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飯時間到了，我們仨直接和王老師會合，再找到芬和榮。我們一起走進酒廠的飯店大堂，很寬闊，擺了很多桌，別的客人我們也不認識，也不用去和他們打招呼，我們就直接找了一個位於一角落的桌子坐下。午飯很豐盛，但我不記得吃什麽了，而隻記得喝的什麽酒。服務員搬來兩個大酒瓶，一瓶是淡綠色的竹葉青酒，另一瓶是白色的汾酒。後來又提來兩個小瓶，瓶子標簽上分別寫著白玉汾酒和玫瑰汾酒。汾酒和竹葉青我們都很熟悉，但白玉汾酒和玫瑰汾酒卻從來沒有聽說過，服務員給我們介紹說，白玉汾酒和玫瑰汾酒是他們新開發的品種。隨後他給我們每個人擺上一個小酒盅，是瓷的，很高，但酒盅很淺，會喝酒的和不會喝酒的都可以喝上一小盅，隻有一小口酒。我們每人的酒盅倒上汾酒，王老師首先端起酒杯，“就借花獻佛了，感謝大家的合作，所有的工作都進展順利，整個課題的所有采樣調查工作今天就全部結束了。既然到了喝酒的地方，那咱們就別客氣了，感謝杏花村酒業集團，幹！”
我這是第一次喝汾酒，跟豬八戒吃人參果似的，也沒有品出什麽風味來。緊接著我們又每人喝了一盅竹葉青酒，我感覺比汾酒口感更好，白酒度數感覺也低一些。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白玉汾酒和玫瑰汾酒，這兩種酒口感綿綿的，兩種酒下肚，閉上嘴，從鼻孔呼出兩股香氣。再回來喝竹葉青酒就更好喝了，汾酒也變的好喝了。小小的酒盅，這四種酒輪流著一盅接一種，我每喝完一盅，就用力從口鼻向外呼出香氣：深深吸入一口氣，再口唇微張，上下牙齒輕咬，用力向外吹，吹得口唇突起，腮幫膨出，呼氣則帶有甜香。班長和任都是將下頜前伸，抿住上唇，將香氣呼出，似乎又重新用鼻子吸進去，這也許是內蒙古喝法？後來有一位中年婦女來到我們桌，王老師悄聲跟我們說：“這是專門的陪酒員”。她說了什麽話我已經不記得了，印象中她非常豪爽，端起酒盅一飲而盡，似乎說了些別客氣、多盡興之類的客套話。這次喝酒是我人生當中唯一的一次越喝越愛喝，越喝越好喝，絲毫沒有頭暈上頭的感覺。現在我已經戒酒多年了。
吃完午飯喝完酒，我們被引入一個側門，直通招待所的一個房間，王老師介紹說：“這兒有專門的客房供客人醒酒的”。房間細長，擺設很簡單，全是單人床，鋪著一條金黃褐色的床單，下擺很長，幾乎觸地。床間距大約一米，床頭一個小床頭櫃，上邊有暖瓶和水杯。我們就躺下來休息，任喊了一聲：“媽的，老子又回來了！”很顯然，他對被趕出招待所還沒有釋懷。芬和榮沒有去招待所醒酒，她倆是不是把各種酒都嚐過了我也沒有注意到，隻顧自己享受自己的了。
杏花村是我們在汾陽調查的最後一站，醒完酒我們就直接回太原了。回到實驗室，我們一邊分離血清測麻疹抗體，一邊整理調查表，大家一起做數據匯總，形成一個數據庫。根據數據庫，每人按照自己的思路和設想對數據進行再整理，製作成圖表，撰寫論文。盡管大家使用同一套數據，但從這套數據提煉的信息是不同的，這跟大家的興趣和著眼點不同有關，最後寫成的論文也都不同。這次的畢業課題完全是傳統的流行病學現場調查，現在這樣的調查已經不多了，現在很多的流行病學研究都是坐在電腦前利用現成的數據庫重新提煉信息。其實在我們做調查時，王老師就跟我們講，“現在做流調比以前難多了。改革開放以前，我們做流調很容易得到當地政府或者企事業單位的配合。現在一切向錢看，到了下邊人家已經不太願意接待我們，更別提幫助組織配合了！”
王廣康老師是我們這一小組負責人，是帶隊老師，他後麵還有一個學生實習三人指導小組，成員除了王廣康老師，還有教研室主任王俊升教授和張誌敏老師。王俊升教授曾來美國進修過，回去後估計也和當年很多來過美國的學者一樣感慨當時的中美差距，很容易會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王廣康老師就很不愛聽美國多麽多麽好這樣的說辭。有一次喝酒之後他有些失態，教唆我們把王俊升教授灌醉，讓他出出洋相，看他還說不說“美國的月亮都比中國的圓”。王俊升教授回國之後研究軍團菌病，我曾讀過他發表在《中華流行病學雜誌》的有關論文。張誌敏老師聽說是孩子還小，不是每天來上班，我們不是總能看見她，隻是在論文答辯時她給我們提問過問題。傳說她是鉛球運動員，曾抱著孩子參加校運動會，輪到她上場了，把孩子交給別人，隻一投，成績就是斷檔式的領先。
流行病學教研室當時年資最高的是姚鳳一教授，當時天津醫學院有個流行病學教授叫耿貫一，事力學係用的統編教材《臨床流行病學》的主編，姚鳳一教授是編委會成員。耿教授曾應姚教授邀請到山西醫學院做過一個艾滋病流行病學的講座，但姚沒有給我們上過課，也沒有指導過我們的實習，稍顯遺憾。不過後來我們同學們都不迷信代課老師的職稱了，講課的老師是不是教授無所謂，講課水平似乎跟職稱高低沒有關係，但我個人還是喜歡聽名教授的課，他們講課本外的內容更多，也更有趣。
五年的大學學習就要劃上句號了。人生的前二十年在農村長大，隨後的五年在山西省會城市學習，與來自五湖四海的同齡人交朋友，了解外麵的世界。太原市是山西省最大城市，盡管很多見過大世麵的說太原還差得很遠，但我很喜歡太原，喜歡這個城市、喜歡那裏的人，他們從來沒有讓我這個鄉巴佬有自卑的感覺。我熱愛山西，山西所有的地級市和大部分的縣我都能叫出名來，很多山西同學我都知道他們來自於哪兒，甚至知道他們的地方特產，像太穀餅、平遙牛肉、柳林大棗。我經常跟人說我是來自山西的，有時是口誤，本來是想說我是來自山西醫學院的，但當時我確實對山西比對遼寧更了解。到了山西才對遼寧有了些許的了解，聽人說遼寧好，體育大省，出很多世界冠軍、奧運冠軍，遼寧足球連續多年聯賽冠軍，遼寧是工業大省，也是文化大省，當時我們很多同學都喜歡讀《遼寧青年》。
感恩那個萬象更新、朝氣蓬勃的時代，八十年代是令人振奮的時代，我隨著時代大潮沉湧，最終出鄉關。我很感恩，上大學是免學費的，火車票是半價的，我一個家庭困難生還一直領取助學金，大學畢業後直接分配工作，聽人說我們大學畢業生還屬於國家幹部，當時嚇了我一跳。“國家幹部”，對於我們鄉下人來說，那就是當官了。當時我就下定決心，到了單位一定努力工作，以報答國家對我的培養。
要畢業了，我們都在做畢業前的準備工作，全係集體合影留念，去照相館照兩寸的頭像並洗出幾十張分別留給同學們留念，在同學的畢業紀念冊上留言，在校園夜餐部通宵喝酒，痛哭告別。在講到學潮時曾提到過，當時夜餐部是大家聚堆看央視新聞聯播的地方。在畢業前不久，有一次晚上到夜餐部吃飯，我誤把麵值100元的紙幣當成10元拿來結賬，收錢的也把它當成10元的給我找零，半夜發現我的100元鈔票不見了，猜測是在夜餐部弄錯了，趕緊去夜餐部，他們也打烊準備下班，負責的說收費的後來結算一天的營業額時也發現有一張百元大鈔，猜測是某個學生搞錯了，但他們當天所有的營業額已經封存了，叫我明天一早再去找他們，並讓我放心，說知道學生沒錢，不會私吞這些錢的。最後第二天如約取回90元。
畢業分配時，學校希望我們能夠回到各自的省份，我是煤炭部委托培養的，所以要到煤炭部所屬的礦務局。當時遼寧省有六個礦務局：撫順礦務局、沈陽礦務局、鐵法礦務局 （位於大城市鐵嶺）、阜新礦務局、北票礦務局 （位於朝陽市）和南票礦務局。另外大連市有一家煤礦工人療養院，山西醫學院曾經連續幾年跟他們爭取分配名額，但人家不需要人。最終我被分到南票礦務局衛生處。
南票位於錦州西部，錦州與我老家瓦房店市隔渤海灣幾乎南北相望。南票離錦州一個多小時的車程，曾經是錦州市的一個區。錦州還下轄一個縣級市---錦西市，當錦西市升級為地級市並更名為葫蘆島市的時候，南票被劃歸為葫蘆島市的一個區。當時從錦州乘火車向西部進發，一開始是遼西走廊的平原，後來進入山區，越走越荒涼，站名都是一個一個當地村屯的名，什麽何三家、台集屯、黃土坎、黃甲屯。到了黃甲屯時，鐵路左側是一個運送煤泥的黑色大坑，右側是些地攤和店鋪，一條橫跨鐵路兩側的街道，路上行人很多，後來聽說是“黃甲的王府井”，看著確實比前麵的幾個屯更繁華一些，但路麵上覆蓋了一層黑黑的煤泥、煤麵和煤渣，心想這地方可怎麽生活呀？好在火車繼續前行，心中竊喜，可算不用在這個地方工作了。火車又走了一站，是終點站---南票站，看著幹淨多了，心想這還差不多。我走下車廂，問一個工作人員，去南票礦務局報道改怎麽走？結果被告知我坐過站了，我需要再坐回到前一站，結果還是要回到那個髒地方---黃甲屯。隨後的幾年我就在黃甲屯工作、生活、成家，但很遺憾沒有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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