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中的童年 21

下放農村開啟我新一段的童年。我童年的主體無疑屬於城裏那段時光；用當時火車兒童票限定的身高一米三的要求，我餘下的農村童年時光隻有一年左右了。

 

汽車趕在太陽落山前到達我家落戶的村莊。車開到一處開放著的、牆還沒有圍上的院子裏，停在一排有著四間屋子的房子前。眾多已等候在院子裏的村裏人一起動手，瞬間就把我們那點家當搬進了四室房子中把頭一間還沒竣工、窗還沒安上的屋子裏。屋子由廚房進入，廚房是四室房子中的一間屋子，正麵中間開門通向院子。廚房另一側連通的兩間屋子已住上了人家。爸爸讓眾人將卸下的煤傾倒在廚房我們這半側的地上，用清空下來的幾件草袋將屋子那扇空窗框擋上，再找出一條被子掛在屋子進入廚房的門框上。眾人在廚房我們這一角砌上帶來的大鐵鍋，連上手拉風箱，水缸灌上些水。我們一家就算安置了下來。

 

安置家那當兒，生產隊第一時間就和我們家做上了交易。當看到卸下的煤烏黑亮錚錚的，他們說，這難得的好煤可以用來打鐵什麽的，比他們手中的無煙煤好多了。舍不得被我們燒飯消費掉，他們就用無煙煤換取了我們的“大煙煤”。在熱情地幫我們搬家同時，他們就像問候個熟人那樣地問道：“掙多少錢？”。瞬間，全村都知道來了一家“大戶”。

 

天色很快暗了下來。晚飯時村裏有一戶人家送來一份從來沒見過的食物，烏黑色一粒一粒地裝滿了一大盤。過後才知道這是地瓜做粉絲剩下的殘渣粒。這道幾乎沒有味道可以記下來的菜，那個顏色卻一直讓我不能忘懷。每見到地瓜我都會想象裏麵的白色隨著人們喜愛吃的粉絲被抽走後所剩下的殘渣會是什麽樣的烏黑色？就是這樣的烏黑色地瓜殘渣填飽了我當晚的肚子。那時村裏還沒有電，家裏拿出帶來的煤油燈，掛在還沒貼上白紙的泥土牆上點燃，屋內依舊光線黯淡。飯後，聽著房外冷風吹在窗戶上草袋發出的絲絲聲，全家五口人擠在一張炕上早早躺下。我第一次躺在土炕上，開始了我在農村歲月的第一夜。

 

這是一座有近三十多戶人家的村子。村子前麵是一片平坦的田地，東側相鄰一座雜有灌木叢和耕地的小丘，西側隔著一水塘躺著一條平時並沒有水、對岸又另是一個村莊的小沙河。村子背後的一小丘後麵不遠處有一群小山林，山前又有另一個村莊。在我們之前，村子裏已有四家“下放戶”從城裏落戶到這裏。“下放戶”不帶工資。和我們同一個屋簷的便是其中的一戶。原本他們家在城裏靠修自行車謀生，現在家中大媽帶著都已成年的三男一女，其中老大患有精神病，落戶到這裏。我們被臨時安排住進他們家還沒蓋好的房子，直到生產隊蓋出我們的房子。他們一家人熱心地幫助我們度過開頭的難關。第二天一早第一件事就是那位大媽教我們生火做飯。另外三家狀況類同。有一家女青年患嚴重的心髒病，幾乎沒有多少勞動能力。有一家就是老兩口子，也幹不了什麽大活。兩口子有一做海員的獨生子，已經自己在城裏成了家。另一五口之家是這幾家下放戶中全員壯勞力戶，他們被下放主要是因為出生不好。這四家都是在革委會成立後執行“不在城裏吃閑飯”最高指示時被下放的。除了我們五家外來戶，當地的村民都姓同一個姓，各家彼此親戚套親戚。

 

很快，我和弟弟就學會從水井中用扁擔鉤著水桶打水，學會挑水，學像當地人一樣直接用水瓢從缸裏舀水喝。如此這般，像當地的孩子一樣，開始拾草撿糞。搬到自己的新蓋的三間室房後開始養雞養鴨，有了豬圈開始養豬，有了一塊分到的自留地，開始漚肥種菜。春天起開始種土豆，種小白菜，種黃瓜，種茄子，種芸豆…….收了土豆，再種大白菜，大蘿卜，胡蘿卜…..成了實打實的自家小社員。想不到，第一年，我家種的黃瓜竟是全村自留地裏長得最好的。當時，我還和城裏那位最要好的軍屬家庭的同學小夥伴保持著書信往來。我把當小社員的新鮮事兒寫給他看。他告訴我之後班裏又誰誰誰成了數學學霸…….

 

我新的農村小學就在我們村子前麵那片平地的前麵，五、六分鍾的路。石頭房子的校房呈L狀，共有七、八間房間作教室。不足半個足球場大的操場豎立著一對籃球架。學校一個年級僅一個班，學生來自本大隊自然形成的、分散在長寬七八裏一片區域裏的八個村莊的住戶。每個村莊是一個獨立核算的生產隊。學校老師基本都是男的，隻有一位女老師。我進入四年級，男班主任和我同住一個村。班級有六十名左右學生，其中竟有九位像我這樣的來自“五七戰士”的家庭：差不多每一個生產隊有一到兩戶，且大家的父母年齡都相近。班裏隻有一位下放戶家庭的孩子，他做我們的班長。其實每個生產隊的下放戶都比“五七戰士”家庭多，但下放戶的大人年齡上一般都高出“五七戰士”半輩子，他們的孩子大多數已經成人或者接近成人。農村同學歲數差別大，有的比我大出三四歲。除了歲數上有別於城裏來的，竟還有一位歲數差不多的同學被說是不久前才斷奶。同村的同學是三位女生：一位做班副，曾經跟家裏闖過北大荒，見過些世麵；另一位在家裏做老七，上麵有六個姐姐，媽媽還在繼續努力；剩下一位靦腆不太說話的，平時就跟在班副的後麵。

 

農村天高皇帝遠，這裏的學校沒有城裏的一進校園就見到的“學校必須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大標語所宣示出的那種階級鬥爭氣氛，農村還承續著尊重讀書人的傳統。學校裏唯一一位來自我們村的農宣隊貧農大爺隻是偶爾進駐。他建國後從部隊複原回鄉，患有嚴重的哮喘，和老師打交道時給予尊敬如同自己就是一個普通農民，到學校就是和大家打打乒乓球，和學生們說說話，沒有半點城裏工宣隊成員那種威嚴和管人的樣子。學生在學校成績好就是好，沒有別的彎彎說道。隻是農村人家在那個年代不太重視讀書，成績好的大多是像我們這些城裏來的。農村學校師資比城裏的差一些，有部分領取大隊工分的甚至都不是科班畢業，而是由當地“讀書人”選上來的。但他們認真講課本。我的班主任領工資收入，是村人中唯一吃皇糧的當地人，也是科班老師中唯一的本大隊人。其他幾位為數不多的科班老師要騎自行車騎很遠的路來上班，有一兩位還不得不經常在學校住宿，周末才回家。農村物質匱乏。男同學們唯一的玩具是豬肘和豬蹄間卸下來的一塊小骨頭，玩法如同城裏的翻煙紙牌。大家最好的零食是花生榨油剩下的壓塊餅渣。

 

“學校必須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在這裏就是農忙時老師帶領學生們去各個生產隊勞動：從插秧、上肥、除草、抗旱、…….到收割，無一不包括。這兒種有水稻、花生、大豆、玉米、高粱、地瓜等，農耕時我們隻被派去插秧。其他的農作環節，我們的勞動就不僅限於水稻了。各種勞作中感受最“現代化”的是上化肥：隻需簡單地將混有化肥的泥丸踩入成長中的作物的根部就完事。勞動休息期間，大家都盼望能得到點慰勞，甚至在去勞動的路上都會猜會分到些什麽吃。一般有的分我們一個煮地瓜。能有煮花生是讓大家最高興的。也有挑幾桶水應付的。遇到這樣的，勞動結束後，都能聽到幾個血氣大的小夥伴罵上幾句。

 

“學校必須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比較對題的一次，是我們竟被帶去各個生產隊平墳。上麵說不能“活時用地，死後占地”。遇到村民阻力，上麵搞不動的，便把我們小學生孩子們派上場。這又讓我看到文革初平大連第二號人物許西的母親墓的一幕。這次的墓都是草民的，期間遇到一座入葬不久的，搞得幾個同學事後說當天晚飯都吃不下去。

 

“學校必須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真正被用到點子上的，是大隊書記將我們學校變成革命文藝節目的排練基地。那幾年我們大隊的文藝演出在公社總能排名第一，書記大人十分風光。演員中一大半來自我們學生，城裏來的是主力，之中不少城裏時就有過文藝功底。我們的班長，裝扮成一位頭上捆著白毛巾的陝北農民，唱“毛主席的書，我最愛讀，越讀那個心理越亮堂…..”他有節律地晃動著頭同時舞動著長長的煙杆，那神態下麵農村大媽不用聽歌詞就已經忍俊不止了。我們的班主任拉二胡，上課之外十分熱衷演出。生產隊社員被入選來參加排練的絕對是得了個美差：不必田野中勞作卻拿生產隊的全額工分。我們村便有一位，從我家要走一套單位工作服演工人，還不時抬走家中那單腿圓桌。他扮演李玉和敬酒不吃吃罰酒怒斥鳩山那一段，一巴掌一巴掌地往我家圓桌上猛拍。村裏人的熱情就是這樣，我家帶來的新自行車我爸還沒開始學，利用率早就已經很高了，甚至不會騎的也借我們家自行車去學。

 

村裏沒有和我同班的男同學，課後常在一起的是村裏高我一年級的彼此為堂兄的兩位男孩子。要好的我們，常常一同在村裏各處亂竄，一同去遠處的山丘收樹葉和桑蠶糞這些生火的好東西，去後坡的采石場撿小石板……其中一位，爸爸常年工作在四十裏外的縣城醫院。家裏也是吃皇糧的，我們兩家越走越近。另一位做堂哥的，愛說話的嘴永遠閑不下來。他時兒會說出一些我前所未聞的新鮮事兒。他說以前每家吃的東西“遠去了（當地話——海去了）”，家家都曬滿了地瓜幹。那次他說這話兒的時候，我們三人正坐在一處用“地瓜下蛋”新推廣技術種植的地瓜田邊上。我心想，現在的新技術不是會種出更多的地瓜嗎？他又描述了一堆其他收成豐盛的事兒，話題一轉：“統購統銷後，什麽吃的都沒了。” 然後又接著說了些沒吃後的貧困景象。

 

到農村後我會聽到些以前在城裏聞所未聞的事兒，比如曾經住在一起那位“下放戶”的大媽有次說，他那已去世的孩子他爹很早以前曾為山東海麵上的英國軍艦做幫廚，說英國人麵包時間長了就丟進大海，他每次回家都能帶回來成麻袋的麵包。這我聽了心裏還能說，英國人麵包多還不是從我們中國掠奪的。可是這次那位大同學說的卻讓我有些愕然，一時想“打破砂鍋問到底”也不知道從哪個地方去打破這個砂鍋？這是我第一次聽說“統購統銷”，第一次風聞點“統購統銷”前後發生在農民身上的事兒。日後凡是麵對“農民事物”的話題，腦子裏也先會閃動出“統購統銷”這四個字。最後，我還是找出了個地方去打破那個砂鍋，我笑著問他：“你家出身什麽？” 他道：“中農。”馬上又補充道：“下中農。”

 

不管我的這位農村小夥伴說得如何，曆史上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事兒，有的還真是不容置疑。我們的和另一邊不遠處被沙河分開的那個村的村名，分別叫大林東和大林西。然而我們下放來的時候，兩個村莊除了幾處零星的小樹冠群外沒有任何樹林。為了做飯取暖，我們還得到遠處它莊小丘裏去拾取柴草。老鄉們說，以前這兒是成片的大林，而且成片的林不止這兩個村莊。想想我們這個擁有八個村莊的大隊竟然同樣名叫大林大隊，可見這兒不遠的過去曾經有過相當規模的林海。說是搞大躍進時這兒要建一個大水庫，加上大煉鋼鐵燒土爐，反正這麽下來沒多久林子就全沒了。據說改革開放後反思，有人說如果土地私有，這種毀林的事情就不會發生了。來到美國，見到這邊環境是那麽地原生態，我也讓一位願意聽我過去故事的老美朋友模擬個反思。不料他說美國的是因為民間擁槍自發保衛家園的結果，要是完全由著政府說了算，同樣也會被政府給折騰個完蛋。聽得我怎麽有一種宿命論的感覺—-那片我沒見到的林海注定在那兒留不下來似的。

 

我們這個村還不算窮。在農村青黃不接、偏遠地方會出現部分人外出逃荒的時候，“青黃不接”在這兒還不算是個大議題。但生產隊滿額的一天工分也沒超過五毛。村裏人說，有一年花生允許種的麵積大些，又碰上大豐收，一天的滿額工分八毛多錢，村裏那年一下子娶進了好幾位媳婦。

 

父母的“五七連隊”雖然設在公社鎮上，但爸媽的日常勞作都在所在的大隊和小隊（生產隊）。因為個人的收入和當地沒有關係，生產隊並不介意這些其實沒有什麽勞動力的“戰士”能接受多少他們的再教育。我父親便有時被分配到大隊做點上邊無中生有拍腦子拍出來的科學種田養豬小項目，有時則在生產隊裏參加體力勞動。我媽基本就在生產隊裏勞動。當地的習俗，家庭主婦一般隻要求幹半天活，剩下半天在家做飯：農村的拉風箱做大鍋飯也是個累人的體力活。我媽被按照農村主婦對待，一般隻去生產隊勞動半天。但因為媽媽是位被村裏認為應該無所不會的城裏來的讀書人，從吃藥、打針、做衣服、理發、斷識個病傷、等等…….村裏無所不求。其實很多事情媽媽也得從頭從帶來的書本中學，一天下來也閑不著。

 

農村當地人普遍對我們城裏來的有兩個負麵看法：一，能耍嘴皮子，沒理也能辯三分。二，嬌性——嬌生慣養吃不得苦。第一個信譽是知青們闖出來的，確實當時還是樸實的農民鬥嘴鬥不過他們。我們大隊有兩個青年點，分別設在兩處靠近山丘腳下的兩個生產隊裏。第二個棒子打的就不分先來後來的了。我就挨了一棒子。雖然我的力氣比不過農村的孩子，但插秧需要的彎腰耐久功夫還是不差的。這源自於我廣東老家一年可種三季稻的南方農家“基因”。大學時去農場收割水稻，北方農村來的同學一般不是我的對手。盡管童年時那個功夫在同學間相差的還不是很大，但至少不差過大多數的本地同學。然而，北方的早春天冷水涼，媽媽非讓我穿上雙高腰水靴去插秧，這便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說是我這彎腰耐久的農家“基因”來自於能種三季稻的南方，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我這連出生都是在南方的正宗南方人，對北方天冷水涼格外地“水土不服”。我又有個受苦的命，白天在天冷水涼中可以若無其事於大眾前，“水土不服”全都發作到晚上自己孤身入睡時。媽媽當然不要我充什麽英雄，非要我穿水鞋去插秧。另外，水田中還有一種不常見的現象：稻田裏有一種叫做“螞蝗”的細長蟲偶爾會咬破腿部皮膚鑽入血管，需要第一時間拍打將它趕出來，若不然蟲子最後會鑽到心髒裏。我沒見過、也沒聽說過如此喪命的，但確實親眼見到有身旁的急拍腿部趕出了“螞蝗”。穿水鞋還可以保護不被“螞蝗”傷人。然而沒別人穿，自己“雞群鶴立”獨一份地穿便產生了“影響不好”的問題，被貼上“驕性”的標簽。

 

為了加強理解，媽媽私下溝通同住在一個村裏的我的班主任。不想，一天班主任不點名地在班上評判起這件事兒。我並不知道媽媽和班主任的交代，但他在全班端上事兒，我一聽就知道這棒子是打我的。後來爸媽知道這件事，很大不滿，由此便和同村的這位班主任心中產生不小的芥蒂。但我可不敢在班主任麵前“死豬不怕開水燙”。不久來了一個機會：班級被分派去清理一間儲藏間。那裏掀動任何一件儲存物都會揚起滿天灰塵。在眾人見景退卻的時候，我一步衝在最前麵、站在最高處，幾乎身處在滿屋灰塵的中心。我注意到身後門口處的班主任，望著我的眼正顯露著一種否定再否定的疑惑。別人是跳進黃河洗淨自己，我是跳入灰塵中“洗刷”自己；但也不指望他人能懂得天生的“怕冷”和性格上的”怕苦”並非是一回事。

 

我們是來農村接受再教育的，吃苦是必經的教育課。上邊規定，雖然“五七戰士”家庭帶著工資來農村，但不允許到農村集市上買肉過起“大戶”的日子。農村沒有城裏的豬肉之類的副食品供應，解決豬肉問題全靠養一胎豬長大後自己用，這需要一年的養豬時間。農村每逢初一和初十五在公社所在鎮上舉辦集市，周邊四村八屯的人會帶上自己家的農副產品來到這裏出售。上邊限令我們不得趕集購“肉”。在那個抓階級鬥爭氣氛濃厚的年代，我父母沒有雷越半步，我們也就真的近一年幾乎沒有吃到過豬肉。其實就是不被限令，北方農村的殺豬集中在秋冬時節，平時季節的集市上也很難見到有豬肉出售的；但老農缺錢時，也會拿出自己家醃製的鹹肉來換些錢。所以我們是近一年來新鮮肉和鹹肉都沒得吃。一天，“五七戰士”之間相傳，公社的供銷社商店來了些豬肉罐頭。十二裏的路，父親馬上騎上自行車前往。我和弟弟站在炕上眼巴巴地望著窗外等候，直到一個小時後爸爸帶回兩瓶豬肉罐頭。

 

這段近一年沒吃上豬肉的經曆讓我們兄妹三人終身難忘。我弟在吃上了自己家養的豬後給沒等到殺豬時便去了南方的我寫的信，整篇一頁有一大半是關於這個久違的第一頓豬肉。我從信中第一次知道之前在城裏從沒聽說過的裏脊肉和扣肉。當地的習俗，殺豬的那一天，家裏要用第一刀的裏脊肉紅燒，請殺豬人一起吃；扣肉是媽媽之後為全家做上的第一頓大肉餐。這讓遠在廣州的我，也留下不少口水。我走之前，田地裏的地瓜已經收了。 生產隊收割完的地瓜田先開放給全村的人“收秧”，之後再放全村的豬去拱。豬比人厲害，精密“收秧”過的地，照樣能拱出不少地瓜飽餐。這個時候，村裏找個豬官，把各家豬趕到一起，然後再趕到收了秧的各類田地裏。群豬拱地，景象壯觀。也是這個時候，各家養的豬一天天地壯起來。

 

因為我春天經曆的那壓死駱駝最後一根稻草的對寒冷“水土不服”之原因，家裏決定在寒冬來臨前借舅舅出差大連之際將我帶去廣州，在南方過一個冬天。不想這一去，不用求醫就自然而然地根治了我的那份在北方對寒冷“水土不服”的病。之後，在農村剩下的幾個寒冬裏，我再也沒有出現過那份寒冷惹出的煩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