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子羅衿
為親身經曆留下筆墨
文革一時處在奪權初期的武鬥階段。即使武鬥，文革的文藝宣傳也一刻沒停過，而且造反派們搞的要比之前紅衛兵的街頭戲強多了。文藝宣傳很快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方式：演出開場歌唱《東方紅》，結束時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其中還一定會合唱：“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非歌唱類的節目必有“三句半”和“快板書”等。文藝如此地以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廣泛地進入生活、服務於政治，曆史上不曾見。
一天爸媽帶我去單位禮堂看單位造反派搞的文藝演出。其中一場戲是舞台上一位帶著個大酒糟鼻子道具扮裝成劉少奇的獨人戲。隻見他口出狂言，先吹噓《論修養》，然後秘傳子女們“吃小虧占大便宜”，最後手指著天叫囂“外國出了個馬克思，中國為什麽就不能出個劉克思”。演出當然也少不了鞭打知識分子的戲：一位帶著眼鏡拿著書本的科研人員，回應一位請來幫忙的工人師傅的指責，狡辯道：實驗室沒有懸掛領袖的像是因為需要幹淨，然後馬上被那工人師傅無情地打臉：難道我們領袖的像髒嗎？這可是當時大是大非的問題。能編出這樣高水平的戲，是因為我父母單位造反派的基本力量來自那些近幾年參加研究工作的大學生年輕人。那天，他們如主人那般地坐在前排位置上。一倆位青年女的，有意地側站在前排的窗前不入座，整個演出期間手和口就沒停下來過，顯示著一幅誌得意滿的樣子。
既然在他們眼中那些建國前受教育的老同事這麽可惡，當然需要采取行動了。一天放學回到家門口，見幾個門洞裏的孩子正爬在我家二樓門口走廊石台上擠著從門頂上的小窗往我家裏看，我知道出事兒了。我在眾目睽睽之下開門進家，驚見我爸就坐在門後放拖鞋的地方，屋裏一群人正在翻箱倒櫃。進了家的我也隻能陪站在那裏。不多時那五六個人從屋裏出來，帶上抄查出來的物品，押上我爸揚長而去。臨出門，順手又將門邊上那隻紅纓槍帶走。 離開前我爸隻囑咐了一句：“在家聽媽媽的話”。之後我進到屋裏，隻見書架上的書被推落一地，盛在紙盒箱裏的論文和紙張被散亂各處，所有的抽屜被拉開，櫃子被翻了個底朝天，滿屋淩亂。
造反派牛刀小試，沒關押多久便釋放了我爸。這時候的行動還是造反派們的“任性”之作 ——-造反派之間為彰顯革命比著抓人。等到工宣隊接管和革委會成立的時候，抄家抓人便正式進入“穩準狠”地清理階級隊伍的階段，情形非同日而語了。但不想如此的小試，卻先改變了我生活中的一個行為。當時一年級學生的我隻會用鉛筆書寫的日記，竟也被那幫人翻出來仔細翻閱，然後扔得一地。當年被家裏鼓勵天天記日記的我，從此停筆。社會上為日記所累的案子已有所耳聞；這次親曆，試想要是有不敬的文字，翻出來一定會被說成為爸媽所教唆。當時課堂上經常學習《雷鋒日記》。雷鋒叔叔無私的心隨時都可以拿出來經得起全天下人的觸摸，而我的怎麽可能呢？
另外如此的小試也讓我長了一塹。在“三忠於四無限”浪潮中，大連工總司在大連火車站廣場前豎起了一座高高大大的“領袖揮手我前進”白色石膏像。當時在大連是件隆隆重重的事兒，揭幕當晚還放了煙火。家裏還貼有好幾幅這份作品的畫報。畫報還讓我第一次知道大連還可以被稱為“渤海之濱”。家裏剛有了一台135相機，我爸帶過我到那兒學著照了一些相，學著在黑屋裏一盞紅燈下用顯影液自己洗相片。抄家時相片全落到造反派手裏。135相機攝影取框是一份完全憑感覺的活，洗出了相片方知相片中領袖石膏像取丟了一些身段。聽放回家的老爸說這“取丟了部分身段”幾乎被誣陷成是“想現實中用刀砍去這部分身段”，特別是這部分身段是相關頭部和肩部的；這讓我以後的攝影一點不敢大意這類事兒。發現有誤，第一時間銷毀底版。不過以後一時也沒有機會去再犯這個科了，照相機被抄家查扣，火車站前那座領袖石膏像也因工總司在造反派大聯合後的失勢給拆了。
文革武鬥在經曆軍隊支左、軍管、和成立革委會的幾個階段後漸漸地進入尾期。大連三大造反派落實大聯合，三派走到一起進行了首次上交武器的大遊行。遊行隊伍中的卡車載著各式大小的槍械，一輛輛轟轟烈烈地招搖過市。但現實中大聯合的落實並非會那麽簡單。遊行後武鬥仍然沒停下來。等到又過了一段時間，現實確實如願了，這樣轟轟烈烈的上交武器大遊行又辦了一次。第二次的武器上交規模一點都不差過首次。按小夥伴們中“消息靈通”人士的說法，重新武裝不難，他們知道去哪些“友好”的部隊去搶槍。解放軍支左有“兩不”規定：打不還手，罵不還口。
接著，市裏進行了聲勢浩大的慶祝革委會成立大遊行。很快迎來九大，又進行了載歌載舞聲勢更大的大遊行。這個階段遊行的開路儀式更新成：一輛花車載著一幅和車身一樣長的巨幅紅旗飄揚畫，紅旗的前上角閃亮著領袖的頭像，頭像後麵是遠望前方、胸前手握毛選的工農兵巨人站立在紅旗中。緊隨其後的遊行隊伍有如在這麵紅旗的指引下邁向前方！九大的遊行，行進中的宣傳車反複地廣播著劉少奇的政治死亡宣判書和兩條最新最高指示；一條是“吐故納新”，一條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依然存在，各國人民要有所準備…”。
隆重的九大推出眾多新麵孔，但我們小孩們眼中的“新星”是那位解放軍叔叔孫玉國。紀錄片裏他一句萬歲口號一個軍禮，一句健康口號一個軍禮。不久前他在珍寶島反擊戰的英雄事跡家喻戶曉，是我們的現時英雄。我方繳獲了蘇軍一輛新型坦克展覽在軍事博物館內，讓我們感到無比地揚眉吐氣。他指揮戰士們痛擊敵人的時候，我們在後方挖防空洞，往玻璃窗上貼米字條，加緊軍訓。義憤填膺的群眾還跑到斯大林廣場推倒了那座蘇軍銅像。說是蘇聯很氣憤；又說是之後由周恩來指示，那銅像才重新立了回去。九大開幕的最高指示明確說明要準備打仗，他是我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榜樣。
九大定調要在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中“穩準狠”地打擊階級敵人。這個運動在69年九大召開前的各地革委會成立後便開展了起來。在我父母單位是由一個工廠派駐的工宣隊和新成立的革委會聯合指揮大規模抄家抓人。被抓進的人集中住進單位為“牛鬼蛇神”們專門準備的被稱為“牛棚”的大鋪間。期間工資停發。被抓進牛棚的，沒人知道在這“穩準狠”的打擊中自己會是個什麽樣的結局。厄運難逃的我爸再次被抓，我家再次被抄。
好長時間家裏就媽媽一人帶著我們，其中大部分時間是媽媽和我兩個人在家。後來弟弟也快從幼兒園畢業回家了，文革出生的妹妹周末也要從幼兒園接回家住。家中臨時請過一位家住馬路對麵的保姆白天來幫忙。說是要打仗，我還曾和保姆一起往玻璃窗上貼米字條。雖說要打仗，我們小孩子們日常生活正常，對要打仗的緊張氣氛沒有太多的感受。小小的我也不懂事兒，沒有察覺到那時單位和家庭給媽媽造成的巨大壓力。媽媽就是那個期間落下了一些病症，都是由精神緊張引起的，而且影響餘生。醫生說屬於神經功能症，精神不緊張就沒事兒了。想想那個時候，哪有幾天不讓媽媽緊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