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法: 第一個叫出愛荷華的人 | 散文

 

第一個叫出愛荷華的人

——聶華苓其人其事

文 | 王宗法

 

人生無常，僅僅相隔10天，2024年10月21日，世界華文文壇另一位重要作家聶華苓也走完了紅塵之路，追隨瘂弦先生遠去了，隻不過她已享壽99周歲，屬於期頤壽星之列。

“我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幹在台灣，枝葉在美國。”——這是聶華苓在自傳《三生三世》序裏所說的一句話，概括了自己的紅塵生涯：大陸24年、台灣15年、美國60年，合起來就是99年漫長歲月。

美國中西部有一個盛產玉米的州，中文地圖上一般標明為“衣阿華”或者“艾奧瓦”，然而現在出現在很多華文作品和作家口頭、筆下的名稱卻是“愛荷華”，但人們並非都知道這個帶有詩情畫意的美麗稱謂卻是一位來自中國的女作家首先叫出來並流行開來了，這個女作家就是聶華苓。

我最初接觸到聶華苓的作品完全出於偶然。當年的《安徽文學》為了年度評獎，主編讓我就1979年全年發表的短篇小說寫一篇綜合評論。我在認真閱讀後寫了一篇8000字的《短篇貴短——1979年〈安徽文學〉短篇小說漫評》，從主題提煉、人物集中、情節剪裁、細節精選、議論精當幾個角度，緊密結合作品進行深入剖析，不但客觀評價了著名老作家秦兆陽的新作《孫猴求雨記》的新特色，而且總結了文壇新秀孫玉春的《酒後吐真言》不一般的成就，以之與那些不成熟的作品做比較，觀點與材料結合緊密，例證具體實在，起到典型示範作用，具有較強的說服力，就比抽象地講創作技巧效果大不一樣了，對於有誌於短篇小說創作的作者無異於上了一堂專題課，反響不俗。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這篇評論中，我第一次接觸到大陸新時期最早發表的兩篇台灣文學作品之一聶華苓的短篇名作《一朵小白花》（另一篇是白先勇的名作《永遠的尹雪豔》，發表於同一年的《當代》雜誌），在細節運用上獨具匠心、特色鮮明，跟大陸同齡同性作家茹誌鵑的代表作《百合花》有異曲同工之妙，因此我花了近千字的較大篇幅進行了細致分析，幾乎可以獨立成篇了，也是這篇論文的一個亮點。一個不同於當時其它論文的特別之處，是我較早進入台灣文學研究領域的一個良好開端，那就是從作品出發，循名責實、一步一個腳印，走出一條腳踏實地、步步為營而不是蹈空淩虛、瞎湊熱鬧的文學研究之路。

有了這個機緣，在此文發表後，我開始注意收集聶華苓的生平、作品和創作道路等方方麵麵的資料做深入的個案研究，並先後寫入大學本科生教材《當代文學觀察》《中國當代文學史簡編》《20世紀中國文學通史》等著作中。

據資料顯示，聶華苓1925年1月11日生於宜昌、長於武漢，小名就叫宜生。1934年父親聶洗剛被任命為貴州省平越行政專員不久就死於非命，孤兒寡母立即陷入經濟拮據和家庭紛爭漩渦。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聶華苓母親有文化、有見識，帶領全家到宜昌三鬥坪外婆家避難，讓她就讀恩施中學與四川長壽國立十二中。1944年保送西南聯大，但她最後選擇南京國立中央大學經濟係，隨後轉入外文係，1948年畢業，同年以筆名遠方發表了處女作《變形蟲》。她共創作短篇小說集《翡翠貓》《一朵小白花》《台灣軼事》，長篇小說《失去的金鈴子》《千山外、水長流》《桑青與桃紅》，散文集《夢穀集》《三十年後》《三生三世》，翻譯集《百花文集》等，涵蓋小說、散文、評論等多個領域，不僅展現了深厚的文學功底和獨特的藝術風格，更以深刻的思想和人性洞察，豐富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內涵。

縱觀聶華苓紅塵之旅，在大陸生活24年，於1949年攜母帶女跟隨國民黨軍隊到了台灣，由李中直介紹加入《自由中國》半月刊，擔任編輯委員與文藝欄主編，與雷震、殷海光、毛子水、戴杜衡一批具有獨立思想與鮮明個性的知識分子共事，深受影響，直到1960年雷震等被扣上莫須有罪名入獄、《自由中國》被迫停刊而離開，曆時11年。那時她完全處於失業狀態，住家周圍經常有便衣偵探身影晃動，實際上她也被監視起來了。

當此艱難困頓之際，由魯迅扶持的“未名社”作家台靜農先生向她伸出了援手，邀請她到自己身為係主任的國立台灣大學中文係任教，紓解了她孤獨無助的困厄。隨後，又應徐複觀先生邀請到東海大學兼課任教，與作家餘光中共事。由此她與母親和兩個女兒度過了一段極其艱困的日子。

她在《自由中國》任職期間發生過一件趣事：有一年胡適先生從美國到台灣，雷震讓她去機場迎接並獻花，不料被她拒絕了。後來，胡適跟她見麵後還以此事相詢，弄得她非常尷尬。其實，她也並不是故作矜持，而是不善於在大眾場合做這樣的事，非不為也，是不能也，卻也反映出她做人的誠實。

人生何處不相逢。在1963年美國駐台北領事館的一次酒會上，她結識了應洛克菲勒基金會之邀訪台的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1964年安格爾便邀請她到自己擔任主任的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做訪問學者，隨後被留下任教，並於1971年跟安格爾結了婚。1967年她建議安格爾創辦一個世界文學機構即“國際寫作計劃”，事成，她便與安格爾共同負責運作，成就了一番輝耀世界文壇的不朽功業，邀請了來自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500多位作家前往愛荷華進行創作與交流，其中近1/10為中國大陸、台灣、香港作家，剛剛辭世的瘂弦就是最早被邀請進駐“國際寫作計劃”的台灣作家之一。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從1979年開始，大陸的蕭乾、王蒙、艾青、丁玲、汪曾祺、茹誌娟、王安憶、張賢亮、阿城、蘇童、餘華、莫言、遲子建、畢飛宇等幾代作家都曾有幸參與“國際寫作計劃”項目活動。這讓聶華苓的一生與眾多作家和無數文學作品緊密相連，她所倡導的作家交流理念不僅為許多作家打開了新的視野，也在全球文學的互動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成為溝通中國兩岸三地和世界文學的獨特橋梁與紐帶。

其實，“國際寫作計劃”成立之初條件艱苦，很多中國作家參加項目麵臨著語言、資金方麵的挑戰。特別是在安格爾1991年於芝加哥機場意外去世後，項目經費非常拮據。據聶華苓女兒王曉藍回憶，為湊錢邀請中國作家赴美，聶華苓不得不向當地開餐館、做生意的人求助集資。更難得的是，聶華苓和安格爾對參加項目的每一位中國作家關懷備至，從簽證到航班，事無巨細親自關心，在作家到達後又常邀他們到家做客、聊天，幫助他們適應陌生的環境。

說到底，聶華苓對中國文學的貢獻，主要不在於培養了多少作家，而是打開了中國作家封閉日久的視野，讓中國作家與剛剛興起的全球化運動正麵相遇，並重新審視文學創作的可能性與多元性，進而回望本民族的文化資源。這也使得受邀的作家甚至更多同時期的中國作家對文體、題材的選擇和運用有了更廣闊的了解和體悟，不再局限於現實主義一條創作道路。汪曾祺在參與寫作計劃後自言突破了儒家的很多東西，並認為“我好像一個堅果，脫了外麵的硬殼。”

耐人尋味的是，聶華苓、安格爾夫婦邀請中國作家與中國改革開放的時間高度重合，改革開放打開了中國大門，而“國際寫作計劃”則為中國文學開了一扇窗，促使當代作家重新審視民族文化的底蘊與重要性，進一步擁抱中國的文學傳統。

2005年參加國際寫作計劃的遲子建說，中國作家現在並不缺乏看世界的窗口，但愛荷華這扇文學之窗依然是最大最明亮的，是中國作家開始走向世界舞台的第一扇窗口，聶華苓居功厥偉。為紀念聶華苓的不朽業績，在她的家鄉宜昌印台山文化生態園建立了聶華苓文學館，於2023年11月6日揭牌開館，展出聶華苓捐贈的照片、圖書、文獻、實物等近3000件，館名由原文化部部長、作家王蒙題寫。

還應看到，這種影響不是單向的，更多的美國人民接觸並逐漸喜歡上了中國文學。“國際寫作計劃”項目主任克裏斯托弗·梅瑞爾就表示，中國詩人西川的作品重塑了他對詩的看法，莫言、蘇童、李銳的小說則更深刻地影響了他對中國當代生活的理解。

可喜的是，“國際寫作計劃”也有了中國版本。曾經受邀參與寫作計劃的上海作家王安憶於2008年發起成立“上海寫作計劃”，已經邀請了100多位外國作家分別入駐上海兩個月，除參加文學研討會、與大學師生交流外，還有更多的時間走街串巷，體驗上海的人間煙火、日常生活。無疑，這種跨越文化、探索未知的勇氣和舉措，正是聶華苓帶給的精神啟迪而來，必將流芳百世、永放光芒。

此文首發於《新州周報》

2024年11月14日

作 者 簡 介

王宗法: 安徽大學教授，長期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暨海外華文文學教學與研究，在海內外發表論文、散文數百篇，出版《當代文學觀察》《台港文學觀察》《昨夜星辰昨夜風》《山外青山天外天——海外華文文學綜論》等論著20多種，獲獎多項。曆任合肥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安徽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副監事長以及國家和教育部、安徽省社科基金評委等，1993年被評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2014年入選安徽文學館優秀文藝評論家之列（1949至2014年選入8位）。

北美中文作家協會會刊《東西》第419 期

編緝/編發：曉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