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子羅衿
為親身經曆留下筆墨
班級換了位嚴厲的老師，課堂的秩序得到了恢複。我勢必還是個能夠自覺讀書的學生，不是老師的問題人物。這期間，我們手中領到了文革爆發後下發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指導下的首版教材。不管怎麽說，我們的學習在孫老師的帶領下進入了相對正常的階段。
在這個階段裏，我自行處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在我語文課上的爛尾樓”所產生的惡果，開始在我的身上表現出來了。
語文課的朗讀回來了。老師在前麵念一句，我們學生下麵集體跟隨著重複一句；結束全文後老師會抽叫某位同學朗讀其中某一段。我的那位爸爸是工學院司機的小夥伴在朗讀方麵有著出色的天賦。他的朗讀表情飽滿，音調抑揚頓挫，充滿感染力。如果課文中有外國地名和人名，他能將它們讀出在國外發現根本不是那麽回事兒、但在國內國人卻自認為屬於老外的那種過度鼻音和誇張滑稽的語調。他朗讀出來的韻味讓他備受全班同學的崇拜。老師經常會讓那些朗讀不夠好的站立在座位前跟隨著他的朗讀一句一句地念。期間某句話老師認為沒有達到效果，還會要求多次重複。朗讀課上，我也受到過這種待遇，但一番下來，老師雖然沒有搖頭，表情上還是有些無奈。
課文《克裏姆林宮上的紅星》有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等眾多外國人名和地名，這讓我那位小夥伴將其朗讀發揮的淋漓盡致。特別是外國人名和地名，我來不了他那圓滑出的腔調，但也沒到最差。有的跟著念，刻意去捕捉那份圓滑的腔調，一張口全班哄笑。其實我的朗讀還算順暢，但老師臉上的無奈還是讓我想了好多年，多年後才找出一點所以然。
我們那一屆文革爆發時漢語拚音沒有學全，我之後自學時心中的默讀不僅出了不少大白字，而且還出了另一類的發音自認為正確而實際上不準的問題。比如國人的姓有周和鄒，我會把“鄒”也發音成“周”。發音已經固化的我，即使跟隨著老師念“鄒”，如果沒有特別的提醒我還會發音成“周”——-重複時已失去了應有的聲差分辨。我發音本身並不存在著部分東北人將“日本”說成“ 異本”那種卷不起舌頭的缺陷。如果知道該如何念，我發的音不失標準。除了失準，我發音的固化還卷入了部分大連本地話，以至於我在大學班級為全班念那時的一篇熱點社論《人生的路啊為什麽越走越窄》，一出口全班哄堂大笑，這裏我把“越窄”發音成“越著”。我們大連話就是這麽發音的！
漢語拚音沒有學全，新發下來的語文課本又沒有拚音標注。老師表情上的無奈，或許表示朽木已不可雕，此讀也隻能到此為止。老師的無奈或許就是發現我這個學生在爛尾樓上自建的問題房已很難拆除了，隻要不去充當廣播員也沒什麽大礙。那個時候的書店隻有毛選、紅寶書，毛詩詞，和老三篇，後來又有點魯迅的書，但沒有漢語字典。據說字典裏的封資修東西太多了。當我有了第一本字典，已經是中學以後的事兒了。
也許因為封資修的東西太多，文革就一直在不斷地進行著。隨著運動的發展，工宣隊開始領導起了學校的文革：憶苦思甜、三忠於四無限、反修備戰……課程學習的同時，我們也開始進入了那無休無止的各項運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