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學生團體一直倡議罷課，但校方並沒有正式通知停課，當時我們正在上各種臨床課，第一附屬醫院的老師都按時來教課。耳鼻喉科的彭教授對我們勸導說：“遊行回來以後，該上課的時候還是要來上課”。他經曆過文革，知道年輕時失去的時光對人生影響極大。有些學生就從來不曠課，即使是倡議罷課最激烈的時候，也還都去教室上課，這些學生常常受到孤立。陽城大俠的高中好友是醫療係的，他就從不缺課，陽城大俠很無奈：“這個傻宏亮每天都去上課。” 我第一次去北京是5月19號離開學校，最後一次去北京是6月1日回太原，在這短短的10多天內三上北京，所以這期間我是曠了很多課的，隻是沒有人追究我罷了。我曠課去北京的唯一長期回報就是在我畢業留言裏一位同班女同學表揚我這三上北京的激情。短期回報就是每一次從北京回到太原後，我有資格不參加各種活動了，不去給民主論壇會捧場，不去聽研究生播放的美國之音。說是短期，因為最後一次從北京回來剛過兩天，“6.4”就爆發了。
我是6月4號一早才聽說昨天晚上軍隊進入廣場清場了。3天前我還去過廣場，已經蕭條了，人數少了很多，那幾天如果廣場人數是進行性下降，到6月3號晚上那就沒有幾個人了，這時候被清場有什麽大驚小怪的？後來又傳說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死了很多人，包括士兵和市民學生，盡管我們遠離北京，但氣氛已經不對了，校園裏已經行人稀少。我被叫去參加在一個階梯教室的座談，我進去的時候其實隻有四個學生麵對一位太原市民，一個將近50歲的工人模樣的男人，他說沒想到他們會用這麽殘暴的方式對待學生，他囑咐我們要冷靜克製，靜觀事態發展。他可能看到我們醫學院有後勁才給我們提這個醒，別的學校幾乎都偃旗息鼓了，我們還每天晚上折騰遊行，這是很容易出事的。
好久沒有看新聞聯播了，校園裏有個夜餐部，他們把電視機搬出來讓大家看新聞。當時看到鄧小平的畫麵，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兩眼放光，非常亮，有人說這才是殺人的目光。新聞上說暴亂分子是 “四人幫” 的殘渣餘孽，大家都笑了，其實我們也不知道新聞裏說的對不對，隻是覺得這麽多年了還提“四人幫”就是好笑。看到解放軍戰士崔國政、劉國庚的屍體被倒掛起來的畫麵，大家似乎沒有露出同情心。其實這些士兵跟我們是同齡人，甚至比我們還小。劉國庚是陽城大俠的表哥所在團的一名普通士兵，畢業前我們兩個到太原郊區所在的團部去看他表哥時，偶然發現了一個紀念劉國庚的小房間。
看完新聞聯播後，外麵的民主論壇會還在鬧哄哄地舉行，美國之音也還是照樣從研究生宿舍的窗口上傳來，而我照樣去找人下棋。半夜回宿舍，我的同班同學阿裏，就是第一次和我一起去北京、我還幫他用小型錄音機現場錄音的阿裏，通知我他已經替我報名參加敢死隊了，他是副隊長，隊長是我們衛生係85級的，姓什麽記不清了。原來，在民主論壇會上，大家群情激昂，決定明天一早繼續組織大遊行，說是“大遊行”，是期望全校所有學生來參加，因為這次要堅決罷課。既然北京能有軍隊進城，太原周圍也有軍隊，如果出現暴力行為，我們應該能夠自己保護自己，所以有人提議成立敢死隊。
第二天早飯後我們敢死隊集合。我看了看我的敢死隊隊友們，主要是我們衛生係的，84級是應屆畢業班，有很多已經到外地實習去了，所以主要是85、86、87這三級學生，尤其是我們86級。好幾個別的年級的隻是麵熟，並沒有打過交道，這次我們要一起出生入死了，不知道當他們報名參加敢死隊的時候，他們是否仔細想過這意味著什麽。他們真的會相信這些陌生的隊友們嗎？在危及時刻大家是會一哄而散，還是真能衝上去“敢死”？我能看出我的這些隊友們臉上的表情是嚴肅而平靜的，跟其他同學的燦爛表情相比還是有反差的，他們可能真的是仔細想過以後才主動報名的，不像我是被動的。當時隊長跟我們講，當有軍警衝過來的時候，我們就是要保護這些遊行的同學們，尤其是女生。
當時的隊伍組成是這樣的：隊伍的最前端是校旗，一名旗手，後邊兩個護旗手，再後邊就是彩旗方隊，緊跟著的就是我們敢死隊，緊接著就是整個遊行的大部隊，一路向省委大樓進發。我這一路上一直琢磨著我這敢死隊的身份，想象著一旦出事了，我要怎麽表現，越想越緊張，至於隊伍走的什麽路線，喊的什麽口號，統統沒有往腦子裏去，直到省委大樓，腦子才有點回神。當時大家在大樓門外唱的《國際歌》是讓我終身難忘的一次蕩氣回腸的大合唱，尤其是最後麵那句“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會實現”，我就覺得整齊的歌聲震天動地，直衝九霄，我渾身汗毛孔都張開了的那種感覺。當時的宣傳部長張維慶和他身後的一名官員筆挺地站在學生麵前，麵色凝峻，似乎在看著學生，又似乎什麽也沒看，這歌聲是不是也打動他們了？似乎是。
從省委大樓回來的路段似乎有些偏僻，但到了迎澤大街時，路邊的人多起來了。敢死隊也活躍起來了，我們的口號也不知是我們當中的某一個人自己編寫的，還是從哪兒抄來的，至今記憶猶新：
“李鵬政府，滅絕人性，昨天淩晨，開槍殺人，北京城裏，長安街上，屍橫遍地，血流成河，學生屍體，坦克底下，碾來碾去，全成肉餅。”
幾個人輪流帶頭喊，重複來重複去，快到五一廣場的時候，路邊群眾越來越多。我的同班楊同學，不知是哪一景觸動他生情，帶頭喊著喊著，突然就聲音哽咽，隨後就泣不成聲。我心想，這至於嗎？ 我同宿舍的西山大俠接過來繼續喊，他也開始流淚，聲音變調，聲嘶力竭，我扭頭看到他麵紅耳赤，眼淚在下巴頦往下滴。他比我小一歲，但比我成熟很多，我跟他同室將近兩年半，頭一次看到他這樣，我的眼淚就怎麽也抑製不住了，最後整個敢死隊都是哭聲一片，一直哭到五一廣場。路邊有不同年紀的婦女過來安慰我們這些還在擦眼淚的愛國學生，這裏有她們母愛泛濫的因素，但也一定是被感染到了，可能她們還不知道這些哭鼻子的都是敢死隊的呐。
回到校園，食堂的大師傅們用車推著大筐大筐的饅頭站在路邊給大家免費發饅頭。當時的食堂是承包的，他們免費給我們發饅頭等同於他們自己掏腰包。其實學生和食堂大師傅們經常有糾紛，學生打飯時經常覺得食堂給的分量不足，或者食物的衛生不夠，我本人就曾經端著一碗有蟲子的粥去和他們理論。因為我老往北京跑，對情況不太了解，據說這不是他們第一次給大家免費提供食物了。以前晚上遊行時有的學生需要夜宵，食堂也給準備，顯然食堂師傅們不計前嫌。
我們得到的支持是我們繼續遊行的動力，但全國的形勢已經變了，我們校園裏參加遊行的人越來越少，甚至不像以前很多人都爭當旗手，現在沒人要當旗手了。我的性格是羞於出頭露麵，這時也不得不自告奮勇當旗手，其實我內心也稍微有些緊張。小時候看到有人寫的作文，經常是在關鍵時刻某個英雄人物的形象出現在腦海裏，鼓舞作者奮勇直前，我都覺得是胡扯。可這次當我決定要當旗手的時候，還真有一個形象出現在我的腦海裏，就是電影《風暴》中工人隊伍舉大旗的那位，記得他長得粗壯，在武裝衝突中為了力保大旗不倒，挨了很多槍，最後犧牲了。我當時就想，如果我挨了一槍，我就把旗杆往地上一立，雙手拄著旗杆，力保我和旗杆都不倒，當時怎麽也想象不出來挨一槍到底會有多痛，總覺得拄著旗杆屹立不倒沒有什麽難的。
當時我穿著一件圓領短袖的紅色老頭衫，將下擺掖進褲腰。當時我的腰帶頭是鋸齒咬合的那種，恰好腰帶頭壞了，根本咬合不上，我索性將腰帶頭拆下，胡亂地將腰帶直接係上死結，研究生李君說我還真象是一名敢死隊員，那次他沒有參加遊行，是從路邊看到的，他以為我是故意這樣打扮的。我曾經是中小學校隊的旗手，旗杆在手又讓我恢複了當年打旗的感覺，雙臂陡生力量，自己也很有使命感。這是最後一次遊行了，隨後學生自治會發出空校的號召，我不記得校方和老教授們有什麽反應。很多學生回家了，我們遼寧這5個人也一起商量是否回家，我本來不想回去，但一名女同學說：“你不為你自己想想，也得為你爸媽想一想！”這一句話讓我破防了。
我們還象以前寒暑假回家時一樣乘坐開往北京的夜車，第二天一早車到豐台的時候，一個同車廂的小男孩大喊: “快看，鐵甲車！”我們隨著他手指的方向，看到三三兩兩的裝甲車歪歪斜斜地停在鐵路邊的草溝裏，不像是被開過來的，不知是不是被人推過來的。車越靠近北京，鐵路邊的裝甲車越多，車停靠得也越規矩有序，這些車應該是被主動開過來停在這些地方的，偶爾還可以看到帶著頭盔的士兵。車上一位四十多歲的男士看到士兵後罵了一聲：“真他麽不是東西！這些人行動前都給吃了藥了，連爹娘老子都不認得了，見人就開槍，子彈還都是炸籽的，打進人體就爆炸。”
到了北京換車才發現，很多車次已經停運了，最後我們5個上了從北京開往東北什麽城市已經不記得的一列火車。車上空空如也，整個車廂就我們5個人。結果一個乘務員過來要我們補票，我們說就不能免了嗎？這車根本就沒人，你不賣這幾張票誰會說你什麽？結果他把列車長叫來了，列車長50歲的樣子，個子不高，麵容白淨，跟我們說：“我們也沒有接到通知說學生坐車可以不用買票啊？”一聽這話，我們就判定這是一個壞種，他不會有同情心，別廢話了。我們早就得出結論，這些小白臉沒有好東西。我們買完票譏諷他說：“這下你可發財了！”我們斷定這些賣票錢會被他們這幾人給私吞了。
輾轉回到家，我爹媽都很高興，我侄子侄女也很高興，他們喜歡和我一起玩兒，也喜歡聽我給他們講故事。農耕已經結束了，隻是偶爾給果樹打些果藥。我去拜訪一個本家大嬸，我很小的時候她就抱過我，我媽說有時她還把我小雞雞含到嘴裏，但她不是有怪癖，就是不知道怎麽喜歡孩子好了。一見麵她就問我：“聽說北京那兒學生都起兒屍了？”老家把人胡折騰尤其是指孩子淘氣叫做“起屍”，有時兒化音就叫“起兒屍了”。因為她看到新聞畫麵了，覺得太可怕了，就說：“這書你不希念得了！”意思是別再去念大學了，太危險了。
我家的房子是石頭牆，但屋頂是用高粱稈紮成的一捆捆的垛緊密地排在檁子上，再在這高粱垛上蓋上一層鹽堿土防漏，但每年雨季前要給房頂加上一層鹽堿土以補充以前被雨水衝刷流失的土。一天我正在房頂鋪鹽堿土，我大侄兒飛跑著喊：“老叔，電報！”原來是學校發來電報通知複課。在家沒呆上幾天，這就又得返校。在瓦房店站買票時，我照舊地遞上學生證，享受半價票。可三個月後我暑假返校時，一名老售票員正準備要給我學生證上蓋章，意味著要半價售票給我，結果她舉起的手在空中懸了半天也沒有蓋下來，她放下戳，站起身，把我的學生證推向我，指著前幾次售票記錄向我解釋，“你已經買了四次了”，一二三四地數著售票記錄，還在上麵寫上阿拉伯數字並畫上圈。她這麽劃重點，結果別的售票員看見這些數字圈也都被她提醒了，我不得不買全票。我心裏核計：“空校時我真不該回來，結果這火車票就讓我多花了這麽多錢”。當時我全價買到太原的通票是27塊錢.
到校後，一邊上課，一邊是政治思想教育。記得政治老師是一個年輕的老師，人很帥，身材很健美，一身黑裝，非常酷。他一上來就問我們：“你們知道憲法上的頭兩個字是什麽嗎？”沒人應聲。他緊接著向我們發難：“你們連憲法上頭兩個字是什麽都不知道，還去遊什麽行？示什麽威？”結果課堂上噓聲一片。每個人都要寫行動總結和思想匯報，同時老師通知我們要主動到派出所去自首。山西醫學院有自己的派出所，負責教職員工和學生的戶籍和校園治安管理。一天，我被通知到派出所去，有人要找我談話。學潮後，我們學校的黨委書記於文雄曾在全校大會上向我們保證，絕不搞秋後算賬，因為他認為我們很多學生隻是礙於情麵才去遊行的，不然會被罵作“板油”，他也保證不會把學潮行為寫進檔案裏。現在怎麽有人找我談話了？去就去，怕什麽？
一進派出所，接待我的是一位慈祥的老者，在校園裏我經常看到他，隻是不知道他是幹什麽的。“不用緊張，我是把你們當成自己的害子一樣看待的！”他是什麽地方的口音我說不清楚，他把“孩子”念成“害子”。他正和我談著，進來一個四十歲的男的，我知道他是派出所的，但不知道他就是所長，形象氣質都不像。遊行時我在教工隊伍裏還見過他。他一臉嚴肅地斜著眼問我：“衣服爛了吧？”我聽得一頭霧水，什麽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