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 中國大媽 —錯，錯，錯 雲聊係列普通篇

領頭的女子五短身材、腰紮皮帶，皮粗肉厚、五官模糊。伴隨著鼓點聲和咯吱咯吱的二胡，她突然伸臂叉腿蹦跳起來，原來是在跳“忠字舞”……。

今天，“中國大媽”已經成了一個專有名詞，專指不自重也不尊重他人的中老年女性。為什麽單單在中國、在這個時代，會出現這樣一個特殊群體呢？不管是討厭還是同情她們，都需要先了解產生這個群體的土壤。

錯失陽光雨露

做為同齡和同性別者，我想說：女子若在應該青春綻放的年齡，錯失了陽光雨露；當年華已逝、又想反身抓住失去的年日，就很容易轉型為膨脹而刺手的“大媽”。

“陽光雨露”包括了教養和教育，如果青少年期在壓抑和謊言中漸漸長大，被當時的社會氛圍擠壓成“鐵姑娘”，又為了生存而學會說謊（在弱勢時）和霸道（在強勢時）。當社會轉型後，可能有人一輩子都覺得全社會虧欠了她。為了奪回失去的青春歲月，就表現出張揚誇張的行為，甚至漠視社會規則和契約，顯出了“變態的膨脹”。

對我們這代人而言，年輕時的社會氛圍極端扭曲，中國傳統觀念中對女子的要求，被認為是“反動—封建階級的”，而西方主流的女子行為規範，是“反動—資產階級的”。所謂的“破四舊”徹底打破了社會傳統和道德規範，讓全社會都籠罩著“紅色恐怖”。為了不被當作敵人或者批判對象，人人都必須跟風。否則，隻有進監獄甚至被槍斃。

那場大革命舉起的“破舊立新”大旗，其實在利用人的恐懼心，驅使人跟風撒謊、撒野、撒潑，拉“革命大旗做虎皮”，行各種反常理之惡。青春期的女子本來就容易情緒衝動，“革命”更讓她們的暴力發泄合法化了。

隻是，命運並未寬容善待這些革命熱血女子，沒有多久，中學的女孩子們，被送到邊遠窮困山村“接受再教育”，其中的痛苦更是難以訴說。我們那時候喜歡陸遊的詞《釵頭鳳》，其中 “…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 ，對比當時的紅歌“東風吹，戰鼓擂…”，女孩子的無奈和痛苦比男孩子更無處訴說；對我們而言，這首詞這不是述說男女之情，乃是指向時代的錯誤。

錯亂放飛自我

其實大媽們在年輕時，也會有“放飛自我”上舞台的機會。比如1968年秋天，我在青島火車站候車。突然就進來一群人，說他們是“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領頭的女子五短身材，皮粗肉厚，五官模糊。伴隨著鼓點和咯吱咯吱的二胡，她突然伸臂叉腿蹦跳起來，原來是在跳“忠字舞”。她顯然很自豪能在公眾目前起舞，隻是她舞得紮手紮腳，頗似馬戲團的黑熊或者站立的烏龜。

我本來對青島的市容和海灘十分留戀，離開之前青島火車站的這位女子，卻給我留下極醜陋的印象。以至於很多年之後，我才發現原來青島是出美女的。

我當時年紀尚小，立刻就叫出聲“這是什麽人什麽舞呀，像黑熊轉圈”。那女子聽見了，停下舞步，領著兩個男吹鼓手，向我走過來，大聲嗬斥“你想反對毛澤東思想嗎？”還好，我是跟著我的小叔叔和他的一位同學去的青島，他們都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1967界的畢業生。我要回北京，他們去濰坊的軍墾農場接受再教育。

哈軍工原本是軍隊編製，他們都一身軍裝，這是當時最威嚴的代表革命身份的裝扮。我小叔笑著說：“她還是小孩子，不懂事，你們繼續演出吧”。後來小叔一再囑咐我，不要對抗群眾運動，不管他們要做什麽，你都不要出聲，千萬不要惹火燒身。

後來在青島回北京的火車上，又經曆了全車旅客起立，拿著語錄向著東方，“祝福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萬壽無疆”，然後大唱語錄歌，一路上鬧騰不斷。回到北京，有朋友剛從東北回京，說東北各地大興“忠字舞”和“毛主席語錄操”，許多老年人找出偽滿時期的鮮豔衣服套上身，用紅色大字報紙當胭脂口紅，塗抹在臉上和嘴上，任何空曠些的地方，每天都又人群唱響語錄歌，大跳忠字舞。他說立刻讓他想起電影裏麵那些“跳大神”的場景。很快北京也興起了語錄操和主席詩詞操，人們被壓抑得太痛苦了，隻能用此種方式發泄情緒和鍛煉身體…。這種狀況維持了差不多一年，才被中央文革嚴厲禁止（江青出身演員，受不了群眾對紅色文藝的褻瀆）。

  我想，那位紮手紮腳跳“忠字舞”的和那些把紅色紙張當做胭脂的女子，二、三十年之後，大概都是大媽廣場舞的熱心成員。

錯立社會規範

回顧我自身的成長歲月，基本的禮貌和規矩都是父母設定的。文革前學校裏也有“好孩子”和“壞孩子”之區分。到了文革中，很多孩子正好到了“反叛期”，就開始借著“革命”發泄憤怒，揪鬥老師。老實些的孩子就內心恐懼，躲在家裏不敢出門。

因此我從來不曾感覺自己有過天真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很小（文革前）在學校，就已經被賦予“接班人”的重任，不能像孩子一樣天真肆意地渡過童年。在家則需要像半個家長一樣照顧弟妹。肆意放開的遊玩，會被認為是“不正經的”。家庭是一個集體、學校是一個集體，社會則是更大的集體，在一圈又一圈的集體套裝裏麵，自我沒有伸展的餘地，更不能去掉包裝做回自己。

文革前，至少在學校裏麵，孩子還會接受基本的道德教育，要守紀律，尊敬師長。隻是因為沒有“同理心”的教育，孩子們不懂要接受別人的不同，對待他人缺乏愛心。在無產階級教育的前提下，“愛心”被置於意識形態的框架之下，從嬰兒開始，就是以階級來區分的。出身不好的孩子還沒懂人事，已經要學會當“縮頭烏龜”了。

我們的童年世界就已經是扭曲的，不但缺乏愛心教育，還會因壓抑而更想對其它弱者發泄仇恨。成年之後，這種扭曲多數隻轉變為“要補償自己失去的歲月和損失”，而很少去反思自己給別人造成的損失。

現在的年輕人不了解，大媽們在“十年動亂”中渡過了童年和少年時代，沒有受過正常教育，社會上沒有正常規則和道德尺度。人們隻關注自己：不要被當成反革命，並沒有時間替別人著想。改革開放之後，大媽們又覺得社會對不起自己，想自我補償失去的年華。年輕人認為的放肆，在她們是理所當然的“個人自由”。

錯向社會排毒

當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像我這樣能重新考入大學、改變命運的“大媽”其實不多。但是多數大媽們回到了城市，可以穿上豔麗的衣裙，可以大聲喧嘩唱歌跳舞。她們生活的年代本沒有秩序，隻有紅色的鐵拳，當鐵拳被收回，她們想抓住“青春的尾巴”，從年輕時的壓抑，變成年長者的放縱。

大媽們失去青春的歲月，應該怪誰呢？當然可以怪社會，人的命運往往被綁架在時代的列車上。在花樣年華時，她們被扭曲的社會塑造成“以醜為美”的“女漢子”。等到社會恢複常態，她們難免想要抓住時光，補償失去的青春。

她們在豆蔻年華，隻能用用惡狠狠的眼神，回懟那些“青睞”的目光，再罵幾聲“臭流氓”。當社會開始讚美女性的青春，自己已經過了全盛期。為了將功補過，隻能分外張揚。在年輕時套在頸上的枷鎖被打開之後，老年時的“放飛自我”，難免放出長年積累的哀怨毒素。她們外貌花枝招展，舉手投足與內心世界仍似當年。她們在夜色和喧囂聲中顧影自憐的舞步，也在損毀自我形象；讓人想到年輕的“女漢子”變成了“母老虎”。

如果自認為年輕時的“太規矩”必須在年老時用“放飛自我”來償還，這種“裝嫩”加倚老賣老，往往更顯出幼稚的肆意妄為。 “知恥而後勇，與不知恥而後勇”，是完全相反的兩種行為表現，卻被大媽們給混淆了。

錯在不會反思

其實隻要能“換位思考”，就能明白，她們過度的喧囂，對她們而言很“正常”。這種喧囂，對比在“紅色恐怖”中渡過的青春時光，是一種被虐待之後的補償。隻是，周圍那些在正常年月中長大的年輕人，很難理解，覺得她們太“反常”太缺乏公德心，甚至覺得她們是“變態”和“壞人變老了”。

生活在有毒的社會上，人都需要“排毒”，但是“排毒”要選擇場合。如果妳反對核廢水排放汙染，也該明白，對許多人而言，自己的“排毒”可能正在“汙染”社會。

我們的上一輩比我們經曆了許多戰亂，吃過更多苦；我們的同輩，在許多貧窮國家，比我們更加不幸；為什麽沒有形成“大媽”的擾民群體，為什麽沒有在世界上臭名遠揚？

我想，因為她們盡管貧困，卻可以和富裕人家的孩子一樣上學、接受基本而正常的教育，從小就懂得要遵守正常的社會秩序和道德規範。雖然她們貧窮，社會卻給了她們尊嚴和自由，也讓她們通過受教育和發揮個人特長，可以改變貧窮的命運。貧窮的人，也可以得到基本的教育、醫療、食物等社會資源。

可惜我和同齡的“中國大媽”們，沒有感受過天真無邪的青春；上過學校，卻沒有接受過基本的道德和社會共識教育。學校貼著“德智體全麵發展”的標語，但我的德育教育基本來自父母。智力教育很早就中斷。幸而在改革開放之後上了大學和研究所，得到了補充；更重要的是，在基督教和法製社會，讓我學會了在自由的國家，更要尊重他人和遵守法紀。在人格上，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我想，年輕時養成的價值觀，如果不能得到反省和更新，那些硬傷會伴隨人一輩子。當我真正認識了耶穌基督之後，才能夠真的忘記過去，努力將來，反省自己，饒恕他人（參考《哭著樂係列—33 紅潮起落 下）。

對自己的同齡人“中國大媽”，我想起魯迅先生的一句話“哀其不幸，怒其不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