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子羅衿
為親身經曆留下筆墨
文革社會家庭生活篇6
一天下午，隻有我在家。我正趴在二樓家裏麵向大馬路的小窗口望著樓前的街道，突然發現如往常那樣帶著列寧帽的爸爸，手裏提著一網兜生活用具，從大樓另一端的門洞前，穿過樓前正在玩耍的小孩，向家這邊走來。我急忙奔下一樓打開門洞大門，迎接爸爸回家。進家後爸爸放下那些住“牛棚”用的生活用具，環顧了一下好久沒有回來的家，說要找個地方洗個澡。 以往爸爸從來沒在單位外洗過澡，都是在規定的時間在單位的澡堂裏洗澡，所以爸爸不知道周邊有什麽澡堂。其實我們這座日式家屬樓每家都配備有澡池，隻是大連自身一直嚴重缺水（現在引進了河水），還要向靠港的國內外貨輪和客輪供水，家庭用水受限，不能在家洗澡。
出門後，我帶著爸爸去這一帶最好的洗浴去處“八一澡堂”。這是個對外開放的軍屬澡堂，就是路稍微遠點。從家裏出來，穿過那個三角郵局公園，在工學院操場邊處轉彎向上一直走到山腳下。帶著爸爸走在這條隻是我熟悉的較長的路上，我突然感覺爸爸變了。以往那份傳統的父子式的嚴厲，好像消失，一下子出現難見到的溫馨。回想，爸爸進牛棚這期間，我也沒做過什麽特別有用的大事兒。隻是先後送過幾次媽媽特別為爸爸做的好吃的飯，包括有次過年送了一飯盒的餃子。但送飯並不能見到大人。單位有好幾個大門，還會被門崗支派到不同的大門才能收下。能見到爸爸，隻有在一大群“牛鬼蛇神”被成隊地押往去食堂吃飯的路上。就是這樣，我也是藏在角落裏遠遠地張望，爸爸並不知情。
受著孔孟“君臣父子”舊式教育長大的上一輩人一般對孩子都表現得嚴厲。如媒體中朱鎔基的自述：撞見兒子從外麵抱回一捆油氈布，二話沒說，上去就刪了兒子一個大耳光。再看比父親早半輩的蔣經國20年代的有關記述，上海時期他老爹白天玩股市晚上逛風月場，但撞見了進家門的兒子蔣經國卻會沒頭沒腦劈頭蓋臉先來一頓訓斥。寫更早些年代的紅樓夢更是：賈政喝停撞見正在園中奔跑的賈寶玉，也是不問青紅皂白劈頭蓋腦地先訓斥一番；要問罪時他幾乎將寶玉打殘。這是建國前舊式文化教育下的家庭生活形態。如果有父輩出生於書香門第或留過洋的，情況會好些。所以路上感覺到我父親的變化，讓我十分詫異。孔孟的君臣父子等級中的父子並不包括爺孫，或許這讓國人隔一輩的溺愛可以到幾乎沒有原則的地步。當時感受的溫馨沒有到那個程度，有些父子和爺孫之間，前所未有。我心想，一定是在“牛棚”期間有什麽大事發生在我父親的身上，若不然情況不會是這樣。
果然，晚上聽到爸媽的對話，我爸曾經被人半夜推到黑屋裏暴打，幾乎致死。我父親忍無不及時連聲高喊領袖萬歲，才喝停了那幫人的毒手。在生死線上走過一朝的人，劫後餘生，性情都會受到一份不小的衝擊。
前麵舉朱鎔基和蔣勁國的例子，這裏沒有半點攀龍附鳳之意。我父親身上有三大硬傷。如果沒有和朱鎔基在北京同一部門相鄰辦公做同事，硬傷就隻有兩個：曆史上中學時期加入三青團和莫須有的白專。如果不是蔣勁國抗日時期將兩廣學生不問意願全體搞入他的三青團壯大他的團派隊伍，硬傷就隻剩一個莫須有的白專。如果隻是白專這一條，它可能都不會是個事兒。成了事兒是因為你有別的硬傷順手也把它變成了硬傷。這三個硬傷，比較要命的，在清理階級隊伍需要穩準狠地打擊階級敵人的時候，還真的是和朱做了同事。
當然那時候右派朱鎔基還沒混成人物，朱不是問題，問題在他們伺候過的那些當權派上級。清理階級隊伍搞得外調滿天飛，需要看到你的配合。其實，自從我三歲入幼兒園的第一天一早逃回家開始有了童年記憶，我沒見到過我爸和當官的打過交道。隻有文革之前的一次，家裏來了一位北京當官的叔叔。那天在堆滿了書刊中臨時清理出一個小角的書桌前，我爸和他交談甚歡。 他挺直且高出一些的身材，眼中有一種亮光並帶著透明的微笑，因為和我平時見到的搞學術的叔叔們很不一樣，給我留下深深的印象。這位建國初在沈陽和我父親在東北局工業部一同做事的叔叔，文革後官拜中組部副部長，但文革前他並不是個大官。另一方麵，自從我有了童年記憶，卻也發生過一些令我困惑的事兒：幼兒園時貪吃糖搞壞了牙齒的我每次在醫院裏怎麽總會被醫生問道有沒有去市長胡明的家？ 忍無可及時我便問了父親。我爸說，我們家剛從北京來大連的時候，去市長家都不用通報的。還說在他家吃到的蘋果大得將近一斤一個。老爸的答疑其實讓我更糊塗，雖然我那時還不懂得那個哲理，但還是做到了“難得糊塗”。
當然，工宣隊和新班子可不認可這個“難得糊塗”。我爸的性格又硬，心中的英雄除了崇拜幾位洋人科學家之外便是我們的嶽飛辛棄疾之類的人物，這讓我爸沒少吃苦頭。那次幾乎致命的毒打，起因於審問我媽給出的交代和我爸的交代有出入。我爸堅持自己認為的事實，不順從，不說謊，並不客氣地反駁對方。惱羞成怒的對方白天記恨在心，晚上蒙頭拖入黑屋泄憤。那個時候，打死人，他們不會“好漢做事好漢當”地去充英雄。把打死的人從高樓上推下然後誣陷畏罪自殺不是沒有發生過。按著我父親的性格，牛棚期間不僅沒好果子吃，還把自己的苦難越搞越深，最終牽連到家庭。
為我父親沒有一點靈活性和變通，吃了那麽多的苦，我個人不知怎麽都“埋怨”到蔣介石身上了；當然不是在那個時候。以後開放讀到曆史，看他多在抗日的演講場所標榜的一句話，“養天地之正氣，法古今之完人”。且不管蔣在沽名也好、在玩政治伎倆也罷，但對涉事不深的中學生，這灌輸的就是“一根筋“的“毒”呀。尤其對農民家庭走出來的我的父親，所有的教育沒有半點來自本供不起他讀書的家庭，全部來自學校和社會——沒有半點家教的修正。成全我父親成為讀書人的，是因為那時民國在兩廣中小學能對少數成績優異的學生提供免學費讀書，且大學讀的又是免費的師範。為自認為的“正氣”而“一根筋”，讓我父親遭受了許多不應有的罪。就說在中學加入三青團那點芝麻事兒，且在後來的大學還加入了地下黨，新班子就是無限期不予結案。以至於下放到農村發生林彪事件時，我父親才發現自己成了全體“五七戰士”中僅有的一員，受著敵對待遇而不能聽那些文件。這才讓我父親多少拋棄些斯文，專門回城找單位拚掙了一番——這是後話。
為了這份“埋怨”，也讓我產生了一份興趣，這就是特別關注建國前我父親那代讀書人在不同風雲人物統治下出現的“基因”差異。當時的讀書人或來自蔣介石的國統區、或來自汪精衛的日占區、或來自溥儀的滿洲國。如果我父親成長在那後兩個區（國）內，肯定多少都會懂得一些變通，甚至懂得玩一下“曲線救己”。我們“世紀之交”那代國家最高層人物中有幸同朝出現這種同時相關蔣和汪的小標本事件，我便可以進行對比。過濾掉標本中因建國後曆次運動對所有人都產生的那些“變乖”的攪動因子，不難發現我的這個“變通”性與個人成長中麵對的風雲人物有相關的判定是有道理的。不同風雲人物對學子身上產生的這份“變通”都會有實質上的差別。在美國，我還真和一位滿洲國出來的長輩同一屋簷下生活了一段。長輩告訴我，他們在學校每天早上要向兩個方向鞠躬：溥儀的和日本天皇的；以至於光複後民國不承認他們的中學學曆，他考清華前還得補課。會不會就是補那類“養天地之正氣、法古今之完人”之說教呀？試想我父親的教育如果是來自滿洲國的，被整時肯定不會和那些專政隊的人理論：你說什麽我聽著就是了。這樣至少不會出現被暴打身亡的幾率。通俗話說，就是不會出現被暴打身亡的可能。
不知我如此地將文化“基因”和曆史風雲人物進行關聯，是不是有些走火入魔？不過我個人還是有點自信的。舉個反證：我的日記不就是在文革家裏被抄、被那些人胡亂翻閱後從此就不寫了嗎？按照所述的分析，我們應是有個不寫日記的領袖吧？進一步推論，蔣公日記天天不拉下，如果我成長在他那個年代，肯定便會天天記日記。
說起父親牛棚裏最懂得“變通”的，還是一位行政和技術都曾在高級位置上的海歸。他見過洋世界。他當然知道西方的戰俘文化，那就是不被要求對失去自由後在高壓下作出的任何陳述負任何責任。可能就是憑著這份見識，他在交代中經常無中生有，一會兒交代出王某是個特務，一會兒又交代出李某藏有個電台，一會兒再交代出張某握有份聯絡圖…..。盡管專政隊總是撲空，但他們仍然樂此不彼。工宣隊喜歡這樣，不管真假，在他們眼裏形式和戰果越大越好。 父親眼中瞧不起他，但人家的見識還挺對路的。事情的發展還真如同那西方戰俘文化那樣。人家文革後官複原職，技術上繼續高位發光，以往的事兒就如同沒有發生過。他胡謅亂陷所害到的人，就是出了人命，帳都不算到他頭上。想想也是，何必如我父親那樣用自己的脊梁骨去硬扛。那人東咬一口西咬一口，咬進更多的人來一起扛這份人為製造的災難，事後依然屬於被無辜迫害人士，嗚呼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