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軍中馬前卒
中國曆史時事和國際政治評論
朝鮮戰爭讓中共在國內國際站穩，卻讓中美決裂、中國閉關鎖國、中國國家民族命運急轉直下、中國人民付出沉重代價 1
中蘇關係破裂的前因後果及對中國的影響：毛澤東無理取鬧、中共不講道理，致使中蘇決裂，中國陷入雙重孤立、國家更難發展、人民更為貧困 3
毛時代的反美反蘇、閉關鎖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讓中國國家利益損害更大、人民更多苦難 4
毛時代試爆核彈、擴軍備戰、“自力更生”、“輸出革命”，未給中國人民帶來幸福，而造成和加劇經濟困難、武力不服務於人民反加固枷鎖、國內饑荒貧困、人民缺衣少食，還極大坑害海外華人華僑 5
毛時代外國人享有特權、國人中下層反而是“賤民階層”：優待日本戰犯、“僅限外賓”的“友誼商店”、勞苦人民招待尼克鬆與西哈努克及更多案例 5
改革開放後鄧江胡的中國外交與內政：中共政權外交與內政始終服務於政權及其統治穩定與存續，與國家民族及人民利益有時重合、有時背離，二者從未真正一致、統一 9
今年4月，美國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大幅加征關稅，整體關稅高達145%。而中國也征收對等關稅以報複美國。在雙方的輿論戰中，都將維護本國利益作為動員本國人民支持其關稅政策的理由，也都鼓吹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來號召大眾、對抗敵手。中共官媒發表“不跪”言論，鼓動大眾支持政府對美強硬，“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
對於美國特朗普右翼政府的“美國優先”立場、政策，及其是非利弊，筆者在另外若幹文章中已做了分析評論，在此不再展開。本文主要闡述的是，包括本次關稅戰在內，中共政權利益與中國國家利益、中國國民利益、中華/漢族海外僑民利益的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性。
事實上，從1949年中共建立對中國大陸的全麵統治起，其政權性質、立場、政策、各種言行，整體上、多數情況下，都是與中國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不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而這尤其體現在政權與國家及人民利益本應較為一致的對外政策、涉外問題上。
筆者將從中共統治期間各階段若幹外交與內政政策，多角度分析中共政權與中國人民利益的高度不一致性、很多時候相反性，說明中共政權絕不能代表中國人民，以及中共各種貌似對外強硬、維護國家民族尊嚴，實質隻利於中共統治集團、違背人民大眾利益、反而讓國家遭受損失、民族陷入更大困境、人民大眾更為苦難的事實。
朝鮮戰爭讓中共在國內國際站穩，卻讓中美決裂、中國閉關鎖國、中國國家民族命運急轉直下、中國人民付出沉重代價
中共建國之初，最能體現其政權利益與國家及人民利益相悖的，就是參與朝鮮戰爭（韓戰），並從此走上對抗美國和西方、與世界多數主要國家對立、長期閉關鎖國的道路。
朝鮮戰爭由統治朝鮮半島北部的金日成政權率先發起、後來被美軍和韓軍反攻、中共解放軍化名“誌願軍”擴大和持久化戰事，並給朝韓人民帶來深重災難、其他參戰各方尤其中方也蒙受巨大損失。
對於1950年的中國，即便不以反共視角而是以中立立場甚至承認中共政權立場，從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看，也不應該選擇與美國及西方發達國家開戰和對立，而完全可以保持正常關係，平等互利。而1949年時，包括美國在內各國也並沒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現出很大敵意，表達了願意建立互助合作關係的願望。而中國也可選擇在美蘇之間中立、左右逢源，以更好維護本國利益和國民福祉。如印度、印尼、不少亞非拉國家，都是如此的外交策略，且取得很大成功。
但中共卻選擇“一邊倒”“打掃幹淨房間請客”的外交政策。中共在1950年代全麵倒向蘇聯及其同盟國陣營，而選擇徹底斷絕與美國等西方國家正常關係、幾乎完全中斷經濟文化政治等各方麵交流。而中共派遣百萬“誌願軍”參與朝鮮戰爭、對抗”聯合國軍”，則是這種政策最突出的表現。
朝鮮戰爭戰時及戰後二十年，中國和美國等國家陷入長期敵對，不僅美國製裁中國，中國更主動“脫鉤”，清除一切與美國有關的經濟、文化、教育、科技在中國的存在，還廢除從當時不吃虧、從長遠更對中國及中國國民非常有利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將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建立的中美友誼及合作關係完全摧毀。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英法德（西德）荷意等西方國家的大多數經貿與文化聯係也都被切斷。中國也遠離了二戰後西方主導的全球化與國際體係，錯過了全球經濟和科技爆炸式增長的機遇。
這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科技、文化等各領域，都造成極大負麵後果，成為之後數十年中國長期貧困、閉關鎖國、落後於世界、與文明發達國家脫節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因為與美國及西方敵對，中國長期喪失了對世界和大多數國家主流社會的影響力，從曆史悠久文明燦爛、二戰後成為世界“五常”的世界大國，變成與國家體量極不匹配、邊緣化沒落的國家（之後再和蘇聯決裂後尤其如此）。
而且，中共與美國打朝鮮戰爭，也並沒有得到其宣傳的“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作用。例如1950-1960年代初，印度不斷派兵蠶食中印邊境中方領土。中國也沒有因朝鮮戰爭得到周邊和世界各國的尊重，反而更加孤立和遭排斥。美國也在之後二十多年不斷派軍機軍艦進入中國大陸領空領海，中共發表數千次抗議和“最後警告”，但無力也不敢攻擊美國戰機和軍艦。這也可謂“喪權辱國”了。
雖然到了1970年代及之後，中美關係逐漸轉好，兩國在許多領域都有交流合作，但再也無法達到民國時中美的親密友好了。而且，即便改革開放至今，中共根底上仍然是反美的，這同樣緣起於朝鮮戰爭。
而同時，本來應被清算戰爭罪行、戰敗一蹶不振的日本，在朝鮮戰爭爆發後，得到美國扶植和中國蘇聯拉攏，利用戰前資源，迅速重新崛起，取代了中國在亞洲應有的位置。日本應對中國進行的賠償也被中共和國府為拉攏日本而放棄。而朝鮮戰爭導致的世界格局變化、中美對立，也正是日本法西斯軍國殘餘未能清除、反而迅速死灰複燃、遺禍至今的關鍵原因。
而中共統治者及五毛、粉紅們，卻將誌願軍入朝作戰、“擊敗”美國（其實隻是戰平），作為“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擊敗帝國主義、穩固了“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的標誌性事件，大加誇讚。當然，從中共自身統治而言，朝鮮戰爭確實令其在國內外站穩了腳跟，尤其借戰爭的緊張形勢對國內非共產黨人士（主要是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人員）大規模的鎮壓和屠殺（鎮反運動），並全力推動集權，之後壟斷了中國權力而沒有反對力量能夠挑戰，也威嚇了潛在反抗者。但對於中國國家命運、對於中國人民，尤其鎮反運動受害者，朝鮮戰爭及中共在朝鮮戰爭期間的行為，則是巨大的悲劇。
中蘇關係破裂的前因後果及對中國的影響：毛澤東無理取鬧、中共不講道理，致使中蘇決裂，中國陷入雙重孤立、國家更難發展、人民更為貧困
中共與美國徹底對立之後，一度完全倒向蘇聯。中共在宣傳中還稱蘇聯是“老大哥”，中國是“小弟弟”，毛澤東也多次說說中國要“以蘇為師”、在國際上“以蘇聯為首”。從1950年到1959年前後，中蘇也確實保持較為良好的同盟關係。
但從1960年前後到1970年代，中蘇關係卻日益惡化、陷入高度對立狀態，雙方相互激烈攻擊和在國際上博弈，甚至一度兵戎相見、爆發邊境衝突，差點發生全麵戰爭和核大戰。那麽這又是怎麽回事？對中國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影響又是什麽呢？
中蘇關係破裂的表麵原因，是中共所聲稱的“蘇聯霸權主義”、“蘇聯背叛馬列而走向修正主義”，其所舉例子包括“蘇聯要求在中國建設聯合艦隊和長波電台”、“蘇修逼債”等。
但實際上，中蘇關係破裂的根本原因，是毛澤東及中共為了與蘇聯爭奪對社會主義陣營和世界革命的領導權、毛澤東與中共對赫魯曉夫“解凍”和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等政策的強烈不滿，以及毛澤東個人的主觀好惡與意氣用事，所造成的結果，且責任基本都在中方。
首先，就中共所聲稱的“蘇聯霸權主義”的典型例子“蘇聯要求在中國建設聯合艦隊和長波電台”，完全屬於中蘇同盟正常的要求，且蘇方並未強迫中國接受，而隻是提出建議性的訴求。在1950年中蘇兩國即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雙方都有通過包括軍事手段在內的方式保護對方安全的義務，而軍事合作是基本要求。
蘇聯希望建設聯合艦隊，當然有擴大蘇聯在亞洲和世界影響力的考慮，但同時也有利於軍事尤其海軍較弱的中共中國得到更多軍事技術支持、武器援助、安全保障。而長波電台作為配套措施，也是必要的。而且中方也可與蘇軍分享蘇聯境內的軍事設施，中國海軍艦船也可停靠蘇聯港口、與蘇軍合作共管。
但毛澤東卻對蘇聯的這項要求大發雷霆，視為蘇聯霸權主義、欺負中國，並向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蘇聯外長米高揚、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本人，都表達了強烈抗議。雖然蘇聯麵對中共這種顯然不講道理或起碼過度的反應，仍然保持了克製，但中蘇關係已出現明顯裂痕。而1958年中國在不通知蘇聯情況下徑自炮擊金門，對外誘使國際認為中國受蘇聯支持才進行炮擊，也讓蘇方頗為不滿，但仍然默認中方行為並在公開場合支持中方，但中國的行為更損害了中蘇互信。
其實，讓毛澤東及中共真正怨恨蘇聯、逐漸和蘇聯決裂的真正誘因，是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和專製行為，明確反對個人崇拜，並鼓勵各共產黨國家改革、實行集體領導等開明措施。因為毛澤東就是中國的斯大林，同樣專製殘暴，也對民主開放之類嗤之以鼻。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與毛澤東將自己打造為中國的斯大林的企圖不符。所以毛澤東假借聯合艦隊等其他問題，來發泄不滿和破壞中蘇本來親密友好的關係。
雖然蘇聯扶植中共打敗國民政府，讓中共奪取中國權力荼毒人民，對中國人民有罪。但另一方麵，蘇聯在1950年代給予百廢待興的中國不少經濟和軍事援助，如著名的“156項工程”，奠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工業基礎。蘇聯也派遣不少專家支援中國，幫助中國培養技術人才等。這些利於中共統治，也客觀上促進了中國經濟發展和國民生活改善。至於蘇聯借機控製中國之嫌，其實蘇方還是很尊重中方獨立性的。在中國已與美國及西方斷交情況下，維持中蘇同盟顯然是利遠大於弊的。
但毛澤東從1960年左右開始，就逐漸的主動疏遠蘇聯，並在文革期間上升到“打倒蘇修”，全麵與蘇聯對立，並有意加劇中蘇邊境局勢、與蘇方強硬派共同挑起戰火。於是中蘇從親密盟友變成仇敵，並持續20多年，直到80年代後期才有所緩和（且仍未真正恢複友好）。
而中共主動斷絕中蘇合作關係後，蘇聯援助停止、蘇聯專家撤走，而同時中國又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對立，於是中國的經濟、外交、軍事等各方麵都陷入困境。當然當時中共各種胡鬧式的內政政策是中國陷入困境的根本性原因，但外交上同樣的“胡鬧”，無疑加劇了中國困境，並讓本就貧窮短缺的中國人民的生活雪上加霜。
中共為凝聚國內人心、宣傳對蘇聯的仇恨，還散播“蘇修逼債”傳說，說1960年代中國的經濟困境、食品短缺，是因為蘇聯要求中國還債，還編造“蘇聯人隻要每個豬的舌頭、隻要好蘋果，其他都扔掉”等宣傳蘇聯對中國的欺負、霸權主義。但這些都是子虛烏有，相反蘇聯在1960年前後中國困難時期還主動提出可以延期還債。而中共卻要從幹部到老百姓“勒緊褲腰帶還債”，以爭口氣、爭麵子。這顯然加劇了1959-1961年的大饑荒及之後十多年的貧困，造成更多中國人營養不良、生活痛苦、死亡。
至於中共所稱蘇聯是“修正主義”，及以“反蘇修”為名的對抗蘇聯的行為，無論是按照馬列理論辯論，還是基於普世價值評判，都是站不住腳、不值得的。相對於蘇聯，毛澤東和中共將馬列主義“中國化”，例如“農村包圍城市”、“新民主主義”、“毛澤東思想”、“統一戰線”等，都極大“修正”了馬列主義。中共沒有資格指責蘇聯的“修正”。而且相對於中國“大躍進”、“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荒唐行為和悲劇，赫魯曉夫等人改革“斯大林體製”，發揚黨內民主、言論寬鬆、刺激經濟、改善國民生活，恰恰更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人民謀取幸福的真諦。
中共在對抗蘇聯時，也不僅打出“反對修正主義”的口號，也正是那時開始構建中共式“中華民族”理論，強調中國主權、反對外來幹涉，並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也是國家利益高於階級。這看似有道理，但實際上卻是中共為自身擺脫外來的、對中國利害交雜的幹涉，可以在中國大陸內部胡作非為而無外力可幹預和製約。相對於中共，蘇聯、東歐、越南等紅色政權都比中國更講人道，如饑荒和貧困程度都低於毛時代的中國，和平時期的清洗和殺戮也較中國為少。中共的“獨立自主”，恰恰讓中國人民更多苦難、更加無助。
毛時代的反美反蘇、閉關鎖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讓中國國家利益損害更大、人民更多苦難
很多中共支持者及毛派人士，總是誇耀毛澤東“讓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擺脫了1840年以來被列強欺辱、半殖民地的狀態，讓中國國家獨立、人民不被外敵欺辱。
從表麵上看，似乎確實如此。從清末到民國，中國長期處於日本及英法德等國的殖民入侵之下，國家主權淪喪、國土淪陷、人民遭受帝國主義和其在華各種合作者的壓迫。而中共1949年建政、統一大陸，中國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
但這隻是表麵的、教條化看待得到的“事實”。而真實情況是，中共建政後，尤其毛澤東時代，中共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中國國家利益和中國人民利益，包括對外的競爭和影響力，造成了巨大的損害，且損害遠大於益處。
國家利益，包括許多方麵，而基本內容是，國家強大、繁榮、穩定、有較強國際影響力、在國際競爭、合作、衝突中，維護本國公民及海外僑民利益。而人民是真正的國家主人、權利自由得到保障和拓展、物質富足、精神生活豐富、有尊嚴和自主的生活，則是一國人民/國民/公民利益和福祉的核心內容。而國家利益根本上亦是為人民利益服務，為國民整體及每個具體公民而服務。
而毛時代閉關鎖國、與西方隔絕、對抗美蘇，看似獨立自主、反抗霸權、“不受欺負”，實則讓國家失去了與各國合作發展經濟、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在國際上擴大影響、增強國力的條件和機遇，導致中國腹背受敵、孤立無援，讓作為二戰戰勝國、本可以享受二戰後和平繁榮紅利的中國，在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等各方麵全麵落後於多數國家，與世界發展潮流脫節，陷入長達數十年的貧窮落後。中國也喪失了古代和民國時代對世界的巨大影響力，除個別領域個別情況，幾乎閉鎖的消失於世界。這些惡劣的負麵影響，並未在毛死後消失，而是延續到改革開放之後至今。1960-1970年代美國和蘇聯都有能力打垮解放軍、占領中國，隻是無法接受巨大統治成本，對中國人既不便殺、也無力治，得不償失，而沒有選擇全麵入侵。
而既專製獨裁，又貧弱封閉的中國，也讓中國絕大多數人民生活在既沒有權利自由，又赤貧和愚昧的狀態。民國時擁有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遷徙自由，在中共時代全部喪失。而人們又生活在必需品極度短缺和物質匱乏的狀態，不僅1960年大饑荒前後，從1950-1980年代，中國大多數人都生活在聯合國認定的貧困線之下，溫飽都難以解決。在頻繁的政治運動、個人崇拜洗腦、教育和科研領域完全混亂的情況下，中國人得不到正常的教育和知識，普遍愚昧無知。“八個樣板戲”及少數革命風格電影，占據中國人全部文化生活，中國人在精神領域一樣匱乏和空白。
毛時代試爆核彈、擴軍備戰、“自力更生”、“輸出革命”，未給中國人民帶來幸福，而造成和加劇經濟困難、武力不服務於人民反加固枷鎖、國內饑荒貧困、人民缺衣少食，還極大坑害海外華人華僑、對華人華僑始亂終棄
中共支持者尤其毛澤東的支持者，還經常拿毛時代中國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建立龐大解放軍、擺脫外國依賴實現工業自主，以及毛澤東在第三世界巨大影響力等，來誇耀毛及中共的“功績”。
若純粹從軍事上，中共在1964年試爆第一顆原子彈，成為世界上第五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並成為五個完全合法擁有核武器國家之一，確實是一件巨大的功績。對於正常國家，這都是值得稱讚的。而中共建設其龐大完整的軍隊，若在正常國家同樣是應予肯定的。
但最大問題正是在於，中共政權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是一個正常國家，不是政權利益、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相統一的國家，而是前者和後二者，尤其政權利益和人民利益完全背離的國家。而毛澤東時代尤甚。
這樣的前提下，就無法以正常國家的情況、同樣的邏輯，對中共政權的成就加以評斷。中共試爆核武器，建成較現代化的完整軍事力量，沒有為人民帶來幸福，反而成為政權更加容易和有力壓迫人民的枷鎖。
1960年代的中國，貧困無處不在。造成幾千萬人死亡的大饑荒過去後，中國大多數人勉強餓不死，但並不等於解決溫飽。許多人尤其婦女靠逃荒要飯才幸存下來。即便工人階級收入和生活水平也遠低於世界平均。
中共也在這一時期建立了戶籍製度，禁止人口自由遷徙，將中國倒退到傳統“編戶齊民”的農奴製狀態。幹部和群眾、工人和農民、城市和鄉村的二元製體係，也建立起來，將人們分成權利義務差別巨大的不同群體，具體還可分為“紅五類”、“黑五類”等，一些人高高在上、享受特權，另一些人則成為二等公民甚至賤民。而中共試爆核彈、建立完整軍隊體係，隻是成為保衛這些壓迫、不公平、貧困落後的工具，讓貧困與不公更加難以撼動、內部起義和外部幹預（包括台灣“反攻大陸”）更無法將之推翻。
而同時，中共的核彈在內各種重型武器裝備、以民眾饑餓為代價供養的龐大軍隊和軍工係統，也並沒有成為保衛國土和對抗真正敵人的工具。中共控製中國大陸後，在周邊各國進行邊界勘定時，對蒙古、朝鮮、緬甸、印度、越南、老撾等鄰國都做了大幅讓步，許多之前屬於中國的或處於爭議的領土被中共“讓”給鄰國。如中國將長白山天池的一半割讓給朝鮮。中共這些讓步是為了顯示“天朝上國”氣度，以及拉攏鄰國需要，而不惜舍棄每一分都應很珍貴的土地。
而更加反映中共強大反而是壞事的，是海外華人華僑的命運。在辛亥革命、抗日戰爭、中國建設中，世界各地的華人華僑出力極多，而南洋華人（東南亞華人）出力尤甚，出錢、出人、出輿論，勞苦功高。民國政府也非常在意華人華僑，並將之作為國民對待。
而中共逐漸得勢和當權後，一開始也積極拉攏海外華僑並給予很高待遇，包括陳嘉庚等知名華僑也傾心紅色政權。許多南洋華僑還投身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並接受中共的指導和資助。而這就造成了海外華人尤其東南亞華人內部的撕裂：一部分左翼親共，另一部分右翼反共，並因國共內戰和兩岸對立更加激烈對抗和持久撕裂，甚至相互殘殺。
而中共一邊扶植左翼親共華人對抗親國民黨的右翼華人，另一方麵卻又支持東南亞各民族國家主體民族的解放運動，包括支持對華人的壓迫和清洗。1955年萬隆會議，中共還正式放棄了對東南亞華人華僑中國國籍的承認，等於從法律上放棄保護東南亞華人的義務。
1950-1970年代，馬來西亞、印尼、緬甸、柬埔寨等國都發生了對華人的屠殺和財產剝奪等慘劇，中共不僅不幫助華人華僑，還把華人扣上“資本家”、“國民黨”帽子，加以汙名化，哪怕其中很多人是親近中共。對於排華暴行，偶爾中共也會裝模作樣發表譴責，但並不真正幹預。1965年印尼發生右翼軍政府撐腰下印尼土著發動的排華屠殺，中共名義譴責實則放任華人被害。而僅僅一年前，中共成功試爆核彈，核彈顯然沒有威懾住印尼軍政府和暴民，中共的輸出革命反而坑害了華人，讓本就在東南亞處境危險的華人遭到更大劫難。很顯然，中共的核彈並非保衛華人漢人的利器，而隻是維護政權統治的工具。
而全球範圍內，中共的當權、國共對峙、中共在大陸一係列倒行逆施和人權迫害，也撕裂了全球華人。親共和反共華人相互鬥爭和消耗，經受政治運動折磨的華人一盤散沙、離心離德，嚴重損害了華人的團結和整體利益。
中共政權尤其毛澤東政權，一方麵利用華人對民族的認同和對祖國的感情，拉攏華人華僑為中共服務，另一方麵根本不在乎華人華僑的權利和利益，對歸國華僑大肆迫害、對海外華僑在各國被歧視欺淩不聞不問。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國華人華僑在二戰後爭取的對之前不公待遇的道歉、權利平等，基本都是華人華僑自主努力的成果，而與中共無關。
毛時代外國人享有特權、國人中下層反而是“賤民階層”：優待日本戰犯、“僅限外賓”的“友誼商店”、勞苦人民招待尼克鬆與西哈努克及更多案例
而同樣可以戳破“毛澤東/中共讓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不再受外國欺負了”謊言的，還有毛澤東時代中國人饑寒交迫、飽受迫害同時，外國人卻享受特權的真實情形。
第一重要例子，就是中共政權對待日本侵華期間在中國犯下極多罪行的日本戰犯，可謂優寵備至。其中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情況最具典型。這裏關押著包括參與甚至主導731人體實驗和細菌戰、南京大屠殺、華北“三光”政策的日本各層級軍官，可謂個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如鈴木啟久、藤田茂等。中共為拉攏日本、爭取人心，在極度貧困、老百姓缺衣少食、解放軍也生活困苦、隻能吃粗糧（如玉米麵）情況下，卻讓日軍每餐都吃細糧（如白麵饅頭）、還有肉食，日常還開辟網球場等供戰犯們娛樂。
關於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情況，中共官媒和反對派人士都有記述，在此摘抄一部分信息：
“中共對被關押的日軍戰犯給以高規格的優待，他們最低的待遇（注意最低兩字）是每天四角多錢的夥食費，這在當時可以買一斤豬肉和一斤優質大米（中國城鎮居民每人每月才四兩肉的定量票），這個標準遠遠超過七十年代解放軍戰士每天0.42元（七十年代比五十年代物價高很多）的標準。日軍戰犯不僅吃得好，並且玩得也好，有體育場、俱樂部、閱覽室、露天舞台、浴池等。住宿也十分整潔而寬敞。戰犯們一日三餐全是細糧，而當時所有管教人員吃的往往都是粗糧和黑窩窩頭。
這些日軍戰犯中，有在中國到處建立無人區的日軍117師團中將師團長鈴木啟久，有製造多次血腥慘案的日軍59師團中將團長藤田茂，有參與指揮南京大屠殺的旅團長（後任日軍149師團中將師團長）佐佐木…… 。
還有一個看管日軍戰犯的戰士居然在這裏認出了強奸他親姐姐並殺了他全家七口人的劊子手，他憤怒地從廚房裏拎出一把菜刀追那個日軍戰犯，其他中共管教幹部硬是攔住這位戰士，把菜刀奪了下來，在場的戰士們無不憋屈得流淚。
國軍戰俘除了病號可以吃小灶，其他人吃的是中灶，日本戰犯卻全部吃小灶，食得很好，而且不用勞動，上村等人整天整日地在胡同內的三角形地壩上打網球。上村的妻子也在中國大陸。中共把她的住房安置在功德林附近，以方便上村可以定期出去和他妻子同居。三年以內，上村一家接連添了兩個孩子。
國軍戰俘邱行湘也同日本戰犯關在一起，雖然在兩次國共合作中國民黨都吃了大虧，邱行湘卻夢想獄中再來一次國共合作抗日，他好繼續抗日，修理一下日本人，現實卻讓邱行湘困惑，他問上村：“你身為囚犯，哪有條件養活你的妻子兒女？”上村笑道：“中國共產黨對我們日本人不錯。中國實行供給製，多生小孩有好處。我生一個孩子，中國政府就多給我一個人的供給。養家活口不靠我嗬！””
中國政府和官媒對優待日本戰犯是承認的、也大肆宣揚其“人道主義”的（內容取自《撫順戰犯改造紀實》，相關、相似的內容在搜狐、新浪、新華社、中新網、央視網等平台都可搜到）：
為了讓戰犯們有一個良好的生活環境和改造條件，中國政府在戰爭、自然災害不斷的艱難時期，投資近400億元（舊幣，折現在人民幣400萬元），維修監舍、購置鍋爐把以前用於取暖改取為暖氣，將原來的玻璃窗加大以保證監舍的進光量；讓戰犯洗上熱水澡，有音樂和娛樂的場所。管理所內浴室、理發室、醫務室、露天舞台等應有盡有，保證了戰犯的日常學習、治療不出門，生活無憂。
而以前日本軍人統治的撫順典獄，流傳著這樣的說法：“吃的豬狗食，鋪的破草席，患病無人治，死了喂狗吃”。經過改造的戰犯管理所，更像是一所學校，是一座靈魂的改造工廠。
吃飯是一個令戰犯和管教記憶都很深刻的話題。
當了40年管教的退伍幹部劉家常回憶說，當個時候日本戰犯夥食參照解放軍供給標準，按將官、校官、尉官以下分大、中、小三種夥，共管教幹部吃的遠不如戰犯，但大多數執行黨的政策卻是毫不含糊。
戰犯們吃不慣東北的高粱米飯，要米換大米；第二天，管理所就將大米飯端來了；然後，這些戰犯們還沒有滿足：要求吃麵條和魚罐……這些明顯過分的要求居然也被同意了。
戰犯管理所的炊事員並不懂怎麽做這種“魚罐”，幾名戰犯就被請去谘詢魚罐的做法，經過幾次實驗，戰犯們居然在監獄吃到了家鄉的美食。
崔仁傑說：“這是周總理的命令，要尊重日本的民族飲食習慣。那時候，這親自動手少由中國人的日本戰犯吃的是當時普通老百姓想都不敢想的，我們是看管他們的人，待遇也如他們：麵包、雞蛋、牛奶以及日本的甜不辣、四喜飯，戰犯都能吃到。”
日本戰犯綏賀好男子告訴本報記者：“我在蘇聯的時候隻有53公斤的樣子，體質不好；到了撫順戰犯管理所後，不到半年，體重就漲到了63公斤，體質也強壯多了。”
這位80多歲的老人說道：“我的身體要歸功於飲食、生活得到改善，使我很快恢複了體力。”
當然，不僅撫順，全中國各地的日本戰犯都受到類似優待。如在山西俘虜的殘留日軍，犯下殺人、強奸、焚毀中國人家園等罪行，卻判處不超過10年徒刑，同樣在監獄優待，並相繼釋放。得到類似優待的日本戰犯，全國有至少數千人，以及更多（起碼數萬人）未經審判和處罰而直接釋放回國或加入八路軍的日本軍官和士兵。
這樣的優待，被冠以“人道”、“以德報怨”、“中日友好”之類冠冕堂皇的名義。可這些優待，是對遭受日本侵略者殺害的中國人民的極大不公，其優待的糧食和物質來源，也來自於中國人民勞動的血汗。
而另一個反映更加廣泛的外國人特權、中國人反而是低等公民的，是毛時代的“友誼商店”及類似的機構。毛時代一直到鄧小平時期，中國各大城市、對外窗口城市，有若幹“友誼商店”、“友誼賓館”及類似性質的機構。這些機構的共同特點，是隻接待外國人或海外華人華僑等境外“貴賓”，有時中共黨內權貴也可進入，但中國普通老百姓，包括毛時代被捧得很高的工人、農民、軍人，除非得到特殊許可（極少情況），均不得入內。如廣州友誼商店門口就掛著“本店接待外賓，無關人員勿進”的標示牌。甚至，外國友人帶中國親戚來“友誼商店”，外國友人可以進，中國親戚卻不行：
“商店的人卻出來幹涉了，“非外交及華僑不予接待。”換句話說，除歸僑外，中國人勿入。堂姐愣住了，半晌才醒悟過來，忙解釋道，“她是我的妹妹，陪我來的。”
“不行。”
堂姐又說了，“她不買東西，是我買。我要給她送點小禮物，請她親自挑選……”
“不行。”
我的堂姐不禁火了。質問道，“這麽大的雨，你不讓她進去，我忍心讓自己的妹妹在外麵淋雨，自己卻進去買東西？這是哪家規矩？”商店的人這次竟然口不答，表示已無討論餘地。
這下，不光堂姐惱火，我也火了。我火的是這種做法無異於在外國人麵前剝光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丟盡中國人的臉。
“這規定到底是怎麽回事？”堂姐的目光似乎在對我詢問，我不禁尷尬地一下臉紅到脖根。
不幸這種“小事”層出不窮。另一次，我們外出訪友，半道上忽然忘記帶照相機，為了按時赴約，我們先抵目的地，然後讓車子把堂姐的女兒和我的女兒一起載返賓館，去取相機。兩個年紀相仿的小女孩親親熱熱，手挽著手奔向賓館。雖然兩個小孩都沒有證件，外籍女孩毫無障礙地通過了傳達室，而我的女兒卻給喝住啦，“哪來的？不準進去。”我的外甥女用生硬的中國話說，“她是我的親戚。”然而，不中用，還是斬釘截鐵地一句話：
“她不準進去，你可以。”我的外甥女氣不過，拉著我的女兒悻悻離開了這比衙門還要嚴肅的賓館！
中共經常宣傳民國時外國在中國的租界、殖民地，掛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事實上並無這樣的標牌，雖然租界和殖民地對華人種族歧視確實存在），以此批判殖民者的壓迫、民國的“軟弱無能”，並誇耀是中共打敗國民黨反動派、收回租界（雖事實上是國民政府收回租界），讓中國人民不受歧視而揚眉吐氣。但中共建政後，全國各地的“友誼商店”及類似之招待外賓，或起碼外賓優先的各種場合，恰恰是將外國人當成“人上人”，中國人尤其平民百姓則被當成賤民、下等人、“不可接觸者”。這就是赤裸裸的歧視，隻是這種歧視是由中國人組成的中共統治集團所為，披上了“國際友誼”、“出口創匯”之類的外衣。
這種對外賓優待，改革開放之後仍然得到保留。尤其改革開放前期（1980-1990年代），來自美歐、日本、港台的各種人士在中國都得到“超國民待遇”。而2000年代及之後，外國人特權有明顯減少、淡化，但外國人的訴求、投訴，往往仍比國人得到優先考慮和照顧。如武漢警察全城幫日本人找自行車、上海醫護疫情期間為美國病人泌尿疾病開綠色通道、外國留學生住單間有空調而中國學生幾人擠一間房隻有風扇……各種案例和狀況，都反映了這樣的現實。
毛時代的中共，還強烈鼓吹階級鬥爭、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無論對封建君主帝王還是資本主義美國統治階層，都大加鞭撻。但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鬆訪問北京、1973年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訪問上海，都得到中共隆重接待。在北京，中共中國總理周恩來組織數十萬群眾到長城等尼克鬆準備遊覽處掃雪，以及其他諸多耗費人力物力的招待活動。在上海，動員許多人和資源為西哈努克準備了山珍海味，以及外人想象不到的複雜周密籌備（摘自鳳凰網，中國日報、央廣網等亦有相關信息）：
“來上海之前，西哈努克親王在南京夫子廟逛過，在那裏吃過一頓飯，嚐了十二道點心。南市區飲食公司聽說此事後，一定要讓親王吃十四道點心，體現上海城隍廟的水平。一聲令下，豫園內的各路精英匯聚一堂，整出一套別具風味的點心，共有十四道:一葉小粽子、桂花拉糕、三絲眉毛酥、鴿蛋圓子、酒釀小圓子等。
這一政治任務下達後，公司革委會連夜調檔案，查三代，蘇幫點心泰鬥陸苟度和周金華、謝熾川等一批“苗紅根正”的高徒被選派操作。肖建平家庭成分好，也被入選。據他回憶，為了確保質量，做點心的芝麻要一粒一粒揀，糯米要一粒一粒撿，瓜仁大小、薄厚要一致。操作現場還有荷槍實彈的民兵“恭候”。西哈努克親王夫婦在豫園內的綺藻堂品嚐美點，服務員提著竹籃把點心從桂花廳送到豫園門口，再有人接應到廳堂，最後服務員送上桌，旁邊始終有人監控。
肖建平說:“城隍廟為此封了三天三夜，九曲橋邊一片寂靜。”
為了讓西哈努克親王吃到地道的雞鴨血湯，要求一碗血湯中的雞卵達到“三同”標準，即直徑相同、色澤相同、形狀相同，這下苦了廚師，他們隻得三下南翔，殺了108隻雞才找到如此高標準的雞卵。誰料西哈努克親王推遲了來豫園的日期，第二天再殺108隻雞。誰想到這天親王心血來潮，跟莫尼克公主打網球停不下手，燒好的雞鴨血湯隻得倒掉。第三天2月19日，親王總算大駕光臨，對十四道美點大加讚賞，尤其是雞鴨血湯，吃了一碗不過癮，又來了一碗。”
無論尼克鬆還是西哈努克及其他外賓，來到中國不僅得到隆重接待、靡費甚巨，中共還讓勞動人民、平民百姓為這樣的外國帝王、政要、權貴無微不至的服務，做仆役式工作。這實在與其宣傳的東西完全背離。
優待日本戰犯、友誼商店隻許外賓入內、尼克鬆和西哈努克來訪招待，這三件事都無一例外的、非常鮮明的證明了，中共1949年奪權、讓“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本質，不僅是中共殘酷壓迫人民、中共權貴強取豪奪，還優待外國人/“洋鬼子”，與其公開宣傳的反帝反封建、反抗外國殖民、讓中國人免於受外國人欺淩，完全背道而馳。中共也恰恰充當了其公開批判的“二鬼子”、“外國代理人”、“殖民者打手”的角色。當然，以上例子隻是中共優待外國人甚至賦予其特權、虐待本國同胞的冰山一角、較有代表性的案例，實則遠比這些更廣泛和普遍。還有如阿爾巴尼亞外交官撞死中國工人，中國外交機構反而安撫外交官等事件，也都反映了同樣的“洋人命貴、國人命賤”的事實。
同一時期，毛澤東時代的絕大多數中國人，都生活在無權利、無尊嚴、物質極度貧乏的狀態。許多中國人在饑寒交迫中非正常死亡，勉強活著的人們也都在溫飽中掙紮，更沒有享受和娛樂。農民幾乎赤貧，而即便屬於中國階級和生活水平前20%的幹部、解放軍、工人，除極少數高幹外也都是貧困的、權利尊嚴缺失的、生活捉襟見肘的，與同時期大多數國家（不僅歐美日，還有和亞非拉比較）國民權利和物質精神生活都差太多的。除了少數特權者，當時中國大多數國民都是實實在在嚴重缺失權利和尊嚴、沒有自主性、任統治者剝削、欺淩、宰割的“賤民”。這樣的背景下，中共優待外國人、苛待治下國民、民族同胞，且往往以犧牲與克扣本國人民的權利、尊嚴、物質，來換取對外國人的優待，更加顯示中共的醜惡、不平等不正義、對人民的殘酷。
中共之所以如此，是由於其奴役本國民眾沒有代價而能獲得利益，得罪外國人卻會麵對各種風險和壓力、難以控製外國人的維權和報複，而討好外國人卻非常有利於其統治，所以不惜出賣同胞利益和尊嚴，也要滿足外國人各種訴求、安撫外人。中共也從不真正在乎國家、民族、同胞，中共統治集團與人民是割裂與對立的，是沒有民族情感、沒有做為國民服務者的責任感的。它就像“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滿清政權、滿洲貴族和漢族仆從官僚一樣，和外國合夥壓榨欺淩中國百姓。它越強大，牢籠越牢固，民族更沉淪和悲慘、人民更無法反抗而受更重奴役，而絕不是它聲稱的“越強大越不受欺負”。
國家本應是全體國民的國家，國家利益根本上是這個國家人民的利益的集合。中共一方麵大談獨立自主、反抗帝國主義，一方麵卻以犧牲本國國民利益來優待外國人，顯著的表現了，中共政權及其統治的國家立場、政策、利益，與中國人民權利與利益、中國國家民族真正的利益，都是背道而馳的。這貫穿1949年後中共統治中國的全過程，而毛澤東時代的表現最為鮮明，人民從中受害最嚴重。
改革開放後鄧江胡的中國外交與內政：中共政權外交與內政始終服務於政權及其統治穩定與存續，與國家民族及人民利益有時重合、有時背離，二者從未真正一致、統一
1976年毛澤東死去，1978年改革開放正式開啟。中國的內政外交發生巨大變化。毛時代一些扭曲的、教條的、完全背離現實情況的內外政策被廢止、改變。出於避免人民發動革命反抗、中共希望免於被推翻等現實需要，中共的各項政策也不得不更多考慮人民利益和訴求，而不能像毛時代那樣完全不顧人民真實需求。
就例如“改革開放”本身，就是放棄與國家利益、人民權利和物質需求完全背離的路線，而將發展生產力、增強國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目標和成果檢驗標準。對外也不再死板的對抗西方及各資本主義國家，而積極爭取外援、吸收外國資金和技術，這樣中國才能真正從貧窮走向繁榮，人民也從中受益。這樣的國策和具體措施，與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路徑，有了部分的重合。
例如在外交政策上，中共放棄了“輸出革命”和對亞非拉毛派等左翼力量的援助，轉而與日本、美國、歐洲發達國家建立友好關係。中共放棄了對日追責和索賠，換取日本對華經濟和技術援助、各種投資，以及在國際上對中共中國的支持。而中國也改變對美國的敵對，與美國建立友好合作關係。雖然這些在毛澤東掌權的1970年代初就已有動作，但改革開放才真正實現廣泛的合作與資金技術引入。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仍然給予日本、歐美等發達國家來華者“超國民待遇”，香港人和台灣人也在很長時間享受類似待遇。例如中國人和外國人發生糾紛，警察和政府往往偏袒外人，對於外國人在華一些不法行為也輕輕放過，各種政府機構和民間對外人也殷勤服務、大開綠燈，和動輒對同胞冷漠甚至惡語相向、難為同胞形成鮮明對比。而民眾在政府優待外國人的引導下，以及外國人往往“財大氣粗”等原因，所以對“老外”普遍也較對同胞更友善和寬容。且在2000年代及之前，這種“超國民待遇”是相當明顯和嚴重的。
例如中國官媒《南方日報》就有一篇文章《不應歧視外國人》，講一位教師在廣州白雲機場遭遇歧視、將中國人與外國人差別對待的情況：
中山大學教師何慧嫻寫信給中共廣東省委負責人同誌，懇切地提出：中國人必須愛自己的祖國和人民。
何慧嫻說，在我國日益繁榮的國際交往活動中，出現盲目崇拜外國、滋長了民族自卑感，一些服務設施愈來愈熱心於隻為外國人服務。
她說：今年3月27日下午，我有機會到了白雲機場，去選購郵票。當時我很高興，那裏有好幾種我想買的《齊白石畫》那套郵票中的高麵值郵票。可是，那位翻白眼的女服務員突然叫喊：“喂！你們不要隨便進去。”我想：她說誰呢，難道這裏不讓中國人進來嗎；我去買郵票，完全是一個普通中國公民的正常行為。於是，我走到另一女服務員麵前。說明想購買三種高麵值《齊白石畫》郵票各一張。這位女服務員態度較好，她指著一位外賓說：“沒有了，最後幾張全給他了。”可是我發現，翻白眼的女同誌麵前的櫃台上擺著很多《齊白石畫》的高麵值郵票，幾種加起來有好幾百張。於是，我走過去重複我的要求。誰知翻白眼的女服務員說：“不賣。”我說：“為什麽不賣？”她說：“不賣就是不賣。”她為什麽如此之難而不肯賣給我呢？歸根結底，因為我是中國人，對外國人她們是賣的，但又不好說明白，於是編瞎話欺騙中國人。
當時我很生氣，走出賣郵票的房間，想看看門口有無寫著“中國人不許入內”的牌子，結果未發現。我又去問另一位女工作人員：售郵票的地方中國人可不可以去買郵票？她們說可以。於是我請她們向領導轉達我的意見，希望機場不要發生中國人歧視中國人的現象。
何慧嫻指出，現在有的人蔑視民族自尊心，一副奴才相，其所作所為實為中國人丟臉。為什麽中國人在中國的土地上，向中國的服務部門購買中國郵票要受如此刁難，這不是讓外國人笑嗎？
（南方日報10月16日 李摘）
還有2008年《新京報》文章《趙強：列車為日本旅客臨時而停該不該》，講了這樣一件事：
“8月22日，大連客運段2220次列車為幫助7位日籍乘客趕飛機，臨時在靠近機場的車站停1分鍾，最終趕上飛機的日籍乘客事後寫表揚信說：“列車臨時為我們停車1分鍾，這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做不到的??”（10月23日《遼沈晚報》）”
不過改革開放後的“超國民待遇”，起碼不像毛時代純粹為了虛無縹緲的世界革命、與美蘇無謂的對抗、“打腫臉充胖子”，更多是為了招商引資、獲取外國尤其發達國家支持。這確實有利於中國爭取到更多外部的支持和資源，也利於人民改善生活水平。
但無論如何，“超國民待遇”仍然是給予外國人特權、對本國人民、同族同胞極為不公平的、違背中國國內法和國際規約中人人平等、反對特權和歧視的基本原則的。放棄對日追責雖出於多種現實原因，但顯然也是有損正義和長遠國家民族尊嚴的，也是對戰爭受害者的再次傷害和踐踏。
與毛時代類似，改開後在華外國人受到各種優待同時，中國人處於權利遭受嚴重踐踏情況下。如農民麵對苛捐雜稅的壓榨、暫住證製度的束縛，小商販被執法機構敲詐盤剝，國民普遍麵對警察和政府的不公對待，還有勞動教養、收容遣送等法外監禁製度的迫害。而外國人不僅完全免於這些人權侵害情況及相關危險性，還享受特權，顯然對中國人是極為不公平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中共優待外國人、親善日美等外國，根本上是為了維護中共統治、保障和擴大中共權貴集團的特殊利益，而增強國力、促進國民福祉則是次要的、順便做的。無論發展經濟、招商引資，還是搞好外交，最大受益者都是中共統治集團。平民大眾隻能在權貴飽餐下有一些湯喝。無論從利益還是權利尊嚴上看，中國平民大眾都遭受中共統治集團及外國勢力的雙重剝削壓迫，遭受嚴重的損害。
到了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中共的內外政策大體延續了鄧小平的路線。不過相對來說，到了21世紀初，中共在經濟和人權方麵還是取得了一些進展，如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將“最廣大人民利益”作為最大目標，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把“以人為本”作為核心，“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也寫入憲法。雖然這些仍然是很形式主義的，但起碼在公開的價值觀和法理上承認了民權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