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子羅衿
為親身經曆留下筆墨
當時，市場上的商品已經開始變得多樣豐富。我去秋林商店旁邊的飯店買大米飯，途中會經過一家南貨商店。那裏展示琳琅滿目美味的櫥窗陳列著方方大大的金黃色沙琪瑪，以及手掌那般圓圓厚厚的蛋黃麵糕，讓小小的我每每路經時總忍不住多看幾眼。
我每天的午飯常會有一根廣水腸，由媽媽在單位蒸熟，我去單位吃完午飯後匆匆趕去上學。家裏的午飯通常在單位食堂就餐，經常晚飯也還會在單位食堂裏享用，周末家裏又會到市中心的餐館用餐，這些給我留下一些歡快的記憶。
有一次，我們在大連市場（如今的大連商場）的三樓餐廳部用餐。那時同一張飯桌一般都會同餐好幾家人。這次我們的同桌是一位頭戴大蓋帽、身穿白色海軍服的軍官的一家三口，坐在中間的小女孩比我小些。飯桌上兩家人說話，這位軍官逗我。我說我長大了也要當兵。他對我說：“想當兵就不能挑食。”這句話讓我一直記住到今天。還是軍人有力量，我可是一直以來都做到了這點。每當出現挑食的念頭，我都會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位軍官跟我說的話，和當時的歡快情形。
離開幼兒園後，我的遊樂天地再也不是過去那個幼兒園的院子了。我們家門口除了下麵那個有座微型派出所的小公園外，上麵還有一個同樣完全開放、上端處有座三角小郵局的微型三角公園，公園緊貼著我們樓另一端相鄰的公安局家屬樓。在這兩座小公園裏，男孩們再也不是像在幼兒園那樣用手比劃槍的時候了。我們開始玩耍彈弓、小樹棒，甚至帶著能夠發射玩具子彈的玩具槍。這裏也是玩捉貓貓、丟手絹等遊戲的好地方。我的玩伴變成了班級裏的同學以及我們樓裏的大大小小的孩子。幾位住在我們馬路對麵的同學也會跨過馬路來和我們一起玩耍。
馬路對麵同學們的家是一排整齊的小洋樓。洋樓看上去有模有樣，其實每一座裏都擠滿了需要共用廚房的好幾家人，冬天還得自己燒煤取暖。他們平時吃的飯是我頭一次見識的苞米餅蘸大醬外加一根蔥。我們門前大馬路兩側人行道上種著成排的大槐樹。春天槐樹花香，我隻會摘幾朵嚐嚐；但他們會摘下成臉盤的槐樹花，拿回家放進玉米麵裏做包子。
我們這一側的馬路上也有一些小洋樓，但隻要是獨戶占用的，通常都住著身份顯赫的父母。像我家門洞旁邊的那座兩層小洋樓，裏麵住的就是一位市公安高官的家庭。家裏有一位比我高一屆、胳膊上掛著三道杠、在學年做幹部的漂亮小女孩。她經常在學校的各種大型活動上亮相，很是風光。
在我們班也有一位長得漂亮的高官家女孩，父親在大連廣播電台高就。她家獨住的洋樓後院的圍牆就立在那個有派出所的小公園後側。我可以從我們家二樓的後陽台斜角線俯瞰到她家的後院。她胳膊上掛著兩道杠，在班級做幹部。她臉長得稍微偏黑，顯得兩隻大眼睛格外明亮。她能歌善舞。
不像一班的同學都來自高大上單位的家庭，我們二班這樣的同學隻占一部分。剩下的另一部分，即使住在我們馬路這一側，家庭情況仍然不算富裕，和馬路對麵的比也好不了多少，但沒有幾家共用廚房的。同學們這樣的家庭背景構成了我們班的多樣性，也造成了文革爆發後同班同學在班級和社區活動中角色上較大的反差。
我們班隻有一位同學來自軍隊家庭，他卻成了我童年時最好的夥伴。最好的夥伴就是互相好到雙方家長都將對方的孩子視成為自家的半個成員，而家長間卻並不認識。那位分到一班的幼兒園玩伴，也在班裏結交了一位軍官孩子：家獨住一棟二層小樓。他曾經向我們炫耀他的一件高大上的玩具車，人能直接坐到車裏麵，還能按喇叭叫。我那位最要好夥伴的軍官父親沒那個地位，他家住在石頭營房經過改造而成的家屬房，周圍是一片菜地。我們兩家離得不是很近，但彼此經常會呆在對方的家裏。如果那時我們有美國小孩的那種sleep over，到對方家過夜，絕對會發生在我們的身上。
在那個物質還是貧乏的年代，很多家庭都會自己養幾隻雞。我出了幼兒園後，家裏也在後陽台上養了雞。每天放學回家，同學們會穿過一間工學院的大操場，那裏能找到廚房清理出來可以帶回家喂雞的菜葉。撿菜葉便成了我和幾個夥伴們玩耍的多樣形式中的一項。誰能撿到一片完整的菜幫，特別是從地窖土層上扒拉出一個（他們是把菜埋到地底下過冬），就好像誰尋獲到一件寶似的。
住在公安大樓的一名女同學領我們去她家看那產蛋比鴨蛋還大的火雞，我頭一次見識養這麽大的家禽。我的軍隊家庭的好夥伴家除了養雞還養了幾隻大碩鼠，體型竟然有點像兔子那麽大。還有一兩個同學家裏養兔子。有一位同學送我一條孔雀魚，我沒告訴爸媽，偷偷地在家養著。小魚缸藏在收音機的後麵。沒過一個月，這條魚竟然生下了一大群小魚，我分送了一些給其他玩伴。魚一直養到文革爆發，社會上開始破四舊、砸魚缸，魚不能養了。
這不跟我們農村的生活一樣嗎？從來不敢說自己是大連人，隻有到大連工作以後，對大連市內熟悉了，才敢說我來自大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