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戰爭已經一年多了。炮火把沃土變成焦土,百姓變成流民……
中國兩千多年前的《詩經》吟歎“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這是《國風·唐風·葛生》其中的一句。“角枕”是牛角做的枕頭,給死者墊頭用的,“錦衾”是死者入殮的裝裹;“予美亡此”是指“我所愛的人埋葬在此”;“誰與?獨旦!”死者已被人忘卻,隻有孤獨的愛人哀傷到天明。
戰爭,對大人物是手段,是維護國家或者個人利益的手段,他們最大的損失不過是“下台一鞠躬”;而對平民百姓,是旦夕的生命幻滅,是流離失所、失去至愛和一生的哀痛。
長裙、紗巾、手風琴
俄羅斯與烏克蘭,在我童年的記憶中,是一大片夢境般美麗的地方。如今我卻不忍看電視新聞中的斷壁殘垣。
我有一位遠房長輩,是1950年代留學俄羅斯/烏克蘭的留學生,後來在遊泳的時候溺水(好像是在莫斯科河)。我並沒有見過她本人,隻見過她的照片,一位美麗端莊的知性女子。我後來得到了她的部分遺物,一條質料極好的粉紅色長裙(我怕被指責為資產階級,竟把它染成了黑色);一條有俄羅斯傳統裝飾圖案的紅色紗巾; 我也借用了她留下的手風琴有十年之久,用它來自修手風琴課程。
我七十年代所工作過的工廠,也有一架國產的手風琴。我一對比,才了解到兩國產品的區別:當年的俄羅斯手風琴,琴鍵厚重,和觸碰風琴鍵的感覺相差不多:而國產的手風琴鍵盤很淺,隻需輕觸琴鍵就會發聲,在彈奏時,與鋼琴或者風琴的手感相差比較遠;此外俄羅斯手風琴的風箱需要比較用力才能拉開和推回,中國產的風箱則比較輕巧,推拉都不太費力。大概“老毛子”力氣大,做樂器用的材料更紮實,也略顯笨重。
郵票、糖果、電影
在中蘇友好的年代,很多中國和蘇聯的大學結成姐妹(友誼)學校。學生之間常常通信(當時大學生都學俄語)。五、六十年代,我有四位叔叔都在名牌大學讀書,每人都有蘇聯或者東歐國家的“筆友”。他們因此攢下不少“外國郵票”,加上他們搜集了從建國之後到文革中全套中國出版的郵票,一共有滿滿的四冊集郵薄。他們大學畢業之後,就把集郵薄轉送給了我,我當寶貝一樣收藏保護著。誰知文革中造反派突然襲擊和占領我的家,我們連一分錢都來不及拿,就被趕出家門,集郵薄當然也和其它家中物品一樣,全部丟失了。
我還記得那些俄羅斯和東歐(捷克、東德等)國家的郵票,不但印刷精美,而且紙質好,又厚又白且細膩。後來才明白他們有豐盛的森林資源,是用木質紙漿來造紙;而中國的紙漿多是出自稻草麥秸,或者回收的廢紙破布。
我的幼兒園,在北京西郊一代,離友誼賓館不遠。有時候阿姨帶著小朋友在賓館外的人行道上行走,就常常看到出入賓館的外賓。他們多是金發碧眼,很喜歡孩子,會發給我們糖果;糖果味道如何已經不記得了,隻記得包裝紙很漂亮。外國專家還會用洋腔洋調的中文逗小朋友,老師教我們要禮貌,不要大笑。有一次我實在忍不住,笑出了聲音,突然就被外國專家抱起來“舉高高、轉圈圈”;長大了才明白,他一定很想念自己的孩子。
那時候我們表演節目的服裝也是蘇聯式的,女孩子的裙子外麵常穿一條有肩帶花邊的小圍裙。
記得大概是1960-62年,我父母工作的大學裏每個周末都放電影,當時沒有多少國產電影,大部分都是蘇聯和東歐的電影。我太小,看不懂,但是喜歡裏麵的人物和音樂,感受到非常的優雅和悅耳。記得有:“上尉的女兒”、“紅帆”、“白癡”、“葉普根尼.奧涅金”、 “風箏(中俄合拍)” 等等好多。
從審美視角,可以看到蘇共的領袖比中國的更尊重民族文化,才沒有發生像文革那樣的“粗、蠢、劣”的反文化運動。
衛國戰爭文學
我讀的第一本俄羅斯小說,是在小學二年級時,母親在圖書館給我借的《古麗雅的道路》。古麗雅確有其人, 她19歲就在衛國戰爭中犧牲了。
到了文革中,圖書館失去管理,有膽量的人就進去自取書籍。而抄家也司空見慣,去抄家的人都不太看書,就有大量書籍被亂丟出來。我家住的家屬樓一度被造反派占領,成了武鬥的前沿,住戶都被趕出了家門。武鬥過後,一開始大部分人還不敢回家;我已經在外流浪了一段時間,加上父母、家人或者被關押,或者不在北京,一聽見可以回家,就不管大部分原住戶還在躲避,趕緊回到家。
家中自是一地狼藉,稍微有點用或者值點錢的物品被洗劫一空,來不及吃的午飯還在碗中發黴。好處是每家都門戶大開,在樓道中有堆積如山的書籍。我從中找到了許多好書,有機會讀了讀普希金、契柯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萊蒙托夫、肖洛霍夫等許多俄羅斯作家的作品。
記憶比較深的是《青年近衛軍》,也是剛上初一的時候,聽俄語老師講過這本書。書中說的是衛國戰爭中烏克蘭少年人反抗納粹的故事。
《青年近衛軍》的女主角烏利雅,是個黑發黑眼的烏克蘭女孩,在花樣年華勇敢地反抗法西斯,最後和她的一群年輕朋友一起被殺。
《青年近衛軍》的故事發生在克拉斯諾頓,就在今天俄烏邊界的盧甘斯克州。離俄烏激烈爭奪的巴赫穆特(頓巴斯),隻有一百英裏。八十多年之後,那裏應該還有些青年近衛軍的後代親屬吧?他們怎麽看俄烏戰爭呢?
還有《海鷗》中活潑靈動的卡佳,與德國人周旋鬥智鬥勇,幹下了許多驚天大事,最後也是被捕、受酷刑、被殺,到最後一刻都是一個活潑、勇敢的女孩。
到了70年代的蘇聯小說,已經不再表現英雄主義情懷,比如《這裏的黎明靜悄悄》,是講述一個淒美的戰爭故事:在一個清晨,一群花樣年華的女兵,突然麵對德軍,美好的青春劃上了句點。這個故事,由一位當時唯一的幸存者(男性士兵)來講述,聽起來更加刻骨銘心。 也記得《普通一兵》中有一句話,“士兵躺在雪地上,如同躺在天鵝絨上一樣”,那種對陣亡者的尊重讚美,一直刻在我的腦海中。
除了描寫二戰的作品,蘇聯和平年代的作品,像“靜靜的頓河”、“多雪的冬天”、“州委書記”、“葉爾紹夫兄弟” 、“莫斯科不相信眼淚”等,也都很有人情味和思想性,遠超同時代的中國文學作品。
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是令我感動的民族,他們有強烈民族自尊感,也有文化底氣和英雄氣概。如今卻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我不懂政治,隻看見戰爭造成的痛苦;兄弟相殘,何苦至此呢?
一個主權國家用武力入侵另一個主權國家,這不是“兄弟相殘”吧?怎麽看,也是“非”和“錯”。
即使那兩個國家的人民族相同。
但再一想,漢蒙、中日,雖然不是從一個民族分支而來,但血緣也很接近,不也是互相殺戮、血流成河嗎?
也就不覺得太奇怪了。