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幾個“牛鬼蛇神”

我所知道的幾個“牛鬼蛇神”

 

我沒有趕上上個世紀那個一波接一波的暴風驟雨般的運動年代，沒有親身經曆過每次運動中、運動後令人心悸顫栗的恐懼和絕望，這應該是我的慶幸，但我對運動也並非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在我開始懂事的時候，盡管運動已經到了末期，但家鄉村民們在貧窮殘敗中的苦苦掙紮，村裏幾個“牛鬼蛇神”的挨鬥場麵和他們的生活，依然印象深刻。

 

今天我想聊一聊我印象中的幾個“牛鬼蛇神”。

 

1. 曆史反革命分子

 

印象中，劉姓老頭，個子不算矮，一米七五的樣子，幹癟幹瘦，不管是寒冷的冬天，還是酷熱的夏天，永遠穿著一件破舊不堪、髒兮兮的半長棉大衣，一條打了好多補丁的破棉褲，一雙跟幫都踩爛了的破布鞋，冬天與夏天唯一的區別，冬天會把兩隻幹瘦青筋凸起的手操在袖管裏。

 

大概是我上一年級的時候，生產大隊在家對麵不遠的破舊老祠堂開批鬥會，我和村裏的幾個小孩也跟著去看熱鬧，祠堂前麵有個土台，台下一塊地坪，地坪上站滿了大隊社員，土台上跪著幾個隊裏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他們都被剃光了頭，光著上身，反綁著雙手，頭幾乎貼在地上，劉姓老頭就在其中。我和村裏的孩子就趴在土台邊，看的真切，批了他們什麽，鬥了他們什麽，我那時候太小，不懂，也記不得了，但有個畫麵，像刻在石壁上的畫，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在我腦海裏依然非常清晰：幾個大人手持竹條，一邊喊著什麽，一邊使勁抽打著跪在地上的“牛鬼蛇神”，每抽打一次，“牛鬼蛇神”的頭上、背上就會留下長長的竹枝形的鮮紅的血印。

 

這是我印象中我唯一看過的一次批鬥會，記不得是因為我之後再也不去這樣的批鬥會了，還是這次批鬥會是大隊裏的最後一次。

 

等我稍大一點，我問過我母親關於那次批鬥會的事，母親歎息道“那些人怎麽能下得了那麽重的手？！”。

 

等我後來讀了毛先生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大概有些明白了，手持竹條抽人的人都是村裏的光棍，都住在破舊不堪、隨時都可能倒塌的毛草土屋裏，他們是真正的“赤貧”分子，活在社會的最底層，當他手持竹條玩命抽打“牛鬼蛇神”的時候，他們得到了發泄的機會和快感，同時，他們充當了大隊幹部的打手，有了種可以被派用的滿足感，而且還是在一千多人的大批鬥會上。

 

劉姓老頭是怎樣戴上“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的？我問過村裏老人，有人說他解放前是國民黨黨員，參加過國民政府的一個組織，具體什麽組織，沒人說得清楚，剛一解放，就被送去新疆勞改，改造了二十年，釋放後，回到了原籍。

 

在老家，他的老婆還在，但嫌棄他，不肯和他一起過，他有兩個兒子，他跟大兒子過，老婆跟小兒子住。大兒子大兒媳是特不會持家的那種，是村裏最窮的一戶，每年春荒的時候，他家是村裏唯一的出外逃荒要飯的一家，大兒子也不孝，對老頭的生活不聞不睬，有好幾年老頭基本上沒吃過一頓飽飯。

 

我和老頭有限的幾次接觸是在我上高中和大學後，那時已經改革開放了，但老頭也老了，是否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摘了，不清楚，可能他也不在乎了，村裏人也沒人把這事當回事了。每次假期回家，老頭都會到我家去坐一會，話也不多，多是說他解放前在省城的生活，家裏有電燈，喝的是處理過的自來水，出門坐汽車之類的，有一次，他說他當年不應該回老家，應該繼續留在新疆勞改農場，至少不會餓肚子，顯得非常蒼涼和無奈。

 

大概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個寒假，我回家時沒再見到劉姓老頭來我家，問父親，父親說“被車子撞死了！”，後來了解到，老頭是有意撞上去的，而且，撞車的車子、地段，老頭早就瞄好了，村裏人用“撞人”司機單位的補償款給他辦了一個風風光光的葬禮。

 

 

2. 地主分子

 

相比劉姓老頭，陳姓地主老頭的日子要好過很多，因為他的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都在外頭工作，三個孩子會經常給他寄點錢，盡管當時大家都很貧窮，但每家都有兩三分自留地，也允許喂養幾隻雞，有錢是可以到農家買到新鮮蔬菜和雞蛋的。聽我父母講，陳姓老頭的三個孩子都在解放前或解放初期上過大學或中專，一個在學校當老師，另外兩個在政府部門工作，但我從來沒見過。

 

前麵提到的批鬥會，陳姓老頭也在台上，頭上、背上也被抽得條條竹枝血印，但平曰裏隊上的人並不怎麽難為他，可能是隊上的人勢利，也可能是他不大在乎隊上分的那點東西，多點少點，從不計較。

 

陳姓老頭的老婆很早就死了，孤身一人，印象中，他個頭挺高，光頭，腰板筆直，衣服總是幹幹淨淨，可能跟他一輩子不用幹農活有關吧。

 

記得小時候，夏天天熱，大人們午睡，我們小孩沒有午睡的習慣，湊在一起瞎玩，陳姓老頭，有時也會湊過來，跟我們講一些笑話，其實都是一些鄉下女人們湊在一起講的葷段子，大概是他平時閑著沒事，湊在女人堆裏聽來的。

 

文革結束沒有多久，陳姓老頭就被他的兒女們接走了，我再也沒有見過，也沒有聽村裏的人提起過，好像他從來沒有在我們村裏生活過一樣。

 

3. 壞分子

 

蔡姓老頭被戴上“壞分子”帽子，據說是因為他解放前做過保長的跟班，挎過盒子炮，十鄉八裏，抓壯丁，摧公糧，他出過力。地、富、反、壞，四類分子，壞分子排在最後，大隊批鬥會上挨打的人裏沒有蔡姓老頭。

 

但生產隊裏的批鬥卻少不了。記得有年夏天的晚上，村民們自帶椅子板凳，集合到隊部開會，村民們在外屋，蔡姓老頭跪在裏屋，接受批鬥，村裏有個做大隊會計的厲害角色，比較一班沒文化的村民，他能說些“官話”，擺些“道道”，由他主持批鬥會。我們一群小孩，閑不住，裏屋外屋亂跑，隻要不喧嘩，大人們不管，也管不住。記憶中，蔡姓老頭回答外屋人的問話時聲音宏亮、中氣十足，但他們問些什麽，答了些什麽，我那時還小，不太懂。

 

我家與蔡姓老頭家緊挨著，按輩份，我叫蔡姓老頭為蔡伯。記得我剛上初中的時候，村裏已經開始分田到戶，但村裏的兩頭牛仍屬集體，由各家輪流放養，每次輪到我家和蔡伯家喂養的時候，總是蔡伯帶著我去很遠的山上放牛，慢慢的對蔡伯有了更多的了解。

 

蔡伯脾氣很衝，眼睛裏容不得沙子，遇到他看不慣的事情，總要站出來嚷幾聲，從來不顧忌他曾經戴過“壞分子”的帽子。你可以鬥他，強製讓他跪下，但他不低頭，他也從不認為他過去做過保長的跟班有什麽不光彩，反而覺得是他有本事，能吃到皇糧，就像現在的大隊幹部一樣。除了幾個想整他的大隊幹部，村裏人多對他又敬又畏。

 

也就是在跟他放牛的時候，我受他的帶動和鼓勵跟著他做了我小時候唯一的一次“生意”。

 

當時正是農忙季節，我和蔡伯在放牛的時候，割了些牛草，計劃送到十裏外的鎮上集市賣，父母很支持，說賣草賺的錢全歸我，我的積極性自然特別高，連續三天收割的牛草，大概有六七十斤，我是挑不動，由我父親送去，我留在集市上賣。

 

因為買牛草的人會很早趕到集市，他們希望早早地買到草，將牛喂飽，然後趕牛下地幹活，所以我們賣牛草的也必須很早到，否則過了時辰，再好的牛草也沒人買。那天淩晨，天還未完全亮，下著毛毛細雨，我、我父親、蔡伯三人就離家往鎮上集市趕，到了集市，天才大亮。也許是天氣的原因，那天賣草的人並不多，買草的人卻有好幾撥，蔡伯和旁邊幾個賣草的人一番商議後，決定統一提高草的價格，由平時的一毛一斤，提到一毛五一斤，我一小孩，自然是跟著大人，這樣賣草的和買草的一時因為價錢談不攏僵持在那裏。

 

大約僵持了個把小時，突然人群騷動，人稱“嶽開山”的公社書記帶著幾個人來了（書記姓嶽，多年催逼各大隊開山造地，因此有個綽號“嶽開山”），嶽開山來到我們賣牛草的這塊，大喊著“所有的牛草一律五分一斤，不賣的，統統沒收”，呼啦一下，買草的人就衝過來搶草，隻有分把鍾的時間，所有的牛草就被強買強賣一空，按平時正常的價格，我應該能賺六七塊錢的，卻隻收到了三塊多！

 

回家的路上，雨越下越大，蔡伯帶著我去他認識的一家躲了一會雨，喝了碗熱茶，回到家，已經是將近中午了，衣服濕透了，肚子餓的咕咕叫。父親將牛草送到集市上就回來了，但回家路上淋了雨，有些不舒服，喂了碗薑湯，睡著了。母親問起賣草的情況，我一五一十地把賣草的過程講了一遍，母親歎道“知道在農村賺個錢多不容易了吧？還是要好好讀書，才會有出息！”

 

以後我上了高中、大學，每次回家都會到蔡伯家坐坐，幾乎每次去，他們老夫婦倆都在和人打“牌九” （一種上麵印著點數、長長的窄窄的紙牌），屋子裏彌漫著嗆人的旱煙味，牌桌上每人前麵壓著幾張小額紙票。

 

蔡伯夫婦倆都活到了九十出頭。

 

 

[ahniu]

土共惡罐滿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