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文學家園
北美文學家園是北美中文作家協會的文學公眾號，發布協會會刊“東西”刊發的文學作品。
正襟危坐寫小說
文 | 之光
2024年8月，我的長篇小說《紅黑時代》由台灣時報文化出版社出版發行。同年9月14日，北美中文作家協會與紐約市皇後區圖書館新移民服務部聯合為這本新書舉辦發布會，現場的氣氛熱烈，評論家、作家們上台發言，還收到不少書麵評論。大家對這本新書予以肯定，令我無比感動。我雖已步入老年，但仍是文學上的新人，不乏自知之明。如果說有可取之處，那麽，首先歸功於引領者——我們慣常稱為鼎公的王鼎鈞先生。
一、參加鼎公家的讀書會
我和鼎公的文緣，結於新舊世紀相交之際，至今已四分之一個世紀。這件幸運的事砸到我頭上，委實要感謝一位鄰居。那段時間，我居住在距紐約市法拉盛區約一小時車程的新澤西州，過著“冰火兩重天”的生活。一方麵，在國內經營一企業集團，作為董事長，日理萬機，席不暇暖。回到美國，則一片寂靜。好在，身為畫家的鄰居，雖來自台灣，卻是我的山東老鄉，她和我的祖先都一直生活在膠東半島，彼此很有話談。一天，這位畫家問我，要不要隨她去她的老師家聽課？鑒於時間無處打發，旁聽一堂繪畫課起碼“殺”去半天的無聊，何樂不為？
於是，坐她的車前往法拉盛。到了市區內一個僻靜的住宅區，在一幢房子的前院停下，她與我一邊拾級而上一邊告訴我，她老師也是山東人。關於鼎公，這便是我獲得的唯一信息。前門打開，見到鼎公，果真是山東“大漢”，身材頎長，雍容儒雅中帶著慈祥。客廳裏已有三、四個學生坐在沙發上，原來，朋友上的不是美術課而是文學課，沒想到教課的老師竟是鼎鼎有名的文學家，更沒想到，這一機緣使我這個一心打造“百年企業”的生意人最終轉軌，走向文學。
那堂課怎樣開場如今已記不清。開始並未進入狀態，隻是陪朋友而已。隨著鼎公講課的深入，我對這位老師的好奇心強烈起來。相當重的山東口音，令我感到親切。一個個生動的例子，一樁樁古今中外的典故，隨口而出。仿佛浩瀚的書庫，許許多多本名著在他麵前打開，讓他隨手拈去，衍化為發人深省的妙語。到學生提問題的環節，我看著鼎公，要麽他自行回答，要麽引導大家討論，眼前竟閃出諸葛亮羽扇綸巾的形象。
下課後，回家的路上，朋友問我感覺如何？我感歎：“神人啊！這記憶力！免費教課，全心全意提攜後進，這是什麽精神？”最後一句來自毛澤東的老三篇之一《紀念白求恩》，我差點把它的全文背岀來。朋友被我逗笑，問：“那下次你還去麽？”“去！上哪找這樣的老師啊？”就這樣，我開始每周去鼎公家上課。這一年，鼎公75歲，與我現在的年齡相同。
二、鼎公批改我的作業
參加讀書會，要交功課。一次，我寫了七月四日觀看國慶節放煙花的感受。鼎公批改了，給我打電話，說，這一篇寫煙花默默地蓄集能量、一旦綻放，便在高處，且璀璨奪目，他很欣賞，建議我把它投給《世界日報》。
當時我與鼎公並不熟，隻是讀書會的成員之一。放下電話，自是激動一陣子，一是文章被老師肯定，二是掂出鼎公那種望子成龍的父母一般的心情。這篇作業，因我第二天需啟程返回國內，來不及寄給《世界日報》。但從此對鼎公有了一份親人的感覺。
我曾想過，那位畫家朋友，為人實誠，與我很合得來。不過，如果她在繪畫之外擇業，千萬不要當經紀人。不知道她領我去鼎公家上課時，是否知道被列入台灣“十大散文家之首的鼎公，是美國東海岸華人圈內至為德高望重的文學巨匠。她事前事後從未對我言明。而我不在文學圈內，加上鼎公著作那時基本上都在台灣出版，難以讀到。
待到我了解鼎公的真正價值和影響力，已是2017年。那一年我結束國內的生意，遷離新澤西州，定居於紐約曼哈頓區。這一年，我近七十，而鼎公已九十多歲了。我們生肖都屬牛，相差整24歲。一次，我去看望鼎公伉儷，向他們抱怨，回美後當寓公，生活實在無聊。鼎公說，你文章寫得很好，為何不給各報刊投稿？並介紹在紐約《僑報》擔任副刋主編的劉倩與我認識。
當天回到家，想把當年那篇作業翻岀來投出去，卻找不到。索性重新寫一篇，投往《世界日報》，不久被刊登。這大大地激發了我的熱情，想起鼎公的敦促：你有那麽多故事，為什麽不寫出來？是啊，與其雞零狗碎地寫，東一篇、西一篇，不如寫一部長篇小說。不要小瞧高人的一句點撥，它常常會為你開辟一片新的天地。
我自小喜愛文學，小學四年級時曾立誌當作家，但媽媽堅決反對。到改革開放年代，不講出身了，我被提拔為一家科技雜誌社的主編，媽媽說：“還好，寫科技文章不會出錯。”認識劉倩後，我進入了北美作家的圈子，那時《僑報》有很多文學活動，我都跟著他們參加。紐約文風鼎盛，中文作家很多。所謂“立身成敗，在於所染。”這些作家重新點燃了我少年時的夢想。
一天，我與朋友講起我文革中的遭遇。她說，寫下來嘛。我脫口說：“是啊，早有此意。”話一出，便意識到鼎公那句話已變成種子，播在我的潛意識裏，如今芽梢破土了。朋友針對我頭緒紛亂，無從下手的症結，告訴我，隻要拿起筆寫第一個字，就知道如何寫下去。在她的督促下，我每天至少寫2000字。正如王陽明說的“山高萬仞，隻登一步”。
2018年，長篇寫到尾聲時，鼎公的夫人棣華姐姐給我打來電話：“鼎公要看你的書稿，你可以發到他的電子郵件信箱麽？”我大吃一驚，問：“鼎公怎麽知道我寫小說？”“我告訴他的啊。”那時我和棣華姐姐已成了推心置腹的姐妹淘，她怎會不知道呢？這一年鼎公93歲，我毎次去拜訪，所談都是輕鬆話題。私下認為，如此高齡不可以再勞心費神。我說：“再有一兩天，我會寫完初稿，知道麽？大概七八萬字啊！這麽長，又不好看，讓鼎公審閱，太殘忍了吧。”“你不要管那麽多，他要，你隻管給他就是了。”電話放下，心未放下，棣華姐姐早就告訴我，鼎公當年在台北擔任大報副刊的主編，讀稿太多，視力被嚴重透支，眼睛一直不好，須經常看專科醫生。鼎公主動要閱讀長篇小說的草稿，該是怎樣的關心才能如此自討苦吃。
恭敬不如從命，我果真把稿件發去了，一天我正在中央公園裏散步，鼎公來了電話，沒有寒暄，直接談書。我連忙揀一僻靜處坐下，洗耳恭聽。他說，你寫了文革中毛主席接見紅衛兵，這是個大事件，震驚全球啊！而你的筆墨不夠，要堆高它。又講到大字報，鼎公說文化大革命是從一張大字報開始的，一定要把大字報講透，這應是你的重點，要拉長它。還有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城裏人變鄉下人，心理的變化會很大，要把細微處放大……通話二十多分鍾，鼎公圍繞我的草稿，一一詳細指點，何處應該拉長，何處可以放大，何處必須提高。我牢牢地記下寫長篇小說的三要訣：就是要把事件拉長，放大，堆高。
回到家，回頭看自己寫的稿子，果然，毛主席接見紅衛兵這一重大事件，沒寫出它激蕩人心的宏大氣勢。這有客觀的局限，因為黑色的家庭背景，我沒資格免費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檢閱，因而無從感知狂熱至極的現場氣氛。為了把這曆史的場麵再現岀來，我一方麵查閱資料，一方麵打電話和當年被毛主席接見過的紅衛兵聊天，於是虛擬出了《紅黑時代》的第九章《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我增加了根紅苗正的王秀賢從北京回來作報告，講述當時的場麵及她被接見時為多看一眼毛主席而被後麵湧上來的紅衛兵擠倒，險些被踩踏等情節。
上山下鄉前的那個階段，我記憶深刻，但我隻寫了自己麵對丟失城市戶口的痛苦心路曆程，鼎公“要擴大”的提醒，使我拓展題材範圍，我描述了文佳、小芳、高琦、楊革、爾娟等不同性格、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麵對即將成為農民的不同反應，集中於各人心態的變化。
十多天過去，鼎公又打來電話：“周四有時間到家坐坐嗎？”認識這麽久，鼎公從未提過任何要求，我不迭聲地回答：“有，有，有。”哪裏知道，“到家坐坐”竟是鼎公專門為我的書稿舉辦的小型座談會，到場的都是紐約公認的文學大咖。說到幫助人，有的朋友光說不做，有的朋友說得多做得少；有的說得少做得多；不過像鼎公這樣光做不說的，還未見過，深藏的情義讓人感動莫名。
鼎公早已把我的初稿發給出席者，這次聚會是讓大家給我提意見。清楚地記得，當了二十多年大報文學副刋主編的王渝姐姐發問：“聽說大陸文化大革命中吊死鬼特別多，是怎麽一回事？”她點醒了我，於是後來書中有了《吊死鬼》一章。大咖相繼發言，鼎公隻是靜靜地聽。臨近結束，鼎公作了總結，提出要增添細節，至少要增加二萬字，全書一定要在十萬字以上。他說：“才八萬字，太薄，書脊上連書名也容不下……”
長篇剛剛脫稿，我已身心疲憊。做企業二十多年，文案有秘書做。如今親力親為，提筆忘字，無論是設計情節還是斟酌措詞，都舉步維艱。文思凝滯的時刻，我恨恨地抗議那位揚鞭催稿的朋友。但鼎公如山一般，默默地不露痕跡地幫助我，大咖們又直言不諱地為我的小說提意見。我的心情恍如坐過山車，頓時滿血複活。回家以後，閉門不出好幾天，一鼓作氣，把座談會激發的靈感化為二萬多字。完稿後，定名為《紅黑時代的青春》的小說，以十萬字付梓。
三、 鼎公教我“貼著人性寫”
之後，鼎公又送了我好幾本書，他的回憶錄四部曲：《昨天的雲》《怒目少年》《關山奪路》《文學江湖》予我極大的震撼。海外著名散文家劉荒田評價鼎公，說他是繼魯迅、張愛玲之後的第三大家，我甚以為然。最讓我終生受益的，是老人家極嚴謹的寫作態度。人生朝露，藝術千秋。我決心以鼎公為楷模，花大功夫修改、補充《紅黑時代的青春》。
修改的全過程，獲鼎公悉心指導。他指出，核心問題是讓小說貼著人性寫，鼎公說，他先前曾總結出了人性的六個特征，如今忘了一個，剩下五個。第一是喜新厭舊，第二是忘恩負義，第三是幸災樂禍。作家寫到這一層，一般就到文章的高潮。第四，輕信盲從。看電影時，人們的智商就是十四歲。隨著劇情哭、笑。第五點是黨同伐異，於是有了欺騙，操縱，裹挾。他又說，寫小說也是解釋人生。這點跟佛教很像，佛教就是在解釋人生。佛教講同體大悲。這個悲不是悲傷，而是同情。
遵照鼎公貼著人性寫的教導，我把《紅黑時代的青春》改名為《紅黑時代》，重起爐灶，增加了很多表現人性方麵的細節。例如，起初曾糾結於寫不寫爾娟買布耍心眼的情節。一向來，出於“義氣”，我寧可說自己不好，也不肯說朋友不好。初版時，出版商讓我把這段寫出，我就是不願意。如今明白，那點忌諱，其實是內心深處把朋友當成自己的門麵。寫小說就是要真實地剖析人性，於是，激活回憶，將物資極度短缺的特殊環境中，人性的變異、友情的變味詳細地描繪出來。
另外，我以自己母親為藍本，特為培敏的母親增加了一章，刻畫她別具風貌的母愛，她極力要把任性、野性、特立獨行的培敏改造成溫文爾雅、端莊賢淑的大家閨秀。她曆來否定女兒，在奚落、責備、斥罵裏麵，蘊藏的是東北女人獨特的愛。然而，在“道路以目”的極度禁錮下，她不隨潮流，在平民百姓裏是難得的清醒者。她提倡仁愛、喜歡助人，厭惡階級鬥爭，她為培敏之所以成為培敏提供了依據。如此這般，再版增加了近五萬字。
2023年7月7日，我參加為《妙峰法師傳記》舉辦的新書發布會。這本書，是鼎公受妙峰法師委托，聯合九九讀書會十位作者和四位評審成立了編寫小組，以集體撰稿的方式完成的。98歲的鼎公和夫人親臨會場，鼎公發表了妙趣橫生的演講。會後，鼎公伉儷派人將世界書局的周才博總經理請到同樓的《世界日報》文化藝廊，介紹周總與我認識。原來，他們是幫我為尚未殺青的《紅黑時代》尋找出版商。周總在台灣出版界有大量的人脈，交談後馬上應允，果真為《紅黑時代》找到一流的出版機構——時報文化出版社。當《紅黑時代》一書從台灣空運到紐約，我打開精心設計的封麵，油墨香撲鼻，這本出自文學新人的普通書籍，凝聚著鼎公和他夫人多少心血！
四、鼎公為我的“下一部”操心
如今，鼎公又在為我的下一部小說操心。
鼎公說：“不要光是想，要像砌牆一樣，一塊磚、一塊磚地放上去。現在就要開始寫。”
“不一定非要按順序寫，就像旅行，你到北京旅行，看到故宮就寫故宮，去了長城就寫長城。然後。把它放在一起，統成一篇《北京之行》。想到哪就馬上寫出來，一個場景，一段對話，一個情節，分開來寫，到最後拚裝時，再用哲學來統領全部內容。”
“小說就是把那些層出不窮的事件，由頭到尾，貫串一氣。由根到葉的寫法，就是所謂串珠。”
鼎公又說：“過五關斬六將，應該是你第二部小說的血肉。”
我問：“寫自己多厲害，不是有點兒炫耀自誇？不會有人煩嗎？”
鼎公說：“當然要克製。”想想，笑了，反問我：“你是寫自傳嗎？”這話好幽默，而且一針見血。我不由得也笑了，覺出自己問得幼稚，小說是虛構的呀！
有一次，鼎公針對我在國內多年從事房地產開發的經曆說開：你要把自己“埋”在裏麵。要寫有錢的快樂。你要寫人人都想換房子。要寫原來舊房子的特征，新房子的特征，例如光線。還有，孩子可以有自己的房間了，可以在自己家裏洗澡。房子很新，但樹都很小。還有畫，沒有古畫都是現代畫。還有，有的家亂糟糟的，但是你又不能幹預……”鼎公眯著眼，天馬行空地描繪著中國房地產產業走向市場，人們買到自己新房子後的各種情景。雖然是想象，但我眼前立刻浮現出我所開發的第一個樓盤，真如鼎公描繪的那樣，院子裏種植的都是小樹，搬家時真的就是老房子裏那些不舍得扔的舊東西。如果不是鼎公點醒，我不會在意瑣屑的枝枝葉葉。然而，正是這些不起眼處，凸現著改革開放帶給一代人的變化。此前，幾代人共居一室，幾戶人家公用一個廚房，現在孩子居然有了自己的房間。從前，洗澡得去公共浴池，現在，每家都有自己淋浴間……
鼎公侃侃而談。對我說：“還有，金錢的意義，你是貶低它還是提高它？就看你如何編故事，以前瞧不起金錢，但金錢可以換房子。”
“你要在真實的基礎上去想象、去編。結局一定讓人們有‘想頭兒’。”
“寫小說就是要玩弄文字，各種角度的解釋。”
“好的長篇應該是‘眾聲喧嘩’，多義多解，大多數情況下，應該與作家的主觀意圖背道而馳。”
“在善與惡之間，美與醜之間，愛與恨之間，應該有一個模糊地帶，而這灰色區正是小說家施展才華的廣闊天地。”
“該歸納的時候歸納，該演繹的地方演繹。”
鼎公還說，他年輕時進電影院，電影看一半就走了。我問為什麽？他說他要回去寫，寫沒看到的下半場，劇情如何發展、如何轉折、結尾。完後再買票去看下半場，對照一下，他想的、寫的和編劇是一樣還是不一樣。聽到這裏，我幾乎驚到，天啊！看個電影都如此折磨自己。
常聽到粉絲們誇鼎公，我問鼎公：“某某說你是不世出的天才。”話音未落，鼎公連連搖頭，很認真地說：“我不是天才，一切都是努力的結果。”鼎公總是這樣拒絕來自任何方麵的美譽。記得當初，《紅黑時代的青春》完稿後，我增加了一章《鳴謝》，把指導、幫助過我的師友一一開列。拿給鼎公看，他看到“當代散文祭酒——王鼎鈞老師”，把“祭酒”兩字抹掉，改為“作家”。我覺得這不足以彰顯鼎公真正的身份，回去以後，改為：“當代散文大家——王鼎鈞老師”。
如今，99歲的鼎公每天仍然拿著手寫板，在電腦上碼字。想起他的俏皮話：“不要問我王鼎鈞是誰，我也不清楚，隻知是一作家。”是啊，他的成就來自八十年如一日的孜孜不倦。2024年八月，鼎公又贈送我一本剛剛出版的《四手聯彈》，這是他和程奇逢先生每人六萬字的合集。
最近，我和朋友又走進鼎公的家。像每次一樣，鼎公端坐沙發，先戴上耳機，再把蘋果手機放在麵前，打開藍牙。我和朋友坐在他身邊，開始自由、輕鬆卻極具啟發性的談話。看著近在咫尺的大師，深深感戴命運的恩賜。
交談之後，我們都會在鼎公家吃午餐。棣華姐姐逗笑地問我：“他為什麽對你這樣好？我都嫉妒了。”在場的都大笑，唯獨鼎公沒笑。棣華姐姐知道鼎公耳背，沒有聽到，便大聲問鼎公：“你為什麽對她那麽好？”棣華姐姐故作嚴肅的表情又引起一陣哄笑。鼎公仍然沒笑，把頭轉向我說：“我是簽了器官移植合同的，我死後所有的器官都捐出。我現在正在進行的，是文學器官移植。我已不能多寫了，希望移植給你們，你們寫下去。”我頓時兩眼濕潤，但抑製住了淚水。
這就是胸懷大愛的鼎公。記得一次聊天，說到大饑荒，鼎公動容地說到：家家戶戶絕糧時，爺爺、奶奶、爸爸都死了，就是媽媽不能死，為什麽？因為她的孩子沒死呢，她不能死啊！”說到這，鼎公聲音顫抖，嗚咽著，一字一頓，說出最後五個字——“她不能死啊！”老人家哭了。淚水也溢滿我的眼眶。棣華姐姐在旁對我說，鼎公最愛媽媽，媽媽臨走時對鼎公說：“一直向前看，千萬別回頭。”就這樣，作為流亡學生的鼎公，千苦萬苦，從山東出發，走過半個神州大地，一直走到寶島台灣，帶上父親、弟弟和妹妹。
2024年9月，棣華姐姐來電話：“我家老先生讓我問你，第二本書什麽時候能寫完？”我輕鬆地回答：“80歲前肯定脫稿。”棣華姐姐說：“五年時間太長了。你上次跟我說至少五年，我告訴了老先生，他說怕你到後麵就寫不動了。”我說：“怎麽會？鼎公99歲還能寫。”棣華姐姐說：“他很特殊喲，不是人人都能像他那樣。”棣華姐姐繼續說：“我家老先生讓我告訴你，趁現在這個狀態趕緊寫，沒得時間拖了。”
都說人生必須有位忘年交，鼎公以過來人的經驗處處提醒，使我想起和施叔青姐姐的對話。叔青姐姐比我大四歲，她是台灣著名作家，我很喜歡看她的小說。有一天，我帶著些許遺憾問叔青：“寫得那麽好，為什麽擱筆不寫了？”她說：“寫不動了。”我說：“不會啊，很多像你這年齡的人都在寫啊。”她說：“我和他們不同，我寫的是小說。”我那時不明其中的道理，並未接受這個觀點。現在鼎公這麽說，我有了緊迫感。
榜樣在前，殷殷重托。想到鼎公說的“文學器官移植”，真不敢辜負老人家一片苦心。
2024年秋於紐約
編輯/編發：應帆
北美中文作家協會會刊《東西》第43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