何輕視我的話,我聽了並不舒服,我總覺得其中包含了一些個人的東西,在方式上多少帶一些突然襲擊的性質,這多少影響我在處理羅的問題犯下那樣不容寬恕的錯誤。
關於林彪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現在看來,他的確是為的打著紅旗反紅旗,是準備奪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複辟資本主義的步驟,但是我過去一直認為他抓得對,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過去的最大錯誤之一,就是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但是,過去在兩點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隻強調老三篇,多次說隻要老三篇就夠用了,我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在一切領域中全麵的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隻講老三篇,不從一切領域中闡述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就等於貶低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一是總覺得林彪的提法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割裂開來,這同樣是貶低了毛澤東思想的的意義,特別是損害了毛澤東思想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反對國際修正主義運動中的作用,我從阿爾巴尼亞同誌的態度了解到這一點,我是讚成強調毛澤東思想對於馬列主義的繼承、捍衛和發展作用的。
對於軍隊建設,我過去一直肯定林彪在這方麵的作用。過去我隻覺得他在強調人的決定因素的時候,忽略了軍事技術和戰術的訓練。林彪多次說,隻要人不怕死就會打勝仗,這是正確的,又是片麵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見到“毛主席締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這樣的提法,覺得有點剌眼,隻覺得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別的想法,現在原形畢露,才恍然大悟了。
對於陳伯達,他的曆史我一無所知,甚至在延安寫的三民主義概論我也不知道。我對陳的印象是,他這個人很自負,很虛偽,從來沒有自我批評。他會寫東西,我從來沒有聽到他讚揚過別人所寫的好東西。對於能寫的別人,也是嫉妒的,例如對胡喬木。他經常的口頭禪是“我是個書生,不行。”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評。他看不起沒有他參與過的文章和文件。如果他提出過什麽不正確的意見,而後來被批判了,他不再說就是了,從來沒聽他說他在那件事搞錯了。例如,他對工業七十條說過不好,他究竟有哪些不同意呢?沒有聽他說過。我隻知道他在工業方麵提出了兩個主張,一個是搞托拉斯,一個是要搞計件工資製。搞托拉斯我們試驗過,這意味著工業的更加集中,對於發揮地方積極性的方針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計件工資製(他為此專門在天津搞了個調查材料,是意味要進一步搞物質刺激,這肯定不如“計時工資與計件工資相結合”的製度好。以後他不說這兩個東西了。因為他提出七十條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負責修改,後來我還催問過他幾次,他始終遲遲不搞,不知道他葫蘆裏賣的什麽藥。寫批判蘇聯修正主義一批文章時,由於是在康生同誌那個班子寫的,陳伯達一直沒有興趣參加。隻在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二十五條時,由於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積極起來。總之,這類的事,還有不少,隻是細節記不起來了。陳伯達多年沒有主持過什麽工作,對他這樣一個握筆杆子的人,總要原諒些,所以,我對他的印象隻是一般的。至於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別是九屆二中全會的事情,隻是聽了中央文件的傳達,才知道像他這樣一個壞蛋,以往那些表露不是什麽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陳伯達對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護,我不知會變成什麽樣子的了。
我同全黨全國人民一道,熱情地慶祝在摧毀了劉少奇反革命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推毀了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的偉大勝利!
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我曆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該離開紅七軍,盡管這個行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
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我基本上執行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當然,也犯過一些別的錯誤。
我另外一個最大的錯誤,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在我擔任黨中央總書記之後,犯了一係列的錯誤,一直發展到同劉少奇一塊推行了一條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書記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沒有及時地經常地向主席請示報告,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在六0、六一年困難時期,我沒有抵製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我主持搞的工業七十條,沒有政治掛帥,沒有把主席的鞍鋼憲法作為指針,因而是一個錯誤的東西。在組織上,我看錯了和信任了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這些人,特別重大的是我長期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應該的,非常及時的。
我犯的錯誤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待了,這裏不再一一列舉。我的錯誤的根源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結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給主席的信中,曾經提出要求工作的請求。我是這樣認識的:我在犯錯誤之後,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五年多快六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我完全知道,像我這樣一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雖然已經六十八歲了,還可以作些技術性質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補過於萬一。我沒有別的要求,我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萬壽無疆
鄧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鄧小平同誌向黨中央寫了《我的自述》,全文約三萬言。他在這個材料中,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寫了一段,是對其所犯錯誤的認識和批判。因鄧小平同誌在給毛主席的信中提到這件事,特摘錄如下: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同劉少奇提出了一條打擊革命群眾、打擊革命左派、扼殺群眾運動,扼殺文化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後,我才開始感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接著,革命群眾大量揭發了我多年來在各方麵的錯誤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清醒起來。我誠懇地、無保留地接受黨和革命群眾對我的批判和指責。當我想到自己的錯誤和罪行給革命帶來的損害時,真是愧悔交集,無地自容。我完全擁護把我這樣的人作為反麵教員,進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肅清我多年來散布的流毒和影響。對於我本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惡的深淵。
我入黨四十多年,由於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結果墮落成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派。革命群眾揭發的大量事實,使我能夠重新拿著一麵鏡子來認識我自己的真麵貌。我完全辜負了黨和毛主席長期以來對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顧我的過去。我願在我的餘年中,悔過自新,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份。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從新的機會。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毛澤東把鄧小平的信給葉劍英看。葉劍英看罷,當即對毛澤東說,應該盡快恢複鄧小平的工作。8月14日,毛澤東隨即對鄧小平的信做出批示:“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二、他沒有曆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誌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作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他沒有屈服於蘇修。”
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以及毛澤的批示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正式發到全國各縣團級單位,組織職工學習,人人表態,轉彎子,並要求全體職工與中央絕對保持一致。
大家一致擁護毛主席、黨中央的決定。有的同誌說,這個彎子並不難轉。雖然派工作組是劉、鄧決定的,但是具體打擊革命群眾、扼殺群眾運動,甚至逼死人,是省委、工作組,特別是本單位“文革小組”幹的事。該批的也批了;該認錯的,也認了;該奪權的也奪了;該平反的,群眾組織自己也平反了。雖然嘴裏也喊打倒劉、鄧、陶,但說實在的,也沒寫什麽批劉、鄧、陶的大字報。有,也是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 ”(清華、北大組成的寫作班子的筆名,即:“兩校”的諧音)。有的同誌說,鄧小平給毛主席的信中,對林彪和陳伯達的評價是實事求是的,對我們這些沒有接觸過上層人物的一般群眾而言,加深了對他們的認識。至於鄧小平對自己錯誤的檢查大家一致隊為是誠懇的、深刻的。
(三)鄧小平公開亮相。
11月12日在毛澤東的指示下,鄧小平在相關人員陪同下前往當年毛、朱會師的井岡山地區參觀。鄧小平為此感到高興,他認為這是毛澤東將要給予他工作機會的前兆。
1973年2月22日,鄧小平從江西回到北京。
1973年3月29日下午3時,在周恩來陪同下,鄧小平進入久違的中南海。毛澤東問起鄧小平這些年是怎麽過來的時,鄧小平隻以兩個字回答:“等待!”。兩個人在長談過後分別時,毛澤東一直把鄧送到門口,並關切地叮囑他說:“你要努工作,保護身體!”
1973年4月12日,鄧小平忽然出現在周恩來歡迎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和夫人的盛大宴會上,引起了國內外的極大震動。這是中國第二號走資派公開亮相了,而且官複原職——國務院副總理。
8月,在中共十大上,鄧小平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在12月的幾次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正式推出了鄧小平。12月14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委員。政治局是管全麵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個秘書長,你(指鄧小平)不要這個名義,那就當個參謀長吧。毛澤東又指著鄧小平對身邊的政治局的同誌們說:“是不是當政治局委員?以後開二中全會追認。你呢,我是喜歡你這個人的。咱們中間有也矛盾啊!十個指頭有九個指頭沒有矛盾,就是一個指頭的矛盾!……”
1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當眾談到鄧小平的職務和工作問題。毛澤東指著鄧小平說:“我們現在請了一位總參謀長。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辦事比較果斷。他一生大概是三七開。你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了,政治局請回來了,不是我一人請回來的。”毛澤東又恢諧地指著鄧小平說:“你呢,人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寓剛,綿裏藏針。外麵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地改一改吧。”
以上毛澤東的這些講話,都以正式文件下發到各企事業單位,組織職工學習,其目的當然是要樹立鄧小平的威信。大家與中央保持絕對的一致,擁護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決定。
門友昰說:“毛主席說,‘你們那樣怕鄧小平,可見這個人厲害’。這一點也不假,那年鄧小平率代表團赴莫斯科與赫魯曉夫麵對麵談判,據理力爭,把赫魯曉夫批得目瞪口呆。會後,赫魯曉夫說,這個矮個子怎麽這樣厲害。連赫魯曉夫都認為他厲害,怕他。赫魯曉夫是礦工出身,階級成分好,衛國戰爭時是中將。鄧小平是留學生,先留學法國,後又到蘇聯中山大學留學。解放戰爭時期,是能夠指揮兩個野戰軍的帥才。要說厲害,那是在蘇聯受過正統的馬列主義教育的結果,赫魯曉夫不可比。”
東方泥說:“毛主席說,‘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舉了一個例子。當然不止一件好事。劉鄧大軍解放大西南,當時我正在重慶。重慶是國民黨的老巢穴,充滿軍警憲特,青紅幫袍哥,阿飛流氓地痞等等。解放前夕,國民黨製造‘九二’大火災,嫁禍於共產黨,搞得人心惶惶,怕共產黨;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國民黨?忙撤退時,到處掄劫,社會混亂。劉鄧大軍一進城,采取三板斧︰一、解放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對群眾秋毫不犯。這一對比,群眾就對共產黨有了好感; 二、對換舊抄,實行折實存款。人民幣以1:5的比例兌換銀元卷。臨解放前夕,老百性拿一口袋銀元卷掄不到一口袋米。共產黨來了,銀元卷已經是一堆廢紙,想不到還值錢了,哪有這麽好的事。所謂折實存款,就是群眾拿出家裏的細軟(即金銀手飾之類值點錢的東西)存進銀行,按當時的糧油等主要食品的市場價格存入,物價上漲,存款額也上漲。物價一下子就穩定下來,幾十年來國民黨控製不了的物價,共產黨一下子就控製住了;第三、清匪反霸,該抓的抓,該殺的殺,幾個月之內形勢大變,社會穩定,人心安祥。這幾下子使群眾認識了鄧小平。”
(四)鄧小平以毛澤東的三項指示為綱,進行整頓
周恩來病重以後,國務院的工作實際交由鄧小平負責。他將毛澤東的:“三項指示”(反修防修;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放在一起,以此為綱,對各行各業進行全麵整頓。有人認為這實際是對“文革”的變相否定,也觸及了毛澤東的底線。
由毛遠新牽頭,中共中央組織召開了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參加的批鄧會議。這次會從二月底開到三月初,很多地方領導人都是在這次會上第一次聽說毛澤東批評鄧小平的,而材料又是毛遠新搜集整理的。例如︰毛對毛遠新說,鄧小平把我的“三項指示”放在一起的做法,既沒有得到政治局的批準,也沒有向我匯報。毛說,什麽“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毛還批評鄧小平所講的“白貓黑貓論”(即“不管是白貓黑貓,能捉老鼠的就是好貓”)認為這個說法並沒有將帝國主義和馬列主義區別開來,反映出鄧小平的資產階級思想。張春橋插嘴說:“鄧小平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他對內搞修正主義,對外搞投降主義。”
鄧小平為此作了兩次檢查,毛澤東均不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